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会中西马，创造新文化——张岱年晚年文化哲学思想拾贝
张允熠
[摘要]：张岱年先生年轻时所创立的文化哲学体系，用其95岁的百年人生来谱写，可谓逾老弥坚。他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十余年间阐述了一系列关于中西文化的观点，展现了晚年成熟的文化哲学思想。这些思想集中表现在如下几方面：对“传统文化否定论”和“全盘西化论”的批判、主张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文化背景思考、对新文化体系中民族本位的思考。从中可以看出，张岱年晚年着力补充和发展早年提出的“创造的综合论”，着重阐明和完善文化的“综合创新论”。其晚年文化哲学思想的突出之处就是明确了新文化的指导思想，指出了马、中、西三派文化融合的方向。
[关键词]：文化哲学；中、西、马；创造的综合；综合创新论；民族主体性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在过去二千多年间以“儒、释、道”三教为主流，那么，自90年前爆发的那场“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传统的“三教”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并由此开始了历史性的大转型。几经碰撞、交锋、互动和整合，“中、西、马”三种文化系统伴随着以儒学为代表的主流文化的轰然倒塌鼎足而立，一时的精神割据造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巨变——“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成为中华民族近百年来挥之不去的世纪之问。
乱世需要英雄，思想界的乱象呼唤着哲学家。1934年，张岱年发表了《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论述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道德学说的体会。1935年，他发表了《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进一步阐发了创立新哲学的想法，指出：“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必须是综合的。”[1]接着于次年又发表了《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的论文，明确提出：“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2]即将现代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及中国哲学中关于人生理想的精粹思想三者综合起来。张岱年晚年回顾说：“这篇《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是我的哲学思想的初步的全面表述。”[3]这表明他把早年在这篇文章中所发轫的观点看是自己哲学思想的基本心和起始点。因此，目前学术界所共识的张岱年哲学体系，其核心定位就在于对这种以“综合于一”、“三流合一”或“三学合一”为进路的新的民族本位文化的发明上，也就是他当年所概括的：“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成一种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4]换言之，张岱年用毕生精力所提倡的“创造的综合”即“唯物论、理想主义、解析哲学之一种综合”[5]，也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一种新的创造性的综合。他于1937年所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实际上就是基于“创造”的思路对中国哲学本质和特色的一次梳理，而稍后的《天人五论》则是他运用“三流合一”方法创建新哲学体系即“新唯物论”的尝试和力作。张岱年年轻时所创立的体系，用其95岁的百年人生来谱写，可谓逾老弥坚，至死不渝。
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中，张岱年再次提出早年的文化主张，并明确地把它概括为“综合创新论”。如说：所谓“综合创新论”，其基本精神即“新中国文化的建设的基本方针应是综合中西文化之长而创建新的中国文化”[6]。从原初的“创造的综合”到“综合创新论”，初看上去是旧话重提，其内涵增量不容忽视。张岱年本人说：
有人认为，在近儿年的文化热中，已发表的文章，基本上还没有超出20、30年代的水平。我认为这个估计是不全面的。我想这是忽略了一个主题，即忽略了当前我们所处时代的时代精神。在20、30年代，当时讨论的是：中国走向何处？中国文化走向何处？中国到底应如何办？这是那个时代面临的间题。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国早已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20、30年代面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目标和方向已经确定了。现在的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一定的文化总是一定社会形态的反映。我国当今的社会状况与20、30年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已大不相同，而且是大大的进步了。不同的时代应有不同时代的精神。在文化建设上，今天我们如何把握时代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我认为对这个间题应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在近几年的文化问题讨论中，有的学者所提出的观点，似乎是很“新”，实际上却没有把握时代的精神。[7]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时代精神。由当年提扬“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的“创造的综合”到如今旨在推进“中、西、马融合”的“综合创新”，展示了一条张岱年寻求中国民族文化重构的心路历程，反映了这位哲人与时俱进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感。如果说半个世纪前，他的“三流合一说”主张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兼容并包古今中西文化的话，那么，当马克思主义处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最高势位之后，张岱年就不是简单地重复当年的文化主张了，而是在新的历史基点上以构建新的民族本位文化为己任和目标。基于这一点，张岱年在80年代“文化热”及其之后的十余年间阐述了一系列关于中西文化的观点，展现了晚年成熟的文化哲学思想。在大师的思海边拾贝，我认为有几点特别需要珍视。
一、对“传统文化否定论”和“全盘西化论”的批判
捍卫民族文化的尊严，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论”，这是贯穿张岱年文化哲学思想的一条红线。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全盘西化论”以新的面孔粉墨登场，这种论调通常都以“批判传统文化”为标帜。针对这种现象，张岱年指出：“近年来，有一种论调，在国内影响甚大。我称之为‘传统文化否定论’。他们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应一概否定，完全向西方学习。有人侈谈什么‘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甚至说，在中国，‘人’还没有‘萌芽’。毋庸讳言，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不足之处，但是，如果说有5千年文化的中华民族还没有出现‘人’的观念，这就不但彻底否定了中国的文化，而且连中华民族也彻底否定了。我认为，这种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玷污、污蔑。如此观点，对中国文化的浅层结构都不了解，何能谈文化的深层结构呢！我们现在面临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阐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哪些特点？对人类文化作出过什么贡献？哪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骄傲和自豪。”[8]
张岱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尽管有缺失、有糟粕，但不应该一味否定，“文化进步不可能是传统的全面否定，而只能是传统中一部分具有生命力的内容否定另一部分没有生命力的内容。”[9]对待传统文化应该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尤其应该注意继承传统文化的精粹。就整体情况来看，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曾经居于世界的前列，对世界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文化也不拒绝外来文化，以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为例足以说明中国文化善于吸收和融会外来文化充盈自身。自十六、十七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突飞猛进，中国与之相比逐渐落后了。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仅就文化方面而论，落后的原因之一是近古时代以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愈演愈烈。近代的西方则恰恰相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反对宗教蒙昧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而这是西方近代文化能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一潭死水，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存在着激励人们奋发前进的精粹思想。文化传统中的精粹思想，往往是不容易理解、不容易领会的；文化传统中的陈旧思想，也往往是不容易克服、不容易摆脱的。克服封建意识的陈腐遗风，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学习西方文化也是如此，往往不容易掌握西方学术思想的精髓，而仅仅学会一些皮毛。西方资产阶级宣扬的“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思想，并不代表西方学术思想的精髓。“西方近代的一些卓越的思想家提出过一些精深渊奥的理论，并不是都宣扬个人利己主义的”[10]，把“个人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精粹拿到中国来，显然是拜错了师，选错了对象。
否定传统文化必然导致“全盘西化论”。张岱年在80年代以来发表的数十篇有关中西文化和文化综合创新的论述中，坚持他的一贯原则立场，对“全盘西化论”进行了严肃批判。他指出，全盘西化论者诅咒传统，认为传统文化一无可取，这不仅是一种典型的民族虚无和历史虚无的表现，如此诋毁中国文化也有违历史的基本事实。“中国文化发展了几千年，在上古、中古时代都居于世界的前列，只有近二百多年落后了，难道对于二百年前曾经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国文化必须全面否定吗？举例来说，中医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能治疗西医所不能治的疾病，能说是没有科学价值吗？中国绘画独具特色，中国建筑有独特风貌，对于这些都必须全面否定吗？还有，中华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遗留下许多名胜古迹，对于这些，都必须加以消除吗？……如果取消了自己的语言文字，中华民族还象一个独立的民族吗？”“当代西方各先进国家都珍视自己的传统。我们向西方学习，却要斩断自己的传统，这是力求向西方看齐呢，还是以劣等民族自居而甘受奴役呢？”[11]从这些字里行间里，我们仿佛看到老先生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怒火，但批判仍然不失理性和平实，可以说句句合情，字字在理。
张岱年从不讳言：近代中国落后了，应该向西方学习，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但是，“全盘西化论”者并不是这样，他们鼓吹的论调的要害之处旨在“全盘西化”的旗号下取消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主体地位，实质上就是取消民族的独立性和主体地位。“一个独立的民族能够保持文化的独立性。如果丧失了民族文化的独立性，那么，民族的独立也就随之而消失了。”[12] 张岱年说，“全盘西化论”要求在主动抛弃自己的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全盘搬用西方民族的文化，然而，人家西方各国却都重视自己的民族文化，坚持自己的民族精神，强调自己民族的独立性和自己文化的优长。如法国人宣扬“法兰西精神”，德国人强调“日耳曼精神”，其它西方大国亦莫不是如此。这样，我们如果主动放弃自己的民族特点，一味模仿外国，孰不知与西方文化要求尊重自己本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相背离。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全盘西化论”，其本质“实际上只能是殖民地的奴化思想”[13]。
张岱年批判“全盘西化论”的论述，无处不闪耀着现代中华民族优秀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光辉，显示了坚定的民族气节和铮铮铁骨，以及深深的文化忧患意识。无疑，这里既有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延续，也有近代先进中国人的时代使命感。
二、主张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北京大学的黄楠森教授曾经说过，与有些老专家在建国后才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张岱年在青年时代就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不但在思想上坚持辩证唯物论，而且以它为指导，以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为思想资料来源，构筑自己的哲学体系——新唯物论，即中国式的辩证唯物论，写成《天人五论》”[14]。黄楠森还特别赞扬了张岱年早年接受马克思主义，虽然在反右斗争中受到伤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念却至老不渝，而且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即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从而形成了其文化哲学的思想轴心。正如张岱年在其晚年时说：“对于30年代40年代的一些观点仍然坚持未改，惟望在有生之年能做出进一步的推阐。”[15]他回顾说：“我二十几岁，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如《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论》等等，……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与现代西方的实用主义、新实在论、生命哲学、尼采哲学、新黑格尔主义等等作了比较，在比较之后，我肯定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16]作为一个中国人，又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读了许多中国的古书，也喜欢读20世纪初期分析哲学的著作，如罗素、怀特海等人的哲学著作，但他最喜欢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尤其是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他一生中最爱读的书，不仅读了多遍，而且还“常常温习”[17]。
张岱年喜爱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乃是因为他认为这些书内含的哲理“博大精深”，相比其他任何哲学著作都更能正确地解决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因此，自50年代他从清华大学调整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之后，他的主要目标就是“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贯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问题”。80年代之后，社会上出现了信仰危机，张岱年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更有坚持原则的必要。我认为，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这些失误的根源不在于马克思主义，而是在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18]同时他也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是抽象的坚持，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说：“在中国，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优秀传统相结合，才能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生根后才能真正开花结果；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必须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密切结合，才能提升到更高的水平。”[19]“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与中国革命实际密切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文化方面，马克思主义应与中国优秀传统相结合。”[20] 张岱年指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于一个国家的传统哲学进行分析解剖，从而加以鉴别抉择，这是一项重要的任务。但是，“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21]这是张岱年文化哲学思想的一条心路，研究张岱年的哲学体系，不能不对此一心路应该给予充分的关注。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此指导推进中国新的文化体系的构建，这是张岱年晚年文化哲学思想中的一个理论重点。他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一定要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良文化传统，同时汲取西方在文化上的先进贡献，逐步形成一个新的文化体系。这个新的文化体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而创新中国文化。它既是中国文化的继续，又高于已有的文化。这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22]社会主义文化虽然应该既高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也应该高于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但是，社会主义文化是不可能凭空创造的。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张岱年多次引用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说的话进行论证:“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23]
在“文化热”中，有人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混为一谈，张岱年不赞成这种观点。他在批评“西体中用”论时明确指出，持这种论调的人，“关于文化‘体’‘用’的议论前后不一致。他讲‘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其所谓‘西学为体’，似乎是指以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思想‘作为基本、作为引导’，实际上这就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各种学说混为一谈了。我们承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新文化的指导思想，但不能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看作西方的，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西学’划等号，用‘西学’表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尤其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学说与西方各种流派的思想学说混为一谈。”[24]在马、中、西的“三流合一”中，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和指导地位，应是张岱年晚年学术思想的一个突出的亮点，也是与他30年代提出“孔子、罗素、列宁，综合于一”时的不同之处。但是，从前者到后者，实为一条必由之路。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文化背景思考
在张岱年晚年的头脑中，还思考着另一个问题，即：初看上去完全是来自西方文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他自己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不但有政治的原因，而且有思想意识即哲学上的背景。“儒学中有一部分与马克思主义是矛盾的、不相合的，但也有一部分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可以相合和互相补充。”[25]“中国古典哲学中有许多思想观念与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互近之处。中国哲学中有一个唯物主义的传统，又富有辩证思维，这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有相互契合之处，这是应该深入理解的。”[26]正是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某些相通之处，才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步思想界和先进知识分子普遍欢迎和接受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张岱年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这一问题：
首先是唯物论思想。张岱年说，在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存在着一个唯物论的传统。先秦哲学中最显著的唯物论是荀子的学说，荀子“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柔亡”的命题曾经有深远的影响。汉代王充高举“疾虚妄”的旗帜，给世俗的宗教迷信以沉重的打击。范缜对于神不灭论的批判，提出了关于形神关系的正确理论。宋明时代，张载以自己运动的“气”来说明一切事物，王夫之更提出“天下唯器”的精湛观点。“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这是中国历代唯物论者的光辉传统。这个传统，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有一定的代表。这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的传播提供了思想基础。
其次是辩证法思想。中国古代哲学中存在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这是学者们一致公认的。老子的“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已成为人们的常识。《易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更精粹更深邃的辩证观点。宋代以来，张载提出“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感而后有通，不有两则无一”的深湛命题；程颐明确提出“物极必反”；邵雍宣扬“一分为二”；朱熹更讲“一中有二”。他们的学说中都含有比较丰富的辩证法。到明清之际，王夫之更提出了关于动静、新故的深刻观点。所以，中国学者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并不感到陌生难解，而且感到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第三是唯物史观。张岱年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创造性的贡献，但在以前亦非全无端萌。在中国思想史上，有许多思想家谈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关系的问题。《管子》书云：“仓凛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肯定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韩非说：“饥岁之春，幼弟不镶，攘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韩非子.五聂》)王充说：“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礼义之行，在谷足也。”(《论衡·治瓢》)张岱年指出，这些言论都肯定衣食丰足是道德觉悟的必需条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物质生活条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这些观点是广泛流传的，尤其《管子》所讲的两句，成为古今传诵的名言。这些观点虽然还不能称之为唯物史观，但与唯物史观具有相通之处。
第四是社会理想。张岱年说，共产主义理想是西方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中国封建时代还不具备产生近代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条件。但是，先秦道家老庄学说中保存着对于原始社会的怀念，提出了对于阶级剥削的抗议。儒家学者所撰写的《礼运》篇中，宣扬“大同”的理想。大同社会的原则是“天下为公”，其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是非常明确的对于原始共产社会的赞颂。儒家虽认为“大同”已经无法回复，但这些描述给予后代学者以深沉的印象。“大同”成为人民长期怀念的理想境界。所以，西方共产主义学说传来以后，进步人士是以欣喜的心情欢然接受的。
最后，关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张岱年也有着自己的独见。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没有了解中国哲学？我想他们肯定是了解的，因为自17世纪欧洲人写了许多介绍中国哲学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条件看到。”“中国哲学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是很值得研究的。”[27]张岱年这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课题，西方的汉学界早有人研究这一课题了，而在中国，只有像张岱年这样为数不多的学者关注它。
鉴于上述几点，张岱年指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虽然距离遥远，所属时代不同，所表现的阶级立场更不同，但是毕竟有相通之处。因此，“我们不应见同而忽异，但是，也不可见异而忽同。中西哲学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共同之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起了促进作用的。”[28]张岱年回顾说，30年代，思想理论界虽然错综复杂，学派林立，但最受欢迎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逐渐深入人心。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文化思想界能所向披糜呢？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深层文化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取得伟大的胜利，这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必然的原因。分析一下中国传统哲学的实际内容，理解其中所包含的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条件，就会使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有比较明确的认识。”[29]
四、对新文化体系中民族本位的思考
张岱年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结合，就是中国文化发展主要方向”[30]，同时也要吸收西方优秀的文化包括近代资产阶级所创造的文化，以此创造中国文化的“新统”。他说：“事实上，中国文化的新统已经在建立之中”，“每一民族的每时代的文化，都构成一个体系。在每时代的文化体系中，又有多种支流思想。如果对于那些与主导思想不同的各种支流思想采取压制的态度，必然引起文化发展的停滞。如果各种支流思想杂然并陈，纷纭错综，而没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则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从世界文化史来看，每一民族每一时代的文化，既须确立一个主导思想，又须容许不同流派的存在，才能促进文化的健康发展。”[31]任何民族的文化，如从细处来看可见其组成分和指导思想，而从整体着眼，都有其民族的本位文化，体现着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张岱年关于民族本位文化的思想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寻根”意识。为什么要进行文化寻根？张岱年说：因为每一民族都有每一民族的根，虽然每一民族的根有其复杂的成分，而其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民族的文化传统，“寻根是为了达到更深的自我认识。培护深根，是为开出更美的花，结出更丰硕的果。”[32]什么是中华文化之根呢？其实就是“数千年之久，延续不绝”的民族精神支柱，“这种精神支柱可以称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这里所谓精神指文化发展的内在源泉。我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来自于儒家哲学，来自儒家所提倡的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思想态度。”[33]张岱年指出，对于中华民族精神支柱形成和发展起了巨大作用的是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孔子的学说发挥了别人不能比拟和取代的深远影响。[34]以孔子为代表原始儒家是中华文化之根的培育者，由此我们可隐约看到，张岱年认可中国文化“儒家本位”的立场。不过，这种“本位”不是静止的，而是发展的；不是排他的，而是兼容的；不是固守本位的，而是开放提升的。一如他早年所说：“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是一方面不要使中国文化完全为西洋所克服而归于消亡，要使中国仍保持其特色的文化；同时另一方面，又要使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适应，使中国文化变成新的、而成为新的世界文化的一部分。”[35]建设中国新的本位文化，要提倡“文化的创造主义”，所谓“文化的创造主义”，就是“不因袭，亦不抄袭，而要从新创造。”但“从新创造”并不意味着抛弃传统，而是传统的本位文化上推陈出新，秉赋新质。
其二是主体意识。文化的主体意识首先在于对文化主体性的确认。何谓主体性？张岱年认为：“主体性包含独立性、自觉性、主动性。……一个民族，必须具有独立性、自觉性、主动性，才能立足于世界众多民族之林。”由此，“一个民族，必须具有主体意识，亦即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和自觉能动性。”[36]他进而认为，民族的主体性蕴含着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就是在形式和内容等方面都具有民族的特色。一个独立的民族必须能够保持文化的独立性。如果丧失了文化的独立性，那么，民族的独立也就随而消失了。在谈到这一点时，他再次批判了“全盘西化”论。他说：“全盘西化论的主要错误是不懂得民族的主体性，不懂得一个独立的民族必须保持文化的独立性，更不理解中华民族长期以来虽然表现了许多令人痛恨的严重缺点，但也具有一定的优秀传统。”[37]现代化不能断裂传统，民族的主体性就是民族文化生生不息、永不绝续的生长轴心，“民族文化处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不同的阶段。但在这不同的阶段前后相续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中心，这就是民族的主体性。”[38]他尖锐地批评“全盘西化论”者否定民族主体性的文化观是“以劣等民族自居而甘受奴役”[39]，不知道“一个没有主体意识的民族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40]
张岱年谆谆告诫说：“文化问题关系着民族存亡问题，岂可掉以轻心！”[41]针对流行的关于中华民族“劣根性”的讨论，他指出，早在20、30年代，就有些进步思想家提出“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了，这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所谓民族性，是否仅仅是一些劣根性呢？如果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仅仅是一些劣根性，那就证实了帝国主义者‘有色人种都是劣等人种’的论断了。”[42]抓住民族的所谓“劣根性”而拒绝谈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自卑心理的作祟。张岱年坚决批驳了这一论点。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当然不能归结为它的劣根性，只有强调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才能有民族文化综合创新的基石和轴心。
其三是爱国主义。从张岱年强调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上，就可以看出其中的拳拳爱国之心。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洋溢在张岱年晚年论著的字里行间，爱国主义是他致力构建中国新文化的灵魂。他每每提示：一个中国人，必须要热爱自己的祖国，而要热爱自己的祖国，就必然要热爱自己祖先传递下来的民族文化。虽然我们的文化有缺点、有糟粕，但正像“子不嫌母丑”一样，不能因为母亲不那么漂亮，她就不是你亲爱的生身母亲了，何况，祖国母亲本来是很美丽的，只是在近代受了屈辱。所谓文化的主体意识，也就是爱国主义的另一层次。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一些学者特别喜欢谈个人的主体性，避谈甚至反对谈民族的主体性，甚至把民族的主体性和爱国主义统统归结为贬义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个中性词）。对此，张岱年指出，肯定个人的主体性是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正确理解民族的主体性。在世界大同的理想实现以前，民族矛盾、民族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一个民族丧失了独立的地位，必然要受别的民族的奴役；在受奴役的民族中，个人主体性是不可能存在的。民族的主体性即是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当代西方的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不强调其文化的民族主体性的，而且要把它们的这种民族主体性通过霸权推向全世界，把它说成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而我们如果主动淡化本民族的主体意识，放弃民族的主体地位，全盘接受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那么，中华民族如何提高在全世界中参加竞争的能力？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何对世界文化做出自己的独特的贡献？实际上，离开了民族性也就没有世界性，离开了爱国主义也就没有国际主义。
总之，文化的“寻根”意识、主体意识、爱国主义都是民族本位文化中的应有之义。建设新的民族本位文化，离开了主体意识和爱国主义固然不行，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也是万万不行的。须知，一个封闭、保守的民族本位文化是必然没有生命力的。为此，张岱年的晚年着力补充和发展他早年提出的文化“创造的综合论”，着重阐明和完善文化的“综合创新论”。张先生晚年与早年文化哲学思想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明确了新文化的指导思想，指出了马、中、西三派文化融合的社会主义方向。然而，就新文化的民族本位或民族主体性上，其晚年与早年思想是一脉相承或基本一致的。在我们纪念这位文化哲学大师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在当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之时，重温张岱年先生晚年著述中的一些深刻的真知灼见，感到有十分紧迫的现实意义。同时，挖掘这位文化先哲为后人提供的宝贵思想资源，不仅可以告慰哲人的在天之灵，也有助于推动当前民族文化的复兴。
[注]：（略）
原文载《学术界》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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