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和毛泽东对惩治腐败的认识
《周易》在困卦九二爻辞中说：“困于酒食，朱绂方来，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根据《实用六十四卦》注析，朱绂，祭服；亨，享；征，征讨，征伐。
大意是说，当领导人整日沉醉在酒食之中，过着铺张浪费的腐败生活，必然置自己于种种困难之中，这时能拿来祭服，利用供自己吃的酒食进行祭祀享用，决心像征讨凶顽的敌人那样来惩治自己的腐败，这是对的，故“无咎”。
看来《周易》是把腐败行为当成了是自己身上生长出来的敌人，不进行严酷征讨，最后同样会被这敌人吃掉。以此来教育人们，对自己身上产生的腐败也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千万不可等闲视之，掉以轻心。但在实际生活中，就因为这腐败是产生在自己身上，而不是产生在敌人身上，所以铲除这种腐败，实在太难太难了。
尽管如此，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总是想把这一工作当作掌权后的第一要务来抓，也都想抓出更大的成绩，借此使自己的江山得到长冶久安。以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例，他从小贫苦，看到了元朝官吏“贪黩懈弛，生民受害”的情况，所以在他当上皇帝后，就生怕自己的官吏腐败起来，因此他对他的官员实行了“官奉最薄”(注1)的政策，并且对他们非分所得财物“用法最严”，(注2) 办法是：“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之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乃剥皮塞草。府州县衙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注3)朱元璋就是想用这种严惩的办法来教育他的官员永不敢腐败，也说明在惩治腐败问题上的决心之大，但事实上，因为这办法针对的是官不是民，官就不会欢迎，可是这办法又得通过官来执行，所以官在执行中就必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行为来加以抵制与反对，因此这办法也就不会坚持长久了，所以明代的“权奸黩贿”(注4)的腐败行为，并不亚于其他朝代，所以明代同样和其他朝代一样，最后也因自己官吏的腐败而导致灭亡。可见彻底惩治腐败是多么的艰巨。
到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对惩治腐败更加注重，曾在革命即将成功之时，开国之前，就向做了官的功臣们发出警告说：“因为胜利，……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注5)同时毛泽东还深知，腐败的根扎在官员身上，靠这些官员整他们身上的腐败，自然是靠不住的，所以毛泽东的办法是靠民。具体做法，就是大搞群众运动。解放后第一次反腐大运动，就是“三反”、“五反”，经过运动，明显治住了当时正在产生的腐败和腐败苗头，但则不能治住后来腐败的再产生。于是再发动群众搞运动，但发动者还是官，这就最容易把斗争的矛头转向群众，如在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清”运动中，刘少奇把运动的重点放在解决“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上，就是说，谁有四不清问题，就清谁，看来很实际、很公平，但实践起来，就会成为权大者清权小者，有权者清无权者，归根把反腐行为，最后变成了有权者和权大者找几个权小者或没权者当个替罪羊，为大腐败的行为垫一下背而已，其结果对腐败必然越反越严重。这一切被毛泽东一眼看穿，所以毛泽东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6)但要真实践这一方针，因为这斗争的矛头是直接对准有权的官，所以必然会遭到权官们的千方百计的抵制和反对，说毛泽东在晚年推行极“左”路线，就是这反对的集中表现。面对这一切，毛泽东并不回心，毛泽东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一方针落到实处，最后才找到了民洗官，民选官和民整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办法。毛泽东认定这种办法是对的，并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内部产生的腐败，这和消灭了的国民党的腐败，实质上是一样的反动，所以毛泽东说：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注7)然而在这个斗争中，毛泽东又深深感到，旧的腐败消灭了，新的腐败又产生了，怎么办？于是毛泽东又提出了过七八年就来搞一次这样的文化大革命。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对每一个正常人来说，都有着七情六欲，但这七情六欲是随着各自生存条件的不同而不同。敌人失败了，就失去了它利用职权来满足自己七情六欲的条件，所以它就再腐败不成了；而革命者因胜利，就会认为：我不享受谁享受？就这样，把想得到比别人更大更多的享受就看成了天经地义的事，而且功劳越大的人，这种欲壑越强烈。正因为是这样，所以他们在主观上也真想反掉腐败，但实际则成了只反别人腐败，不反自己腐败，结果使自己在反腐中，反成了腐败的带头人。因为天下的官都如此，也就使的天下的官，都成了天下乌鸦一般黑。
起初，广大人民群众认为他们有功，认为他们多享受些是应该的。正因为这样，对他们利用职权的为非作歹，虽有察觉，则取谅解和宽容态度，所以在这个时候，反他们的腐败，群众不但不主动，甚至念他们的功劳，不但会同情他们，而且会产生误会，说这是“敌国破，谋臣亡”的表现。这时谁要反他们的腐败，谁就成了整功臣的罪人。而且这时反腐败的成就越大，群众就越感不到因腐败给自己带来的灾难，所以就会对这功臣受整越同情，直到这些功臣们的腐败给自己带来灾难，才感到了当初反他们的正确，却已时过境迁，势如燎原，腐败已成了不可收拾的大局。如对xxx行为的认识，相当多的人都有这样一个过程。正因为这样，所以在革命成功的日子里，这虽是历史的一瞬间，却成了颠倒是非特定的一个历史发展的阶段。也就成了新的腐败势力由弱变强的特有的历史发展阶段。可反不住腐败，敌人就会马上卷土重来，革命就会遭到彻底失败；而反住了腐败，使政权得以巩固，可政权又成了掌权者走向新腐败的条件，怎样驾驭这规律，最后毛泽东找到的办法就是每过七八年就发动群众来一次大规模的民洗官，民选官，民整官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借此来除掉在这七八年中给自己官员身上产生的腐败条件。
官员产生腐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自己当上了官，亲戚朋友，邻里乡亲，还有曾救过命的恩人们，他们现在找来办点私事，不给办，太绝情，而且成了忘恩负义的小人，同时使自己以后再有了事，他们不但不再帮办，而且会乘机报复，正是为不落此下场，只好利用职权，对人方便，对己方便。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谁当了官，想当个好官，也无法做到。
解决这个大环境的问题，几千年来都是单在法制上下功夫，结果并没得到解决，因为这事发生在众人身上，不可能把众人都关进监狱，但又正是这些日常琐事，使的官场天天在生长着腐败，成为官场腐败的摇篮和施肥机。再说法的刀把掌在官的手中，官为了满足自己的七情六欲，就会把法当礼品送人。有人说，实行三权分立，这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其实错了，因为三权分立，使法官的权更大了，原先是听权大的，现在那些权大的也来求自己，法就成了和他们搞好关系的最好礼品，所以贪赃枉法不会因此而好转，也正因如此，所以腐败成了现今世界的共性，同时也有力地说明三权分立并不能治住腐败。回顾历史，唯毛泽东的群众运动治腐效果最好，究其原因，就是官在运动中受整是因为给人办了不应该办的事，所以对不应该办的事，在运动过后，人们也就再不好意思求官办了，个别人找来，也最容易谢绝，只有这样，才能给官公正执法打下基础。同时官怕到运动时不好过关，不但对不应该办的事能做到坚决谢绝，而且对平时给群众应该办的事，不但积极主动带头办好，而且一旦疏漏，不等人家找上门，自己就会主动上门道歉和解决。而这样的大环境，也只有通过群众运动才能创下，也只有创下这样的大环境，法才能真正走向公正，腐败也才能真正得到最好治理。
虽然如此，但时间一长，就会产生麻痹思想，官在七情六欲的作用下，失足在所难免，民也如此，所以毛泽东提出过七八年就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这样，就把新产生的腐败置于严冬一般，使其没了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腐败的产生与发展，它和自然界的发展一样，也有着它的春夏秋冬的发展过程。当了官是好事，但同时也在产生腐败的坏事。人生下来都是为了活着，但只要多活一天，就向死亡走近了一天。这一切都是规律，无法逆转。而死亡，却又正是人类完成自我更新换代的表现。春夏秋冬的轮回，这又是自然界完成自己更新换代的表现。过七八年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成了党或国家驾驭这规律，及时完成自己官员的思想和行为更新换代的表现。
综上所说，主要想说明以下两点：
(一)说明在惩治腐败问题上，《周易》中把这个问题当成是自己身上生长出来的敌人，因此主张非进行征讨不可，而毛泽东把自己领导干部身上生长出来的腐败行为也同样是当作和当年的敌人国民党一样来对待，这结论十分相似。
(二)说明毛泽东的“七、八”年和《周易》卦象之间也有着密切关系，因为卦象就是古人模仿春夏秋冬变化而产生。而春夏秋冬的轮回，正是自然界新陈代谢的体现，而毛泽东的每过一个七、八年就搞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完成它的官员在思想和行为上的新陈代谢的体现。这一切体现在卦象上，就等于说，每过一个七、八年中的每一年，就相当卦象中的每一爻。卦象共六个爻位，相当六年，再加上乾坤两卦中所虚设的“用九”或“用六”，就近似七、八年。所以这七、八年，就相当卦象加“用九”或“用六”。怎样运用卦象？卦象是死的，但用起来，可就不是死的了。对此，孔子在《系辞下传》中做了这样的阐述，他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
再用这话来看毛泽东的每过一个七、八年的内容，就等于说，每一个七、八年中的每一年，就相当卦象中的每一爻，它所体现的内容，就如逐年把最近所发生的事都书写下来一样，这就叫“为书也，不可远”。在这每一年中世事变化的内容与形式，往往都是不相同的，这叫作“变动不居”。这变动都是沿着每一个七、八年在上下周流，而且无常规可寻，这就叫作“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因此每过一个七、八年所进行的斗争，都得屡屡根据变迁了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新的斗争方针，这又叫作“为道也屡迁”。绝不可把以前斗争的做法当作“典要”来遵循，唯一的办法是适应变化了的情况，这叫作“唯变所适”。一个目的，就是使当官的能达到“出入以度”，对腐败行为“外内使知惧”而不敢妄为，这也正是“刚柔相易”的表现，也就是通过阴阳矛盾与斗争的运动使腐败势力由强变弱，使反腐的正义力量变成绝对优势的表现，从而使腐败势力的产生和生长不断遭到遏止和清算。
为什么用孔子解释《周易》卦象的话能解释通毛泽东这个“七、八年”的内容呢?这只能说明毛泽东这个“七、八”年和《周易》的卦象有着某种共性。但这种共性，在孔子解释《周易》卦象的问题时，则忽略了乾、坤两卦中特虚设的“用九”和“用六”的含意，“用九”和“用六”的爻辞分别说：“见群龙无首，吉。”“利，永贞。”这又像毛泽东说的文化大革命的行为一样，有了这行为，才能达到“周流六虚”的目的。就是说，毛泽东这时提出的七、八年，就包括了“用九”和“用六”所用的时间，因此这在时间上也就由六变成了七或八。由此可知，毛泽东的行为，处处体现着它对中华文化的挖掘、继承和发展。
注：
(1) (清)赵翼：《廿二史劄记》，第686页，中华书局出版，1 9 6 3年5月新一版。
(2)(清)赵翼：《廿二史劄记》，第7 6 9页，中华书局出版，1 9 6 3年5月新一版。
(3) (清)赵翼：《廿二史劄记》，第6 9 8页，中华书局出版，19 6 3年5月新一版d，
(4) (清)赵翼：《廿二史劄记》，第778页，中华书局出版，19 6 3年5月新一版。
(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弟14 3 9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 6 0年9月北京第一版
(6)19 6 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工作会议，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
(7)引自1 9 6 8年4月1 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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