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和毛泽东有关民主的观点
“民主”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书．多方》篇：“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
这就是民主一词的由来，是说当年成汤克服了四面八方的混乱之后，民就择(简)他代夏成了给民作主的人，即成了为民主事的人，成了民的主人，成了能主宰人民的人，由此看来，民主在这里的含意，就是指给民作好主的意思。这就是中国人最早对民主的用法。
在古希腊的雅典，最早实行的是共和制度，国家政权机关中的领导人由人民选举产生，国家大事，也由人民表决决定。这样，民主的含意，在这里就成了一切重大事情都由民作主来决定的意思。这是西方人对民主的用法。
关于“人民”这个词的含意，常常随着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比如在古希腊，所谓人民，就是只指自由民。而自由民实际就是当时的奴隶主阶级的通称，在这里不包括奴隶这个阶级在内。因此在奴隶制社会，所谓让人民当家作主，实际只是指奴隶主阶级当家作主。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重提民主之意，就是要实现资产阶级当家作主的目的。而无产阶级革命时也用这个口号，是说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要参政当家作主。由此可知，人民的含意是随着历史阶段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内容所组成。
所谓“一切重大事情都由民作主来决定”的行为，这事实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就以治家为例来说，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家庭一切重大事情，只有丈夫或妻子一人说了算，从不与家庭中的其他人员商量，或很少商量，这是一人当家的作法，把这种办法用在治国上，就是专制型的统治办法。这种办法，使其他人的智慧和才能无法发挥，因此是扼杀人才的办法。第二种，家庭中的一切大事，不仅夫妻彼此商量，同时也和全家其他人共同商量。意见虽然不能统一，但在全家的实际生活中，一定有一位习惯性的权威者，这个人往往不是爹便是娘，事实上他(或她)就成了这个家庭的当然领袖。最后由他(或她)出来把意见综合起来，或指出某种意见，作为大家都得照办的决定。在这里全家人都参与了当家作主的事，但最后的决定还是“领袖”说了算，而不是大家说了算。因此，一切大事可由大家参加研究，但不可能做到一切大事都由大家决定。若把这种管理办法用在管理国家大事上，就近似我们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这种制度，既可唤起每个人的热烈争论，起到献计献策的作用，又不会使大家失去统一的意志和行动。第三种，家中有了重大事情，丈夫说我说了算，妻子说我说了算，儿子又说我说了算，人人都争着成为这个家庭里当家作主的人，虽然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有利于各自才干的发挥和发展，但结果则又必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服谁，因为他们只要民(即我作)主，不要集中，从而形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使整个家庭失去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常此发展下去，必然最后把这个家庭变成一滩散沙，轻者，夫妻父子经常吵闹不休，使全家失去欢乐和幸福，导致家景衰败；重者夫妻离散，父子绝交，家庭走向崩溃。看来，这种人人都争着由自己说了算的民主，结果谁也作不了谁的主。如果把这种办法用在对国家管理上，就叫作大民主。这种大民主，必然导致这个国家对外失去防御能力，对内破坏了人们所需要的正常的生活秩序，造成天下大乱之势。由此看来，那种提倡大民主，希望人人都能说了算数的人，其实只是一种无知的幻想，或是别有用心的煽动。
从以上三种办法来看，不论是一个家庭，还是一个国家，最好的管理办法是第二种。但这第二种办法，也只能做到大家参政，却不能做到人人决策。
第二种办法，好就好在它既有第一种办法的统一意志，又有第三种办法中的民主争论的生动活泼的行为；它既可防止第一种专制弊端造成的恶果，又可防止第三种办法中的因意见不统一所造成的破坏性。
但是这第二种办法，同样有自己难于医治的致命伤口。这伤口体现在集中时所采用的办法上：其一，可以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可是真理往往是从个别人开始，如果只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就容易把少数人所发现的真理从一开始就给否定掉，从而给真理的发生和发展带来致命性的打击。比如当年的刘备，他发现诸葛亮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才，可是张飞、关羽就没有发现，在当时若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刘备的正确发现就会遭到否定。一旦被否定，也就没了刘备后来的事业。其二，采取下级服从上级的集中式，这种方式虽然便于集中正确的意见，可以纠正多数人对少数人正确意见否定的弊端，像关羽、张飞虽然对诸葛亮采取否定态度，又是多数，但他们都是刘备的下级，最后服从了刘备，这就纠正了他们的错误。如果刘备的认识也错了呢?那关羽、张飞就无法纠正了。如果硬性进行纠正，就成了反上的行为，用今天的话说，就成了非组织活动。这正是下级服从上级的弊端。如果有一个高明的领导者，能够采用好这种少数服从多数和下级服从上级的办法，就会起到取长补短，成为天衣无缝的好办法。否则这些弊端就无法得到纠正。
然而何为高明的领导者?其实，所谓高明的领导者，实际就是能掌握好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少数服从多数，又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好下级服从上级这两个不同的做法。
所谓不高明的领导者，往往只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不管是非，只让大家和上级保持一致，实行强权政治，推行专治主义；或者只强调少数服从多数，结果又使领导者失去发挥独立领导的应有作用而成为一个随波逐流者，实际也成了实行大民主的一种借口，这对普通人来说常常是无知的表现，但也常常是野心家为了达到篡权阴谋所贯用的伎俩。
然而怎样就能做到避免这一切弊端，而能使下级服从上级和少数服从多数在实际的运用中达到有机的统一呢?说来这件事容易，若是真正做好可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了，它正是一个高明的领导者在发挥自己聪明才干中的一个集中表现，而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随心所欲的行为。做好的标准，就是能使大家既不感到领导是一个只由自己说了算的专制主义者，从而能调动起大家对事充分发表意见，积极参与争论，去勇敢地发现真理和追求真理的主动性，但又不失统一意志的统一行动，只有做到了这种程度才算是做对了，做好了。这也正是在中国古老思想中所长期研究的内容，也就是说让领导怎样为民当好家做好主的内容。
由上看来，西方人所说的民主，其内容主要是侧重在对国家各级领导干部产生上和决策上作文章，以此来保证这个政府能够成为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而中国式的民主则侧重在领导产生之后，领导怎样做就能达到让广大人民来支持政府和影响政府的政策。《周易》中所说的民主正是这一点。而毛泽东在民主问题上则吸收了中西两方面的内容，其中对《周易》中的民主思想的继承运用和发挥也很突出。下面所谈的内容正是这方面的内容：
(一)遇事要善于和大家商量，不要怕麻烦。
《周易》在兑卦九四爻辞中说：“商兑，未宁 介病，有善。”这大意是说，遇事要和大家和颜悦色相商，大家七嘴八舌引起的不安宁，只要把有病的内容介隔出去，就会使有善意的内容得到发展。言外之意，这是好事不是坏事。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说：“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尽，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注1)
这都是在说，遇事要学会和大家商量，不要怕因意见分歧所引起的不安宁，这样做就一定会收到好效果。
(二)事前争取意见，事后搜集反映。
巽卦在九五爻辞中说：“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根据《实用六十四卦》的注析，认为这大意是，遇到应该变更的大事时，都要提前三天向人民征求意见，事后又要用三天的时间向群众搜集反映。这才能取得吉祥的效果。
三是多的意思，不是仅指三日。由此看来，“先庚三日”的意思，就是提前深入到群众中用很多时间去争取群众中的正确意见。争取到这些正确意见之后应该怎么办？当然应该把这些意见集中起来，形成决定，再交给群众。然后再用相当长的时间到群众中去搜集反映，看那些内容群众拥护，那些内容群众不拥护，这便是“后庚三日”的含意。
这种思想，到毛泽东手里，就发展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独特的新思想。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说：“凡属正确的领导，务必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群众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注2)
这就是毛泽东对事前争取群众意见和事后搜集群众反映的深动记述，毛泽东也正是运用这种办法，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三)实行现场讨论的办法，效果更好。
需卦在九二爻辞中说：“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需卦是由乾下坎上（䷄）两个单卦所组成，《实用六十四卦》根据这卦象，在注析时认为此爻辞的大意是说，一条奔腾不训的江河，拦住了乾的道路，这时就需要把大家带到这江河边的沙滩上，让大家发表些小小的言论，最终效果一定是吉祥的。
这种把人带入现场，面对困难进行民主讨论的办法，在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总结说：“在作战时，实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小会。在连队首长指导下，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争任务。……此项军事民主，在陕北蟠龙战役和晋察冀石家庄战役中，都实行了，受到了极大的效果。证明只有好处，毫无害处。”(注3)
(四)不要害怕大家的批评和谴责之声。
讼卦在初六爻辞中说：“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这大意是说，对诉讼之事所做的判决，若经不起永久的考验，即“不永所事”，必然会引起大家的大小不同的批评和谴责之声，这是好事，因为听到这些言论，就能纠正自己过失，最终取得吉祥效果。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说：“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注4)这也就是说，只有不怕别人批评和谴责，一心改正自己错误的人，才会取得好结果。
(五)要用让大家说话的办法作决定和解决人民中的问题。
夬卦在卦辞中说：“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于攸往。”
根据《实用六十四卦》的注析，这卦辞的大意是：其一，凡要做决定的事，都应该扬于朝庭内外，诚实地号召大家发表意见。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说的更为具体，他说：“在开会之前，作充分而恰当的准备，……然后向干部会议作报告，开展讨论，吸收讨论中的意见，加以补充和修改，……”(注5) 其二，当出了严厉的问题，就要告诉自己所管辖地方(自邑)里的人们，给他们讲清道理，绝不利於采用兵戎相见的办法，只有这样，对解决问题才会造成悠然前往的局势。就是说，在人民内部发生了问题，再严重，也只能采用说服的办法，决不可用武力进行镇压。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说的更为明确，他说：“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争论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注6)“如果把同志当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注7)
以上所举各例，说明《周易》中已经认识到，领导人要给人民当好家，作好主，就必须广开言路，让人民尽可能地来直接参加有关事情的研究和商讨，而到毛泽东时，就更加注意这个问题。
作过领导的人，大概都有过一种体会，遇事采取民主讨论的办法，实际还不如采取直接解决的办法省心。因为民主讨论，往往会产生意见分歧，使意见一时得不到统一，甚至遭到多数人的反对，从而使工作更加难做，而且会影响到任务的完成。不如先做了再说，免得耽误时间。
正因为有了这种思想，所以就会使各级领导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走向独断专行。这种独断专行虽然会遭到人民的反对，但领导者可以利用手中职权采取各种办法，保住自己一时的平安。又因任务能够按时完成，所以不但不会受到上级批评，反会受到上级表扬，甚至会得到上级的提拔和重用，成为上级一心一意依靠的对象，同时也就使这个上级在这种无形的发展中成了这类干部的靠山。
这类干部有了靠山，有恃无恐，于是变得更胆大，更放肆，也就更加专横跋扈，人们谁还再敢反对他！反对又有什么用？找他讲一下理，他都会说你“妨碍公务”，小者动用公检法，大者动用军队来镇压。当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那些镇压人民最有力的人，反会成为这个时代的功臣而加于颂扬，历史的是非就这样地走向了颠倒。
而那些真正想为民办实事的官，因为办实事就得说真话，说真话则往往又会引起上司的不满，这样的事积累多了，迟早会被这个上司找个借口，轻者搁职不用，重者革职查办。就这样，官场必然形成，不管是非如何，只要和上司搞好关系，人民再反对，这个人也会飞黄腾达：若和上司把关系搞坏了，人民再拥护，工作再辛苦，也会实受其害。
正是这现实的存在，就逼着当官的做起事时只能为上司负责，而不能再为百姓着想，虽然喊“为人民服务”的调子更高了，但实际做的却是对百姓极尽敲诈之能事，以满足上司穷奢极侈之欲望，成了好人不能当官的世道。对这样的官虽然也常绳之以法，但往往也只能是对那些没后台或后台不硬的官。而对那些有硬后台的官，做的坏事再多再大，顶多换个地方，避避民愤，甚至还会再升官，正因为这样，虽然对坏官也加紧惩治，但在人民中造成的影响，却认为这并不是罪有应得，而是因为他后台不硬，结果不但起不到惩一儆百的教育作用，反促使当官的为了寻找硬后台而不择手段，使社会更加腐败。
因为政府不能阻止和改变这现状，人民对这样的政府必然由不满而反对，由个别到群体，政府在解决这问题上，往往不是在根治官场腐败上下功夫，而是从镇压人民的行动上作文章，于是加强武装力量，随时准备镇压，结果使的反对者越镇压越多起来。
实践告诉人们，一个好社会，会逼着坏人做好事，最后使坏人变成好人，一个不好的社会，会逼着好人做坏事，最后使好人变成坏人。好社会不是凭镇压产生的，而是“求之于势，不责于人”而形成的。
怎样“求之于势”?中外经验告诉人们，最根本的办法是让人说话。因此在民主问题上就不能怕麻烦，正因为如此，所以从《周易》就开始，一直到毛泽东，都注意解决这问题，尤其毛泽东，苦苦搜索，最后提出了一个使贪官，尤其是大贪官最害怕的办法，这就是要建立一个过七八年就搞一次民惩官、民洗官、民教官和民选官的群众性的文化大革命的民主新制度，可惜毛泽东死后被代表贪官利益的大官们上了台给否定掉了，实在令千古之慨叹！
注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74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7月北京第二版．
(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01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53年5月北京第二版。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75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60年9月北京第一版。
(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12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53年5月北京第二版。
(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31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60年9月北京第一版。
(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68页，人民出版杜出版，1977年4月第一版。
(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4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 953年5月北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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