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翻历史，帝王治国成败首要就在于用人二字，用人的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江山社稷的安危。近日从一本叫《休闲读品·天下》的历史人文旅游杂志看到一篇《仁者误国——宋仁宗与西夏立国之战》的文章，其中对宋仁宗的用人政策做了颇具新意的分析批判，字里行间十分精彩，思想启发性很强。通过大量的史料分析，认为宋仁宗用人由三个特点：其一，爱用“君子”。仁宗朝里许多都是“悲天悯人”的“君子”，“干部”的履历里都有过参加赈过灾的记载，所以在百姓中声誉很好，于是升迁也就很快。但是这么一批只懂得赈灾的官员到了战场前线，还是转变不了思维，摆出一副体恤民情的样子，喊着战争劳民伤财却总是躲不掉战争，只好花钱买和平了，如此一来，最后岁币还是百姓头上摊。
其二，光“民主”不“集中”。宋仁宗用人讲求“广开谏路”、“言者无罪”，于是造就了一批好发议论、爱说大话空话的官员。为了博得皇帝的“欣赏”，许多大臣动辄就发表极端和不责任的言论，因为说话一般不会受到处罚和丢了性命，至多也就是贬往外地做官几年再回来而已。可怕的是，这些高谈阔论的官员们大多提不出什么可行性建议，以至于宋仁宗都发布诏令禁止胡乱上书言事，仍无济于事。
其三，看重“学历”。仁宗朝的官员几乎都是进士出身，一帮文人的朝廷自然就十分看重“学历“了，作为一代名将的狄青因为出身行伍，一直受到文人进士们的鄙视，最终被迫害致死。
以下摘自《仁者误国——宋仁宗与西夏立国之战》，李寻，《休闲读品·天下》2010年第一辑。
成败是由一系列具体环节构成的。对仁宗和元昊这两位最高统帅来讲，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两个，一是用人，二是办事。
先说用人。
元昊用的人都是“猛人”和“狠人”。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他依为股肱的党项本族人野利仁荣，这人是位大学者，创制了西夏文字。就这么一位饱读诗书、学富五车的文化人，给元昊提出的居然是杀气腾腾、以战争立国的基本国策。他首先否定了对华夏文明的崇拜，指出：古来所谓“以夏变夷”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想当初，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使国家强大起来，那不就是“以夷变夏”了嘛！作为一个国家立国基础的主流文化，应顺从本民族的自然天性而来，而不能生搬硬套别国的东西。固然要向别的国家学习，但一定要选择那些符合本民族天性、利于国家独立发展的东西。我们国家里，无论蕃人汉人，都好勇喜猎，日以兵马为务，没有中原人雅好礼乐诗书的风气，我们只能顺应这种实际的民情，因势利导，进一步强化人民建功立业的豪情，满足他们的征杀欲望，同时赏罚分明，建立起严格的民法军纪。如果说学习华夏文化，也只应该学习商鞅使秦国强大起来的法家思想，不能学满嘴仁义道德、又拘泥于诗书礼乐等形式主义的儒家学说。这样才能使国家全体人民乐于征战，崇尚刚劲。如此，方可以钳制中国、统驭戎夷，那些斤斤于言礼言义的宋人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对手。元昊极其倚重野利仁荣。野利仁荣于宋庆历二年秋天去世，元昊曾三次前往吊丧，恸呼：“何夺我股肱之速也！”
元昊重用的另一个人是汉人：张元。张元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只是姓张而已。他原本是陕西华阴一介书生，自负其才，屡试不第后，曾和他的一位姓胡的朋友赶往边关，他们雇了几个人拖着一块大石板在前面走，石板上刻着他人两个人嗟叹怀才不遇的诗句，他们两个人跟在后面，吟诗大哭，希望以此引起边关统帅的重视。那位边关统帅还真接见了他们，引他们入大帐聊了一阵儿，大概是觉得话不投机，又把这两人送了回去。回到家乡后，不知为什么事，张元被当地的县令打过一顿板子。这次侮辱让他下决心投靠西夏。临行前，路过一个不知什么地方的项羽庙，“乃竭囊沽酒，对羽极饮，酹酒泥像，又歌‘秦皇草昧，刘项起吞并’之词，悲歌累日，大恸而遁。”看来，张元不是毫无忠君爱国观念的人，他只是太个人主义了，他知道自己的才干远高于朝堂之上那些庸碌之辈，有这些人当政，他永无出头之日。他太欣赏自己生命品质的优秀，不能忍受在平庸的生活中，耗尽这天赋的优秀生命、默默无闻地死去，他要寻找一切机会证明自己的优秀，为此，不惜背叛自己的祖国。为此，他极为痛苦，这才有“悲歌累日，大恸而遁”的情况发生。人们当然可以谴责张元的极端个人主义，就是国家不用你，你也不能叛国呀！但从实际后果来看，一个不能真正吸纳本国优秀人才的国家，注定要衰亡下去的，战国时期那些被秦国灭掉的国家不都是如此吗？
张元是和他的胡姓朋友一起到的西夏的，在那里，他才改名叫张元，那位吴姓朋友改名叫胡昊。两个人终日在西夏都城的各大酒馆喝酒，饮后在墙上题诗，署名张元、吴昊。两个人的名字连起来读就“元昊”，这在当时是冲撞国王名讳的违法行为，他们俩想借此引起元昊的注意。果不其然，没过两天，他们被抓了，元昊亲自审问说：“你们两个是从大宋来的人，应该懂得不能冲撞本王名讳的规矩呀，为什么这么做？”张元反唇机讥：“违了你名字的讳有啥了不起的，有的人连姓都不顾呢！”这正戳到元昊的痛处，他们的本来没姓，自己造了个北魏鲜卑的姓：拓跋；后来归依李唐王朝，皇帝赐姓李；入宋之后，又由赵家皇帝赐姓“赵”，实际上等于无“姓”之人。元昊听出了话外之音，不以为忤，反引两个人入室深谈，甚为投机。张元得到了重用，不到两年，就当上了元昊的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相当于宰相。元昊攻宋的许多谋略都是张元提出的，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都有张元参谋赞画之功。元昊那句“朕当亲临渭水，直据长安”的豪气干云的通告，也出自张元的手笔。
仁宗“仁”啊！张元叛逃西夏，屡献攻宋之策，仁宗都没有缉拿他的家属，反而赐其钱米，希望张元能被感动，回头是岸。这位宅心仁厚的皇帝永远不能理解那种心身负奇才又野心勃勃的人的心理，他们一心只想使自己生命优秀的天赋本质得到实现，而对寻常人会感恩戴德的仁心惠意不屑一顾。张元没有回头，不仅从行为上没有回头，而且在精神上更为决绝。按他的理想，是想彻底灭掉大宋的江山，让满朝堂那些曾瞧不起他的庸碌之辈，彻底品尝漠视他的苦果。元昊都没这份野心，当庆历三年（1043年）元昊与宋朝和谈时，张元坚决反对，等到元昊与辽国开兵打仗，张元知道西夏已经永远没有灭宋的机会了，他彻底绝望了，终日对天咄咄叹息，没几天，就忧愤而死。
这是那种为自己的优秀而活、也为自己的优秀而死的人，这种铁石心肠，是任何恩惠都无法动摇的。
野利仁荣和张元之死，对元昊的打击很大，任何伟大的事业都是由一个英雄团队共同干出来的，这两个人才的早逝，使元昊失去了能克制他弱点、发挥他长处的左膀右臂。自这两人殁后，元昊再也没有做出过更为惊天动地的大事。
再看宋仁宗的用人，他所用的基本上都是和他气味相同的仁人君子，另外，还有少数摸准了他的脉，伪装 成仁人 君子的小人，所以，可以说他用的人都是“仁人”和“佞人”。
以夏竦、韩琦、范仲淹为例。夏竦聪明，有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但自私，不敢坚持原则；韩琦坦荡磊落，在朝廷内部的权力角逐中，秉公守正，坚持原则，确是一位良相之才，但心肠软，受不了战场上血腥的打击，而且缺乏真正的军事韬略，其军事建议是自己都执行不下去的夸夸其谈。范仲淹个人道德素质优秀，体恤民众，在和平年间，是一位爱民如子的好地方官，可是，见解卑陋，议论迂腐，他与仁宗之间的相知，完全在于共同拥有一个“仁”字的心理相通。他深知仁宗的心理，所以提出了被奉为国策的防守战略，当仁宗与西夏媾和时，他是欢欣鼓舞的。其实，早在1042年（宋庆历二年）五月，定川寨战役之前，宋夏两国边境拉锯战正酣的时候，他就向仁宗皇帝提出与西夏议和的建议，说：“兵马精劲”是西夏的优势，“金帛丰富”是大宋的优势；西夏人依仗其优势，是不会听从我们的仁义教诲的，而我们又不想大动干戈，与敌人打仗。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金钱买和平，多给西夏人“金帛”，以换得休战。他还举自己当越州知州时的财政收入为例，说仅越州一地一年的税收就值绢三十万匹，足以够支付对西夏一年的“赏赐”了。
初读到这种建议，让我们瞠目结舌，这就是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千古名臣为天下“忧”出的道理吗？这是什么道理？人家来打咱们，咱们不还手打人家，还要给人家“钱帛”，换得人家不再打咱们！不在于钱多钱少，而是凭什么给敌人这么多的钱？
范 先生自有他的道理，他说，这样虽然使越州人民受了些苦，可是天下不打仗了，可以少死多少人呐！
我无言，这也是由其天赋的生命本质所造就的意见，不可沟通，不可更改。我只是在努力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或许是某些孩子被绑架了的父母，害怕绑匪“撕票”，不敢报案，想拿钱给绑匪“私了”的心态？
这种人是不能镇边打仗的！
除了韩琦之外，夏竦和范仲淹两人其实都不愿意在外镇边，夏竦削尖脑袋走后门想调回京城，范仲淹也屡次上表以身体原因辞掉边帅之职。他们的文才都没得说，十分优秀。范仲淹镇边期间，留下过一首著名的词《渔家傲》，其中的下半阙是“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言辞精到，意境悲凉。但确不是他的职务及所处的地位该发出的声音，作为镇边统帅，应该高歌“马蹀阏氏血，旗枭可汗头。”怎么能发出如此悲凉颓废的韵调！主帅如此，全军的士气可想而知。
人不行，办事就不行！
先从事关每次战役成败的情报问题说起，我们已经知道，元昊出色情报的收集和分析能力是他每次战胜的重要原因。宋仁宗也意识到情报问题的重要性，他多次下诏要求在边境重金收买掌握西夏情报的间谍，还下诏，要求缉拿、诛杀已潜入京城汴梁的西夏间谍，但从未收到任何实效。宋军从来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战略情报，就是在战场上，也少有过准确的战役情报，甚至到打完仗了，还不知道对方的真正人数。原因无非有二：一是不肯真正花高价钱买情报，二是情报送到眼皮子底下了也不会分析。
（转载请注明出处：《天下》2010年第一辑，《仁者误国——宋仁宗与西夏立国之战》，李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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