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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七年纪事

浮星槎 · 2010-03-14 · 来源: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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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七年纪事   

很久没写东西了,我怕再不写,那就永远都不会写了。秋天是我喜欢的季节,今天风很凉爽惬意。终于在几分钟前草草写完了两年前就应该写完的《绍兴七年纪事》。贴在这儿,请大家提提意见,尤其是看到了硬伤,请一定告知。等改完了,我贴回自己的网络日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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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师北定中原日 之 何必桑干方是远

绍兴七年纪事

★浮星槎★
  
  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 正月初一 ,已经从临安驻跸平江【即苏州】的宋高宗赵构再下移跸建康之诏。在靖康之耻后的第十一个年头,这个意味明显的举动,让很多人终于盼到了希望。
  
  (1)
  
  绍兴七年的这个春节,赵构安心度过。这个安心的春节来得有些出人意料。年前伪齐大举入侵,诈言携金兵而来,气势汹汹,朝廷差点要放弃淮南,做保江之计。然而金人到底没有来。岳飞的援军尚在途中,刘豫的军队就被二流的杨沂中、张俊、刘光世军队打得落荒而逃。捷报传来,赵构终于相信,自己的宝座已经坐稳,不会象那年的柑灯一样轻易就被风浪掀翻了。
  
  建炎四年的春节,赵构在海上度过。摇尾乞怜了两年多,苟延残喘了两年多,狼奔豕突了两年多,他的朝廷还是无可奈何地陷入了谷底。 正月初一 ,海风很大,赵构的船队在海上飘摇。“搜山检海”的金军正在风浪之外、海上、陆上,虽然看不见,然而掀起的恐惧,却象海浪一样,时不时突如其来。
  
  建炎三年秋天的时候,赵构在给金人的国书之中这样说道,“自汴城而迁南京,自南京而迁扬州,自扬州而迁江宁,建炎三年之间,无虑三徙,今越在荆蛮之域矣。所行益穷,所投日狭,天网恢恢,将安之耶?是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一身彷徨,跼天蹐地,而无所容厝,此所以朝夕諰諰然,唯翼阁下之见哀而赦己也”。然而半年过去了,赵构真的沦落到了无所容厝的地步,金人的怜悯却没有降临,降临的只是金人的铁蹄。
  
  赵构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虽然简单,他的父亲和大哥一直到当了俘虏的时候都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就是,摇尾乞怜,也要有摇尾乞怜的资格。而摇尾乞怜得到的,也最多是本就属于自己的东西。赵构对金人哀求想得到的,当然是统治半壁江山的权力。然而要得到金人的恩赐,他要先证明这半壁江山是属于他自己的,连金人都夺不去。
  
  建炎四年元宵节,天公作美,章安镇外的海面上风平浪静。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天气,也许是因为海上生活太无论,也许是因为赵构想通了那个道理,他竟然有了作乐的兴趣。夜里,他命人用柑皮做成桔灯,放入海中,柑灯随潮而去,“数万点火珠,荧荧出没沧溟间”。
  
  这个柑灯的故事本身也许无关紧要,可是我总觉得,这是赵构人生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些柑灯,总是那么脆弱,却要面对层出不穷的风浪。他的江山,何尝不是风雨飘摇,危机四伏?在当时,最大的威胁自然来自金人,可是他也要时刻提防着别的危险。对于这些对他帝位的威胁的判断和应对,决定了高宗朝的走向。从现存史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的关系。
  
  跟他优柔寡断朝令夕改的大哥不一样,赵构目标明确,意志“坚强”,他看准了方向,就会毫不动摇地走下去。返回陆地之后,赵构开始改弦更张,整军备武。建炎年很快就过去了,新的年号是绍兴。绍兴,绍奕世之闳休,兴百年之丕绪。
  
  国策重点的转变很明显地体现在宰相组成上。绍兴元年到绍兴七年的宰相中,吕颐浩、朱胜非、张浚,赵鼎虽然政见不同,或主攻或主守,但却都是恢复派。而秦桧,这位师从高宗朝第一代大汉奸黄潜善、汪伯彦而明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奸细,还没有来得及造成多少破坏就被迫下台。
  
  绍兴二年开始设置都督行府。这一战时体制的设置,是备战的一个重要信号。这年四月,诏左相【即首相】吕颐浩“专治军旅”,开府镇江,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都督府的设置,固然有节制诸将、恢复以文制武传统的企图在,也有秦桧借此把吕颐浩排挤出中枢的因素在。然而当时张俊、刘光世等大将拥兵自重,往往未战先逃,也的确有压制的必要。这些大将位高权重,皇帝远离战场,鞭长莫及,也只有位高望重的都督可以稍微压制,不至于战况糜烂。况且都督府同时拥有指挥军队、任用官吏和调动钱粮的权力,无疑利于诸军协调作战和后勤保障。绍兴四年金、齐联军入寇,前线无重臣指挥,刘光世放弃淮西,张俊徘徊江东,形势几乎大坏。而绍兴六年伪齐入侵,刘光世故技重演,这时候幸亏右相、都督张浚在前线督战,以赵构授予的军法处置大将的重权,终于把刘光世逼回前线,击败了伪齐军队。这是都督府的一个成功例子。
  
  宋军战斗力底下的原因除了宣和年间的军政腐败外,以文制武国策造成的军人地位低下、士气不振、指挥不专等更为根本。为了提高军力以救亡,宣和以来不断有大臣提倡恢复藩镇之法。如果说靖康年间四道总管的设置,还可以说是救援京师的临时措置的话。那么李纲倡复藩镇之议,则是出于抗金长远规划开出的一剂整军备武的猛药,然而这剂药方与宋以文制武的国策相背,自然不可能被接受。建炎元年,胡舜陟提出一个稍微缓和的方案,就是效法赵匡胤以郭进、李汉超等将领守边之术,以北京大名府、东京汴梁、西京洛阳、长安为中心立四镇,将得专任,财得自专。然而这项计划也没有被采纳。
  
  建炎四年夏设置的镇抚使,可以说是赵构对恢复藩镇之法的回应。这些设置于前线的镇抚使,管辖几个府、州的地盘,同时拥有军政、民政、财政之权,可以说是小号的唐制节度使。宋廷设置镇抚使的目的并不单一。设置镇抚使的地方,好多被流寇溃军占据,宋廷做顺水人情之余,也有借刀杀人的意思。然而岳飞、陈规、王彦、解潜、赵立等忠于朝廷的臣子也被授予镇抚使,可见本其初衷,镇抚使的设置并非没有积极目的在。
  
  镇抚使的设置,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抗击金与伪齐的作用。突出的例子是河南镇抚使翟琮,在绍兴三年一度攻入洛阳,擒获伪齐留守。襄阳镇抚使李横在绍兴三年一度收复颖昌,兵逼汴梁。然而,镇抚使毕竟不是节度使,他们的辖区过小,屡经战乱,民生凋敝,无法负担军需,军队往往有断粮之厄;镇抚使各自为战,而且往往得不到朝廷支援,也很大限制了战斗力的发挥。到绍兴五年,朝廷设置的三、四十个镇抚使或死或叛,或丧失辖区,镇抚使的设置已经名存实亡,于是被明令撤除。
  
  随着宋金战争的继续,武将势力持续壮大。赵构承认了这一事实,诸大将陆续建节,甚者如韩世忠等多至三镇节钺。节度使只是崇衔,真正标志武将地位的,应是沿边诸大将先后获得的宣抚使副的高位。宣抚使负责一路或数路军旅,地位尊崇,在宋人眼中是入可为宰执的重臣。在宋代宣抚使一般由文官担任。靖康年间种师道任宣抚,已是事出紧急的特例,况且种师道虽为武将,却是文官出身。而韩、张、刘、岳、吴沿边诸大将出任宣抚使、副,全权负责沿边防务,却是绍兴特色。宣抚使地位崇高,位视执政,地方帅臣、监司移文宣抚使、副需用申状。宣抚使、副更往往获得举荐、任免府州以下官吏的权力,无形之中,地方诸司等同属官。从这个意义上讲,武将任宣抚使副,虽然有承认既成事实的因素在,也是宋廷对恢复藩镇之法的另一折中回应。
  
  南宋的国运,从建炎三年、四年之交的谷底开始回升。绍兴元年的和尚原之战、四年的仙人关之战,吴玠所部独立抵抗金军主力,获得空前大捷,川陕局势已经稳定。川陕战场的鏖兵极大减轻了两淮、京湖战场的压力,让宋朝可以腾出手来肃清流寇、湖匪,到绍兴五年,这一心腹之患被全部肃清。金军在川陕一筹莫展,在绍兴四年秋回军两淮,却被韩世忠等击退,两淮防线也逐渐稳固。而京湖方面,绍兴四年岳飞所部收复襄阳六郡,拔掉了金、齐拦腰插入宋朝沿边防线的钉子,宋川陕、京湖、两淮防线从此连成一体。随着国运的回升,赵构的信心逐渐增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绍兴六年张浚视师淮上,部署北伐。赵构则自临安北上平江。伪齐入侵引起的短暂慌乱平息后,终于诏告天下,移跸建康,视师江上!
  
  六龙航海七年后,赵构明白这半壁江山金人再也夺不去了。那么,自己的主人身份,时不时还需要金人恩准呢?父兄不共戴天之仇,报还是不报?沦陷之故土,恢复还是不恢复?
  
  绍兴六年底,宋廷给岳飞下了一道命令,要他尽快入见。

(2)
  
  绍兴六年年底宋廷发给岳飞的这道省札只是寥寥数行:“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岳飞候指挥到,如别无紧切事宜量带亲兵前来行在所奏事。”岳飞读到的时候大概还没有意识到省札背后的朝廷意图,加上他又要处理对伪齐军事行动的善后事宜,所以没有即刻启程。而绍兴七年正月初三,宋廷发出第二道内容完全相同的省札,到这个时候,岳飞无论如何都意识到有相当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了。他也许猜不出具体是什么事情,但是,在那个人心振奋的春节,有着赵构移跸建康之诏的明确信号在,我敢肯定,他判断得出是关于北伐。
  
  建炎三年底,在赵构仓惶逃窜的时候,岳飞正面临着他从军以来最严峻的困境。在建炎年间,军队的望风而逃不稀奇;朝廷的闻风远遁不稀奇;;围城中的守臣的不战而降也不稀奇。稀奇的是,建炎三年底,荷负满朝厚望,身居人臣极品的杜充,渡江降金。做为南宋唯一主动投降的宰相,杜充的投降,是人心瓦解的再明确不过的信号。赵构不是傻子,所以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不食者累日”。而做为杜充的部将,岳飞更清楚此中的危机。杜充的军队,多数溃散为盗,少数甚至降金。岳飞部下,也有人脱逃为盗。人心溃散,这是他四年的抗金生涯中,即使是在孤军苦战太行的时候,都没有遭遇到的危局。面对危局,二十六岁的岳飞激励部属道“我辈荷国厚恩,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为虏,溃而为盗,偷生苟活,身死名灭,岂计之得耶!”
  
  当年岳母在岳飞背上刺下“尽忠报国”四个大字,现在,岳飞把这四个大字刻在了这支孤军心中。这支军队脱离杜充,只是因缘巧合;尽忠报国的信念,才真正让这支军队卓尔不群、从此独立成军。在建炎三年底大溃散的急流中,凭着尽忠报国的信念,这支军队团结一心,坚如磐石,生存了下来。日后抗金、剿匪,不断壮大,那就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岳家军。
  
  尽忠报国,是岳飞的人生信条;光复旧土,是岳飞的理想。这个理想,由《满江红》以诗的语言道出,传唱华夏。而建炎四年六月,戎马倥偬之余,岳飞写就的一篇题记,则是对这一理想的更详细阐述。
  
  “近中原版荡,金贼长驱,如入无人之境;将帅无能,不及长城之壮。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军,小大历二百余战。虽未及远涉夷荒,讨荡巢穴,亦且快国讐之万一。今又提一垒孤军,振起宜兴,建康之城,一举而复,贼拥入江,仓皇宵遁,所恨不能匹马不回耳!
  
  今且休兵养卒,蓄锐待敌。如或朝廷见念,赐予器甲,使之完备,颁降功赏,使人蒙恩;即当深入虏庭,缚贼主,蹀血马前,尽屠夷种,迎二圣复还京师,取故地再上版籍。他时过此,勒功金石,岂不快哉!此心一发,天地知之,知我者知之。建炎四年六月望日,河朔岳飞书。”
  
  “此心一发,天地知之,知我者知之。”我第一次看到这行字,心底一颤,然后就想起了“天日昭昭”。那是我们的英雄生命尽头的故事,不在这篇小文涉及的范围之中,可是我控制不住要说几句题外话。这四个字有着诡异的魔力,遮住了满天的阳光,我看到的,是如夜的苍凉。在那个世界,即使有光明,也朦胧如月,“人悄悄,帘外月胧明”。在那个世界里,即使有声音,夜色笼罩下,也没有人听得见、听得懂。“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然而建炎四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还是意气风发的岳飞,还有信心等待他的壮志被赵构理解、支持。此后的几年,他用兵无往不利,接连剿灭流寇、湖匪,收复襄阳六郡,东援淮西,北伐中原,声名鹊起。恢复派的文臣李纲、赵鼎、张浚对他寄望颇深【1】,当时抗金战功第一的吴玠对他敬佩有加,韩世忠与他英雄相惜,张俊对这位昔日部将,也终于屈尊嫉妒。满朝赞誉声中,赵构也终于把岳飞当成了这半壁江山的依靠,每当东南危急,都要诏岳飞入援。所以我们才看到绍兴四年、六年岳飞的两次东援淮西。
  
  岳飞之心,天地知之。建炎四年的时候,他要求“除一淮南东路重难任使。令飞招集兵马,掩杀金贼,收复本路州郡,伺便迤逦收复山东、河北、河东、京畿等路故地。庶使飞平生之志得以少快,且以尽臣子报君之节。”然而并不意外,喘息未定的赵构只把这“平生之志”当梦呓。
  
  绍兴四年收复襄阳后,他请求顺势以“精兵二十万直捣中原,恢复故疆”。多年碰壁之后,他暂时还不指望赵构会支持这一“国家长久之策”,所以他给赵构一个台阶,“陛下渊谋远略,非臣所知。……在陛下睿断耳。”
  
  然而赵构纵然恐惧,宋朝的国力毕竟在一步步加强。赵构的信心也随之一点点增强。绍兴四年,赵构终于有信心把刘豫政权号为伪齐,目刘豫为逆臣。面对金军,也终于压制住了内心的恐惧,不退反进,下亲征诏,从临安进驻平江,虽然战事结束后,赵构还是返回了临安。绍兴七年正月移跸建康的诏书,标志着赵构对国力的信心,又增加了一个台阶。赵构的变化,李纲看得见,岳飞也看得见。这个时候的赵构,对于岳飞光复旧土之心,大概不会再当成做梦了吧?
  
  绍兴七年正月底,岳飞动身前往平江,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激动的一次旅行。
  “
  使君一一试此刀,
  能令四海烽尘消,
  万姓鼓舞歌唐尧。”

【1】:例如,李纲在绍兴六年的时候勉励岳飞,“益励壮猷,早建大勋,为中兴功臣之首”。(《梁溪集》卷128《与岳少保第四书》)

(3)

绍兴七年初,张浚正处于他一生事业的巅峰。

做为绍兴朝的主战派领袖,张浚有着他人难以企及、无法兼备的优势。籍着平定苗刘之乱的大功,他得到了赵构的信任。此其一;他年富力强,因靖难之功拜知枢密院事的时候,不过三十二、三岁。就在本年,也不过四十岁。此其二;他勇于任事,敢于进取;此其三;他善于笼络人心,这是至关重要的领袖素质。此其四。相比之下,李纲得不到赵构信任,吕颐浩年老且粗暴,赵鼎失于保守,朱胜非为时论所轻。这些优势,决定了张浚在绍兴朝并延续至孝宗隆兴朝的不可动摇的抗金领袖的地位。

跟当时很多宋人的想法一样,张浚主张恢复中原当自关陕始。建炎三年,他主动请缨,宣抚川陕。赵构正担忧金军对东南即将发动的攻势,自然急于整军关陕,以减轻东南压力,所以对张浚的主张大加支持。张浚宣抚关陕,得到的是便宜黜陟的重权,部分的是川、陕、京西、两湖的广大地区,以赵鼎的话说,是“半天下之责”,荷负满朝厚望。

陕西宋军,也就是硕果仅存的北宋西军,是南宋举国之精锐,对金作战颇有斩获。张浚受之鼓舞,产生轻敌思想,企图与陕西金军决战,毕全功于一役。建炎四年秋,张浚集合陕西五路宋军十二万,号四十万,发动南宋立国以来最大的军事反攻。对于这次大规模反攻,从张浚亲信幕僚刘子羽、亲信将领吴玠到名将曲端等都认为是军事冒险,而先后劝谏。然而张浚一意孤行。九月,宋军和金人陕西主帅娄室所统金军以及从淮南驰援的兀术所统金军在长安北的富平展开决战。

金军跟宋军以前熟悉的契丹、西夏军队不同。此前宋辽、宋夏作战,不过一个回合,胜负立决。而金人打破这个战场惯例,“更进迭退”,“每战非累日不决”。当时宋军在体力、军纪和士气上都无法适应这样长时间的战斗。单从这一点上,金军就掌握了战场主动,可以从容捕捉宋军薄弱环节予以击破。况且,金军以骑兵为主,因地就粮,行动迅速。军纪严酷,有连坐之法,所以令出必行。这些都是宋军难以企及的优势。

富平大战开始的时候,宋军如刘锜泾原军凭借一时锐气,杀伤相当。然而大战持续六、七个小时之后,宋军开始体力不支。而金军终于找到突破口,利用骑兵优势迅速调整攻击重点,集中攻击赵哲环庆军。偏偏此时赵哲不在军中,环庆军迅速崩溃,从而导致了整个战场宋军的土崩瓦解。

富平之战,影响巨大。宋军精锐损失大半,陕西五路俱丧,宋廷只得退保四川。富平之败,是张浚遇到的第一次大挫折。不惟从关陕恢复中原的初衷化为泡影,四川也变得岌岌可危。一旦四川失陷,金人顺流而下,以当时宋朝残缺的军队,势必难于抵挡。如此惨败,张浚的政治生涯要终结了吧?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赵构并没有处罚张浚。《宋史-张浚传》透露出此中端倪。“时金帅兀术犹在淮西,浚惧其复扰东南,谋牵制之,遂决策治兵,合五路之师以复永兴。”《张浚传》虽然对张浚曲加维护,这段记载仍然透露出,张浚一意孤行进行陕西决战,有执行赵构旨意的因素在。赵构没有惩罚张浚富平惨败,可为旁证。虽然史书中有赵构指示张浚三年进取的记载,或为赵构缘饰之语。

大概是天不绝宋室的原因吧,横溃之中,吴玠、吴璘挺身而出,终于在和尚原大败金军。这场南宋立国以来空前的大捷,扭转了川陕局势。此后,虽然宋军无力进取,金军却终于无法入川。

富平之败、曲端、赵哲之死及张浚不避嫌疑的行使便宜黜陟重权,让他受到的朝臣攻击越来越严重。然而,吴玠的卓越战功延缓了张浚的下台。对吴玠的超擢和信任,于国于民,都是张浚一生中最大的功绩之一。绍兴四年三月,在吴玠仙人关大捷的消息传来之前,回到临安的张浚被劾罢,随即贬谪至福州居住。


绍兴四年秋,张浚的仕途出现转机。跟张浚有隙的朱胜非被罢,赵鼎拜相。面对金人伪齐的大举入侵,张浚变得奇货可居。在汴梁围城时的难友赵鼎大力援引之下,张浚东山再起。

当再拜枢密的张浚赶往镇江视师的时候,宋、金战事已经接近尾声。宋军韩世忠、张浚、刘光世扼守长江,金、齐无法逾越。天寒大雪,野无所掠,加上金太宗吴乞卖病危,金、齐撤退。

金齐联军初来的时候,宋廷震怖,宰相赵鼎却力主赵构亲征,避免了建炎航海的重演。战事结束,赵构对赵鼎大加赞许,进位左相,张浚也升为右相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事。在这种分工之下,赵鼎主内,专心庶务。张浚主外,专治军旅。赵鼎、张浚齐心协力、各尽所能。这是高宗朝政治气氛最好的时期。

绍兴五年,杨么乱平。内乱敉平之后,张浚开始部署北伐。绍兴五年冬,前沿守军划分防区。从东到西,分别是驻扎承、楚的韩世忠,驻扎建康的张俊,太平州的刘光世,荆南王彦,鄂州岳飞,川陕吴玠。然而,张俊刘光世畏敌如虎,王彦多病,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韩、岳、吴可以大用。在这种形势下,绍兴六年,张浚出督,令韩世忠渡淮攻淮阳,岳飞进军伊洛。然而韩世忠以孤军进取,得不到张俊、刘光世的支援,淮阳有重兵,围攻不下,而金、齐援军赶来,韩世忠只得撤回。岳飞进军神速,长驱伊洛,却因为孤军、乏粮不得不撤回。

这次北伐未竟全功,深为可惜,张浚由此意识到了兵力重新配置和鼓舞人心的双重必要性。刘光世已成习惯的临阵脱逃,不仅损害了宋廷的北伐大计,甚至对赵构的个人安全都造成威胁。绍兴六年冬他再次放弃淮西,不惟张浚忍无可忍,赵构也是心中恼火。君臣达成共识,决定罢免刘光世。

为展现宋廷北伐决心,振奋天下人心,张浚力主赵构移跸建康。他力言回銮(指从平江返回临安)之弊,说“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以为之先,则被坚执锐,履危犯险者,皆有解体之意。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六飞倘还,则有识解体,内外离心,日复一日,终以削弱,异日复欲巡幸,诏书谁为深信而不疑者!何则?彼已知朝廷以为避地之计,实无意图回天下故也。”重申进驻(建康)之利,“天下之事,不倡则不起,不为则不成。今四海之心,孰不想恋王室!金、
豫相结,胁以之威,虽有智勇,无所展竭。三岁之间,赖陛下一再进抚,士气从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当示之以形势,庶几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帅者,亦不敢怀偷安苟且之心。”

绍兴六年十二月,主张回銮临安的左相赵鼎、签书枢密院事折彦质被罢。张浚独相,而支持张浚的张守除参知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绍兴七年正月初一,赵构下移跸建康之诏。这个春节,张浚踌躇满志,在激动中度过。

(4)
绍兴七年正月丁亥,行在平江,秦桧成为了南宋历史上第一任专任枢密使,待遇视同现任宰相。

元丰改制废除了枢密使的名号,以品秩低的知枢密院事、领枢密院事等为枢密院长官。然而,为了符合秦桧这位昔日宰相的身份,所谓‘以其旧弼,不可复除执政官’,赵构和张浚煞费苦心地恢复了枢密使的设置。虽然张浚也是枢密使,但那是当时宰相的例行兼职。所以枢密使这个名号的重新设立,无疑显示着赵构、 张浚 君臣对秦桧的看重。

张浚,这个踌躇满志要恢复中原的重臣,为什么选中了秦桧?赵构,这个刚得知了父亲死讯而恸哭不已的君主,又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仿佛是迫不及待地在当天就任命秦桧为枢密使?

在当时普通人甚至普通官员眼里,秦桧头上或许还闪耀着靖康东都抗节存赵的光环,所以宋廷的这项任命合情合理。然而问题在于,赵构和张浚的眼里的秦桧却早已不是这个样子了。绍兴元年秦桧拜相,对赵构提出了所谓耸动天下的二策。随着绍兴二年秦桧在与吕颐浩的权力倾轧中败北,赵构也抛弃了这位所谓‘朴忠过人’的宰相,向天下公布了秦桧所谓的二策:‘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并表示对之永不录用。那么,汉奸面目已经非常清晰的秦桧,为什么在绍兴七年正月,这个高宗朝主战气氛最浓的时候,竟然成为了尊崇的枢密使了呢?


绍兴七年春天发生的很多事情都不可思议,许多关键的历史细节已经随着赵构、秦桧对史料的篡改而湮没在历史的迷雾里。在残存的史料里,我们只能寻到些蛛丝马迹。


绍兴五年初,赵构向往日的宰执大臣询问和战大计。困废三年的秦桧上了一封相当有技巧的奏章。他首先分析了靖康朝的和战纷争,指出所谓‘太怯’(例如遽割三镇)和‘虚张’(心存侥幸的冒险)的危害。他精心选择的例子足以使得他的议论看似合情合理。在做了这些必要的铺垫之后,他话锋一转而进入主题。既然太怯不可(否则连半壁江山都没了),虚张亦有害(提醒赵构不要为目前的军事胜利冲昏头脑),跟金人的议和简直就是必须的。怎么跟金人议和呢?如何找到金人信任的中间人呢?


跟五年前一样,秦桧抛出了议和中间人的鱼饵,等着赵构上钩。不过这一次,他变聪明了很多。经过四年前那场羞辱,他明白了自己不过是赵构的一枚棋子,想扔就扔。要避免再次被抛弃的下场,他就得让赵构明白自己是不可替代的。在奏章的字里行间,他暗示了一番自己跟金酋的关系,卖弄了一番自己主持跟金人议和的功劳,捎带透露了些金酋对刘豫态度的内幕。这些信息赵构当然知道,秦桧旧事重提,是提醒赵构不要忘了自己这枚棋子。况且以秦桧对金各方势力的了解和他跟金人的联系,他清楚地知道刘豫的主子粘罕正在失势,自己的主子挞懒正在一步步成为对宋最高决策人。局势跟几年前不一样了,自己这枚棋子的分量变得越来越重。秦桧满怀信心,耐心地等待着这枚闲子再次耸动天下的时刻。


没有任何的史料记载赵构看到这封奏章的内心反应。我们知道的是,绍兴五年六月,秦桧起知温州。在今天看来,这是赵构悠远的一着落子,看似不着边际,却是决定南宋命运的连环落子的开始。不久秦桧两次升迁,回到临安,一个月内至少两次受到赵构接见,看似圣眷正隆。然而绍兴六年秋,当赵构离开临安移跸平江的时候,秦桧满怀希望要求随行,以便在对金、对伪齐交涉中“以备顾问”,却碰了个软钉子,被赵构拒绝。赵构的政治手腕,在经过多年磨练之后,愈发的高超起来。

绍兴元年,赵构曾经对秦桧满怀期望,确切的说,是秦桧的到来,让赵构从粘罕、兀术的无情军事打击中重新看到了议和的希望。秦桧以他跟挞懒的关系和‘耸动天下’的二策博取了宰相的位子,如愿以偿。然而,一年多来,金人的军事打击并未减弱,粘罕卵翼的刘豫也渐渐羽翼丰满,愈发嚣张。赵构渐渐对秦桧失去了信心。恰逢秦桧排挤吕颐浩不成,被吕颐浩、朱胜非、席益联手反击,于是赵构顺势把秦桧一脚踢开。然而此后的事态发展逐步证实秦桧跟金人的关系并非秦桧杜撰。绍兴三年底,粘罕使者当面向赵构索取流落南方的北方士民,“且欲画江以益刘豫”,这正与当年宋廷公布的秦桧“以河北河东人还金虏,以中原人还刘豫”的献策相符。另外,金人在与宋使的接洽中多次提到秦桧,俨然以之为金人代言人。正如秦桧预计的,他在赵构心里的分量越来越重。

然而,有一个巨大的障碍阻止着赵构、秦桧的密切联手。这就是刘豫和刘豫背后的粘罕。向金人称臣对赵构来说并无心理障碍。然而,与昔日的臣僚刘豫平起平坐却让赵构感到屈辱。洞悉了赵构的心理,在奏章里,秦桧适时地提出了联络金酋、废掉刘豫的主张。绍兴四年来,粘罕日渐失势,而挞懒日渐得势,这一主张的可行性越来越大。绍兴六年伪齐侵宋竟然得不到金兵支援,刘豫的失宠也已经相当明显。


在这样的背景下,赵构开始了新的试探。绍兴七年正月,使臣何藓等带回了兀术的一封信,并徽宗死去的消息。这封信的确切内容已经无从得知,但赵构看到信后,不顾宰执除拜的惯例,急招秦桧议事,可见金酋们大概又抛出了议和的诱饵。即使是在绍兴七年正月,赵构最思进取的时候,他依旧抛不掉对议和和幻想。不久他令王伦出使。赵构想传给挞懒的话是,“河南之地,上国既不有,与其付刘豫,曷若见归?”。而秦桧出任枢密使的尊位,也似乎正是赵构传给挞懒的一个信号。然而当时,赵构只视秦桧为备用;而秦桧,也明白自己的身份,他潜伏在侧,等待着时机。君臣二人,各怀鬼胎,开始了近二十年的狼狈为奸。


那么,张浚又是出于什么目的援引秦桧呢?有些史料说是张浚欣赏秦桧靖康年间的表现,认为他有气节,可以共事。我本来以为秦桧的面目在绍兴二年已经暴露无疑,张浚不应该这样消息闭塞。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绍兴二年后对秦桧抱有好感的竟然不乏人在。在野,有平民上书请求秦桧督视荆襄,指挥岳飞北伐。在朝,执政张守认为秦桧“旧德有声”,张浚认为秦桧“有力量”。更令人吃惊的是,李纲竟然也被秦桧蒙在鼓里。秦桧拜相后他在《贺秦丞相启》中追叙了秦桧当年“临危著难夺之节”之后,竟然以召公、姬旦相期许,如此高的评价似乎不是官场客套所能解释的。那么,到底是那个环节出了问题了呢?难道,赵构在当时就留下了余地,并没有象他说的那样,将秦桧的汉奸行径榜之朝堂?又或者,在蛰居的四年里,秦桧神奇的改变了自己的形象?

有些史料说张浚认为秦桧“柔佞易制”,这种说法不怎么令人信服。符合“易制”特点、资历可以担任枢密院长官的人并不难找,为什么张浚偏偏选中政见截然不同的秦桧呢?况且,以张浚专行独断的性格,为什么要选一个资历比自己深很多的秦桧?另外,张浚真的会以为秦桧“易制”吗?当年秦桧迫不及待得排挤吕颐浩,张浚难道忘记了吗?这些关于张浚的疑问,我一直找不到答案,正如以后要提及的关于赵鼎的疑问一样。然而就在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个猜想,会不会是赵构暗示甚至强迫张浚出面举荐秦桧的呢?要知道,如果赵构坚持,张浚是很难反对对秦桧的任命的。

然而值得提醒读者的是,张浚是个复杂的人物。他虽然是激进的主战派,却跟投降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跟高宗朝第一代大汉奸汪伯彦、黄潜善关系密切,甚至为此攻击李纲,又在黄潜善死后为之喊冤并挪用自己的恩数给黄潜善的儿子。这已经不是单单用他跟汪伯彦的师生关系和黄潜善对他的举荐就能解释得了。值得注意的是,秦桧也是汪伯彦的门生。这层关系或许是张浚援引秦桧的重要原因。况且张浚对议和或许并不那么排斥,或许是视之为恢复中原的辅助手段吧。他的态度或许可以从绍兴五年他对于何藓出使的态度看出。“使事兵家机权,后将辟地复土,终归于和,未可遽绝。”,张浚如是说。所以第三个可能就是,他跟赵构同时看中了秦桧跟金人的联系。


不管赵构、 张浚 君臣的动机是什么,绍兴七年正月,秦桧回到了阔别四年的中枢。而这个时候,岳飞正在入朝途中。


(5)

绍兴七年三月辛未(九日),行在建康,赵构寝宫,岳飞经历了他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在那个时刻,赵构亲口对他说:“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

这是赵构一生中做出的最光荣、也许是唯一光荣的决定。然而无比讽刺、无比诡异的是,赵构心血来潮作出的这个决定,在君主的卑鄙懦弱、文臣的偏见私心、间谍的阴谋诡计的共同作用下,竟然会在几个月后葬送掉岳飞的梦想,然后在几年后葬送掉岳飞的生命和南宋的国运。

然而当时没有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即使是现在,我们也不清楚此中关键的转折,到底发生在何时何地;赵构之外,又是什么人以什么样的方式促成或造成了这样的突变。那时候,我们的英雄岳飞,还沉浸在兴奋之中。岳飞是在二月初到达行在平江的。君臣会面的气氛十分融洽。赵构日后回忆说,“飞今见(识极)进,议论皆可取”。当 时 君臣二人谈到了良马、驽马之别。这次谈话的细节,史料里有些争论。然而不管是赵构以马经来阐述为君、择臣之道也好,还是岳飞以良马来自喻也好,谈话之后,岳飞已经毫无疑问的是赵构选中的良马了。

会面后,岳飞由宣抚副使升为宣抚使。年轻的宣抚使随赵构到了建康,然后接到了上面的寝阁之命。按照这项命令,岳飞已经不单单是京(京西南路)湖(荆湖北路)宣抚使,而是拥有全国大部分兵力,包括岳家军、吴玠川陕军、刘光世淮西军和三衙军队,“宣抚诸路”,北伐中原的统帅!这正是岳飞梦想的任命,有了这项任命,他就可以指挥如意,再也不用为“诸军难合”而岳家军自身又兵力不足而苦恼了!

两天后,岳飞列出了北伐的全盘计划,在此全文录出,让我们体会他那时候的心情。

“然臣愚欲望陛下假臣岁月,勿复拘臣淹速,使敌莫测臣举措。万一得便可入,则提兵直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则刘豫必舍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至于京东诸郡,陛下付之韩世忠、张俊,亦可便下。臣然后分兵滑,经略两河,刘豫父子断可成擒。如此则大辽有可立之形,金贼有破灭之理,四夷可以平定,为陛下社稷长久无穷之计,实在此举。

假令汝、颍、陈、蔡坚壁清野,商於、虢略分屯要害,进或无粮可因,攻或难于餽运,臣须敛兵,还保上游。贼定追袭而南,臣俟其来,当率诸将或剉其锐,或待其疲。贼利速战,不得所欲,势必复还。臣当设伏,邀其归路,小入必小胜,大入则大胜,然后徐谋再举。设若贼见上游进兵,并力来侵淮上,或分兵犯四川,臣即长驱,擣其巢穴。贼困于奔命,势穷力殚,纵今年未尽平殄,来岁必得所欲。亦不过三、二年间,可以尽复故地。”

岳飞的踌躇满志跃然纸上。至于赵构,请注意这句话,“然臣愚欲望陛下假臣岁月,勿复拘臣淹速,使敌莫测臣举措”,可见当日寝阁之会时赵构的迫切心情。绍兴七年春天的赵构,似乎不再是那个畏金如虎,苟且偷生的赵构了。这个赵构,克服了百年来对武将根深蒂固的防范,竟然违背祖宗之法,把全国大半军队交付岳飞。而对岳飞的奏折,他回复道,“览奏,事理甚明,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比起他喜欢闭门造阵图,命令将领按图打仗的祖先赵光义,这个赵构,也似乎明智了许多。绍兴七年春天的这个赵构,宛如梦幻。

绍兴六年秋,赴阙之前,岳飞发动了一次北伐,收复了商、虢等州和若干洛阳郊县。这是南宋立国来第一次深入敌境的主动进攻,显示了岳家军的强大战斗力。捷报传来,南 宋 君臣精神大振。赵构在褒奖岳飞的诏书里兴奋地写道“遂复商於之地,尽收虢略之城……长驱将入于三川,震响傍惊于五路” ;这次北伐李纲称为“捷音十余年来所未曾有”;而朝中二相则盛赞岳飞不惟有北伐之功,而且正连结河朔义士,“措置甚大”。在南 宋 君臣的心目里,岳飞毫无疑问是北伐的最佳人选。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赵构作出了付与岳飞全国大半兵力的决定。

赵构的心情似乎相当迫切,绍兴七年三月十三日,他下诏加速办理对岳飞立功部将的奖励。十四日,岳飞收到了两封诏书和一份张浚都督府的兵札。第一封诏书命令岳飞招纳陷齐旧臣,第二封诏书则允许岳飞在“行军入贼境”时便宜行事,即重申了“朕不中制”的承诺。督府的兵札是关于岳飞指挥刘光世军队的,里面列出了刘光世军的人马清单。三月十四、十五日左右,岳飞匆匆离开了建康西上。


(6)
绍兴七年四月初【1】,西行途中,岳飞奉诏谒见张浚。这次会面注定不会愉快。西行路上岳飞收到的几份赵构手诏,残酷地毁灭了他这些天来燃烧起来的希望,这个打击是如此巨大,在张浚的恶意刺激下,他终于作出了激烈反应。

其中一封赵构手诏是这么写的:“淮西合军,颇有曲折。前所降王德等亲笔,须得朝廷指挥,许卿节制淮西之兵,方可给付”。究竟出于什么原因,赵构出尔反尔,收回了此前命岳飞指挥淮西军队的任命呢?


毫无疑问,秦桧起了很大、甚至关键的作用。然而东山再起的秦桧已经变得如此狡猾,在史料里我们竟然找不到任何直接的证据,只有几条简略的记载。《金佗稡编》中的《鄂王行实编年》写道,“方率厉将士,将合师大举,进图中原,会秦桧主和议,忌其成功,沮之,其议遂寝,王德、郦琼之兵亦不复畀之矣。”《宋史》之《高宗本纪》记载,“岳飞乞并统淮西兵以复京畿、陕右,许之,命飞尽护王德等诸将军。既而秦桧等以合兵为疑,事遂寝。”而即使是这条记载,也似乎是转述《行实编年》而已。

秦桧并不需要多大力气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赵构的弱点在于对武将根深蒂固的猜忌。从后来秦桧倾轧赵鼎的手段来看,他只需要在恰当的时候提醒一下赵构就可以了。秦桧的能力足以抓得住或创造得出这样的时机。而张浚的弱点在于志大才疏。两次击退伪齐入寇的功业足以让他自视过高,自许为北伐统帅的不二人选,他自然不甘心做个空名都督。淮西一军兵强马壮,收编为督府直辖军队岂不是合情合理?况且现在岳飞获得了“宣抚诸路”的权力,岂不是架空了张浚这个以宰相之尊都督诸路的都督?对权力的看重,对直接掌握军队的渴望,都让张浚有足够强大的动力去反对岳飞对淮西军队的收编。掌握了张浚的心理,秦桧只需要在幕后推波助澜就够了。当然,秦桧不会傻到真的要协助张浚把淮西军队收归己有。绍兴七年夏,在成功破坏了岳飞收编淮西军以后,他以“督府握兵为嫌”的理由开始从张浚都督府手里夺走淮西军队。《中兴小历》的一则颇具戏剧性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诡谲。“时方盛暑,张浚一日坐东阁,参知政事张守突入,执浚手曰‘守向言某旧德有声,今与同列,徐考其人,似与昔异,晚节必竟有患失之心,是将为天下深忧’。盖指枢密使秦桧也。浚以为然”。志大才疏的张浚,到头来只做了秦桧的棋子。

绍兴七年四月初岳飞和张浚的对话为《鄂王行实编年》(《金佗稡编》卷7)详细记载。当时的场面相当尴尬,张浚当然清楚自己君、相的出尔反尔,然而他还不得不假意征求岳飞的意见。而岳飞当然清楚收编淮西军队已成泡影,然而他不得不忍住性子、不顾嫌疑去认真回答张浚的询问。张浚的算盘是把淮西军划归都督府。具体安排是提拔淮西军队的猛将、统制王德为都统制,再以自己的亲信,好言军事的兵部尚书、都督府参谋(都督府首席幕僚)吕祉节制王德。然而,这两项人事安排都存在很大问题。吕祉是文人,只懂纸上谈兵,显然压制不住“多陕西之盗贼,最为揉杂而难治”的淮西军。而王德的地位、威望与郦琼不相上下,况且素有矛盾。以王德为都统制,郦琼岂能安心?毫无疑问,张浚的方案是地地道道的军中乱命!岳飞当面指出了这个方案的不妥之处,并指出了唯一可行的方案,也就是以有威望的大将统帅此军。张浚当然对岳飞的反对不满,可是他没办法反驳,只好假意提出张俊、杨沂中作为人选。然而张俊是跟刘光世一样的庸将,杨沂中不过与王德、郦琼不相上下,显然并不适合统帅淮西军。岳飞一一驳回了张浚的敷衍提案,张浚终于恼羞成怒道“浚固知非太尉(岳飞)不可也!”。面对张浚的恶语相加,岳飞反驳道,“都督以正问,飞不敢不尽其愚,然岂以得兵为计耶?”。他终于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愤怒和失望,即日上书要求解除兵权。然后径自入庐山守(母亲)墓而去。

在赵构、秦桧对此中曲折的刻意隐瞒、篡改之后,残存史料中已经找不出这一天的确切日期。然而对南宋历史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几天之一。这一天,岳飞以弃军而去的方式与赵构、张浚决裂。然而,岳飞并不是性格冲动的鲁莽少年。相反,史载岳飞性格“沉鸷”、“沉毅”、“沉勇”、“深沉”,这些无不显示出他性格深沉,“性严重,语不轻发”的特点。然而,正是这位性格深沉的岳飞,从十几年前的应天上书开始,就不时以自己的激烈言辞、行动鞭挞苟且偷安、卑鄙怯懦的皇帝、大臣,为华夏万民也为华夏文明请命。 鲁迅 先生的话言犹在耳,“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在那个风雨如磐的时代,岳飞选择了爆发。


面对岳飞的激烈反应,张浚数次上疏攻击“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如此程度的恼羞成怒,似乎暗示了张浚在促成赵构出尔反尔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甚至是比秦桧还关键的作用。即使这个猜测不成立,单凭他十六字的诛心之论,就已经在他人生中沾上不可宽恕的污点。

然而赵构或是问心有愧,或是心存顾虑,他并没有采纳张浚杀气腾腾的暗示。他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派张浚亲信、兵部侍郎、督府参议军事张宗元任京湖宣抚判官,监岳飞军。然而对岳家军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及其危险的信号。好在幸运的是,张宗元并没有附和张浚,在他和岳飞幕僚的多方斡旋下,岳飞终于下山。岳家军的危机暂时消弭了。但是,岳飞与赵构的嫌隙,却从此无法弥补。


至于张浚,他的得意却持续不了多久,很快的,他将要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绍兴七年八月,淮西兵变。郦琼胁迫四万余人叛逃伪齐,吕祉被杀,张浚罢相。这一连串的变故影响深远。赵构短暂的恢复雄心从此烟消云散,屈膝苟安的决心却从此无坚可摧;主战派实力受到重创,终高宗一朝,再也无法恢复元气;宋廷在不久后定下‘抚循偏裨’的决策,开始逐步收缴诸大将兵权;更重要的,岳飞这位千古名将从此处于嫌疑之地。当岳飞入朝,向出尔反尔的帝王‘谢罪’的时候,对着几个月前还是最器重的大将,赵构赤裸裸地威胁道,“太祖所谓犯吾法者,惟有剑耳!”。对于两宋之际有回天之力的几位英雄:宗泽、李纲、岳飞,赵构无一例外地猜忌。不同的是,宗泽李纲是文臣,猜忌再重,却无性命之忧。而岳飞是武将,君主的猜忌所意味着的杀身之祸,他自然清楚。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他甚至梦到了被逮入大理寺,“惊寤.遍体流汗”【2】。再后来,噩梦成真。


然而幕后的秦桧不但毫发无损,而且越来越得到赵构的信任。我们可以想象得出他的得意。他养精蓄锐,等待着正赶赴建康的下一个目标:赵鼎。

【1】:宋廷 四月十六日 收到岳飞辞呈(《宋史-高宗本纪》)。按时间推算,岳飞当在四月初与张浚见面,因为辞呈是会面的当天发出的。

【2】:《夷坚志》甲志卷十五辛中丞条,“辛企李次膺,绍兴八年,自右正言出为湖南提刑。舟到武昌,大将岳飞来江亭通谒,辛以道上不见宾客为解。岳不肯去,良久不获已见之。即欲以明日具食,意殊恳切,不得辞。既宴,酒三行,延辛入小合。尽出平生所被宸翰,凡数百纸,具言眷遇之渥。执辛手曰,前夕梦为棘寺逮对狱。狱吏曰:‘辛中丞被旨推勘’。惊寤,遍体流汗。方疑惧,不敢以告人,而津吏报公至。公自谏官补外,他日必为独坐。飞或不幸下狱,愿公救护之。辛悚然不知所对。才罢酒,即解维。后数年,飞罢副枢奉朝请。故部将王贵迎时相意,告其谋叛,系大理狱。命新除御史中丞何伯寿铸治其事,方悟昨梦乃新中丞也。何公后辞避不就,乃以付万俟丞相云。二事刘襄子思说。”

按,辛次膺字,《容斋随笔》作企李,《宋史》辛次膺作“‘起季’,未知孰误,待考。

《夷坚志》所载多志怪荒诞事,但是有些记载有一定史料价值。例如同卷猪精条记载岳飞“岳微时居相台.为市游徼”就是一条重要史料。至于上文之事,或为孤证,不一定可信。《会编》卷221记载辛次膺在绍兴十年曾与岳飞见面,岳飞“待遇甚厚”,邀其寓居鄂州。而辛次膺意识到岳飞处境险恶,所谓‘岳飞握重兵,昧保身之策,祸将及矣’,没有接受邀请。《夷坚志》所载,或为附和此而成。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因为赵构的猜忌,岳飞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所以本文姑且采用此说。

(7)

跟张浚一样,赵鼎也是位让人琢磨不透的大臣,直到今天,史学家们还在争论。如果他在绍兴四年底逝世的话,他的形象将跟李纲、宗泽一样光辉;如果他在绍兴八年秋死掉,他的形象或许将跟秦桧一样臭名昭著。然而他死在绍兴十七年。绍兴四年,他坚决主战;绍兴六年,很多史料显示他变得保守退缩;绍兴八年他主持和议,然而他毕竟不是秦桧,终于无法接受苛刻屈辱的议和条件。所以他在绍兴八年冬罢相,作为秦桧的眼中钉,被贬斥到天涯海角,终于在绍兴十七年被迫自杀。  

绍兴四年的时候,赵鼎对议和的态度,被王绘相当逼真地记录在他的《绍兴甲寅通和录》里。王绘是魏良臣的副使,两人被赵构指派使金洽谈和议。然而当时的宰相朱胜非和知枢密院事赵鼎都对议和不以为然,对两位使者也是敷衍了事,面对魏、王要求面受议和机宜的请求,朱胜非敷衍说“见上自知”,赵鼎更是说,“事成不在二公,事不成亦不在二公,其所遴选者恐语言应对间疏脱”。这跟赵构对魏、王二人又是“一一训敕详尽”的指示又是“卿等皆朕亲擢”的笼络形成鲜明对比。对王绘要求增加岁币来促成议和的提议,赵鼎断然拒绝。然而赵构再次接见魏良臣、王绘,以示对这次出使的重视。赵鼎于是采取了消极抵抗的策略,在国书、送给金酋礼物等方面多方拖误。按照当时规定,魏、王二人出使需经过宰执接见,以示尊重。然而赵鼎多次借故推脱,最后惹得王绘情绪失控,当众大发牢骚,“堂中皆闻之”。

那个时节山雨欲来,金人的入侵已经迫在眉睫。当时赵构已经知道了金齐将入侵的消息,然而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摇尾乞怜的机会。面对两位使节的询问,他刻意隐瞒了金齐入侵的消息。既然圣意如此,两人只得满腹疑窦,做了赵构的棋子。这次出使霉运连连,两人被赵构欺骗,被宰执冷落,然后被韩世忠刻意误导,做了自投敌营的鱼饵,成就了大仪镇之捷。这次和议,就这样被文臣、武将联手化于无形。


这年秋天,伪齐、金虏联合入寇。面对危局,“举朝震恐”,不仅赵构又有了逃跑的打算,就连韩世忠都信心不足,上书建议赵构远避福建,自己也迅速退回江南。而当时已经升任宰相的赵鼎显示了相当的勇气和政治能力,接连几步举措都相当值得称道。他力主赵构亲征以鼓舞人心,威胁他说,“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涣散,长江之险不可复恃矣!”同时又安慰他说,“战而未捷,去未晚也”。

赵鼎有着一项李纲、宗泽难以企及的能力,那就是人事协调的能力。他清楚高宗身边宦官之类的城狐社鼠的能量和破坏力。为了巩固对赵构的劝说,他还不顾名节,说服了高宗身边的宦官。一番努力之下,他终于说服赵构下了亲征之诏。

赵鼎的勇气令韩世忠佩服、却惹恼了刘光世和张俊,刘光世甚至还专门派人指责他多管闲事。当时东南三将,以韩世忠最为敢战,以张俊最为狡猾,以刘光世最为畏敌如虎。朝廷对此作出的妥协是以韩世忠出兵淮东,以张俊支援韩世忠。至于淮西,因为对刘光世已经失去信心,只能令岳飞东下援淮西。然而就是这样的军事部署也难以执行。针对拒不用命的劣将,赵鼎双管齐下。一方面以朝廷名义派出胡松年、沈与求、张浚等三位主战的执政大臣赴前线督军,一方面在赵构面前不断弹劾,甚至要求诛杀张俊。这些举措固然无法令刘张全力出战,但至少迫使张俊派出了张宗颜等军队渡江作战;在以他为首的主战大臣和岳飞、韩世忠等敢战将领的共同努力下,不惟金伪败退而去,就连江南民众的生活都没受到太大影响,长江南岸居民,甚至“敌虽对岸,略不畏之”。这一切,赵鼎功不可没。

然而绍兴六年的赵鼎,至少是现存的大部分史料里的赵鼎,却跟绍兴四年的这个赵鼎几乎判若两人。绍兴六年伪齐被金人主子冷落,只得单独进行军事冒险。伪齐军队的威胁自然比不上上次金伪联军的威胁,宋军的状况却好于从前。然而韩世忠尚在淮东坚守,赵鼎却已经惊惶失措,主张刘光世、张俊、杨沂中等退保江南;战后,张浚坚决主张罢免临阵脱逃的刘光世,然而赵鼎一反其一贯态度,竟然力保刘光世;张浚主张赵构移跸建康以鼓舞天下人心,这本来与赵鼎两年前力主、几个月前又再度支持的移跸平江目的相同,然而大捷之后,赵鼎竟然主张赵构返回临安。每读史至此,我总是疑窦丛生。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不确定。绍兴六年八月,赵构下巡江之诏, 九月初一 车驾进发。这次出巡,目的就是未雨绸缪,抵御金齐入寇。赵鼎在自己的《建炎笔录》卷二里写道“先是,诸路探报金与贼合谋,今秋复有南侵之意。且以调发大兵屯驻淮上,上欲前期预动,免缓急仓卒之患”。可见赵鼎的御敌之策是积极的。即使他有所缘饰,赵构向前线进发总是事实。以当时赵鼎首相之尊,信任之深,他如果当时就主张退缩不前,赵构是不会有勇气进发平江的。赵鼎是个稳健的人,主张“先议守而后论战”的“万全”之策。这是他跟张浚的分歧。然而细究其实,他是主张在江北淮上“筑一小堡,可屯万人,选精锐守之,劫寨腰、截断粮道等皆可为之。大军依旧坐据长江之险,贼既不能遽渡,则不无回顾之虑,如此似为稳当”。这就跟他主张刘、张、杨撤回江南的史料矛盾。方健在《赵鼎事迹述评:以绍兴八年为中心》分析了关于绍兴八年赵鼎在和议中角色的史料。他认为多数赵鼎主和的史料都有疑问,或者出于秦桧父子的篡改和后人的以讹传讹,或者出于朱熹不严谨甚至自相矛盾的评论。绍兴八年的赵鼎,不在本文涉及范围。然而这种观点启发了我,让我不得不怀疑诸多史料的真实性。这些史料是不是也被篡改了呢?如果史料的确被篡改,那么幕后主使者,必然是张浚。虽然笼罩着主战派领袖的光环,张浚绝不是一名君子,面对政敌,他决不心慈手软。当年杀曲端,诬蔑岳飞,都清楚地证明了他人格的这一面。张浚为人有决断,有时固然是个优点,然而更多的时候却体现为独断专行,无齐心协力之雅量。绍兴六年,身兼两次克敌之勋,酬躇满志的张浚应该不会甘心居于赵鼎之下。赵、张交恶,吕祉起了很大作用。然而吕祉是张浚亲信,他攻击赵鼎未始不是出自张浚的授意。所以说张浚篡改国史有动机:为了掩饰这次不光彩的权力倾轧;有条件:绍兴七年张浚独相,兼修国史。我不得不承认,关于张浚篡改国史的一切,都只是猜测,没有任何史料证据。然而,因为他在绍兴七年的恶劣表现,我无法不怀疑他。【1】


绍兴七年秋赵鼎复相。或许是出于对张浚的报复,或许是迎合赵构的心思,或许是他真的变了。再相的赵鼎,力主行朝退回临安。在他的力主、秦桧的推动尤其是赵构的顺水推舟下,行朝退回临安已成定局。这项倒行逆施的举措招致了很多人的反对。针对同僚的责问,赵鼎辩解道,“今日之事,有如至虚极弱久病之人,再有所伤,元气大损,自非缓缓温养之,必致颠覆。方此危迫之际,唯有安靖不生事,坐以镇之,若欲大作措置,焕然一新,此起死之术也,非老拙所能。且张德远非不欲有为,而其效如此,不量力之过亦足为戒矣。”然而时人(包括赵构)都看得出,当时南宋的国力正处在建国以来最强的时期,虽然有淮西兵变的损失,元气未伤,又哪里是“至虚极弱久病”的样子?


朱熹评价南宋名相,说“张魏公才极短,虽大义极分明,而全不晓事。扶得东边,倒了西边;知得这里,忘了那里”。张浚才短,是不争的事实,也并不是总是大义分明。然而在行在问题上却称得上大义分明,他看得出驻跸建康的意义。对于赵鼎,朱熹评价说“赵忠简却晓事,有才,好贤乐善,处置的好,而大义不甚分明。”赵鼎在议和中的角色,史家还有争议。他对于迁都的态度,却无疑是“大义不甚分明”。如果把赵构换成了李世民,迁回临安以修养生息,自无不妥。然而,他难道不清楚赵构不是李世民?难道不清楚赵构根深蒂固的苟安心理?行朝一旦迁回临安,人气涣散,非有大有为的君主,非有极大魄力而深得信任的重臣,又如何能力挽狂澜呢?


绍兴七年初,南宋国运处于梦幻般的巅峰。然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张浚、赵鼎种种乖张举措,在秦桧的推波助澜和之下,终于在秋天铸成大错。从此南宋国运急转直下,胡尘里的遗民泪,诏狱中的烈士血,天涯海角谪臣的悲鸣,都将在如磐风雨中上演。百年后崖山落日,华夏文明彻底被胡尘妖氛吞噬。回望绍兴七年,那个让岳飞欣喜若狂却又让他心如死灰的绍兴七年,我们看到一个耗尽九州之铁都难以铸成的大错!


【1】:有人或许会反问,那为什么张浚下台后要推荐赵鼎再相呢?我认为当时赵鼎再相是必然的,张浚或许是做顺水人情。以赵鼎的性格,张浚不用担心他的打击报复。而万一秦桧入相,求和将不可逆转,张浚不但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性,而且作为主战派领袖,将万劫不复。权衡利弊,推荐赵鼎上台都是最好的选择。

(8)李纲

在南宋国运大转折之际,远在江西的李纲又发出了徒劳的呐喊。

李纲是福建邵武人。这位有回天之力的救时之相,很不幸地被当时官场视为异类。这部分是出自他的性格。在他身为太常小官的时候,竟然就敢关心事不关己的宫廷权力斗争,力主徽宗禅位。如此的胆大妄为,如此的惊世骇俗,我们要到几百年后在北京城的于谦身上才能感受到共振;部分是出自他的高瞻远瞩。第一次汴梁围城时的杰出措置,应天拜相时的远大规划,都足以傲视同侪。然而他对当时天下局势的洞察,不是素位尸餐的官僚可以理解的;他的勇气,不是被金兵吓破了胆的赵家父子能够欣赏的;他的措置,一一被阻挠、一一流产;他对天下局势的担忧、预言,却一一成为现实。他仿佛是歌舞升平中的乌鸦,每次出现都要聒噪些不祥之音,惊破鸵鸟们的迷梦。

所以不奇怪,往往要等到局势危急的时候,他才会被记起,所以才有靖康和建炎年间的两次进入中枢。然而汴梁城保住了,他也随即失势。应天朝廷在他整顿下刚有了点朝廷模样(朱熹语),他旋即被贬;所以不奇怪,往往是远离朝廷权力中心的宋人,才能支持这位奇人。靖康元年二月初的伏阙请愿,由太学生发起,以汴梁市民为主力,暂时挽救了李纲的政治生命。然而,在专制社会的君主官僚看来,这无疑是李纲心怀叵测,挟众要挟朝廷的明证。这次伏阙请愿,成了他的政治原罪,一辈子都洗不清。赵构委屈地说李纲“孩视朕”;赵构急匆匆地杀掉再次声援李纲的陈东;赵构恶狠狠地说:“若再有伏阙事,定加屠戮……”;甚至连他的朋友陈公辅,也屡次受到攻击,所谓‘议者谓靖康伏阙之变,乃公辅为纲谋’,似此种种,都明确无误的告诉我们,作为元老重臣,李纲的政治生命已经终结。

所以不奇怪,自从建炎元年罢相以来,李纲或者罢职闲居,或者出任地方帅臣,再也没有回到中枢,改变南宋国运的机会。张浚被贬福建后两人修好。绍兴五年,在张浚力援下,李纲出帅江西。虽然无法左右朝廷决策,他时刻注意着政局的发展。

淮西兵变的噩耗传来,李纲清醒地意识到了南宋国策将面临的大转折。然而如何应对,他的内心相当地矛盾。他对酿成大祸的张浚自然极度不满,可是他也知道,一旦张浚罢职,主战派必将元气大伤,宋廷必将走上求和的老路,甚至再也没有北伐的可能。他不能不对张浚严辞责备,却又不能不上书要求留住张浚。对于张浚的责备,旁人看来不免有落井下石之嫌。朱胜非就在他的《秀水闲居录》里对李纲冷嘲热讽,认为李纲此举‘欲挤浚而钓奇”。我对李纲深深敬仰,看到这些记载如鲠在喉,不得不予以辨明。

我观李纲,其高超的政治视野和宏大的政治规划,都远踰炎兴诸相。加上巨大的道德优势,他在政治上自视甚高。不可避免的,他在处理与皇帝、同僚关系的时候,对于人性认识不足,技巧和权变欠缺。仔细看他的奏扎,字里行间隐隐有居高临下之势。赵构说他“孩视朕”,似乎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朱熹的评价,“李丞相大义分明,极有才,做事有终始,本末昭然可晓。只是中间粗,不甚谨密,此是他病。然他纲领大,规模宏阔,照管得始终本末,才极大,诸公皆不及,只可惜太粗耳”,也就是这个意思。他对张浚,依我看来,应是前辈对后辈恨铁不成钢,严辞责备,然而依旧寄望颇深。仔细看他写给张浚的信,就事论事,态度诚恳、坦然。一方面肯定他的抗金之志,赞扬他的却敌之功,至有“光辅圣主,恢复祖宗之业,非阁下而谁?”的评价。在当时张浚失势的情况下,如果李纲想攻击张浚,又如何会有如此期许?

淮西兵变后,行在的选择已经成了国运安危所在。李纲警告朝廷,“倘以一时之变,而议退避,则车驾一动,大事去矣”。然而李纲无法左右朝局,赵鼎入相后不久,撤回临安之议已决。李纲忧心如焚,上奏痛斥这一举动“弃前功,蹈后患”,“自趋于祸败”。作为忠言的代价,绍兴七年闰十月,李纲被罢免了江西安抚制置大使的职务。

此后的国事越发不堪收拾起来。绍兴八年,金使“诏谕江南”而来,赋闲的李纲怒火中烧,痛斥赵构“忘祖宗之大业,生灵之属望,弗虑弗图,遽自屈服,祈哀乞怜,冀延旦暮之命”。这年十月,铸成大错的赵鼎终于无法忍受屈辱的求和条款,罢相而去。赵构、秦桧从此再无忌惮,开始了长达近二十年的狼狈为奸。李纲对朝局从此绝望。绍兴十年,他在金人败盟入侵的前夕去世,终年五十八岁。他没有活到岳飞兵逼汴梁的时候,更没有活到岳飞被害的时候。他不用去经受另一次的大喜大悲,对于这位饱经风霜、壮志未酬的老人来说,这或许是个还不错的结局。


(9)

在南宋国运大转折的时候,北方的政局也发生了剧烈变化。
绍兴七年十一月,刘豫被废。
绍兴七年十二月,宋室九庙神主返回临安。
同日,返回建康的宋使王伦带回了金人最高实权人物挞懒伸出的橄榄枝,“好报江南,既道涂无壅,和议自此平达。”

毫无疑问,刘豫的被废是恢复中原的绝好机会。赵鼎无疑是心动了,可是他不得不承担自己支持撤回临安的后果,只得看着机会溜走。秦桧这位“忠贞”的间谍,也终于看到了成功的曙光,他对昔日的主子,在北方春风得意的挞懒,说不出的感激涕零。赵构曾经有过的一点恢复中原的雄心固然是烟消云散了,可是他苦苦哀求了十一年的和议,竟然就要从天上落下来了,运气好得简直就要“友邦惊诧”了!

绍兴七年的故事到了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有任何悬念了。绍兴八年正月,赵构正式下诏,迁回临安。此后诸多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的抗争,在独夫民贼的铁腕之下,只是飞蛾扑火而已。


这篇文章里涉及的几个主要人物的人生轨迹也自此确定。面对日趋恶化的朝局,赵鼎决定做一次亡羊补牢的努力。于是,绍兴八年初,他再次施展其政治手腕,请求召诸大将议事。当时统兵大将,岳飞、韩世忠都坚决反对议和,吴玠在政治上比较谨慎,然而在绍兴八年之前其抗金战绩尚在岳飞之上,自然不可能支持议和。所以统兵大将反对议和的力量占压倒多数。赵鼎此议,显然是希望借助军方的力量来制衡赵构的屈辱求和。然而,赵构毕竟是赵构,对于臣下,向来是‘杀伐果断’,一介文臣赵鼎的建议自然被轻松否决;绍兴八年十月,赵鼎罢相。十二月,和议成。赵构自此可以稍稍放心地苟安了,只不过苟安之后就是遗臭万年;秦桧挟金人之威,风光了近二十年,可是他不得不在西湖边上跪到天荒地老,等到那些喜欢翻案的智者都死绝了都站不起来。岳飞的光芒在绍兴十年绽放,大破金军的辉煌之后是慷慨赴死的悲壮。这样的民族英雄的光辉,照耀天地,教育部的大人们明目张胆地改教科书也罢,偷偷摸摸地改教学参考书也罢,鬼蜮伎俩,不过供人民一笑。


这篇小文写的是绍兴七年的故事。行文里多次用到了梦幻这个词。绍兴七年的春天的确是一个梦幻般的季节,千载而下,依旧让人热血沸腾。可是梦幻破灭后,我们看到更加了更加寒冷的绍兴七年的冬天,看到了更加残酷的历史。梦幻与幻灭,似乎是造物在绍兴七年开的一个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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