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利玛窦要保留一份历史的清醒
郑彪
缅怀历史，从来都要着眼现实，指导现实，尤其要避免误导现实。利玛窦是近代中西文化交通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西方文化名人。今年是利玛窦逝世400周年，纪念利玛窦，理所当然。但是这种纪念，尤其要从当代现实出发，更要保留一份历史的清醒。
近代自西人来华传教，中西文化冲突终于酿成政治冲突。其中传教士的作用微妙，既成为中西文化沟通的媒介，又在政治上包括在文化总体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正因为如此，其政治、文化上的负面作用是为近代西方传教活动定性的基本依据，中国学人的这种观点从明清到民国，再到80年代改革开放前，基本如此。但是，一个时期以来，这个历史结论无形中被修正，甚至被推翻。在一些论者的笔下，耶稣会士总体上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成为中国近代启蒙主义的“先驱”。这种观点迎合了新自由主义思潮，掩盖了近代中西文明冲突的性质，不仅在理论上不正确，也与历史事实不符，而且在实践上有害。
近代西方传教士的东亚鼻祖是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 1506-1552），西班牙人，贵族背景。1540年后，受罗马教廷、耶稣会和葡萄牙国王派遣，来到东亚，有宗教大使和葡萄牙国王代表双重身份。国王给他的任务是向整个东方传播福音。西方传教方式历来是“一手拿十字架，一手拿剑”，葡萄牙传教士在印度就是通过没收财产、投入监狱等暴力手段强制当地人信教（罗马天主教）。沙勿略是东方殖民者的宗教头领，负有极为重要的秘密使命，即领导、策划、部署、实施东方的传教活动，并确定向“未开发国家和地区”传教路线图和打入的方法。在印度和日本的几年，沙勿略意识到，在文明发达和相对富强的东方社会像在其他地方那样迅速归化大批民众的传教方式，很不现实。特别是在西方海军与明朝海军屡次交战失败和在对中国有所了解以后，沙勿略产生了对中国通过学术渗透进而进行宗教和政治渗透的思想和计划。1552年他在写给葡萄牙国王若翰三世信中说：“中国在日本的对面。拥有众多杰出的人才和高深的学士，他们极重视学术；并且以为研究学术是一件顶光荣不过的事情。在那里有大学问的人都有重要的位置，都是有权柄的。同依赖中国作学术文化策源地的日本，完全不一样。”为此，他建议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必须有高深的学问、绝顶的聪明，而且要有丰富的天文学知识。他显然了解到当时中国亟需修改历法。沙勿略为利马窦等人的成功预先规划了思路：第一，改变居高临下强迫信教的传统方法，以学术为交流媒介、政治掩护、敲门砖和晋身之阶；第二，必须熟练掌握中国语言文字；第三，走政治上层路线；第四，不言而喻地，对中国传教不能急功近利，要有长期归化思想。沙勿略于1522年偷渡到达中国广东新宁县上川岛，不久因病死去。因其在东方传教殖民事业中的政治地位、先驱作用和献身精神，在西方天主教界享有殊荣，成为后来传教士的精神领袖。之后派往中国的早期耶稣会士如利马窦、汤若望等人都是精心挑选的有高度宗教献身精神的饱学之士。沙勿略不仅是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精神导师，实际上也是20世纪乔治·凯南的精神导师，是“和平演变”的鼻祖。
耶稣会创建于1534年，原名耶稣军，是具有军事化性质的神学机构和负有特殊使命的神学教育系统，下设有神学院和若干大学，组织严密，纪律森严，以军人的服从为第一守则，以培养海外高级传教士为重要的培养目标之一。耶稣会是欧洲宗教反改革的产物，鉴于天主教腐败，面临政治危机，它以维护和振兴天主教为目的。因此它敌视一切近代新思潮，如近代科学、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人文主义、民族主义和教会民族化等。所以，耶稣会是中世纪神权和教权的最后一根支柱，是近代西方殖民扩张的高级政治特种部队。由于使命重大，耶稣会士的选拔和培养极为严格，要求品行端正，天资聪慧，必须经过长达十四年以上的考验和训练，主要集中在信念、道德和学识等方面。信念方面，必须发誓终身信守贫穷、贞洁、服从，绝对忠于教皇。道德方面，以《神操》一书为守则，每天进行默想、内省、忏悔、祈祷，培养宗教的热诚、简朴、服从、坚定不移、不避艰险的品质，对道德修养要求相当高。学识方面，不仅要求掌握包括神学、哲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伦理学、教育学、修辞学、拉丁语、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在内的各学科，还要求在许多学科有高深的造诣，有独到的见解。总之必须成为饱学之士，以便与文艺复兴以来的新思想相对抗和与儒学相对抗，更重要的是用以提升传教的影响力，特别是走上层路线的影响力，这也是一种软实力。所以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如利马窦等许多人，综合素质较高，很快就能打入中国政治的上层圈子，并赢得尊敬、信任和重用。
基督教在宗教改革以后，分裂为旧教即天主教（Catholic）和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由耶稣会士等在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都是天主教。他们带来的西学是作为敲门砖，但这些知识也多是欧洲中世纪的学问，是旧学，不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新学。利马窦来华宣传的就是公元二世纪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而不是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直到18世纪中叶即哥白尼身后200年、牛顿身后差不多100年，中国人还在重复利马窦传播的九重天的一套陈词滥调。即使被认为是传教士中对中国近代科学最有贡献的汤若望（1591-1666）所反复论证的，也是这套东西。汤若望岂不知哥白尼学说？事实上，徐光启、李之藻等就是被传教士欺骗，李的误译公元二世纪的托勒密是一例，徐光启的受骗上当也是一例。徐光启是具有启蒙思想和向西方追求真理的愿望的仁人志士，向利马窦学习天文历法数学等知识，后来又修订历法，译有《几何原本》，自有其成就。但是他对天主教所做的可以“补儒易佛”的结论和对中世纪西方社会的认识无疑是与传教士交往中上当受骗。例如他写道：“佛教东来千八百年，世道人心未能改易，则其言似是而非也．．．．．．必欲使人尽为善，则（西洋）诸陪臣所传事天之学，真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者也。盖彼西洋邻近三十余国，奉行此教千数百年，以至于今，大小相卹，上下相安，路不拾遗，夜不闭关，其长治久安如此。”显然这是由于传教士掩盖西方中世纪的黑暗和罪恶，掩盖中世纪晚期的饥荒、瘟疫、战乱频仍，为了抬高天主教的教化治平功能所编造的神话。正如何兆武先生所指出：“当时中国所需要的是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思想与近代科学，但耶稣会所传来的这套经院哲学刚好是和新科学新思想相对抗的落后理论，而对于当时的古典科学，则讳莫如深，故意掩盖起来。当时世界学术思想的新潮流以及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方向都和耶稣会的过了时而且退了色的时代精神是矛盾着的。”他指出：“所以我们不可以把十六七世纪耶稣会传入的‘西学’看成是近代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谓‘西学’的前驱。”（何兆武：《中西文化交流史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而利马窦作为传教士中颇有儒风的饱学之士，极为聪明地在进行一系列“合儒”、“补儒”、“益儒”的精心准备之后，提出“超儒”，恰恰暴露了他作为西方文化殖民者包藏的祸心。所谓“超儒”，是认为儒学是代表低级阶段的真理，而天主教即所谓“天学”则是更高一级的真理，主张用“天学”来对儒学进行一番经院哲学式的改造。利马窦是耶稣会的奇才，他能掌握汉语并钻进中国古代学术中去进行深入研究，很是难能可贵，更让今天失去传统文化的中国人汗颜。特别是他能对中西学术进行深入比较研究，以捍卫自己的“天学”，这种鲜明的“为我所用”的国际文化交流的学术立场、刻苦钻研的学术精神和比较研究的方法，不仅令人钦佩赞叹，而且当代中国学者应当能从中得到启示。尽管如此，与一个时期以来利马窦的名字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享有的极高声誉相比，实在是过誉了。利马窦和其他一些耶稣会士在传教过程中也对中国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是不能改变整个问题的性质。必须指出，用“天学”来改造儒学，是“以夷变夏”的基础理论工作，是一种“文明冲突”中的变相传教，对中国人来说，是诛心之论，所以遭到明朝士大夫的激烈反对。何兆武先生指出：“耶稣会是宗教反改革的产物，是正统教会在反异端斗争中的宗教特务组织。耶稣会在欧洲用‘火堆和监狱’对近代科学进行那样血腥的迫害，而一到中国居然能换了副面孔竟会把科学传来，这种说法显然是不顾最起码的常识。”（同上）基督说，当你带着欲念去窥视一个妇女时，你已经犯了强奸罪。按照基督的说法，耶稣会士岂不是一伙实打实的文化强奸犯？当然，这只是用西方文化所作的逻辑推理，中国人对利马窦等人还是应当保留一份尊敬，特别是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敬业、学习、忠于职守和为事业献身的精神，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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