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汉生先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及其对侯外庐学派的卓越贡献
陈寒鸣
［内容摘要］ 著名历史学家邱汉生先生人格高洁，学养深湛。他不仅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成就斐然，而且更为侯外庐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堪称侯派中坚人物。
［关键词］ 邱汉生 中国思想史研究 侯外庐与侯外庐学派
邱汉生先生（1912-1992年），又名邱竹师，祖籍江苏省海门县三阳镇。他是一位襟怀坦荡、人格高洁的著名历史学家。工作中、生活中，不计个人恩怨得失，任劳任怨，从未与同事有过争执，也从未因待遇不公而稍有懈怠；对师长亲友乃至晚辈，一概待之以诚，尊重对方人格，言谈谦和从容，使人如沐春风；对后学晚辈，悉心教诲外，奖掖有加。凡与他有过接触的人，无不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如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现任会长陈来即在其为纪念邱先生逝世15周年发表的网文《邱汉生先生和<四书集注简论>》中说：“我认识邱先生是在1980年秋天，在杭州开的华东地区宋明理学的讨论会上。那时我还是研究生，是跟着邓艾民先生去开会的。邱先生、冯契等先生都参加了这次讨论会。冯契先生带了他的研究生陈卫平等几位，邱先生带了他的研究生柯兆利。邱先生在大会上作了报告，是关于周敦颐的思想；邱先生讲演很清楚，声音很响亮，笑声很爽朗，显示出他在讲课方面是富有经验的。虽然他在解放后已经离开大学讲席多年。在我看来，他的讲课能力之强，即使在北大，也是很少见的。另外，他的文字，端雅整饬，也很有特色。1981年我的硕士论文答辩，邀请邱先生来参加了，他给我的论文的评语里有‘独辟蹊径，发前人所未发’的肯定；1985年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也请了邱先生来参加，论文仍然得到他的充分肯定。所以，说我是邱先生的门生，是没有问题的。也因此，我曾经有好几次去景山人民教育出版社宿舍邱先生家，向他请教学问。邱先生个人和其家庭，生活平凡而俭朴，给我印象很深。”但邱先生又是一个有原则有理想的人。他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不论是日寇横行时，还是国民党高压统治下，他都坚持奋斗，保持了高尚的人格和气节。“四人帮”陆梁之际，邱先生一面在精神上默默苦撑，一面顽强地进行学术探索。正是这种精神上的追求，使他熬过了一次次劫难。“瘦骨尚堪千历劫，我心清似水晶盘”，堪称他一生精神境界的自我写照。
新中国成立以后，邱汉生先生多次参加全国中小学中国历史教材的编订工作，为之作出重大贡献；又曾参加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的编写工作。他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更成就斐然，提出了许多极富价值的学说思想，是著名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专家。兹仅举一例。我们知道，汉末统治阶级之间的派系纠纷表现出一幅极为错综复杂的图画。在宫闱之后，后妃贵人与后妃贵人之间有着深刻的争宠争权的矛盾，由此而使得外戚与外戚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同时，奉承天子与后妃颜色的宦官们与乳母婢们各自依附着主子而结成互相矛盾的奴才集团，从此延展开来，纠纷的触鬓卷上朝廷的三公九卿，卷上地方的牧守令长，卷上统率戎行的将帅校尉，甚至太学的生徒、岩穴的处士也都与这种纠纷勾联起来，结成了势不相下的集团，倾挤陷害，明争暗斗，无所不至。如何科学清理这段复杂的历史，揭示其时统治阶级内讧的思想史意义，并对太学生运动、清议思想等等作出正确评价？这显然是个棘手的学术难题。邱汉生先生透过历史的表象，从社会史角度敏锐地观察到，一方面，严格地讲来，汉代土地所有制在法律上缺乏私有制而形成土地国有制的东方形态，另方面，身份性地主阶级“豪族”的土地兼并又始终是汉代最大的社会问题；这样的矛盾，在统治阶级之间就形成了皇族和豪族的主要对立，因而统治阶级内部集团势力的消长也就不能不以皇族与豪族的对立斗争的形势为其关健。特别在汉末，宦官和外戚的势力不是由于汉王朝皇族中央集权的强大，而是由于豪族地主阶级的强大才形成围绕皇权的依附集团。他据之来看汉末统治阶级之间的内讧，指出那些纷纭复杂的纠纷表面上虽然发源于宫闱之内，而实质根源却在于强宗豪族与王朝皇族的矛盾。其时的太学生不但是豪族地主的子弟，并且是官僚的后备军。自顺帝以来，他们屡屡上书，攻讦宦官，讥议时政，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大大发挥了所谓“清议”的力量，而这种“清议”不过是强宗豪族的中古舆论。到桓、灵之间，清议的力量被外戚窦武用来对抗宦官，招来阉宦的反抗，由是而爆发所谓“党锢之祸”。所以，党锢之祸乃是权势渐衰的外戚与权势鼎盛的阉寺各自联结了其他的强宗豪族，在这之间的强烈内讧的爆发。统治阶级的这些内讧成为汉室覆灭的因素之一。至于经过党锢之祸后，由太学生中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儒士，以书画伎艺进而别立鸿都门学。他们一反传统的经注学风而发明出来的“谣言”或“风谣”，亦被官僚们运用来作为同权势膨胀的宦官们展开政治斗争的工具，不但用以褒奖同类，而且用以贬斥奸邪，赋予其新的政争的性能。迨至魏晋之世，题目品藻虽盛极一时，但其时谣谚却随着清谈思想的概念化而抽象化、概念化了，与汉末完全是两种气象。
十分注重研究和表彰中国历史上的平民学派与平民思想家，是邱汉生先生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一大特色。早在上世纪50年代，邱汉生先生即已开始了其开创性地泰州学派研究工作。泰州学派是由明儒王艮创立的。明代中后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加以王阳明心学思潮的激荡，儒学呈露出由庙堂返民间，由经院之学而向大众化、通俗化方向发展的迹象，以至产生了同官方儒学、经典儒学迥然有别的平民儒学。其突出标志就是王艮（1483—1541）所开创的泰州学派崛起于民间，在社会各阶层产生广泛影响。在绵绵数百年泰州学派的传承过程中，影响最大并因之而引导起时人及后世史家高度关注的是徐樾—颜钧——罗汝芳、何心隐一系泰州后学。尽管明末清初的黄宗羲著《明儒学案》特立《泰州学案》，李顒撰《观感录》对泰州一脉有所表彰，但黄宗羲对泰州学派的批评很是严厉，不仅在《明儒学案》卷首引“师说”指责王艮违背了王阳明的“良知”学宗旨，而且在《泰州学案·序》中从正宗儒学传统偏见出发，斥责泰州学派为“小人之无忌惮”；李顒受理学士绅身份所限，亦对泰州学派思想的人民性和战斗精神毫无所见，只是为几位平民儒者立了传记而已。至于后来的中国哲学史家（如冯友兰等），则根本无视作为平民儒学的泰州学派的思想价值及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而邱汉生先生则高度重视泰州学派，投入相当的精力对之进行了开创性地科学研究。他在参与《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写作过程中，不仅为确立王艮所创泰州学派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而特撰专章《泰州学派的思想及其阶级性与人民性》，而且还为泰州后学何心隐、李贽各撰专章，详尽论述了他们反封建、反圣教、反道学的“叛逆”思想以及人道主义的平等观和社会理想等等。邱先生指出，王艮把王阳明的“致良知”颠倒过来而变成“良知致”，其“良知”的内容则是人民的“日用现在”（即人民今日的一切日常务如吃饭穿衣等等），这就将阳明的“良知”说从封建的教条暗地里转化成了人民的欲望。王艮又从人的“天性之体”发掘出人的“百姓日用”这一光辉命题，而其所谓“百姓日用”就是普通民众的生产劳动、吃饭穿衣等日常生活；他揭“体用一源”徽旨，使其高扬的“百姓日用之学”与劳动人民的“天体之性”紧密结合，这就使他和他所开创的泰州学派的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王艮主张出必为帝者师，处必为天下万世表，其讲学传授对象既有上层社会的士大夫，也有底层社会的隶仆、农、贾、荛竖陶工，而以被压迫的普通劳动人民为主要对象。至其门人后学更把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积极向下层劳动人民广泛传播，由此而形成发展起影响深远的泰州学派。泰州学派学者多具战斗性格，他们与统治阶级进行毫不屈服地斗争，故而受到专制王权的残酷迫害，颜钧（山农）遭统治阶级的囚禁和毒打，何心隐终被统治阶级杀害，李贽亦自弑于诏狱中。这更使泰州学派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尽管有学者（如杨天石）并不赞同邱先生对泰州学派所作的这种高度评价，但邱先生的这一研究在学说思想史上确乎是前所未有的。后来，黄宣民先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其为《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所撰《王艮》及为《宋明理学史》下卷所撰《王艮与泰州学派及其与王学的关系》，对泰州平民儒学的研究更为深刻；黄氏又发掘并整理、点校出版稀见古籍《颜钧集》，使这一长期散失于民间的重要典籍得以重新面世，而其所撰长文《明代平民儒者颜钧的大中哲学》甫一发表即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重大影响。如今，王艮开创而以其后学颜钧、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泰州学派已经引起学术界日益高度重视，有关科学研究成果不断出现，而归根溯源，则不得不记取邱汉生先生的首创之功。
反映着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儒家经学，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根干，故而邱汉生先生把经学研究作为其学术重点之一。他辑校的《诗义钩沉》（中华书局1982年版）和撰著的《四书集注简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以及为《宋明理学史》下卷撰写的“论三部《大全》”章，就是他经学和经学思想史研究方面最重要的代表作。我们认为对邱氏的《诗义钩沉》和《四书集注简论》这两部书及其所反映的学说思想，值得分别略述。
儒学史上的所谓“荆公新学”，是指王安石（被封为荆国公）为配合其政治改革而提出的学术思想及文化教育政策。王安石（1021一1086年）出身于地方官吏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进士甲科，后长期担任地方官吏，间或担任短暂的京官。他自熙宁二年（1069年）起任参知政事，前后执政达七年之久。在此期间，他积极变法，推行新政，成为中国十一世纪著名的政革家。尽管其一生大部分从事政治活动，但王安石从未因之稍懈于学。正因为他治学极为刻苦，故而著述亦颇丰，计有：《三经义》（包括《周易义》、《诗义》和《书义》）；《字说》二十四卷；《易义》二十卷；《洪范传》一卷（存于《文集》中）；《论语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论语解》和《孟子解》在当时均曾行于场屋，为举子所宗）；《老子注》二卷；《王氏杂说》（即《淮南杂说》）十卷；《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楞严经解》十卷。其中，《三经义》和《字说》颁布后，终神宗世及在绍圣、崇宁朝是行用的，但哲宗元佑年间，司马光当政，欲禁无习《字说》，经义不得专主王氏，兼用注疏及诸家即兼用旧注；南渡以后，《三经义》和《字说》作为官书被完全罢废，学者则仅将之视为经注的一种，且称道者渐少，即便有所提及，亦必加贬辞或予嘲讽，从此逐渐湮没。大概到明朝后期，《三经义》和《字说》就全部遗佚了，故清初朱彝尊著《经义考》，于《周官义》标曰“未见”，于《诗义》、《书义》则标曰“佚”；稍后的《四库全书总目》则除有《周官义》辑本外，余皆未著录。这就使人们难以了解荆公新学的真实面目。基本史料的这种缺失，自然使得北宋儒学思想史、尤其是经学思想史上遗落了重要的环节。有鉴于此，邱汉生先生自1957年起就开始了王氏《诗义》的辑佚工作，到1963年冬基本辑成《诗义钩沉》。邱先生不仅通过艰辛的劳动，在《诗义》沉晦几百年之后，从大量典籍中将之钩辑出来，而且更经科学研究，为该书撰一长序，系统论析了王安石的经学思想、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特别是王氏《诗义》的特点。这在学说思想史研究上实有补白开新之功绩。邱汉生先生指出：“从唐以来，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是官书，为科举考试所依据，天下士子所通习。宋初经学，沿唐人之旧。官府雕造儒经颁行天下，《五经正义》是当时雕造的最主要的书籍。但是到仁宗庆历年间，《五经正义》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欧阳修上札子，请求删修经疏，认为《正义》‘所载既博，所择不精’，请求删修‘九经之疏’，使‘经义纯一，无所驳杂’。……当时学者解经，互出新意，出现了经说中的‘家异道而人殊德’的纷纭局面。”“这种情况引起统治者的关心。适应政治上的新要求，重新解释经义，再一次定学术于一尊，又成为必要的事了。”而王安石就是根据神宗“今经术人人乖异，何以一道德？卿有所著，可以颁行，令学者定于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九）的旨意开展《诗义》、《书义》、《周官义》的训释工作的。《三经义》“根据王安石的经说立论”，其中的《书义》据王安石的经筵讲义而由王雱撰述，，《周官义》则由王安石亲自执笔，至于《诗义》由王雱“训其辞”而由安石等“训其义”，故而宋朝人公认《三经义》是王安石的著作，“我们今天也应该这样给予肯定”。邱先生注意到“《三经义》的训释，态度十分严肃”，如《诗义》先由安石、王雱撰进经义，然后“设局置官，有所改定”；颁行以后，“学者颇谓有所未安”，安石遂再加“删复”；迨晚年罢相居金陵，安石仍“以疾病之间，考正误失”，于元丰三年再加改定。但邱先生更指出：“批判当时的‘离章绝句，释名释数’的烦琐学风，明白提倡为天下国家的‘安危治乱’而治经的新学风，是王安石经学的特征。”故“王安石训释《三经义》的目的”不仅“是为他的变法革新服务，就是要使他推行的新法在圣经贤传的合法外衣下能够‘塞异议者之口’，就是要用《三经义》这个思想武器宣传新法的普适妥当性，从理论上打击反对派”，而且《三经义》“修成以后，就代替《五经正义》的官书地位而颁行天下，成为士子必修的经典”。邱先生还在辑校《诗义钩沉》基础上，通过深入研究，指出：尽管“王安石著《三经义》为他推行新法服务，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性”但从《诗义钩沉》抽绎王安石的思想，有种种局限。这首先在于“他毕竟穿着古圣先贤的服装，说着从圣经贤传中借来的语言，宣传自己的变法思想。但是这样做，毕竟要‘在心里’把另一种语言‘翻译’成自己的语言，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迁就古圣先贤的‘遗训’。”总之，邱汉生先生辑校《诗义钩沉》并对之进行科学研究，不仅为学者提供了珍贵的学说思想史、尤其是经学思想史资料，而且使北宋儒学思想史、尤其是经学思想史上遗落了的重要环节被补充起来。这意义无疑是很重大的。至于邱先生这里所指出的王安石“穿着古圣先贤的服装，说着从圣经贤传中借来的语言”宣传自己的思想，则揭示了中国思想史、尤其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规律性现象：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六经（后来逐渐增至十三经）是儒学的元典，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部分。儒学的形成与发展实际是以创制元典与不断地对之进行重新诠释的形式展开的，而这又正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史最主要的内容。认识不到这一点，就难以真正了解中国思想文化史，也就不可能把悟中国传统思想真谛。
邱汉生先生在“文革”时期即开始研究宋明理学，所著《四书集注简论》完成于上世纪70年代末，堪称对朱熹《四书集注》研究的开创性著作。这书中有许多睿识，如谓：“唐朝的官修‘经书’注疏，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是《易》《书》《诗》《礼记》《春秋左传》。北宋初年，《五经正义》仍然是官定的‘经书’注疏。但是，北宋政府又派人校定了《周礼》《仪礼》《公羊》《谷梁》正义，重定了《孝经》《论语》《尔雅》三疏，官定经注的范围逐步扩大。”“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朱熹的《四书集注》就是阐述以天理论为中心的程朱理学的‘经书’。”“元延佑年间，复科举，以《四书集注》试士子，悬为令甲。从此，《四书集注》成为必读的经书。私塾里不但要背诵《四书》正文，也要背诵一部分朱熹的注释。科举考试要以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的注释作为立论根据。”虽说是以寥寥数语勾勒史实，但由此当可想见邱先生在经学和经学思想研究中，不仅重视“经书”正文即今人所说经学元典，而且也很重视后儒对之所作的“注释”，他把后儒对元典所作注释、尤其是被钦定官学地位而在科举考试中“作为立论根据”者如朱熹的《四书集注》也当作“经书”来看待。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识见。被邱先生也当作“经书”看待的后儒对儒家元典所作的“注释”，绝非对元典的简单复现，而实际是通过“注释”这种形式实现了对元典及元典中体现的传统的再创造。历史上许多著名思想家如朱熹、王夫之等等，都尊信儒家经典，并一生心血屏营、埋首穷经，参与了对经典的创造性的诠释。他们的这些诠释既反映了其各自对元典及元典中体现的传统的理解，又反映了他们自己依据其所处时代的现实要求而提出的丰富多彩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本身亦积淀为传统或成为悠久传统中的一个个环链。正是元典及后儒对之所作的诠释共同构成了儒家经学思想，体现了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及由传统反映出来的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因此，不了解被邱先生也当作“经书”看待的后儒对儒家元典所作的“注释”，就无法真正了解儒家经学思想，自然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和认识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不可能体悟中华民族精神。徐复观曾说：“中国过去涉及经学史时，只言人的传承，而不言传承者对经学所把握的意义，这便随经学的空洞化而经学史亦因之空洞化。更因经学史的空洞化，又使经学成为缺乏生命的化石。……即使不考虑到古代传统的复活问题，为了经学自身的完整性，也必须把时代各人物所了解的经学的意义，作郑重的申述，这里把它称为‘经学思想’，此是今后治经学史的人应当努力的大方向。”（《中国经学史的基础》第208页，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此说与邱先生所论实有暗合或异曲同工之处。近十年来，邱氏弟子姜广辉先生聚集了诸多志同道合者撰著而成四卷五册、近200万言的煌煌巨著《中国经学思想史》（该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其前二卷已于200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二卷亦将于200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在邱先生开示的研究路径基础上对邱先生学说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说到邱汉生先生，就必然要谈到侯外庐先生与侯外庐学派。侯外庐先生（1903—1987），原名兆麟，又名玉枢，自号外庐，山西平遥人。1922年分别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同时攻读法律和历史专业。1927年赴法国留学，入巴黎大学并试译《资本论》。1930回国后，先后任哈尔滨法政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并从事《资本论》的翻译及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研究工作。1949年后，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西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和名誉所长等职。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及《中国思想通史》等。在史学界，侯外庐先生与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并称“五老”，他们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著作等身的侯外庐，不仅留下了宏富的思想学术遗产，而且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奋斗生涯中，还形成发展起以他为核心的、独具特色的侯外庐学派。这是一个理论性、思想性极强而又作出卓越学术成就，薪火相传，至今在中国学术界仍发挥重大作用、有强大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众所周知，侯外庐学派是在撰著《中国思想通史》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1946年，侯外庐与杜国庠、赵纪彬合著了《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与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共同完成了《中国思想通史》第二、三卷的全部书稿。1957年，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以外，又有白寿彝、杨荣国、杨向奎及杨超、李学勤、张岂之、林英、何兆武这几位青年同志参加到《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写作群体之中。在这样一个研究集体中，“墨者”杜老固然早已为学者推重，赵纪彬、白寿彝、杨荣国、杨向奎诸氏都各自卓有成就，但他们多把主要学术精力投入到《中国思想通史》的营建之中。邱汉生先生更为《中国思想通史》献出了他所能献出的一切。关于邱先生与《中国思想通史》的关系，侯外庐先生晚年回忆道：
《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写成后，即在上海排版印刷。上海的排印速度比较快，一九四七年六月，《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由新知书店出版了，……但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出版前，我得了一场副伤害。清样到手时，我还无法工作。杜（国庠）老介绍一位新朋友邱汉生同志，帮助校对清样。校样完毕后，汉生同志就和我们成了一道撰写思想史的亲密合。（《韧的追求》第278------279页，三联书店1985年版，北京）
《中国思想通史》第二、三卷的著述，是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进行最后挣扎的形势下完成的。……在国统区从事这项本来就很艰巨的工作，就更增加了困难。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时刻警惕着敌人的逮捕和屠杀，另一方面还得对付随时有被解聘而带来的饥饿威胁。这种滋味，现在回想起来，犹清晰地在我们的心头。（第282页）
在回顾《中国思想通史》第二、三卷的成书的时候，我要特别提一下杜老、汉生所饱经的艰辛。自我和纪彬分赴香港、青岛以后，上海白色恐怖愈加严重，捕杀、迫害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几乎日日夜夜都在发生。在这种残酷的形势下，他们留下来，继续从事秘密活动，坚持学术工作，其困难是可以想见的。（第287页）一九四八年冬天，杜老将北上参加为新中国诞生而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时候，他才离开上海转往香港。……离开上海的一个月之前，他早把写好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二、三卷的手稿，完完整整地交给了汉生收存。并嘱汉生将来把全部书稿，包括我的，纪彬的，汉生的和他自己的，近八十万言的篇幅保存好，交亚尔塔路（今陕西南路）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的一位青年同志（姓名已忘），由他转送香港。（第288页）汉生是在上海一直坚持战斗，坚持写作的。一九四七年他被国民党反动派从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两校解聘后，便转到沈体兰负责的麦纶中学教书。根据党的指示，由他筹办和主编了《现代教育丛刊》。这个刊物对批判国民党法西斯教育，探讨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团结广大教育工，反对蒋介石，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起过一定作用。与此同时，汉生完成了《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的汉末清议章。……（一九四九年四月后）《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的葛洪章，就是他在此期间撰著的。……等到解放大上海的炮声轰鸣的时候，汉生已按照杜老的嘱咐，把《中国思想通史》第二、三卷的全部书稿，亲自送到亚尔塔路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第288-----289页）
一九五0年六月，（三联书店）在北京出版第二卷初版。这个第二卷初版分上下册，上册即一九五七年改版后的第二卷（秦汉部分），下册即改版后的第三卷（魏晋南北朝部分）。三联版第二卷上下册校读清样的工作，都是汉生做的。他说，他是在上海市教育局的办公室里，校完该书的三校样的。（第289页）
在《思想通史》第四卷中，以个人工作计，汉生承担篇幅最多。第四卷的李觏章、王安石章、陆象山章、泰州学派章、何心隐章和李贽章都是汉生完成的。汉生中年患目疾，当他结束第四卷工作时，便几乎失明了。可以说，汉生为《思想通史》献出了他所能献出的一切。汉生为人笃厚，治学谨严。凡经他整理过的人物或学派，从第二卷的汉末清议章，第三卷的嵇康章、葛洪章以来，都能尽最大努力占有和梳理尽可能多的材料。第四卷汉生执笔的六章，保持了这个特点，李贽章尤为突出。目前已知存世的李卓吾资料，几乎都被他这一章网罗无余了，为后人的研究开辟出方便之途。汉生研究的这些特点，今天被思想史研究界的许多同志传为佳话，这是我尤其感激他的。（第322页）
与《中国思想通史》一脉相承的《宋明理学史》，继承并发展了侯外庐学派的传统，成为侯外庐学派治学风格和学说思想日趋成熟的代表作。关于邱汉生先生与《宋明理学史》的关系，侯外庐先生于该书《序言》中作了如下评述：
1959年我们编著《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时候，即开始进行宋明理学的研究。……当时我就开始配酿编著《宋明理学史》，以阐明理学的产生和演变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使它成为一部与思想史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专门著作、
事隔二十年，我们才开始执行这项科研计划。1980年我们编完《中国思想史纲》下册以后，邱汉生同志已将《宋明理学史》的章次目录编出。我们即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的同志进行讨论，分工执笔。汉生同志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悄悄地阅读了关于理学的许多原始资料，对理学思想的产生和演变有许多宝贵的见解，这样就为我们编著《宋明理学史》作了积极的贡献。
我手头存有在编著《宋明理学史》期间，邱先生与吾师黄宣民先生的通信，现录载三封，以略见其为此书的最终完成所做的工作：
宣民、钟锋同志：
好久未见，谅您们都好。
前日得陈谷嘉同志信，要我和宣民在十月十三日以前到长沙，十五日开讲，两星期讲毕。这个安排，是他研究后确定的。我想，应该照他的安排去办。我想在十月九日或十日动身，在武汉住两晚，十三日到长沙。为了路上照顾我，我老伴与我同行。我希望宣民同志与我们一起走，路上热闹些，如何？
岂之来信，淮备十一、十二月间集中一段时间在西安统稿。在十一月初，我们应该把稿子送给他。到现在为止，已收到的稿有下卷全书的百分之九十弱，基本上在我手头。在送去之前，我抽时间看一遍，提出意见，供岂之参考。未写出的稿子，希望都在十一月初之前完成，个别章节可略推后。金春峰说，一九八六年二月前送到人民出版社，则八个月内可以出书。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不能耽误。请您们务必掌握进度，及早完成各自承担的章节，为要。
姜广辉要搞下卷的理学家年表，唐宇元有黄绾章，步近智有黄道周章、学 通辨章，请在适当的场合同他们提一提。我有李二曲章，正在搞，九月内完成。
如果可能，希望近期同您们两位谈谈，主要谈理学史下卷完稿问题，也想同宣民同志谈去长沙讲课的分工。不知您们两位有何意见，请见示。
您们两位目前健康情况如何，甚为悬系。应该在健康得到保证的条件下完成写稿任务。
专陈不尽，即颂
撰祺！
弟汉生拜上
一九八五年八月廿五日
宣民同志：您好！
理学史下卷，稿经岂之审阅修订，大体就绪。三月初，他派任大援同志送稿来京。我和钟锋检查后，即交出版社。作为第一季度发稿，年内可以出书。我们此卷，外老能看到样书，就算工作有了成果。
泰州学派与心学章，切望在三月内写出，赶上交稿，就很满意了。估计您的中国史稿任务很紧，三月内难于再写泰州学派，因此我作了准备。今年王艮学术讨论会，我不一定去，但想把《泰州学派与心学》作为一篇论文送去，表示对王艮纪念的心意。此文写得很急，谈了王艮、何心隐、罗汝芳、李贽四人。我想用我和您两人名义发表。文章已有一万四五千字，大约再写二三千字，就算完稿。写好后，送请您审正。同时，就作为理学史下卷的一章。不知您以为如何？
这几年来，我们这里的同志及西北大学的同志，都为赶写理学史下卷而努力。希望今年二、三月发稿，赶早出书。同志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二月十四日，岂之来信，谓：“泰州学派，宣民同志不会有时间写，不能等他。我们今年三月份给出版社交稿，不再延长，否别出书时间难以保征。”我想，您能谅解大家的急迫心情。
书稿质量，同志们很注意。岂之修订，十分认真。估计与上卷不相上下。个别章，不够理想，岂之提出了处理意见。有机会，我们再谈。
专陈不尽，即颂
撰祺！
弟汉生再拜
一九八六年三月一日
宣民同志：
三月一日函已悉。理学史下卷，应该有您的章节，这是既定方针。您中国史稿明代思想，即将写竣。希望您把泰州学派章接看就抓紧写起来。我读了哲学家评传您写的《王艮》，写得很好，再加修润就可以用。不知尊意如何？（下卷全稿，三月底交出版社。）
在紧张工作的时候，望注意身体健康，每日要有休息，即使时间短些也好。
匆陈，不尽，即颂
撰祺！
弟汉生拜上
一九八六年三月七日
需要指出，邱汉生先生不仅作为《宋明理学史》的第二主编，创设体例、草拟章次，并做了大量艰辛的组织、协调工作，而且作为该书主要撰稿人之一，还亲自撰写了《绪论》和朱熹等理学家的章节近三十万字，约占全书的五分之一。正如《宋明理学史》的第三主编张岂之先生指出的：“为《宋明理学史》上卷的完成，邱先生起了我们的核心作用，其他同志也做了大量工作。”“邱先生为《宋明理学史》上、下巷的写作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儒学·理学·实学·新学》第104、10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在侯外庐学派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中国思想通史》和《宋明理学史》是两部最为重要的巨著，而后者同前者相比较，又有着一些新特色，如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方面更加成熟。侯外庐学派形成不久，就提出把马克思历史科学民族化的问题。所谓“民族化”，按照侯外庐先生的说法，“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选集》（上）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侯先生本人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实即恩格斯有关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问题理论在中国的引申和发展；以他为核心的研究群体关于古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路径和古代思想发展特征的论述，对于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反封建正宗思想的优良传统的掘发，如此等等都是这个学派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民族化，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用新的方法来掘发自己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过程中做的有益工作。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中国化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还缺乏经验，故而在过去的实践中难免存在着某些生搬硬套、生吞活剥的现象。《宋明理学史》克服了这一缺点，虽然它从头到尾都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并没有给人以“生搬硬套”、“生吞活剥”之感，可见其在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中国化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对朱熹理学的研究，即是很好的例证。《中国思想通史》受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启发，指出“无人身的理性”是朱熹哲学神学奥秘的症结所在，分析朱熹理学采取了佛学华严宗的思辨形式，其自然观和社会观是对称的，这种对称是用思辨的魔术，先把自然秩序伦理化，然后再以神化了的自然秩序反过来证实现实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其人性论则借天命为媒介，把无人身的“理”化为“性”，演出“道心”主宰“人心”、天理克服人欲、精神控制肉体的僧侣主义命题，演出“天命”的定数，演出现实社会的“圣人”即“理”的结论；其“格物致知”是唯心主义认识论，“格物致知”并不是要人们去研究和发现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而只不过是要人们去领悟决定等级品类的“天命”，去领悟一切存在着的事物的主宰——“理”，这样，“格物致知”的结果就被规定为“知止”于“至善”，即达到“人君止于仁，人臣止于敬，全是天理，更无人欲，则内不见王，外不见人，只见有理”的地步。《宋明理学史》没有沿用“无人身的理性”的提法，而是在承继《思想通史》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对朱熹理学进行了更加全面、深入地科学研究，既揭示朱熹理学客观唯心主义的本质，又指出包括天理论、性论、格物致知论、持敬说等在内的朱熹理学是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中的许多范畴与命题，总结了北宋以来理学的思想成就，使理学思想更严密、更丰富。这个体系熔铸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及佛学、道教思想，富有强烈的理论色彩。无论是理论、学术成就，还是思想影响，整个宋明理学史上，都不得不以朱熹为首。这样更为客观 、科学的研究分析，无疑是侯外庐学派不断成熟的表现。而见之于《宋明理学史》上卷的朱熹章正是邱汉生先生亲自撰著的。我们从这里当可看到他对候外庐学派及其学说思想、乃至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中国化的卓越贡献。
为使侯外庐学派后继有人，不断推进中国思想史研究事业，晚年的邱汉生先生在集中精力主持编写《宋明理学史》的同时，又十分重视人才培养。上世纪80年代初叶，侯外庐、邱汉生二位先生将崔大华、柯兆利、姜广辉三位招为研究生。由下录二信，可以略见邱先生对他们悉心指导、精心培养并寄予厚望的情况：
宣民同志：
研究生崔大华、姜广辉的毕业论文，已经抄清交来。崔文十二万字，姜文八万字。柯兆利论文亦已草成，正在誊清。今后的任务是进一步帮助他们提高质量，即通过审阅研究，让他们把论文修改更好一些，为答辩做好准备。
上星期伏清珩同志来，说研究生院根据温济泽同志考察美国的经验，在答辩前对论文先作讨论，进一步帮助他们修改，提高质量。考虑对历史系的三位研究生的论文，也作一次讨论。时间安排在一月十五日左右。三人共需讨论一整天时间。
我想请您、中锋、怀辛共同负责审阅他们的论文，出席讨论会，提出审阅的意见。鉴于他们论文的字数多，一时看不完，由他们各自确定论文中的一部份章节，提请讨论。崔为南宋陆学的第一、二节，姜为颜元的绪论及第八章，柯为王阳明思想与禅（合共五六万字，字数也还不少）。
讨论时，由三人自己先介绍论文的内容概要，着重提请讨论的那部份内容，然后请出席讨论会的同志讨论、提意见，供论文撰写者参考。经过讨论之后，撰写者再修政自己的论文，为答辩作准备。
事属初次，缺乏经验，不知如何做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务请您们三位（宣民、中锋、怀辛），多予指教、帮助，首先是审阅他们的论文稿，准备提意见。然后出席讨论会，积极发言。
我已嘱大华、兆利，把他们论文的要讨论部份，直接面呈宣民同志。广辉的论文，我正在看，看后由我这里送宣民同志。请宣民同志把他们的论文稿在您们三位中轮流传阅，交叉进行，争取在一日十五日前大家都能看毕。
时间不富袷，字数又多，要抢一抢才成。请鉴谅。大家身体不好，紧张工作之中，请注意保重。中锋同志感冒未知已痊了否？
专陈不尽。即颂
年祺！
邱汉生拜上
一九八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宣民同志：
研究生崔大华、柯兆利、姜广辉，届临毕业。崔于本周末去商邱，姜于月底去贵州，柯亦将于八月中旬去福建。行前，我约他们三位谈谈。我想也请您、怀辛、克政、经元、遵信共同谈谈。时间是本星期六上午九点左右（即七月廿五日上午），地点就在我们出版社内我的家里。请您告诉怀辛、克政、经元、遵信同志。他们三位，学习了三年，有一定成就。平日您们几位关心他们的成长，对他们进行过教导，他们也是很感激的。对柯来说，这次也算是话别。这个情况，我已于今日上午，同大华谈定了。
另外，想还就理学史上卷的定稿问题，交换些情况，促成定稿问题的顺利解决。现在看来，问题不是太大了，但是还有问题，要努一把力，才行。我的朱熹章，写了三分之一，重点还在后头，但是力争在八月上半月完稿。绪论稿写，不是很难，但要坐下来写。答辩还有五起，要花不少时间。希望大家把时间排一排，保证书稿的完成。这点很关重要。
钟锋同志身体要注意。这次就不烦劳他了。祝您健康！
汉生拜上
一九八一年七月廿二日
柯兆利英年早逝，令人腕叹。而近二十余年来，崔大华既深入考研庄周之学，又完成了近70万字的《儒学引论》（1992年被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著作；姜广辉在已有个人著作《颜李学派》、《理学与中国文化》、《走出理学》的基础上，目前正领导着志同道合者进行着中国经学思想史的研究，完成了《中国经学思想史》巨著。他们都不负乃师所望，不仅个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而且成为卓越的学科带头人，为继承侯外庐先生开创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事业做出了各自的努力与贡献。侯外庐学派之所以至今仍葆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勃勃生机，与邱先生对人才的培养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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