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人在校课程论文，未经修改，观点未必恰当）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民族从一百五十年前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一代代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的探索努力，终于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民当家作主站立了起来，经过近六十年的创业发展，到今天我们国家已经成了一个繁荣昌盛、在国际上影响巨大的举足轻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国家的以工业和科技为主体的综合国力的提高必然也会要求在民族文化和精神上也得到繁荣。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旗号下，学习、传播古典学术思想的热情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现代化的民主、自由气氛在中国也越来越浓厚了，思想多元化的时代让曾经因循守旧的传统学术研究多了一些“新”的气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幻莫测，人们也越来越注意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来发掘思想资源。新儒家以传承儒家道统自居，经过百年的发展已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进入21世纪后，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持续，特别是网络文化的兴起，古代的诸子百家纷纷推陈出新，新墨家、新道家等纷纷出现，沉寂许久的思想界一片活跃。特别是新法家的出现，更是给思想界带来了一股激动而清新的气氛。新法家还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他们在阐述自己的宗旨中写道：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政治、经济斗争，面对引入西方法律条文越多离法治社会越远的事实，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懂得，不能全盘西化，只有改变两千多年儒家治国理念，复兴法家——抟全国之力，以刑去刑，激赏兴功，将全体国民打造成实现国家意志的利剑——国家才有希望。法家——她从人类文明最丰厚的文化矿床中开采出来，献给中国的思想家、政治家、艺术家和普通民众——我们幸运自己能成为中华文化复兴事业的一员，我们殷切希望您能加入这一人类文明史上最艰辛，也最激动人心的远征。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指示为我们今天研究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指明了道路。新法家思想的出现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好事，有利于传统文化的探索整理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其实，新法家这个概念的提出则不是今天21世纪的事了，那是早在上个世纪的民国三十年代了。因为资料收集的限制，我只能对这件历史陈事做一简单的介绍。这对新法家的建设是有一定意义的。
二、法家的演变及新法家的提出
法家文明源远流长，后来的法家往往把人文始祖黄帝看成他们的鼻祖，并托他的名写有《黄帝四经》等法家著作。法家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孕育发展，在春秋战国时代适应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而正式形成。2400年前，李悝在魏国变法, 作为战国法家的先行者，李悝《法经》奠定了中华法系的基础。李悝的变法改变了历史力量的对比，真正将中国推入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到公元前一世纪中叶的汉宣帝时代被一些学者称为大黄金时代, 百家争鸣犹如一座文明火山的爆发，包括道家、儒家、墨家、法家等百家思想喷涌而出。但所有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诸子百家不过是中华法家原文明的大分裂和再组合而已——重新组合的法家以更强大、成熟的生力推动了历史的前进。秦始皇采纳法家思想富国强兵，统一了全中国，法家进入了全盛期。秦朝由于赵高和秦二世背叛了法家而亡，但汉承秦制，直到汉宣帝时代，西汉前中期实行的还是法家治国。以后尚未完全成熟完善的法家原生文明就被腐蚀儒化,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历史契机。但法家的脉搏仍然存在,法家在许多重要历史时刻都顽强地表现了自己,使历史一次次向前迈进。中华民族顽强地生存到了今天，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发展到今天的原生文明。
法家的复兴可以上溯到宋明理学失败之时，随着中国被外族入侵的加剧，国人开始深刻反思自己文明的本质，寻求济世之道。早在明末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就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在清朝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腐朽停滞的儒家思想的禁锢，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取得像西方那样的程度，最后在西方的殖民入侵下未能取得独立发展的道路。随着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产生了像李贽那样的哲学家，开始以较为客观的心态看待法家。他强烈抨击宋明理学对人的思想的束缚，主张发展人的自然本性，追求现实的物质生活。这代表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颇有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味道。同样大量反映市民生活的文学作品的出现更预示了新的时代的到来。
清朝末年，奄奄一息的儒化中华王朝在西方文明的入侵面前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甲午战争中中方的失败和日俄战争中日方的胜利大大加强了国人全盘西化的决心。西方政治经济理念几乎被生吞活剥的引入，这时人们发现，相对于西方的法制文明，中国也有过主张法制的思想，那就是法家。如同今天相信中医，喜欢书法的人声称自己热爱中华文明一样，清末研究法家的学者只是把它当作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去弘扬。。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在20世纪初面对弱肉强食的国运和内外交困的时局,曾经大声疾呼:法治主义是今日救时之惟一主义。这是令人心颤不已的呼声,它其实是近代以来许多中国人,尤其是思想界和学术界人士都拥有的一个梦想:几千年盛行“人治”的古老大国,迎合进步的时代潮流,走向现代的 “法治国家”。梁启超1904年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指出:“故自今以往,我国不采法治主义则已,不从事立法事业则已,苟采焉而从事焉,则吾先民所已发明之法理,其必有研究之价值,无可疑也。”他们探索着,试图找到中国通向法治之路。他们发现以商鞅和韩非为代表的先秦法家思想与西方先进的法治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很有研究价值。
直到民国时期，“新法家”这个概念才被陈启天和常燕生第一次提出——他们要参考法家理念用以治国。1935年8月，陈启天、常燕生在同一期《国论》杂志上分别发表了题为《先秦法家的国家论》和《法家思想的复兴与中国的起死回生之道》的两篇文章。常燕生指出两千年来法家和法家人物被攻击、埋没是“一件大冤狱，是我们必须要平反的”，齐法家重要人物“管仲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恩人”。在《法家思想的复兴与中国的起死回生之道》一文的结尾他得出结论说：“中国的起死回生之道就是法家思想的复兴，就是一个新法家思想的出现，对于这个结论，我可以毫不犹疑的向全国民胞保证”。
民国时对法家思想复兴推动最大的学者是陈启天，他甚至将韩非子同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并列，认为韩非子对中国古典政治学的贡献有如亚氏对西方政治学的贡献。陈启天还著有《商鞅评传》、《韩非子校释》、《张居正评传》、《中国法家概论》等著作。
三、民国新法家的主要观点
这时人们研究法家的理由很简单，春秋战国时代法家就曾救民族于水火，在今天百国力争的“新战国”时代，也要复兴法家中国才会真正有希望。陈启天在《韩非子校释》一书中这样写道：“继觉我国自海通以还，已由闭关之国转入国际竞争之局。在此局中之列强莫不内求统一，外求独立，有若我国古代之‘战国’然者，命之曰‘新战国’亦无不可。旧战国时代所恃以为国际关系竞争之具者，厥为法家思想，此不可争之事实也。近百年来，我国既已入新战国时代之大变局中，将何恃以为国际竞争之具乎？思之，重思之，亦惟有参考近代学说，酌采法家思想，以应时代之需求而已，因发愤研讨法家历史理论”。
常燕生也认为法家思想适应近代中国的时势需要。常燕生指出:“中国现在正处在要从一个民族社会踏入国族社会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过渡期中 ,需要一种积极的进取的实证主义的理论来帮助社会的自然进化 ,在这个前提下 ,法家思想必然要复活起来”。所谓“国族社会” ,乃是“在心理方面成立了国族意识 ,在生理方面也成立了近代国家的机构”。那些想征服我们的,“都是些已经完成近代国家机构的国族社会的先进者”。 他进一步指出：我们生活在现代 ,一切传统思想都在应该重新估定价值的时候 ,对于旧日因袭的对于法家的误解 ,不能不纠正一下 ,中国今日是一个战国以后最大的变局 ,今日的世界又是一个新战国的时代 ,我们将要从那一条路去挽救国家的颓运 ,是值得郑重考虑的一件事。就事实上看来,并世各强国 ,没有一个不是把统制的权力逐渐扩大 ,以期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民族集团以备对外斗争的。法家的思想确正是往这一条大路走的。[1]
陈启天认为:“近代国家的特点,在对内方面是实行法治的民主主义,以求统一;在对外方而,是实行民族的国家主义,以求发展;在物质方面,是采用科学的物质文明以求便利;在精神方面,是信仰斗争的进化学说,以求胜利”。在此情况下,近代国家的国际关系,可以说就是“新战国”。近代以降,中国亦被迫加入并适应这一“新战国时代”。对于中国而言,它面临着与“旧战国时代”各诸侯之国相同的一些境遇和选择。他还详述了“新战国时代”与“旧战国时代”的相似处与相异处。在相异方面，主要为旧战国的范围只限于亚洲大陆的一部分，新战国则扩大至全世界；旧战国主要是解决内乱问题，使其归于统一，新战国则解决外患问题，使其恢复独立；旧战国是从封建政治转变为君主政治，新战 国则从 君主政治转变为民主政治；旧战国的凭借没有现代工业和科技，而新战国则应有尽有；旧战国时代的经济中心问题是土地，新战国时代则是产业问题，即如何发展产业，以一面求国内的富裕与调节，又一面求在国外伸张经济的势力。在相似方面，也谈了四点：新旧战国时代都是各国各求发展，互相斗争，目的均在称强争霸，结果均演变成“强国务兼并，弱国务力守”的现象；新旧战国时代各以国家主义为理想，只有国家思想发达的国家便一天一天的趋于强盛；旧战国时代为求推翻贵族专制，新战国为求限制政府权力，均发生法治的要求，以整齐国民行动，虽有一属 于 君主，一属于民主的差异，但在以法治国，保持国内的秩序，则完全一致；新旧法家均认为国家的坚固基础必须建立在富强的实力之上，都主张一样有军事的及经济的国家主义。[2]
对于如何实现法家的复兴？陈启天也曾从思想和实践两方面做了说明。在思想方面，就是对旧有法家思想的重新评价及借鉴近于中国法家思想的外国学说。陈对晚清以来的对法家的整理评价工作进行了梳理，他认为最有影响的著作有章太炎的《原法》和《论商鞅》、梁启超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梁启超与他人合编的《中国六大政治家》、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等。而陈启天本人对此的贡献前文已叙述。陈对近于法家思想的西方学说则划定为所谓“法治学说、军国主义、民族国家主义”，认为其输入中国“萌芽于英法联军以后，极盛于戊戌政变以后，中衰于五四运动以后，最近似又有复盛的倾向”。在实践方面，陈启天认为“英法联军至甲午战役年间的自强运动，戊戌政变前后的变法运动，庚子联军至辛亥革命年间的维新运动与革命运动，民国以后若断若续的学生爱国运动或救国运动，多稍许含有法家思想的倾向”。[3]
陈启天和常燕生都不是主张完全照搬古代法家思想的。陈启天认为，“近代法家复兴的倾向，并不是要将旧法家的理论和方法完完全全再行适用于现代的中国，而是要将旧法家思想中之可以适用于现代的中国的成分，酌量参合近代世界关于民主、法治、军国、国家、经济统制等类思想，并审合中国的内外情势，以构成一种新法家的理论”。常燕生则认为，“二千年前的法家，他们的时代，他们的环境，他们的问题，和我们今日中国未必都一一相同。因此，他们的理论，不是绝对无条件一一可施行于今日的。然而他们的根本精神，——一个法治的权力国家——却是今日中国一副最适宜的良药”。
四、结语
在近代研究法家学说的主要有章太炎、梁启超等人，他们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或改良派人士，在历史上有其进步性。而研究法家并提出新法家概念的陈启天、常燕生等人则在历史上是很有争议的政治人物，他们都是中国青年党的主要领导人物，是国家主义学说的信奉者。中国国家主义派的政治、社会活动从少年中国学会后期发生与共产主义者发生分裂时起,一方面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中来吸取养分，构建理论体系,出版发行了《醒狮周刊》，另一方面进行实践和组织活动,建立了中国青年党企图实行他们所理想的国家主义。他们将国家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教育培养为国家牺牲的国民,建立以爱国为国民最高道德的社会。在经济上强调国家力量的统制，以举全国之力，发展近代工业与科技。国家主义派成立中国青年党以后,既反对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主张，也不赞成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主张各阶层的均衡,宣扬自己的理论体系以谋求掌握中国时代发展方向的主导权。国家主义派特别注重树立彻底的理论体系。他们认为,中国应受新理论的指导,作为对日、对俄斗争的理论准备,并图谋以此得到人民的共识与支持。国家主义派早先是在19世纪的德国、意大利以及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民族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号召爱国心理与集体意识。这种改革的愿望,在国家危亡时期相当有说服力。但是共产主义者常抨击说国家主义是一个法西斯主义或帝国主义的侵略理论。因此,国家主义派急于要跟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军国主义思想划清界限,他们需要从中国历史上寻找理论根据。而他们中国古代法家理论正符合他们进行理论构建的需要。
对民国时期新法家主义运动，我们今天要进行必要的研究的总结，对于他们政治上的错误当然要批判，但也不能采取简单的斥为“法西斯主义”的全盘否定态度。他们有他们的局限性，但他们当时还是出于民族主义的考虑，是爱国的，对抗战建国也有一定贡献，这应予以一定的肯定。他们的经济主张，也是一种近似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在当时和对今天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有一定的启迪意义。今天，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对于历史上的这些重要思想资源，有必要进行理性、科学的分析整理。这对于今天出现不久的新法家的文化建设也是有很大意义的，尽管今天的新法家和民国时期的新法家是很大不同的新世纪的新生事物。
参考文献：
1. 陈启天.《法家的复兴》[J].选自《中国法家概论》，中华书局，1936年6月版
2. 陈启天. 《韩非子校释》[M].中华书局1937年版
3. [韩]孙承希.《析国家主义派的 “新法家主义”与 “生物史观”》[J].复旦学报，2003年第3期
4. 时显群.《常燕生论法家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复兴》[J]. 政法论坛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 第25卷第4期，2007年7月
5. 新法家网www.xinfajia.net
[1] 常燕生.《法家思想的复兴于中国的起死回生之道》.（《国论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二十四年八月号）
[2] 陈启天.《法家的复兴》（《中国法家概论》）
[3]陈启天.《法家的复兴》（《中国法家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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