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一直把朱熹和陆九渊的争论归到一个哲学范畴，实际上，我通过读一篇文章，却了解到他们根本争论的不是哲学问题，而仅仅只是在争论如何才能提高道德修养，成为一个君子，这是中国哲学上的一个误会。
如今人们熟知的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鹅湖之会”：一次是哲学史上著名的朱熹与陆九渊之会，今天的哲学史家们将其解读为这是一场“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之争。另一次是文学史中辛弃疾与陈亮之会，今天的文学史家们只将其解读为两位伟大的词人相互激励、写出数首相互酬答的绝妙好词之会。其中，“朱、陆之会”名头更大些。
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两次“鹅湖之会”，但今人的解读却都远离了事情的本质。将“朱、陆之会”解读为“认识论”之争，纯粹是以西方哲学概念曲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从而偏离了中国文化的重要核心价值：圣贤人格。
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发生在1174年（宋淳熙二年）夏季。当时吕祖谦和朱熹共同修订完他们的共同著作《近思录》，经吕祖谦的撮合，朱熹随他从福建建阳寒泉出发（今建阳莒口），带着蔡元定等一帮门人弟子，过崇安、武夷山，前往江西铅山鹅湖，会晤陆九龄（字子寿）、陆九渊兄弟。
陆氏兄弟中九渊虽然为弟，但才气卓荦，英气逼人，坚持自己的观点可到极端之处，其兄九龄为人谦虚，比较能接受别人的观点。所以，后人提到“陆学”，常常只提陆九渊，不提陆九龄。
陆九渊（1139——1193年），字子静，号象 山 先生，江西抚州金溪人（今江西金溪县）。少时聪慧，三、四岁时，就和朱熹一样，问他父亲“天地何所穷际？”（天与地的边儿在哪里？）十三、四岁时，便悟出“四方上下曰宇，往来古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这个被后世称为“心学”的主要观点。十六、七岁时，读历史，知悉靖康年间社稷覆亡的历史，心情悲愤，于是不看重科举，不去学习科举时文，剪去指甲，学习弓马，立誓为大宋复仇。他十分自负，做诗自称：“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这么一位自负、个性十分强烈的人，本来是与同样自负且有些心胸狭促的朱熹坐不到一起去的，好在中间有个吕祖谦。
陆九渊34岁那年（公元1172年，宋乾道八年）去参加科举考试，中了进士，当时的主考官之一就是吕祖谦，吕祖谦对他评价很高，又觉得他的学说与朱熹的学说迥然有异，所以就把他们两个人窜掇到一起，一来想看一看两大思想巨人碰撞出的火花，二来也想促使他们的学问在更高的层次上达成一致。选择鹅湖相会，吕祖谦还是用了心思的：这里是介于朱熹住地福建建阳和陆九渊住地江西抚州的中间之地，选择一个对双方来说都是中间地带的地方相会，给这两个争强好胜的人都留足了面了，免得日后谁说谁去拜访的谁。
如果仅仅从那几句话来看，陆九渊的学说确实有些像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主观主义认识论”，所以，有现代学者将陆九渊定位为像康德一样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并把朱、陆鹅湖之争解释为“主观唯心主义者和客观唯心主义者在认识论上的分歧”。这与朱、陆本人的原意相去甚远。陆九渊与朱熹在鹅湖之会所发生的争论并不是西方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论争论，西方哲学中围绕着人的知识是从人的大脑中产生的、还是对外界客观事物的经验反映，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是以英国哲学家休谟为代表的，认为人的知识来自对外界事物的经验反映；另一种是以康德代表的，认为人的知识起于经验，但未必来自经验，人的知识是大脑思维的产物。休谟在我国现代的哲学话语体系中被贴上“经验主义”或“唯物主义”的标签，康德被贴上“主观唯心主义”的标签。先不管这些标签是否是准确，只是要弄明白：休谟与康德之争是围绕着“人的知识从何而来”这个西方认识论的经典问题发生的，而朱熹、陆九渊之争却是围绕着“哪种方法才能真正造就出有道德的人”这个道德实践问题展开的。朱熹认为，认真阅读圣人经典，理解圣人原意，是达到圣人境界的有效途径。陆九渊则认为，所谓道德问题产生于每个人自身的良心，只要每个人发现并坚持自己的良心，也就能达到圣人的境界。他认为自己的办法是简捷易行的，而朱熹的办法不好，因为圣人的经典说法本身就支离破碎、互相矛盾，再加上学习者各自理解的又各不一样，因为实际上都是“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那么，难保没有小人借圣人之言行小人之实。所以他说“易简功夫终究在，支离事业竟浮沉。”而朱熹在后来也承认过陆九渊说得有道理，而且他也说过，达到圣人境界的首要功夫是要心里真有敬仰之意，读书是第二位的。这已经和陆九渊没什么差别了。
六年以后，朱熹任南康军知军，重修白鹿洞书院，又请陆九渊前来讲学，陆九渊口才极好，做了极富激情的演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听者近千人，其中有人被感动得落泪。陆九渊坚持他自己的学术观点，不立文字，被朱熹批评为近于佛家禅学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但朱熹对陆九渊的这次讲演十分钦佩，竟指示门人将其记录下来，刻石为铭，存在白鹿洞书院。
中国的学问，本来就不是什么“求真”的科学之法，而是“求善”的修身之术，朱、陆二人的分歧只是在修养方法上的技术性差异，而且，后来朱熹实际上也接受了陆九渊的观点，他们都是认为做学问的目的就是要做圣贤的，不是去认识宇宙真相的，这种立场和思维方式使他们弄不出西方康德和休漠那类的哲学认识论来，只能弄出激励同道砥砺名节、崇尚圣贤人格的道德热忱。这不是坏事，道德和科学同样重要，没有这种圣贤人格做支撑，中华文明就建立不起来。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也应珍惜这一极有价值的历史资源，犯不上为了眼前“现代化”的需要，出于论证“我们祖上也有”的心态，来曲解朱、陆二人的学说，那样，既违背了求真求实的西方科学精神，又丢弃了求学为养成圣贤人格的中国传统，两头不得好。
（文章摘自《休闲读品·天下》第二辑文章《男儿有梦心如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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