按：这篇是我未曾面世一书《本源论·民族篇》中的一段，垦请读者斧正
225 治世之教 儒家与礼教
中华文化，从传说中的伏羲创“八卦”，苍颉创文字到周文王姬昌演“八卦”著《周易》，继而周公姬旦制《周礼》，他们之道成为中华文化的活水源头。“八卦”与《易》是一种哲学；《周礼》是私有专制社会的典章制度，即社会学。老子著《道德经》是继承与发展了《易》的哲学观。孔子的克已复礼是继承与发展私有制的社会学科。孔子宣扬的《周礼》，倡导“克已复礼”，建立“以礼为纪” 和施 “仁政”的“小康社会” 即私有专制的社会制度而形成儒家学派。孔子其仁家思想承古代贤王之道统，并由孟轲继承和发挥之，到宋代发展成为“孔孟之道”。儒家的“礼治”，强化私有制的等级制度，并由荀卿及他的学生韩非李斯发展为帝王专制统治服务的工具，到宋代而成“礼教”。“孔孟之道”与“礼教”是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的一对车轮，支起了中国理性社会，又巩固了私有专制，形成儒家一统，主宰了中国社会。在史前传说中有“天下为公”的“三皇五帝”文明。而从夏启之后则是四千余年的漫长的私有专制社会。而儒家文化则与私有专制彼此相生相依，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传承文化。从儒家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才会认识到中华文化及中国社会的的特征与特色。通过它才可以识别那些形形色色的私有专制政治纲领。以此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势。使中国社会不再堕入王朝兴衰更替的万劫不复的恶性循环之中。
孔子的儒学 孔子名丘字仲尼，出生于二千五百年前的鲁国没落士族家庭。孔子的一生处于周王朝的春秋时代。其时已是“礼崩乐溃”，诸侯雄起争霸，王道中落，国将不国，道德沉丧，人生价值变味，人不知所从的时代。此时孔子应世而推行 “法先王，兴故国，行王道”的政治纲领。“克已复礼”，“以礼为纪”的行政纲领，和提出“君君臣臣，以正名分”，实行礼治，行仁政的“小康社会”政治大纲。以天下之治为已任的孔子，带领他的学生，四处向诸侯进行游说，而到处碰壁，行同如丧家之犬。孔子以明之不可而为之的坚强意志，推行他的“施仁政”的小康社会，却“无人理彩”。自他之后，在长达两千多年的社会里，儒家思想主宰了中国社会，而他的众多弟子，却无一人再提及他的“小康社会”政治纲领。这说明了孔子的“小康社会”是不切实际的鸟托帮，仅作为一个名词，仅留在他的《礼记，礼运》篇中。孔子在政治上的失败，而他在的教育及历史文化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孔子晚年从事教育与著书立作，使他成为“大成至圣先师”。他著的“六经”成为中华文化继往开来的经典。自他之后的儒家子弟借此发挥，创造了浩如海洋的儒家文化。孔子在教育上的最大功绩是对教育体制的改革，他将官学变为平民教育。他办学的宗旨是“有教无类”。他广收学生，其时就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在当时人口仅几百万的周王朝，其就学率就接近百分之一。他的这些弟子后来形成了“诸子百家”，开创了“百家争鸣”的文化辉煌的历史时期。墨子就是先儒后墨的典型代表。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及“温故而知新”等学习方法，以及许多至哲至理的名言，使他无愧于大成至圣先师。
孔子晚年得《易》、嗜《易》，有“苇编三绝”的历史典故。从“八卦”到《周易》构成了上古代的中华文化。孔子研究《易》并作专述十篇。使《易》的传播如鸟添翼。后来称之为“十翼”，其与周文王《周易》合称为《易大传》。最后定名为《易经》。《易经》是中华第一经，居孔子所著“六经”之首。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经学博士，开经学仕途”打造了一个“经学”的历史年代。
《礼记》是由孔子的后世弟子记录孔子有关“礼制”的言论，编纂成的社会伦理学经典。朱熹将它编为《论语》。它分《曲礼上、下篇》及《礼运》等篇章，这是一本有关国家的典章制度与社会伦理的经典。《礼运》篇中提出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和“大道即隐，天下为家，以礼为纪”的理论，孔子构筑了“大同社会”与“小康社会”两个理想的社会。孔子选择了“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作为他的政治大纲。孔子的“小康社会”是“以礼为纪”的“小康”。试图用它来抑制那些穷奢极欲，贪得无厌的 暴 君政治。孔子的“大同社会”是后世中华民主革命的政治大纲，多少代人为之而奋斗牺牲。而他的“小康社会”在书本中沉寂了两千多年。
《尚书》是收集整理上古代“贤君”有关政治的论述。孔子借此来弘扬他的“礼治”，推行“仁政”的主张。打造中国政治是高尚神圣的神话。它是孔子“兴故国，法先王”的理论依据。
《诗经》是劳动人民在劳动之时的诗歌作品的荟萃。它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古代政治、经济和社会风尚。自周代起 历代 君主派人到民间收集之（曰采风），经整理献给君王阅览的，借此来了解政治民风。这些资料收藏于帝王的“守藏室”中。后经孔子编辑成为《诗经》。《诗经》平易、通俗、风趣，是学子的启蒙读物。是几千年来与世长传，经世不衰的文艺经典。
《春秋》，是孔子以鲁国王侯为年代记录的历史年表，它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部史书。到战国年代，史学家左丘明从周王历王起的周代历史变迁的年表著作《春秋》，后称为《左氏春秋》。
《乐典》是古代音乐荟萃篇章。黄帝创“咸池”张乐于洞庭之野；尧有“击恨而歌”与民同乐；舜有“韶乐，奏于苍梧之野。音乐歌舞是古代民族进行祭祀必不可少礼仪。从“礼崩乐溃”之说，孔子把“乐”与“礼” 视为同等重要。并且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乐典》是等级制度的典章。孔子的《乐典》在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中亡佚。
南宋儒家大师朱熹选定《孟子》、《论语》、《大学》、《中庸》定名为“四书”，《易经》、《礼记》、《尚书》、《诗经》、《左氏春秋》为“五经”以此作为岳麓书院的教材。以后各书院均效化之。以来为蒙童、幼学到科考的唯一教材。“四书”、“五经”成为“儒家九典”。其中论述的仁学之道统称之为“孔孟之道”。自宋代之后，“孔孟之道”主宰了中华思想文化领域。
礼制与礼教
公元前1046年武王灭纣，建立周王朝。武王姬发，在位不到四年就亡故，由其弟周公姬旦辅佑年幼的成王。由周公建立的周朝的典章制度称之为《周礼》。《周礼》是一部等级严格的法令典章。明确了周王室与诸侯之间，君王与臣下，公卿、大夫、子民、奴隶之间以及诸侯各侯爵，即公、侯、伯、子、男之间的等级待遇，即“礼遇”。周公以“礼制”构筑了周王朝这个宠大的国家机制。这种“机制”是孔子极力要维护的。周公的“礼治”是孔子用毕生精力所要推行的。“礼制”是维护“王道”的等级制度。“礼治”是推行“王道”的法规与社会伦理。孔子的传人荀子继承了孔子的“礼治·王道”思想，按当时的社会状况接受了“法治”与“霸道”的主张，提出了“礼、法兼治，王道与霸道并行”的政治主张。他的这一主张主宰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荀子的学生，韩非、李斯之流，将法、势、术三者合一，强化了独裁专制的君主制度。从此“礼制”与“法治”，“王权”与“霸道”结合，而成为专制独裁者手中的工具，而称之为“礼教”。“礼教”的核心是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名曰“三纲”的严格等级制度。孔子提出“仁政”，由孟子发展为“仁学”而产生了“仁、义、礼、智、信”社会伦理，名曰“五常”。“三纲五常”是“礼教”的政治大纲，“三纲”就是规定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它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也是全球独具特色，功能全备，历史悠久的中国社会制度与社会伦理。几千年的中国社会王朝不断更新，帝王不断的拥立和被推翻，但“三纲五常”的“礼教”是不变的。因为“私有”、“等级”、“专制”是符合统治者的需求而失不可失的通灵宝玉。“礼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法宝和护身符。
孟子及其“仁义”之说
孟子名轲，战国时的邹国人，现在山东的邹平县人。他晚孔子约一个世纪，曾从师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亻及 门下。他继承了孔子的道统即“仁”之说，力主“仁政”。而建立了他的“仁义之道”， 后世称之为“孔孟之道”。 他以“人皆可为尧舜”树立了他的“人性本善”的世界观和“民本”思想。他提出了人的社会价值观，以此构筑中华民族魂和中华民族的脊梁。
“仁”是孔孟之道的核心。“仁政”是处 于暴 君统治下战争不已的时代，是人民的一种期盼。这也是儒家其所以成为先秦显学的根本原因。尧施仁政，出现了击垠而歌，与民同乐的景况。孔子希望通过礼治，实行仁政，达到社会的大治。孟子说“仁政施于民，省刑罚、薄税赋，修忠、信、孝、悌。《尚书·大禹谟》中禹曰“惟德善政，政在养民”。先秦圣贤的“仁政”是在养民、安民、固民。民为帮本，本固帮宁。孔子的“仁政”的目的在于维护礼制。有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和经济发展。
孟子对“仁”的解释是“仁者爱人”，“以恻隐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是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平等博爱”思想。同情弱者，是政治的根本出发点，这才是“仁政”。 打着各种旗号，制造各种伪装，只要是为少数人谋权利，就产生了暴政。
历代的“民本思想”均是以建立和巩固私有统治为出发点。圣贤以“民本”是对君王进行说教的话题而已。孟子的“制民以产”，代表着自由农民的愿望与要求，也是农奴的心声。“制民以产”这是农业社会的根本。毛泽东发动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是“制民以产”的思想的具体运用，从而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孟子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与作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并说“得民者，得天下”与“保民而王”。他提出“乐民之乐，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民亦忧其忧。”并提倡“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广志，行天下之道”。 这就是无论在生活和行动上，始终与人民群众在一起。而今天，那些对批孔孟之道发迹的人，毫无恻隐之心、悯人之意，贪婪地追求与刻意打造的“高消费”社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法权，敛聚资产和钱财，作为政治迁升的资本。是非曲直，昭然若揭。
出身于寒微之家的孟轲，从小身受那些贫贱之人行为的耳濡目染。见到那些包藏在破烂衣裳内的关爱互助“高贵之心”，及“相濡以沫”的高尚情操。从而，孟子提出“人性本善”的重大命题。他说“人有不得而知的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如口之于味，色之于目，音之于耳，仁、义、礼、智之于心。”由于人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与荀卿“人性本恶”非专制、法治斧削才能成器的观点是对立的。也与那些高居于民众之上“挥舞”法权的“清官、明主”与宣扬“为民请命者”“ 与民施惠”代表者的立场与思维是大相径庭的。
孟子明确的提出了人生的价值，“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广志，行天下之大道”，这是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要体现人生价值，为行天下之大道，应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欲行天下之志，必须修身自励。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志，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要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得志，与民由之，以通达天下；不得志，则独善其身，自行其道。孟子所指的道，是“天下为公”之大道，绝不是自谋私利的斜门歪道与王权霸道。
孟子痛恨那些穷奢极欲的孤家寡人及倒行逆施的窃国大盗与唯利是图、损人利已的势力小人。孟子警告他们说：“天作孽，不可违；人作孽，不可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孟子倡导修身养性，作了有关“尽心、存心，求放心；寡欲，诚思，自反，知耻，知言”等命题的论述。特别是“自养浩气正气”的命题，文天祥以此作“正气歌”，用热血、激情与生命作了一个很好脚注，形成为雍塞于天地之间的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自古以来均注重自身的道德品质的修养，形成了贯穿古今的民族正气。共产党人刘少奇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使老一辈共产党人能保持浩然正气。但自文化大革命之初，从此书遭到批判和封存之后，中国共产党内的腐化堕落分子层出不穷，无以遏止。为追求权势，为“高消费”而不惜一切手段。执政党的党员，不以自身修养为意，而奉行“唯利唯上”的官场哲学，肆意妄为，不仅毁灭了自己，也损害了党，为之走向反面，更祸害了百性，遗害了国家民族。
孟子的许多言论掷地有声，气贯长虹，为千古不变的哲理，是人生的真谛。他对世代华夏子孙是醒世明言，喻世良言，更是警世恒言，因此构筑起他们的人生观。这些人用热血、意志乃至生命谱写出亮丽人生，组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辉煌乐章，构筑起中华民族的脊梁。
孟子的“仁义”主张，他那伟大的人生价值观与他那“人性本善”为出发点的伟大学说，为儒家文化乃至中华文化，创造光辉篇章。可是他死后一千多年的时间内，他的学说却无人问津。直到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著《原道》一文中，提出孟子是孔子“道统“的唯一继承人之后，又过了三百余年，才被南宋朱熹所接受。他注释孔孟著作，编著“四书”、“五经”对将孟子之作《孟子》一书列入儒家“九典”。元代帝王封孟子“亚圣公”而进入孔庙。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孔孟之道构成了中华伦理观念。但也被作为礼教的“三纲五常”的遮羞布。礼教桎梏了中华思想文化，维护着私有专制统治。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今天，对孔孟道与礼教不加辨别，被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统统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以致出现了中华历史文化的断层、断代和信仰危机。为金钱而疯狂，为高消费而穷奢极欲。祟拜帝王、响往贵族的生活方式与追求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充斥着今天的中华大地。中华民族的传统理念与随孔孟之道的消失而消亡。而礼教的等级制度是不灭的幽灵，不断借尸还魂；这种鴉片，而为政者却把它作为灵丹妙乐而嗜好之。
两汉“经学”
以“仁义”之说的孔孟之道，被韩非列为妨碍专制统治的五种蛀虫之首，李斯敦促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儒家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秦王朝迅速的崩溃，刘邦统一天下，建立大汉王朝。儒生叔孙通以“上尊下卑”的礼制定朝纲，使戎马半生的刘邦才感觉到做帝王的快慰。谋士陆贾著《新说》，为刘邦制定了以“仁孝”定天下的国策。文帝时，长沙王太傅贾谊著过“过秦论”。而著力喧染“秦以不仁而失天下”的道理。贾谊的儒家观点，与干与朝政窦后不合而贬回长沙，忧郁而终。到汉武帝刘彻时，窦太后与刘彻的权力之争是由于他们的政治见解的不同取势之故。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上的伟大业绩，出现了董仲舒这个儒家大师。他以“阴阳之变”杂以“五行学说”提出“天人感应”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哲理和皇权天授的理论，使专制统治哲理化与神圣化。因而武帝决定“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国子监与经学博士，开经学仕途”等国策，开创了“哲学、思想、文化”必须为政治服务的先河。
“经学”是中国两汉的哲学。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子学”的继承和发展。两汉“经学”主要包括孔子的“六经”和公羊的“五行之说”。“经学”派是以圣贤的经典作为治世与判明事理的标准。圣贤经典以“焚书坑儒”为界而分为“古经文派”和“今经文派”。考证经典，理解经文，成为“学究”，形成一代学风。“经学”派往往为一句经文的考证与论述书牖连篇，洋洋数十万言。“经学”派开创了“脱离实际”、“唯书”、“唯上”的学风。把哲学思维引入死胡同。也加速了汉王朝的灭亡。如“经学派”倡导“举孝廉”、“重名士”的社会风尚及“礼贤下士”的政风。“大名士，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民间谚语，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现象。西汉王朝为“礼贤下士”的王莽所篡夺。东汉王朝，更强调名门贵族的等级门第观念。汉献帝时，徒有虚名的袁术、袁绍号称“四世三公”，拥有重兵，割据一方，而在“官渡一战，被曹操彻底打败。
在东汉后期，“经学”这一僵化人们思维的学风被“老庄玄学”所取代。而佛教的传入，道教的产生，逐渐取代了脱离实际和人民群众的“经学”与“玄学”。佛教迅速地占领了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南宋末“礼教”的形成，出现儒家一统天下，影响至今日。
理学与礼教
五代末，北宋初年，华山道士陈博创“先天太极图”。据传陈抟、邵雍得麻衣相术和“河图洛书”以“八卦”行通变之理，为理学的象数派。其后不久，周敦颐依太极图中的阴阳鱼而著《易通》与《太极图说》。用“阴阳互变”即“易变”的观点来分析事理，说明人事，探究事理之说而为理学。理学家认为“理”是事物的本源，存在于事物之中。北宋人张载以“易变”之学，提出了对立与统一的哲学思维法则。几个世纪后，经黑格尔的发挥，而成为马克思哲学的三大定律之首。
“理在事先” 为人处事，每一个人心中先得有一个理，才会有正确地行动，达到预期的目的。理有理由、物理、事理、道理、理论、原理、法理、公理、天理、理念、理想及歪理、谬论等等。种种理的获得只有两种来源。一种是 王阳明 先生的：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致良知、存天理。就是说，从具体的事物中，以求至善的态度深入细致地具体分析，找出其决定本质的原因，即是致良知，“存天里” 是按客观态度对待处理之。另一种“理” 的获得是从书本上获得的圣贤之言，经典之道，导师的理论，先哲的主义。这种人是非理不闻，非理勿听，非理勿言，非理勿用。用此理来去对待世界上生生而易，玄之又玄的客观事物，用此理来格式化客观世界。这种哲学思维就是后世之儒倡导的“义理派”
义理思维为理学的主导思维方式。为了社会有统一的理念，用孔孟之道格式化中国社会。南宋理学大师编辑“儒家九典” 成为蒙学、科举唯一的教材。并以此开科取士，为学子开辟仕途，并通过尊孔、祭孔等方式，实现了儒家一统的思想专制社会。后世儒者为了迎合帝王的需要，取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之言。而改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称之为“三纲”。 并取儒家核心思想，在孟子关于仁、义、礼、智“四端” 学说的基点上，加上一个诚信的信字，即仁义礼智信为“五常”。 由“三纲、五常” 枸建了封建“礼教”。 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的政治大纲。那怕是更朝换代，其纲领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其核心，严格的等级制度，是历代为政者的“通灵宝玉”。 通过后世之儒的极力打造，中国社社形成为“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为，非礼勿用” 被礼格式化了的社会。各种理论，只不过是变换不同的囗号，以披上不同的外衣，涂上不同的颜色而巳。
孔孟之道与孔子之教
孔孟之道，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是孺妇皆知的，有的人敬若神明，有的革命者则认为它是万恶之源，其实是孔孟之道的定义并未明确。
孔孟之道，乃仁义之道。韩愈对仁义所下义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行仁义的过程叫做“道”，“仁义”之品行叫做道德。仁义道德铸就了世代中华儿女的品性与操守，并形成一种社会风尚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理念，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主心骨，这就是中国人的“孔孟之道”。孟子提出：恻隐之心，仁之端；羞恶之心，义之端；辞让之心，礼之端； 是非之心，智之端。有儒者将孟子“四端之说”加上一个诚信，构成了社会伦理的“仁、义、礼、智、信”。其“仁、义、智、信”是个人“德性”的表现，是社会风尚“公德”的积累。而“德性”、“公德”皆生于道。也就是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个人的操守与品行，社会的风尚及“仁、义、礼、智、信”皆生于社会之大道，这大道就是“天下为公”。对社会的责任感，对他人的奉献精神。
公之大者乃“天下为公”，小者则是人人出以“公心”，办事处事以“公正”，人与人之间“公平”的社会大同。道教的“太平经”，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中说的，‘无有阶级，世界大同’。”孙中山把“天下为公”作为政治纲领，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三民主义的行动纲领；毛泽东的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等，均继承和发扬“天下为公”的孔孟之道统。
正统的儒家子弟继承了孔子维护王权与私有专制制度的衣钵，把孔子孟子说过的某些话语予以教条化，成为孔子之教，即礼教。“三纲五常”是礼教的纲领。礼教不断地维护和强化私有制制度。韩非、李斯用刑律打造了至高无上的王权；叔孙通为刘邦建立王朝的典章制度，董仲舒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将专制统治哲理化；朱熹定“儒家九典”使之成为礼教的圣典圣经，并用教育与科考方法来传播孔孟之道。帝王与儒家子弟把孔子神化成为私有专制社会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僵化了的“孔孟之道”，即“仁、义、礼、智、信”的说教用作为私有制独裁者手中的遮羞布和骗人常用的幻术。儒家经典和学说在中华文库中是汗牛充栋，作为专制制度的保护神，礼教牢牢地控制了中国人的思想，阻滞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儒家文化力主政治统帅一切，轻视劳动，压制商贸，不论经济；制造迷信，不讲科学，唯书唯上，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儒家文化是脱离实际文化。继力维护上尊下卑，严格等级制度。钳制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形成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当西方的工业革命产生了以“天赋人权”的文艺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候，中国人还恪守祖宗之法，圣人之言，皇帝的圣谕，处于狂妄自大的精神状态之中。鸦片战争，国门大开，中国处于亡国灭种之际，才激发国人去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康有为、梁启超效仿西方与日本，行君主立宪政体。孙中山从传统文化出发提出“天下为公”的政治大纲，并结合西方文明制定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他发动的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引来了马列主义，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建立了一个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中国民主革命不是发生工业化的基础之上，中国人并没有经历民主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民主”对广大中国人来说尚不知是何等怪物。中国的民主革命只不过是革命先行者的一种理性认识与实践。而他们自己也深深地打上了专制独裁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烙印。孔子之教的阴魂渗透到他们的政治纲领之中，中国社会随时会回复到独裁专制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的危险。当民主不再作为革命的目的，为建立社会监督机制的时候起，个人独裁的专制则以不同形式出现，给社会与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灾难。中国还得有一个“科学与民主”为主题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批判与继承中认识中华文化，当人类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的时候，国人还是不明所以，不知所措，还是奉行“唯利、唯上” 的世俗哲学。所以，在民主和科学的发展过程之中，弘扬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否则中国的经济改革如同清王朝的“洋务运动”。
提出“天下为公”道统的孔圣人与以不遗余力维护王权的孔丘；以“仁、义、礼、智、信”为纲目的孔孟之道与孔子之礼教的“三纲五常”；以中华文化集大成者继往开来的至圣先师与专制独裁者树立的“大成至圣文宣皇帝”；以对中华传统文化尊重的纪念孔子活动与为实行私有专制的独裁统治招魂的祭孔活动都要严格的区别开来。对孔子肯定一切与不加甄别的否定一切都是错误。其后果均是产生中国文化理念的断层和私有专制独裁的复辟。将使中国社会堕入更朝换代的万劫不复地恶性循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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