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英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
曹树明
内容提要：刘文英先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相关研究，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进行系统的学科定位，深入思考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学科性质与地位、对象与任务、范围与类别等问题；二、突出关于中国哲学史史料的收集、鉴别、解释、整理等史料学方法的理论研究；三、拓展史料学研究领域，包括介绍前人不甚关注的哲学史料、吸收和补充新出土的有关哲学文献、重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料等。
关键词：刘文英；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定位；史料学方法；研究领域
当代中国哲学史家刘文英先生在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中国精神思维理论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此外，他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研究上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刘先生曾为兰州大学、南开大学的研究生多次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并积累了一部讲义。2002年6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其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其中包括刘先生在讲义基础上撰写的“概论”、“先秦哲学史料”、“两汉哲学史料”以及“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料”等部分。我们认为，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相关研究。以下我们从三个方面对之进行介绍，以期引起关注。
一、进行系统的学科定位
“史料学”曾被视为是“历史科学中的一个部门”、[①]“基础学科”[②]或“边缘性的科学”，[③]这些定位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能将史料学内在地统一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刘先生则把中国哲学史看作是一个包括诸多学科譬如中国哲学史的通论、专论、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和史学史等等的体系，并把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也置于这个体系之中。这样，该学科便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体系的内部成员或分支学科。基于此种观念，他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的性质与地位、对象与任务、范围与类别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思考。
（一）性质与地位
在刘文英先生看来，作为中国哲学史学科体系的分支学科之一，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具有三个特殊的性质，而正是这些特殊性质决定了它的特殊地位。
第一个特殊性质是交叉性。这是因为，它和中国哲学史学科本身一样，既隶属于中国哲学的门类，又隶属于中国历史的门类，属于交叉学科。因而，在史料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上，其和中国历史学的史料学、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史料学是相通的或共同的。不同的是，该学科只限于讨论具有哲学意义的史料，或者说只限于讨论有关哲学思想的史料，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科，非一般意义的史料学所能替代。
第二个特殊性质是基础性。之所以具备基础性，是因为中国哲学史的任何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都必须以充分掌握客观的史料为前提，即以史料为基础。否则，如果没有掌握系统的可靠的哲学史料，就不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的、正确的结论。刘文英先生指出，宋明时期一些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和“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对古人乱戴“儒家”、“法家”的帽子的做法都是不承认史料学之为思想史、哲学史的基础造成的。因而，史料的功夫和修养表现了一个哲学史工的基本素质和态度。
第三个特殊性质是工具性。工具性的提法源于冯友兰先生对史料学的界定。冯氏主张，史料学是“关于史料的方法论”。[④]刘先生进一步认为，既然是关于方法论的学科，那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就必然具有工具性。所以，史料学之研究史料问题，不能只是从理论上肯定和强调史料工作的重要，还“应该从方法上告诉人们，如何收集史料、如何鉴别史料、如何解释史料等等”。[⑤]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研究现状而言，这是需要继续加强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对象与任务
刘先生主张，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对象就是中国历代哲学思想的有关史料，而其任务的确定需从其学科定位出发。上文已明，他把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视为中国哲学史学科体系的一个分支学科。因此他认为，该学科的任务应该从属于中国哲学史学科体系的总任务。而中国哲学史的总任务有四个方面：第一，系统地清理中国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或历史线索，这是它作为一门历史学科的最基本的要求；第二，要深入地揭示中国哲学思想的逻辑演变及其发展规律，这是它作为一门哲学学科的基本要求；第三，认真地研究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特征及其演变的规律，这是它作为人类精神反思的基本要求；第四，全面总结中国哲学智慧的长短得失，继承和发扬其优秀传统，这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直接目的。[⑥]因之，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具体任务，“就是为中国哲学史研究这些方面的问题，提供系统的、可靠的和有价值的史料。”[⑦]
这种说法与前贤的观点恰好相互补充。如张岱年先生曾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任务，就是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作全面的调查，考察各种史料的来历，确定其为真实史料的价值。……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就是把有关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史料都列举出来，分别加以考订，确定其历史年代与史料价值。”[⑧]可以看出，这是就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本身而言。根据这一任务，张著便以介绍具体史料为主，而将史料学方法贯穿于史料介绍之中。刘先生则是从整个中国哲学史学科体系角度讲史料学应做的工作。从其确定的任务出发，刘著自然更为注重史料学方法理论的研究。
（三）范围与类别
对于一般历史学而言，只要是保留一定历史信息的材料就被视之为史料。而中国哲学史史料的范围则由其对象和内容决定，因为只有那些同中国历代哲学有关的材料才能算作其史料。如此，哲学观就成为判断一个材料是不是哲学史料的基本依据。所以，刘先生首先提出自己的中国哲学观：“中国古代本无‘哲学’之名，只有‘哲人’之称。但从内容来说，中国古代大凡讨论天道、人道或宇宙、人生基本问题的学问，就是哲学。……西方哲学所谓宇宙论或自然观、认识论、历史观、伦理学，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中都有相应的内容。中国古代哲学以天人关系为主干，以人生哲学为重点，同时特别注意人的道德修养或精神境界，反映了人生的价值观及其目的和追求，这些则是西方哲学薄弱或缺少的。”[⑨]以此为据，他认为，中国哲学史的史料基本上是文献史料，经史子集四部里都有相关内容。这种看法与朱谦之先生不谋而合。[⑩]
关于中国哲学史史料的类别，前贤多有论述。如胡适和冯友兰先生都将之分为两种，只是提法稍有不同，胡氏称为原料和副料，而冯氏称为原始史料和辅助史料。张岱年先生则把史料分为实物史料和文字史料，进而把文字形式的哲学史料分为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刘建国先生又依据史料的重要性将之分为主要史料和次要史料。而在刘文英先生看来，这些划分是存在某些问题的，因为原始史料实指直接史料，实物史料实指文物史料，与辅助史料相对的应是主体史料而不是原始史料。因此，他对中国哲学史史料进行了重新分类：以史料形态为准分为文物史料和文献史料，以史料为准分为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以史料内容为准分为主体史料和相关史料，以史料作用为准分为主要史料和次要史料。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分类是更为系统和更为合理的。
客观地说，刘先生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的如上定位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因为只有在对一个学科的性质与地位、对象与任务、范围与类别等问题有了系统的把握之后，才能在明确的学科观念的指导下对之进行研究。如上文所示，刘先生强调对史料学方法的理论研究就是基于其对该学科的学科性质和任务的认识。
二、突出史料学方法的理论研究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要真正成为 “学”，就不能停留在史料介绍的水平上，而应该以探讨史料的研究方法为主。而这正是刘著之前的史料学专著如朱谦之《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北大图书馆油印本，1957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三联书店，1982年）、刘建国《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和萧萐父《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做得不够充分、不够系统的地方，尽管著者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有逐步的改进。针对这种情况，刘先生说：“如果我们研究一个哲学家，冯友兰的书中没有介绍，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找他的思想史料呢？我们如何判断所找的史料是‘全’还是‘不全’呢？如果没有解决这些方法问题，我们只能局限在他已经介绍过的史料之中。”[11]因而，他用大量篇幅书写“概论”部分，加强对史料学方法的理论探讨。具体而言，有四个方面，即中国哲学史史料的收集、鉴别、解释和整理等。
（一）史料的收集
收集史料是史料工作的第一步，冯友兰先生指出“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全’。”[12]刘先生则认为这个要求只是收集史料的目标问题，此外，还要解决途径问题。
仅就目标问题而论，他也在冯先生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这表现在其划定了判断所收集的史料“全”与“不全”的标尺，即是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有关哲学思想的原著史料；二、有关思想源流的文献史料；三、有关时代背景的文献史料；四、历代注疏、评论和研究性的文献史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收集的史料包括这四个要件，就可以视之为“全”，否则，就是“不全”。然而我们认为，刘先生此说只适合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而不合适于对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因为对于当代的中国哲学著作而言，至少是没有历代注疏的。
途径问题主要是一个方法问题，也就是“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才能找到我们要找的史料”。[13]这一直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的薄弱环节。在此问题上，冯友兰先生讲到了目录学却没说如何利用它，张岱年先生提出了泛观博览和深入考察两个步骤。[14]刘文英先生则根据一般文献史料学的内容和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经验体会，指出图书目录学、图书编纂学、古籍辑佚学和文献索引学等四个收集史料的途径，并介绍它们的历史演变、功用和方法等。如关于目录学的功用，他主张有四个：一、提供寻找文献史料的线索；二、了解有关著作存佚真伪的情况；三、反映学术流派演变发展的状况；四、直接提供某些重要的史料。关于辑佚，他认为有六条线索：一、同时代其他有关著作，该书亡佚前其他有关著作；二、有关史书的传记及其注文；三、关于古籍的注疏；四、唐宋明代的有关类书；五、各个时代的总集或有关丛书；六、有关地方志中的人物志、艺文志以及碑石铭文等。不难发现，这些方法是具有较强的实际操作性的，对于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收集史料是很有帮助的。
（二）史料的鉴别
鉴别史料是史料工作的第二步，冯友兰先生称为“审查史料”，并说明“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真’。”[15]刘先生赞同冯说：“鉴定史料的目的在于去伪求真”。[16]进而，他从古籍辨伪学、考据学、版本学和校勘学四个方面介绍史料鉴别的知识，对其中各个方面的必要性、原则方法及相关书目等进行探讨或总结。如关于辨伪的基本方法，他首先列举胡应麟的“辨伪八法”、梁启超的12条“公例”、胡适审定史料的五种证据等前人的成绩，然后说“以上这些方法都是经验之谈，并且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我们今天看来，缺少一种全面性的综合判断的观念。如果把其中一条绝对化，也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做出错误的判断。所以，有关辨伪的经验和方法，还需进一步研究和总结。”[17]关于古籍版本，他指出，就形式而言有写本、刻本、活字本、石刻本、竹简本、帛书本、宋本、元本、明本等，就内容而言则有校点本、批校本、注释本、译注本等，而古籍文献中所谓“善本”一般兼顾形式和内容，哲学史研究却着重从内容上选择和利用善本。那么，何谓“善本”呢？刘先生认为，就内容而言，善本应如张之洞所说是足本、精本和旧本，而我们所要选择和利用的善本，其底本应越早越好，其校注则应以质量为原则，可选古本，也可选今本。这些观点是刘先生对自己一生治学经验的总结，体现了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
（三）史料的解释
收集和鉴别哲学史料之后要对它的思想和意义进行解释，因为其价值就在于此。而由于古今语言以及社会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的改变，这种跨时空的解释存在着一定难度。因此，我们往往借助于古代的注释性著作，尽管它们与原著之间也有历史距离。刘先生指出，这就需要我们了解古籍注疏学和文字训诂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和方法。
关于注疏学，他首先揭示其双重价值：第一，注疏是解释文本的重要史料；第二，注疏也是注疏者的思想史料。然后，他把注疏分为传注和义疏两大类别，并对传、记、注、说、笺、解、章句、集注等直接解释原始文本的传注，和疏、义、义疏（疏义）、讲疏、疏证、索隐等进一步解说传注的义疏进行具体分析。在训诂学方面，刘先生从以形索义、因声求义和比较互证三个角度深入分析训诂方法，还对一些常见的训诂学术语如“读曰、读为”、“读若、读如”、“如字”、“曰、为、谓之”、“谓”、“之言、之为言”等作了区分。
然而，“仅仅有注疏学和训诂学的功夫，还只停留在语言文字层面上，并不一定真正理解语言文字内隐的或深藏的精神实质”。[18]为了由表及里地理解文本的思想和意图，我们作为现代解释者还需要与古籍原在心理上的沟通，即陈寅恪先生所言“神游冥想，与立说之人，处于同一境界”。[19]这是刘先生在史料的解释问题上刻意强调的一点，也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同情的了解”的必要步骤。在此之后，才能做到“客观的评价”和“批判的超越”。
（四）史料的整理
收集史料、鉴别史料和解释史料，最终是为了研究哲学史服务。而杂乱无章的史料只有经过整理或系统化，才能真正作为研究的基础和根据。因此，史料的第四步工作是整理史料。胡适先生称这项工作是寻求一个“脉络条理”、“头绪条理”。陈寅恪先生称之为“联贯综合”、“统系条理”。张岱年先生则名之曰“史料的诠次”。
刘文英先生将整理史料的方法概括为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两种。其中，历史的方法就是首先把有关哲学史料按时间顺序进行排列，然后从这个排列中寻找它们之间的联系，进而追溯其源流。这样便可以看出一种哲学思潮、学派和一个哲学家思想发生发展的过程。但刘先生特别指出，在运用这种方法清理历史脉络时，“要慎重从事，不可勉强安排先后”。[20]一般地说，中国古代哲学没有形式系统，其逻辑结构往往是内在的。因此，刘先生认为，将有关哲学史料按逻辑层次分类归纳，从逻辑联系中寻找一种哲学或一个哲学家的主要概念、范畴和命题，再以主要范畴、命题勾画其逻辑结构的逻辑方法就可用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他指出，这两种方法各有侧重但本质一致，所以要注意二者的有机结合，而且“无论历史的方法还是逻辑的方法，都要注意每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再看一个学派和一个哲学家的态度和回答。”[21]由于整理史料的过程需要对史料进行选择，所以刘先生又提出了选择史料的三个标准：史料的真实性、史料的历史性和史料的典型性。再者，他还主张在最后运用史料时要坚持史料与观点的统一。
三、拓展史料学研究领域
刘文英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上的贡献还在于他有意识地拓展研究领域，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介绍前人不甚关注的哲学史料
在“具体史料学”部分，刘著于每个时期都是先介绍该时期哲学的综合性史料，刘先生自己撰写了“关于先秦哲学综合性的史料”和“关于两汉哲学综合性的史料”两个部分，其中展示了甲骨文字、《两汉三国学案》、《黄帝内经》、《史记》和《盐铁论》等史料的基本情况。这体现出他对综合性史料的重视。所谓“综合性的史料”，“一是包含哲学史料而非专属哲学史料的文献，一是包含诸家学派和人物的哲学史料而非专属某派某人的文献。”[22]这是以前研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学者不甚注意的。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具备文史哲不分家的特性，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补充是很有意义的。
现代研究中国儒学和中国哲学者，受20世纪上半叶疑古思潮的影响，很少留意周公。而事实上，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的基本理论主要是继承和发展周公的有关思想。因此，对这一作为源头活水的哲学史料是不能忽视的。鉴于此，刘先生设“周公哲学思想的史料”一节，对周公的生平史料、思想资料以及关于周公哲学思想的研究状况做了介绍。
（二）吸收和补充新出土的有关哲学文献
建国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其中，与中国哲学研究直接相关的就有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竹简、1972－1974年长沙马王堆帛书、1972年河北定县八角廊竹简、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和1995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战国楚墓竹简。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出版于1962年，无法反映这些新的发现。张岱年、刘建国和萧萐父先生的著作中都或多或少地补充了相关内容，而对于其出版之后发掘的郭店楚简也没有补充的可能。刘文英先生则进一步吸收和补充这些考古成果。如关于孔子作《易传》的问题，他运用王国维先生发明的“二重证据法”[23]把地上材料《史记·孔子世家》与地下出土的材料帛书《二三子问》、《子曰易之义》和《要》篇等相互对证，得出《易传》中包含着孔子的思想的结论；关于《老子》版本，他专列郭店简本进行介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先生将《黄帝四经》纳入写作范围。《黄帝四经》本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套帛书，在《老子》乙本卷前，共四部，包括《经法》、《十六经》、《称》和《道原》。唐兰先生考证这四部古佚文是“黄帝之言”，内容属于黄老之学，并且只有《黄帝四经》之名与这四部古佚文相等。[24]刘先生采用唐说。他从《黄帝四经》的书名由来、成书时代、哲学史料和文本注本几个方面宣介“《黄帝四经》的黄老道家史料”。
（三）重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料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哲学史应该普遍反映各民族哲学思想的成果。虽然早在1964 年朱谦之先生就已指出“今天所有的哲学史书，都有一个缺点，就是只写汉族的哲学史，没有注意到其他民族在哲学史上的贡献”，[25]但时至今日关于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仍然很是欠缺。其中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一、自古以来的华夏文化中心论，使得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学人居于自傲的心态，不屑于研究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二、长期以来不研究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习惯，使得后人极少意识到少数民族思想资源的重要性。三、语言文字的障碍，使得研究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具备相当的难度；四、口传资料在少数民族中占据绝对比重，甚至有的民族根本没有文字，使得搜集资料相当困难。
刘文英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精神思维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接触到少数民族关于哲学萌芽的很多史料。1978年写成书稿的《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里，他就开始使用早期阶段的少数民族资料研究时空问题，如用云南纳西族关于“日”字的象形文说明先民用太阳表示白天。[26]1996年出版的《漫长的历史源头——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新探》一书中，他更是运用少数民族如拉祜族、布依族、瑶族、彝族、壮族、傣族、蒙古族和白族等的神话传说来说明原始人所构想的各种世界图式以及关于人类的起源的认识。[27]可见，刘先生一直重视少数民族方面的史料。相应于中国哲学研究而言，他深切体会到少数民族哲学史料的特殊价值。因为在他的思想里，它们不仅可以大大充实和丰富中国哲学史的内容，而且有助于解决目前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某些难题。比如，有关中国哲学萌芽的史料，汉族的盘古神话只留下一些碎片，而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则十分生动；汉族关于周易八卦及阴阳五行观念的由来早已模糊不清，而在少数民族中类似的观念则非常具体。因此，刘先生特别设立一章内容讲述“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料”，包括“少数民族哲学萌芽的史料”、“纳西族和傣族的哲学萌芽与思想史料”、“白族和壮族的哲学萌芽与思想史料”、“彝族和满族的哲学萌芽与思想史料”、“蒙族和藏族的哲学思想史料”以及“维吾尔族和回族的哲学思想史料”六个部分。这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专著里尚属首例。
总体而言，刘文英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领域的研究具备以下几个特点：一、立足于中国哲学史的整体学科体系，系统定位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在他那里，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既不再是基础学科，也不再是边缘性科学，而是中国哲学史的分支学科。这样，该学科就不再外在于中国哲学史，而是被内化到整个中国哲学史学科体系之中。二、努力突破“史料介绍”的局限，打造真正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这表现在他较为集中、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哲学史史料的调查与收集、鉴别与考证、注疏与解释、整理与运用等有关史料学方法的理论。三、积极拓宽学术视野，深入挖掘哲学智慧资源。前人不甚关注的哲学史料、和中国哲学史研究相关的新的考古学成果以及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料进入他的研究范围，便是最好的证明。其中，吸收和补充新的考古成果和哲学史料已被并世学者列入完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体系所要解决的主要课题之一。[28]
原载《中国哲学史》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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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三松堂全集》第六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5页。
[②] 石峻：《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讲义》，《石峻文存》，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307页。
[③] 刘建国：《前言》，《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上）》，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④]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三松堂全集》第六卷，第295页。
[⑤] 刘文英主编：《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页。
[⑥] 刘文英主编：《中国哲学史》上卷，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页。
[⑦] 刘文英主编：《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第8页。
[⑧]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张岱年全集》第四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3、274页。
[⑨] 刘文英主编：《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第8页。
[⑩] 朱先生说：“就哲学史的史料的来源来说，它的重点既然是在哲学著作本身，即文字记录的哲学史料，这便和普通历史的史料来源，兼注重在文字记录以外史料的有些不同。”（朱谦之：《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朱谦之文集》第四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7页）朱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只有1957年的油印本收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2002年9月才被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朱谦之文集》第四卷收入。刘文英先生写作此书前并没有见到，所以本文说二人的看法是“不谋而合”。）
[11] 刘文英主编：《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第6页。
[1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三松堂全集》第六卷，第295页。
[13] 刘文英主编：《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第14页。
[14]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张岱年全集》第四卷，第183页。
[15]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三松堂全集》第六卷，第296页。
[16] 刘文英主编：《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第33页。
[17] 刘文英主编：《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第35页。
[18] 刘文英主编：《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第52页。
[19]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7页。
[20] 刘文英主编：《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第54页。
[21] 刘文英主编：《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第54页。
[22] 刘文英主编：《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第58页。
[23] 王国维先生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无不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
[24] 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本卷前古佚书研究》，《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25] 朱谦之：《谈谈有关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几个问题》，《朱谦之文集》第四卷，第454页。
[26] 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修订本），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
[27] 刘文英：《漫长的历史源头——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新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641－667页。
[28] 如商聚德先生在《关于完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体系的构想》（《河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中说：“80年代中期以来，专门的史料论著诚然比较缺乏，但有关的研究成果还是不少，需要加以吸收，其中，尤以考古新发现所涉及的问题最为突出。……尽管有关研究尚在进行之中，但对于如此重要的史料，‘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显然不应置之不理”，“许多新的哲学史料需要补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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