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的辛弃疾
辛弃疾，不仅仅是伟大的诗人，而且还是一位军事家，他有抱负，有战略眼光，有很强的军事才干，还是一个心胸朗阔的男子汉。在《休闲读品·天下》这本杂志里，将辛弃疾为我们做了完美的解读。
辛弃疾（公元1140-1207年），字幼安（可能是小时候身体不好，大人为祈盼他的健康而起的名字），42岁时，为表达自己对农业劳动的重视，自号稼轩。
他是山东济南历城人，南宋时，这里沦为金人统治区。
少年辛弃疾，常跟随祖父辛赞，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哪是古战场，哪里可成为用兵之凭借。学问上，师从刘瞻，与党怀英同学，并称“辛党”。最终，辛弃疾率众起义，归宋抗金，而党怀英则留而事金，成为金朝的官员、文人领袖、书法大家。
1161年，22岁的辛弃疾，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人生。他率2000余众起义抗金，并投归耿京领导的山东最大的一支义军队伍，成为“掌书记”（类似于文字、机要秘书，或者参谋之类。）
听从辛弃疾劝告、同时投归耿京的一个义端和尚，被敌人收买，从营中逃脱，而且还盗走了耿京的“节度使”大印。人是辛弃疾领来的，印是从辛弃疾这里偷走的，耿京欲杀辛弃疾，辛弃疾则告：给我3天，若不手擒义端，我甘愿就死。果然辛弃疾逮住了义端，义端央求免死，辛弃疾则手起刀落，提人头报耿京。此事让耿京更为器重辛弃疾，因为他确实是“下马能够草檄，上马能够杀贼”的文武全才。在辛弃疾的力劝下，耿京决定归附南宋，受朝廷节制，一旦北方无法立足，即可全军调往宋境，成为南宋的正规军。辛弃疾起草章表，并与副统帅贾瑞一起潜入建康，得到赵构皇帝的“接见”，并立刻授予官衔，让他们速回山东传旨。
不想，在返回义军的路上，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耿京的副帅张安国被金人收买，杀害了耿京，投降了金国。已行至宋金边界的辛弃疾如为个人安危计，可以折返朝廷，做个小官。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只带了50人的亲兵卫队，纵马直入有5万人防守的金军大营，活擒了叛徒张安国，并招集了数千名不愿做叛徒的义军将士，慷然南渡，昼夜兼行，将叛徒张安国交付朝廷，明正刑典，斩首正法。
当是时，辛弃疾年仅23岁，真个是：气吞万里如虎。
为此，他再度受到高宗皇帝的接见，在朝堂之上，他力陈北伐收复失地的决心，同时代人洪迈记载：“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奋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
此后，辛弃疾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仕宦生涯，先后做过地方签判、知州、安抚使、提刑以及京城的大理寺副卿等官，按现在的标准说，是从县长、市长、省长直到中央政府的副部长，都干过。为官任上，辛弃疾在各个岗位上干得都还不错，显示了出色的政治才干，其出色政绩略举如下：
1、恢复经济：在滁州知州任上，只用了半年时间，就把这个历经几次战祸，几成废墟的城市，建成“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的好地方，具体方法是免欠租、招民户、完善公共设施、减免商贩赋税、吸引商人进驻，很类似今天的开发区。
2、镇压农民起义：在江西提点刑狱任上，他干了一票大事，扑灭赖文政领导的“茶商军”。辛弃疾的做法是（非常天才，能够准确地找到要害并付诸实施），先观察分析出茶商军的战术优势是借助地形展开运动战，然后召集壮勇和熟悉当地地形的民兵，分头驻扎在茶商军的运动关节点上，茶商军的优势立刻消失，辛弃疾不失时机开始招降，在其领袖赖文政也无奈投降之时，辛弃疾确认已经大功告成，立刻将其处斩，茶商军终告覆灭。然后遣散不愿当兵的人回家，将愿意当兵者编入部队。朝廷耗时半年，用了近一万人的军队都没摆平的茶商军，在辛弃疾手上不到两个月便悉数剿灭，足见辛弃疾具有带兵打仗的军事才能。
此后，在湖南、福建安抚使的任上，辛弃疾还剿灭过多起地方骚乱。这些行为曾被现代研究者批评为镇压农民起义，如从现代阶级斗争的眼光看，确实是这个性质。但当时作为朝廷命官的辛弃疾，除了效忠朝廷外，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
3、打击恶霸、黑势力：在以铁腕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辛弃疾给朝廷上书指出：农民之所以被逼为“盗”，全在于贪官污吏横行、盘剥太甚、赋役太重。所以，解决“盗贼蜂起”的根本办法，在于整肃吏治、轻徭薄赋。他不仅这么说，而且也这么干。在做地方官的任上，他打击黑恶势力绝不手软，甚至用“钓鱼执法”的手段，诱使一些没人敢惹的“兵痞”，“抢”了“贡品”，就地正法。最厉害的是在江西安抚使任上时，他纵容属下的新建县令汪义和斩杀了一批违反赈灾法令、囤积居奇的不法商贩，其中竟有当朝郭皇后的侄子。这件事的责任，辛弃疾一人揽到头上，这也是他日后被罢官的一个重要原因。
4、创建地方军队：湖南南部一带，素来就有“乡社”，以武力欺压乡民，阻止朝廷政令，乃至发起武装暴动。辛弃疾做了湖南安抚使后，经过深入调研，上书朝廷：按照各乡社及其统领的好坏，分门别类加以处理，不听话的取缔，听话的保留并且分割，隶属各县巡尉，然后建立一支真正能打仗、有威慑的军队——飞虎军，来对付不服管理的当地少数民族力量“蛮夷”诸部落。当时，无论朝廷还是地方，军队涣散虚弱、已经完全不可用，辛弃疾深知于此。在征得朝廷同意后，他立即行动，加班加点，建营房固垒，招兵买马。由于砖瓦缺少可能推迟工期，辛弃疾决定出钱购买，下令长沙城居民每家供瓦二十片，则可领100文钱，两天之内，20万片瓦凑齐；缺垒石，则无法驱使百姓了，辛弃疾调发当地囚徒去城北开凿，按照数量酌情赎罪，很短时间内垒石凑齐。辛弃疾为什么这样赶？因为他深知，朝中一定会有人说闲话，可能导致建立飞虎军的计划泡汤。果真，一道金字牌下达，让他立即停止工作。辛弃疾呢？他把令牌藏起来，就像啥事没有，继续监督工程进展。一切完毕，他才将组建飞虎军的经营过程、财务报表、飞虎军兵营的工程图纸等资料汇总，作为依据上交朝廷，用事实回答了朝廷不善意的质询。宋孝宗自然释怀。
辛弃疾的飞虎军虽然只有2500人，但由于训练严格，纪律严明，当时成为沿江各地方军队中的最强一支，不仅湖南一路赖之以安，也是长江沿岸重要的国防力量，金人忌惮而称之为“虎儿军”。
辛弃疾创立这支部队，直接的名义是镇慑当地的苗侗“蛮夷”，其深层动机也是想拥有一支部队作为北伐的根基。但辛弃疾调任他处后，这支军队的纪律逐渐松弛，后来朱熹帅湘时，将此军解散。
5、规划北伐战略：辛弃疾这一生，念念不忘的就是收复北方被金人占领的故土，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慨然南归的。1163年5月，刚即位不久的宋孝宗有意北伐，起用主战派老将张浚，不想，因为种种原因，竟遭致了符离之败。这一年底，在主和派的压力下，宋适再度与金国议和，史称“隆兴和议”，宋金之间恢复到高宗时的边界线一带，只是宋人给金人的“岁币”由25万减少到20万，宋对金国不再称“臣”，而称“叔”。这么一个本质上仍是屈辱的协议，竟让朝廷内的主和派欢欣鼓舞，一时间，主和派的舆论甚嚣尘上、占尽上风。
1165年，年仅26岁，官任江阴鉴判（相当于江阴县代理副县长）的辛弃疾，给孝宗皇帝上了一道一万多字的长篇奏章《美芹十论》，系统地提出了北伐主张，其要点如下：
（1）符离之败只是个偶然的挫折，不能因为这个小挫折而放弃北伐战略，不敢再战了。（这是常识，但如放在那时只能打胜仗，承受不了一点失败挫折的庸官当道的氛围中，说出这种大实话，还是要有点儿勇气的。）
（2）客观分析了宋、金两国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指出北伐必胜的理由。他首先提出“形”与“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何谓形？小大是也。何谓势？虚实是也。”金人地盘广，财赋足，兵马多，只是“形”大而已，是表面现象，并不代表其真正的实力，即“势”强。金人虽然统治的土地辽阔，但人口多是宋朝遗民，在感情、信念上是怀念大宋的；他们的军队人数虽多，但兵源多来自占领区的各族人民，军心不齐，财赋又是从占领区人民那里搜刮来的，人民并不愿意，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人民一定会抗捐抗税、起义响应。所以，只要 宋朝 君臣上下同心、坚持北伐，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当时，主和派有种论调：历史上吴楚一地的南方人从来没有打败过中原北方人，所以，南宋只要能偏安一隅，就谢天谢地了。辛弃疾对此做了铿锵有力的批驳，说道：“臣闻今之论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臣之说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秽不可久安于华夏。’”
辛弃疾的这段论述非常精彩。约九百年后，抗日战争时，毛泽东写《论持久战》用的也是同样的分析方法，指出日本是强国、先进的工业国；中国是弱国、落后的农业国。但那只是表面现象，从本质上看，中国是大国，日本是小国；中国的战争是正义的自卫战争，日本的战争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中国人民是得道多助，日本是失道寡助，只要中国人民利用辽阔的山河和敌人周旋下去，一定会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在分析方法上，两人的思想水平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在于，毛泽东是全国人民的政治领袖，他有条件将正确的战略思想落实下去；而辛弃疾只是一介地方小官，当政的孝宗皇帝没有接受并落实这种正确战略的能力，所以，再正确的战略思想也发挥不了实际作用。
（3）提出具体的行动方案。辛弃疾是从北方过来的人，对全国的军事布防形势比较了解，他知道，金朝的三个重点防御方向是关中、洛阳、开封，而针对这三个方向，宋军也是以重兵分别布防在川陕（今陕西秦岭一线）、荆襄（今湖北襄樊、武汉一带）、两淮（今安徽沿淮河一线）。辛弃疾提出的北伐方案是：在川陕、荆襄、两淮三个方向上明面上屯积重兵、虚张声势，声称要从这三个方向上挥师北伐。但实际上，集结起一只五万人左右的精兵，走海路从山东半岛登陆，山东是金人防御的空虚地带，宋军可迅速拿下山东，并直接威胁金人在中原地区的统治中心燕京（今北京）地区，如此，金人必然要从川陕、荆襄、两淮抽调兵力回防，这时，宋军再全线北上，便何光复失地，重整河山。
据笔者之阅读范围之所见，辛弃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大规模跨海登陆作战的军事家，他的这一构想，确实有出奇制胜之处，很富军事天才，他自己说这与当年楚汉战争时韩信绕过中原、直取齐地，有异曲同工之效。只可惜没有英 明的 君主来支持实施这一方案。
从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无论从军事战略水平、战役组织实施能力，还是治国安邦的行政才干，乃至个人的战术水平，辛弃疾都足以跻身于中国历史中一流人才的行列，以至于有辛弃疾的传记说，如果南宋朝廷真的重用辛弃疾的话，那么宋金的历史将会改写。
如今人们熟知的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鹅湖之会”：一次是哲学史上著名的朱熹与陆九渊之会，今天的哲学史家们将其解读为这是一场“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之争。另一次是文学史中辛弃疾与陈亮之会。
公元1188年（淳熙十六年）冬天，陈亮自家乡永康出发，沿浙赣道直赴信州，顶风冒雪，跋涉800多里，在信州会见了辛弃疾。其时，辛弃疾正患病卧床，陈亮的到来使他十分兴奋，两人雪中煮酒，纵论天下大事，十分痛快。辛弃疾以其出神的文笔记录下了两人第一天会谈的情景：“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准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陈亮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每天凌晨即起，舞剑练武。这时的辛弃疾，年龄已近50岁，二十年的仕宦飘泊、6年的乡间退隐，加上岁月的无情侵蚀，已使他筋力衰退，兴味懒散，他开始生病，肚子也挺起来，有了糖尿病患者的早期症状：嗜睡、口渴，头发也谢顶了，甚至还掉了几颗牙齿。身体的老病与精神的抑郁使他已经荒疏了武艺的习练，他饮食起居无度，因过量饮酒加重了病情，发誓罢酒又罢不了，早晨也难得起早，晏睡似乎成了习惯。陈亮的到来让病中的辛弃疾重新燃烧起生命的力量。陈亮当时也已45岁了，仅比辛弃疾年轻三岁，而且三次考科举不中，此时还是乡间一介布衣，却保着一位职业军人时刻在岗的军事素养，他的昂扬斗志和火热激情，使辛弃疾又回到了当年“气吞万里如虎”的精神状态，病也不知不觉地好了起来。两人在瓢泉、鹅湖游谈数日之后，便南下到靠近福建的紫溪去等朱熹，这里离朱熹所住的崇安不远，朱熹只要走100里路，出分水关便北上便可相见。但朱熹最终爽约没来，他后来致信陈亮，解释自己爽约不到的原因是：自己不愿参与政事，只想在山里过着读书隐居的日子。其实真正的原因完全不是他嘴上说的“淡泊自处”的动机，而是另外一种功利盘算。当时，朝中周必大要当宰相，王蔺要任枢密使。这两个人都是辛弃疾的政治对头，就是王蔺出手将辛弃疾弹赅落职的，但这两个人与朱熹的关系却很好，外界称他们同为“道学”一党。朱熹是担心自己再与辛弃疾搅在一起，引起周、王的误会，影响自己出山当官的前途，所以，借故不来。若他真是甘于在山中过着“吃菜根、读闲书”的淡泊生活，何必又在不久后，获得漳州知州的官职后便马上出山就职呢？
其实没了朱熹，辛、陈两人聊得更痛快，他们两位都是军事地理大家，做的都是治国安邦、行军打仗的真学问，没有朱熹的那些“王霸义利”之类的不着边际的话题。他们两个人有很强的互补性：辛弃疾久历行伍，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甚至亲自两次潜入到金人的首都燕京（今北京）侦察形势，他所积累的丰富的战场经验和实际考察所获得的地理地形知识是陈亮望尘莫及的，迄今为止，这位立志北伐的乡间布衣所到过的最北的地方只是建业（今南京），所以，在这方面，他要向辛弃疾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以军事地理方面的观点为例，陈亮曾主张由东、西两线同时出兵北伐，而辛弃疾却主张只把山东一个方向作为第一步实际攻击方向，待宋兵控制山东、打乱敌人的防御系统后，再由其它方向相机进兵。这一思路无疑更符合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一个方向的军事科学原则。再比如，陈亮主张把迁都建业作为北伐的第一个重要的军事举措；而辛弃疾则认为，迁都建业，只具有象征意义，并不具有真正的军事地理价值。如果朝廷真有心北伐，首都放在哪里倒无所谓，犯不上为这等事儿太费心思。这些方面的见解，应该说要比陈亮高明些的，所以，陈亮说他们的“话头多合”。而陈亮身上洋溢着的理想主义热情也是辛弃疾所久违了的美好感情，激发得他仿佛又回到了“族旗拥万夫”的青春岁月。两人热烈交流了十天，第十一天，陈亮飘然东归。陈亮走后的第二天，辛弃疾难过得受不了了，驾车抄近路想把陈亮追回来。陈亮回去走的是从紫溪经永平、江村到茶亭的官道，辛弃疾久居铅山，熟悉地形，他以为抄一条乡间小道，比官道近三分之一的路程，可以追上陈亮。不想，这一天又降大雪，辛弃疾追至芦溪河渡口的鸬鹚林，天色已晚，雪深泥滑，车马无法前行，他只能就近在方村独饮（今铅山县青溪镇方村，与青溪镇隔芦席河相望），饮后又往回走，赶到泉湖村时，又过不了铅山河，只好投宿在泉湖村吴氏回望楼，夜晚闻有邻人吹笛，悲不堪闻，在长笛悲歌的大雪夜晚，辛弃疾写下了这阙《贺新郎》
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何处飞来林间鹊？蹙踏松梢残雪。要破帽、多添花发。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两三雁，也箫瑟。
佳人重约还轻别。怅清江、天寒不渡，水深冰合。路断车轮生四角，此地行人销骨。问谁使、君来愁绝？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初、费尽人间铁。长夜笛，莫吹裂！
仿佛心有灵犀，是夜，旅途中的陈亮竟也无眠，做书向辛弃疾索词。回到家中，真收到了辛弃疾寄来的《贺新郎》，陈亮便将当夜在旅途中的书信和自己依辛弃疾词原韵所做的和词一同寄给辛弃疾，其词曰：
老去凭谁说？看几番、神奇臭腐，夏裘冬葛。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仇可雪。犹未燥、当时生发。二十五弦多少恨，算世间、那有平分月？胡妇弄，汉宫瑟。
树犹如此堪重别。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行矣置之无足问，谁换妍皮痴骨。但莫使、伯牙弦绝。九转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寻常铁。龙共虎，应声裂。
辛弃疾收到此词后，又用前韵再复一首《贺新郎》：
老大那堪说。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重进酒，换鸣瑟。
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陈亮接词，再和一首：
离乱从头说。爱吾民、金缯不爱，蔓藤累葛。壮气尽消人脆好，冠盖阴山观雪。亏杀我、一星星发！涕出女吴成倒转，问鲁为齐弱何年月？丘出幸，由之瑟。
斩新换出旗麾别。把当时、一桩大义，拆开收合。据地一呼吾往矣，万里摇肢动骨。这话把、只成痴绝！天地洪炉谁扇鞴？算于中、安得长坚铁！淝水破，关东裂！
此后，二人不断有书信往来，一年后，陈亮用原韵再赋《贺新郎》以寄辛弃疾，回忆去年的相聚，这时，辛弃疾还没有复出，所以，两人的词中都带着一些悲观的苍凉。
话杀浑闲说。不成教、齐民也解，为伊为葛。樽酒相逢成二老，却忆去年风雪。新著了、几茎华发。百世寻人犹接踵，叹只今、两地三人月。写旧恨，向谁瑟。
男儿何用伤离别。况古来、几番际会，风从云合。千里情亲长晤对，妙体本心次骨。卧百尺、高楼斗绝。天下适安耕且老，看买犁卖剑平家铁。壮士泪，肺肝裂。
辛弃疾的回词是一曲著名的小令《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 却 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6
这便是历史上两次“鹅湖之会”的全部情形。第一次，留下了一批书斋知识分子对于“圣贤人格”的执拗梦想；第二次，留下了激荡千载的英雄血性。相比之下，“圣贤人格”尽管有也有价值，但毕竟虚幻不实，而且带有强烈的思想和知识上的缺陷；而英雄血性，则有百利而一害，可遗憾的是，今人更多的是记住的竟是前者不是后者。
何以会如此，无他，庸人多，英雄少耳！
庸人多，便脆弱多，更愿意接受能安慰自己心灵的虚幻假设，不敢承担起英雄开辟的血雨腥风的现实道路。英雄少，他们稀少的声音便易被庸众苟安的喧噪所掩抑，他们的痕迹便容易被抹去，正如今天的鹅湖，只留下了纪念“朱、陆之会”的鹅湖书院一样。
历史是强者创造的，却是被弱者书写的。
于是，我们从纸面上读到的历史，总和真实的历史不一样。
要读懂历史，有时得放下书本，到英雄们舞剑饮酒的故地去一去，在这仿佛从英雄心底里长出的山河中伫立一下，才能感受历史真正的心跳和力量。
生命的结局
陈亮的结局，颇有戏剧性。
公元1190年（绍熙元年）底，陈亮因家仆杀人被指为主谋而再度入狱，辛弃疾动用了他全部的官场人脉加以营救，半年多后，陈亮才得以出狱。
公元1193年（绍熙四年）春，出狱一年的陈亮第四次参加科举考试，这回不仅考上了，而且还中了状元。
这完全是个意外。原因是，当时继任孝宗的皇帝是光宗赵惇，他患有精神病，越来越严重，经常不去退居重华宫的太上皇孝宗那里请安，两宫关系十分紧张。这是当时朝野上下共同关心的一件大事，在崇尚孝道的旗号下，绝大多数大臣都纷纷上书，要求赵惇去按时朝拜太上皇赵昚，赵惇十分不满，在这一年科举考试殿试中，他出的试题便是问该不该去朝拜重华宫。别的人都一如既往地从人子应尽孝的道学观点出发，说皇帝应该朝拜太上皇，唯独陈亮回答：一年四次朝拜太上皇，只是做给别人看的“面子话儿”，一个皇帝只要把天下治理好了，收复失地，朝不朝拜已经退休了的太上皇并不重要。（这倒不是陈亮曲意逢迎皇帝，而是他一贯追求务实功利的思想使然，他认为有德的唐太宗还把自己的亲父亲逼退位了呢！）皇帝一高兴，就把陈亮点中了状元。
中了状元之后，陈亮被封为建康军签判，建康军即南京，是陈亮十分想去的地方。他十分兴奋，返回故乡，准备料理一下家事后即赴建康军视事，不想回到家乡，却因一场急病（大约是现代脑溢血之类的）突然逝世，时年五十岁。
辛弃疾闻之，做文哭祭。其中有深沉的叹息：“呜呼，人才之难，自古而然。匪难其人，抑难其天。”“今同甫策大廷，天子亲置之第一，是不忧其不用；以同甫之才与志，天下之事孰不可为？所不能自为者，天靳之年！”这是天意！
公元1200年（宋庆元年），朱熹病逝，其时，朱熹的学说已被宣布为“伪学”，在当权者韩侂胄一派的压力下，许多朱熹的门人弟子不敢前往吊唁，而被朱熹“断过财路”的辛弃疾却不畏禁令，前往哭祭，并留下了一句留传千古的悼词：“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这就是辛弃疾，胸襟宽阔、义薄云天。他钦佩朱熹渊博的学问，承认他那套道德理想主义的必要性。但他也有充分的现实感，尊重现实官场的规则，对朱熹的道德规劝，他不抵制，也不照办。陈亮曾评价辛弃疾：“挠弗浊，澄弗清”，意思是说他有稳定的人格结构，不论外界是混是清，他都一如既往。这是那种十分难得的人：理解包容人类的一切天性，但又能只选其中一端，在实践中建功立业。
“鹅湖之会”之后，辛弃疾又陆陆续续地两次出山做官，但每次时间都不长，不过一两年，且辗转后方各地，其北伐愿望一直没有实现。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南宋皇帝的无能，高宗死后的宋孝宗并没有如大家所期望的那样发起北伐，收复失地。他开始借口要为高宗皇帝守孝三年之后再言北伐，可是守了不到两年，就在1189年将自己的皇位传给他儿子赵惇（光宗），当时他62岁，身体尚可，这位孝宗皇帝在位27年，当政时总是把不能北伐的原因推到太上皇高宗的头上，高宗死了，他却来了这么一出。由此可见，偏居一隅、得过且过的苟安政策不只是高宗的政策，也是孝宗本人的政策，高宗只是个幌子。
继任的光宗皇帝患有严重的精神病，只当了五年皇帝就到了无法处理任何政务的状态。无奈之下，由赵汝愚和韩侂胄发起政变，让光宗退位，其由次子赵扩继位，是为宁宗。宁宗在位30年，其间主要由外戚韩侂胄当权。韩侂胄此人官声不佳，志大才疏，他在1206年（宋开禧二年）发起北伐，结果招致全面失败。辛弃疾虽因力主北伐，数度起用，但始终没有得到统领一方之军的机会。
自南渡以来，辛弃疾总共有25年为官时间，另20年退隐闲居在乡间。据初步统计，在他留下的601首词作中，有477首是在这闲居的二十年间做的，约近80%左右。这些词中有一部分描写了美丽的自然风光。在隐居期间，他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只在信州（今上饶市）一带，方圆不出百里，但就这么狭小的一块地方，竟被他描写得美仑美奂、宛若仙境，如他对上饶附近雨岩的描写：“溪边照影行，天在清溪底。天上有行云，人在行云里。高歌谁和余？空谷清音起，非鬼亦非仙，一曲桃花水。”寻常的农家生活，也被他渲染出诗情画意：“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但更多的，是抒发他壮志未酬的悲慨。他发牢骚，说朝廷“不念江左英雄老，用之可以尊中国”（“尊”，这里是使动用法，意谓“使中国受到世人尊重”）；他枕戈待旦，时刻准备重上战场，以致出现了幻听的感觉：“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将夜半狂风吹响的檐间风铃，幻听为前线的金铁交鸣）；还出现了幻视的感觉：“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有时，他感到彻底的绝望，那冰冷的寒意直刺心底：“酒杯秋吸露，诗句夜裁冰。”就这样，在一个又一个痛苦抑郁的夜晚中，他那健壮的身体一天天老去，有史料记载，在临终之前，他突然睁开昏睡着的双眼，大呼数声：“杀贼”后，气绝身亡。唉，男儿到死心如铁！
（文章节选自《休闲读品·天下》第二辑文章《男儿有梦心如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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