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认为，每个人都是有善的一面，而只要是以善为立足点所做或说的事和话，都是可以经受历史考验的，它们都可以在未来的年代里引起共鸣。（这里不谈西方的原罪与东方的人之初性本善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千古圣人，孔子的言行更容易在后世引发共鸣。但是批判儒家学说就是批判孔子的论断我是不赞成的。儒家由孔子而生，但是它的成长却不由孔子控制，批判儒家学说，我想最好能与孔子本人划分开来。
现代人普遍认同社会是发展的，而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缓慢积累创新与不断扬弃落后的过程，这是批判所要遵循的总的原则。任何走极端的为新事物唱赞（挽）歌，为旧事物唱挽（赞）歌的做法都是有失偏颇的行为。这一点似乎又回到了孔子的中庸之道。但是我们立足现代，一定要认识现代的特征。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最大的不同在于社会生产力的不可同日而语。古代的农耕社会造就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由是影响到人的思想；现代的工业信息化造就了资本运作的商品经济状况，也同样影响到人的思想。但是环境的不同会使人在认知上有不一样的感受。儒家学说作为支撑了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封建皇朝社会的思想支柱，它能够担当起目前形势和状况下的大任吗？这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伪命题。近代中国史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一直在进行着去儒家化的努力，重拾儒家学说和当下时代的现状有关。（中国文化在现代人类社会中最缺失的是科学）
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三十年，目前已经到了一个瓶颈关口，有关政治体制引发的种种社会现象让社会中涌现出了许多可供选择的答案，有民主的、有专制的、有代议制的、有复古的，而儒家学说与现代的关系，只不过是这个大问题中的一项可选择的答案而已！
中华文明从来不是一支独秀的文明，春秋战国时有百家争鸣，汉朝佛教传入，五四运动又引入马列主义，儒家学说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它不能够代表中华文明的全部，更不会指引中华民族的未来，而作为一种学说，它的最终命运只能是被后世更先进的文明所吸收和改良。从大的历史观上看，无论是新旧儒家之争还是儒家学说在现代社会的地位之论多么热闹和繁荣，这都不过是人之将死之前的回光返照。
旧药方能否治新病？或者是改良后的旧药方是否能治新病？这是值得存疑的问题。社会分工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的存在，做为一门学问的专家和学者来说，他们的眼光很难不被自己的学说所限制，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从某种意义上说，越是精专的人，他的思想视野在社会的广阔天地中更显得狭隘。而专家学者不过是凭借一己之长来谋生然后才能实现自身的流芳万世的人生价值，而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前人创立的学说之上，自己并没有身体力行，不过是在鼓吹宣教，这样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开宗立派是艰难的事业，继承和发扬光大某一宗派也是十分艰难的事业，而把从事某一宗派的活动作为生存的手段，却是这个社会所允许并比较容易实现的事。
在艺术史和思想史两个领域内，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个十分显著的现象，某一宗派的创始者往往在创立之时就确立了他本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后人只能仰观膜拜，除非后人另开宗派，那么站在任何位置，创立者总是占领着制高点，或者说是自己宗派的神坛，而如果这个宗派能在社会中获得广泛认同，他还会占领社会中人类的心灵高地，哪怕这个宗派在后来社会中已无足轻重。这里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人类思想有着巨大的物理惯性，即使社会生产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人类的集体思想惯性还是可以影响社会现状；另一个条件是大众思想的懒惰性，普通的人都缺少（或者是自动放弃）创新的精神，乐意去附属于某一现成的思想做为自己的信仰。那么，乐意做前人（别人）的思想践行者是否就是认同前人（别人）的生存时代环境呢？这个恐怕是很难的。某一个人都属于自身所处的时代，让今人去过古人的生活或者古人来过今人的生活，可能都会有不适应的感觉。从简入奢易，从奢入简难，这只是物质上的差别，而思想上的差异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心理障碍。西方人即使是现在也尊崇亚里士多德，但如果他生在今世，并且来传播他的思想，那肯定是招人耻笑的，反过来说，如果今人去给古人见马列主义，那也必将被古人视为异端。这样讲，是不是具体的时代只适应相应的思想呢？历史发展的脉络是这样的，但是否正确，无可考据，毕竟时间不能倒流。至少我们不能去教化前人，现实是前人在影响着今人和后人，前人只是靠者他们思想的物质载体（书）来传播思想，后人必定要有所选择和扬弃。我从不相信一个前人的思想可以为后世创立千秋万代不变的社会模式，发展着的人类社会不是这样是。就是西方的“上帝”概念也在发展变化中，当量变达到质变的临界点时，上帝也会进化为更高层级“神”。而现代儒家学说的重拾，也只是事物量变的一个增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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