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王
当代世界史的研究成果表明，世界范围内具有高度文明水平的各个古代文明，几乎全部都分布在被称为“世界岛”的亚欧大陆上（只有埃及例外），其中对于当代世界仍然产生主导作用及重大影响的显然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由于地理因素，在地中海周边的北非、南欧与西亚，加上南亚的印度次大陆，这几个地区的不同民族及文明之间因交通便利而来往密切、相互影响，中国则相对孤立地位处遥远的亚欧大陆东端。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的“世界轴心时代”，由于陆海交通不便，同样拥有辉煌人文成果的希腊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一直没有接触和交流，甚至双方对彼此均一无所知。其后，欧洲在经过希腊化时代和古罗马时期后进入中世纪，而中国则经过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运动告别了封建社会，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民族国家（两者之历史进程呈现一进一退的反向运动）。自公元六世纪至十六世纪，先进的中华文明成果即通过分布在中亚、西亚广大地区的各个游牧民族以及伊斯兰文明断断续续地传入欧洲（高级文明必然具有辐射作用及溢出效应），形成了长达千年的“中学西渐”时期。
（一）中华文明的单向传播。在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里，中国作为其中唯一延续至今的统一民族国家，必然有其独特的历史合理性以及优异的文明先进性。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由于拥有背山面海的地理环境和得天独厚的生活资源，华夏先民逐步确立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使得中国人拥有相对早熟的哲学思想及政治文明。随着中央集权型的皇帝制度的创立和完善，儒家学说也日渐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中国古代社会逐步形成了世所罕见的“超稳定结构”。而古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历史源头，虽然也创造出许多辉煌灿烂、泽被后世的人类文明成果，却因雅典企图建立帝国霸权而引发连年内战，终被文明水平大为落后的马其顿帝国所征服。继之而起的罗马文明同样由于穷奢极欲招致蛮族入侵而解体消亡，欧洲自此进入了长达千年的、被称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罗马教廷实施基督教愚民政策的神权统治致使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科技的发展水平均大为落后于中国。
众所周知，十六世纪后期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 Rugieri）、利玛窦（M. Ricci）进入中国大陆本土传播天主教，开启了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历史。而事实上，在这个“西学东传”时期之前，其实已经存在着一千多年的中国文化输入西方（中学西渐）的历史时期。自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凿空西域”之后，源于中国的许多重要的科技发明及先进的创新技术，即通过陆海两条“丝绸之路”相继传入了中亚的游牧民族地区及西亚的伊斯兰地区，然后又接续传入欧洲。据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柯比（Procopius）在《查士丁尼战史》一书中的记载，中国的养蚕及丝织技术在公元六世纪中叶传入拜占庭，造就了君士坦丁堡及东罗马帝国的千年繁荣。这也是第一个具有明确历史记载的中国科技成果西传欧洲的事例，尽管我们相信应该在更早的时候已有许多类似的先例，只是限于历史条件因无人记录而湮没无闻。
在唐宋时期，一方面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达到了历史高峰，另一面由于采取重视对外贸易的开放政策，一大批科技发明成果高密度地通过陆海贸易线路西传。公元751年（唐玄宗天宝十年），大食国（即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军队在怛罗斯战役中打败了唐朝军队，阿拉伯人通过唐军俘虏中的造纸工匠首次获得了中国的造纸术；至1189年，在法国出现了当时基督教国家的第一个造纸作坊。其它诸如指南针及罗盘、船尾舵、马蹬、活塞风箱、独轮车、纺织机、水力碾磨机还有深钻孔法等等，这些西传的中国古代科技对于中世纪欧洲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进步无疑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历史时期里，辗转传入中国的西方发明完全不成比例，大概只有螺钉、液体压力泵等屈指可数的两三项。可见，此时的中华文明影响力一直是单向辐射至西方，而且还是通过中间媒介，并非出于中国人主动的传播或直接的灌输。
（二）蒙古西征的历史影响。关于历史研究方法，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掌门人布罗代尔（F. Braudel）提出了短时段（事件）、中时段（情势）及长时段（结构）的历史时间划分法，指出只有长时段的历史结构才是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根本作用。布罗代尔这种长时段理论所揭示的历史作用其实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指出的“历史必然性”，对于西方传统的“英雄史观”具有一定的消解作用，也为现代的世界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工具。但法国年鉴—新史学派在实际研究时由于过分沉迷于长时段的思想文化结构，往往将之绝对化而完全排除“人”在历史发展中的能动作用，同样也忽视了各种属于“短时段”的历史事件对于历史进程所产生的时代界定作用。
笔者认为，十三世纪的“蒙古西征”在客观上成为一个揭开“全球化”历史序幕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而忽必烈（1215—1294年）建立的元朝则对中国其后数百年的历史进程同样产生了划时代的深远影响。公元1219~1223年，成吉思汗（1162—1227年）发起了第一次“蒙古西征”，哲别、速不台于乌克兰大败俄罗斯联军；1235~1242年，拔都、速不台远征东欧（又称‘长子西征’），继攻破波兰、匈牙利后几乎进逼维也纳（当时属德国）城下；1253~1260年，忽必烈之弟旭烈兀（1217—1265年）继征服波斯后，攻克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都城巴格达及叙利亚都城大马士革。这三次蒙古西征，一方面因其野蛮杀戮及劫掠破坏而应受道义谴责，但在另一方面，通过此一空前绝后的世界级军事行动，历来重视贸易的蒙古民族建立了历史上第一条安全、便捷的“亚欧大陆桥”，无意中开启了中西直接交流的历史，火药、印刷术、纸币、驿站还有炼铁高炉及冶金技术陆续传入西方。此外，“蒙古西征”内里所蕴含的巨大历史能量犹如一副剧烈的催化剂，促使中世纪的欧洲社会在政治、宗教、经济、军事、科技以及人文思想等重要领域均产生历史性的重大变革。
在政治方面，“蒙古西征”首先沉重打击了中亚及西亚地区的伊斯兰文明，在客观上阻遏及减弱了当时伊斯兰教扩张势力对欧洲基督教国家的威胁，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力量对比及地缘政治格局，使得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获得了历次十字军东征均无法达到的政治效果，为欧洲基督教国家的未来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后来奥斯曼土耳其对欧洲的反扑以及今天伊斯兰移民日益成为英法德各国的隐忧，均从反面印证了这个事实）。其次，蒙古铁骑的强大打击力导致欧洲社会产生了严重的恐惧心理及危机意识，欧洲各国为自保计，开始产生摆脱教皇神权统治的离心倾向，加快了寻求巩固王权、组成统一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此外，“蒙古西征”亦沉重打击了俄罗斯民族，蒙古政权统治俄罗斯地区达数世纪之久（此举在实际上奠定了俄罗斯日后成为统一民族国家的政治基础），在实际上打断了俄罗斯与欧洲各国一道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无形中替欧洲各国消除了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致使日后实现统一但相对落后的俄国只能建立东方型的专制极权体制，并被迫主要向东方的亚洲拓展国土（十九世纪俄国无政府主义鼻祖巴枯宁正是‘黄祸论’的始作俑者）。由此可见，“蒙古西征”既阻遏伊斯兰教的扩张而成全了欧洲的崛起，又催生了沙皇俄国并造就其“双头鹰”的独特地位，此举之国际政治及地缘政治影响异常深远，直至今天仍以各种形式或明或暗地影响着世界各大文明及各个力量集团之间的关系。
在宗教方面，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于十三世纪初叶确立了教权至上主义，将教皇权势推至历史顶峰。但随后的“蒙古西征”在客观上激化了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九世（Gregory IX）与德皇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的矛盾，使得欧洲的王权与教权之间的权力斗争公开化，欧洲中世纪的神权统治自此发生动摇并走向衰落。在蒙古西征期间，罗马教廷多次主动向蒙古方面派出使团，除着力劝说蒙古人皈依基督教外（意在消除来自东方的威胁），还企图利用蒙古的强大武力打击被其称为“异端”的伊斯兰教和东正教。不料成吉思汗自第一次西征期间会见长春真人丘处机后，即通过《大扎撒》颁布了“尊重所有宗教，但所有宗教都没有特权”、“不得侮辱敌军宗教”的法规，赋予蒙古帝国所有臣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此一开明的宗教政策不仅促使贵由汗、蒙哥汗均一口拒绝了罗马教廷的卑劣要求，还让广大欧洲基督教徒第一次认识到“信仰自由”的可贵，对于教权专制统治开始产生不满与反抗。公元1347年，源于中国云南地区的鼠疫被商人与旅行者经由蒙古西征所建立的“亚欧大陆桥”传至西方，这一场导致1/3欧洲人口（约2500万人）死亡的“黑死病”，促使欧洲人对于自身信仰以及生存地位作出深刻反思，追求现世快乐、珍惜生命价值开始成为人们的生活信念，平等、自由的人权意识开始萌芽，此一提倡以“人类理性”取代“宗教神性”的人文主义思潮，使得欧洲人由对基督教信仰的怀疑演变为对封建社会不平等制度的痛恨与反抗，播下了日后欧洲文艺复兴及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火种。
笔者在此着重探讨“蒙古西征”的全球性历史影响，并非出于“与有荣焉”心态的沾光或夸耀，而是希望能够实事求是地理顺及榷清有关中西文化接触与交流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利于考察并吸取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教训。事实上，当年成吉思汗只是为了打击逃往西辽的宿敌屈出律，以及报复花刺子模国王摩诃末杀害蒙古商队和使者才发起了西征。由于摩诃末一直逃奔至里海，蒙古铁骑紧追不舍始发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因此，蒙古西征的起因可说是出于“偶然”，而并非一项有计划的战略远征。况且，当年蒙古与南宋虽有联盟灭金之举，但西征显然绝非出于中国的授意，只是后来忽必烈建立元朝并开启中西直接交往，才将中国与西征拉上了客观性的历史联系。可见，对于蒙古西征此一重大历史事件，我们既不必因“夷夏之辩”而予以回避，亦无须为“民族之光”而加以褒扬，秉持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进行历史考察即可。笔者认为，对于历史本体意义而言，任何个人及其事件的历史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样具有无可替代的存在意义。换言之，长时段结构其实正是由众多短时段事件和中时段情势经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每个人类成员与思想文化结构共同组成了“人”的因素，并作为一个整体参与了宇宙演化历程。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举出另一个“偶然”的例子。东汉和帝永元元年至三年（即公元89~91年），大将军窦宪联合南匈奴大破北匈奴，汉军出塞追击五千里，迫使北匈奴一部西迁欧洲。五世纪中叶，突然崛起的匈奴帝国在“上帝之鞭”阿提拉（Attila）大帝的统领下横扫欧洲，降服了包括日耳曼人在内的欧洲诸蛮族，同时多次攻击罗马帝国并动摇其统治基础。阿提拉于453年突然暴亡，导致欧洲出现权力真空以致蛮族横行。公元476年，日耳曼蛮族雇佣军终于灭亡了西罗马帝国，欧洲自此进入了中世纪。换言之，由于中国人打败了匈奴人，而匈奴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又打败了欧洲人，最终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可见欧洲之所以走入中世纪以及走出中世纪，均与万里之外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丝丝入扣、息息相关。上述这个看似“无稽之谈”的历史事例，我们只要运用混沌学理论的“蝴蝶效应（The Butterfly Effect）”概念即可获得清晰的说明，除了再次验证“事物普遍联系”的唯物辩证法原理外，更可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刻认识“蒙古西征”的历史影响及其全球意义。
（3）“中学西渐”的全球意义。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J. Fairbank）在其《中国对西方之回应》一书里，将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近代史定义为“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时期，我们也可以据此将蒙古西征后的“中学西渐”定义为“中国冲击—西方回应”时期。显而易见，应该是先有“中学西渐”，才有后来的“西学东传”，两者是前因后果的关系。在文化交流层面，由于此一时期的“中学”并非中国人主动向西方传播，故称“西渐”；而“西学”却是欧洲人主动送上门来，故称“东传”。但在历史动力方面，“蒙古西征”及蒙古帝国的历史创举，在客观上等于对当时的欧洲各国“猛推一把”，使之从中世纪宗教愚昧时代里挣脱出来，其后所引发的新一轮“中学西渐”高潮更促使欧洲的资本主义萌芽、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乃至资产阶级革命得以相继发展，欧洲自此开启了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客观而言，对于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播，西方文明作出了堪称优秀的“回应”。
在十三、十四世纪，由于欧洲与中国经由亚欧大陆桥实现了历史性的直接接触和交往，同时由于中国在宋元时期的科技进步促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中国对西亚、欧洲地区的出口商品显著增长，中欧双边贸易得以建立和发展。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热那亚得地利之便，首先发展成为欧洲的贸易中心及金融中心；与此同时，中国纺织机械及技术的西传造就了欧洲近代工业的发展基础，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在1336年已经拥有200间毛纺业作坊，从业人员约3万多人（占当地人口1/3），欧洲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此诞生，并为十五、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打下了经济基础。众所周知，通过马可•波罗（M. Polo）在中国的亲身经历，欧洲人第一次确切地知道了在遥远的东方还有一个强大而富裕的文明国度，进而在欧洲社会各阶层里兴起了一股“到东方发财去”的强烈欲望和历史潮流，加上指南针及罗盘的传入与应用，终于促成了以哥伦布（C. Columbus）发现美洲及麦哲伦（F. Magellan）环球航行为代表的“地理大发现”。在十五世纪中叶，德国人古腾堡在中国古代印刷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金属活字印刷机，马丁•路德（M. Luther）的《95条论纲》及德文版《圣经》得以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由此掀起了影响广泛的欧洲宗教改革并催生了基督新教，为西方日后在全球迅速扩张的残暴不仁的殖民主义侵略行径，以及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提供了思想动力及理论外衣。当然，欧洲自文艺复兴后之所以能够发展出近代西方文明，在于不仅吸收了中华文明的历史成果，还综合吸收了古希腊文明及阿拉伯文明的优秀成果，继而创造性地发展出一大批近现代科技新成果，为今日西方文明称霸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首倡“知识就是力量”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 Bacon）在1620年表示，“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功效和结果•••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磁铁。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培根这一段颇具文艺复兴色彩的评语尽管略带浪漫的夸张，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以一个启蒙思想家的历史眼光在十七世纪初即已敏锐地揭示了“中学西渐”的历史意义。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里则进一步作出了更为清晰、更为到位的补充说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杠杆”。
结语：通过考察上述历史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明显然进行着一种类似于加速度运动的历史发展，这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加速度”可称为“历史加速度”或“文明加速度”。当代人类学研究表明，“从猿到人”的历程约有五百万年，直至距今两百万年前进入旧石器时代，而仅在一万八千年前才进入新石器时代，五千年前进入青铜时代，三千多年前又进入了铁器时代。在近现代科技方面，发展速度同样是越来越快，公元十四世纪欧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十六世纪工场手工业兴起，十八世纪进入机器时代，十九世纪进入电气时代，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进入原子能及计算机时代，九十年代又进入互联网时代，在今天，数码产品的更新换代已经以月计算。由此可见，人类各个文明在人文初期经历了漫长的孤立发展，一旦彼此之间建立起横向联系，即开启了从分散走向整体的“历史加速度”进程。因此，笔者认为，“中学西渐”时期的中华文化传播，尤其在“蒙古西征”之后，加速了西方的文明进步及历史发展，对于今日的世界地理版图与国际政治格局的形成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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