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 品味毛泽东的“屈原情结”

端午节， 品味毛泽东的“屈原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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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逢一年端午节，在缅怀楚国诗人屈原的同时，人们又不禁怀念中国历史上另一位更伟大的楚国人——毛泽东！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开国领袖毛泽东是湖南人。湖南是战国时楚国旧地。湖南曾经是屈原流浪过的地方，呕歌过的地方，也是他殉难的地方。　　

也许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缘”情结吧，毛泽东对屈原可谓情有独钟，终生挚爱。早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在自己的《讲堂录》中，用工整的笔迹抄录了《离骚》、《九歌》全诗，在《离骚》正文天头上，写有各节提要。这本《讲堂录》共有47页，抄文占去了前11页，它留下了毛泽东早年下苦功学习屈原作品的珍贵史料。

另据罗章龙回忆，当他和毛泽东在长沙初次见面交谈的三个多小时中，毛泽东“对《离骚》颇感兴趣，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为了纪念这次有意义的会面，罗章龙曾写诗纪事，其中特别提到：“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可见，贾谊的《治安策》和屈原的《离骚》都是他们的谈话内容，也是他们那时十分喜爱的作品。　　

1918年春天，毛泽东在写给罗章龙的七言古风《送纵宇一郎东行》里，不无自豪地说“少年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由衷地表达了对以屈原、贾谊为代表的湘楚浪漫主义文化精神的赞叹之情。　　

屈原是战国时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是楚辞的主要代表作家。“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屈原的作品，在《史记》本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五篇。《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25篇，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25篇，为《离骚》、《九歌》（计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可知对这25篇作品的归属和真伪，在汉代就有争议。大致说来，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招魂》仍应遵从《史记》，视为屈原所作；《远游》、《卜居》、《渔父》，则伪托的可能性较大。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全诗372句，2400余字，是中国古代最为宏伟的抒情诗篇。全诗大致可分为前后两部分：从开头到“岂余心之可惩”为前半篇，侧重于对以往经历的回顾，多描述现实的情况；后半篇则重在表现对未来道路的探索，并主要通过幻想方式。《离骚》集中表现诗人对美好政治理想的热烈追求和始终不懈的斗争精神。全诗才气纵横，感情激荡，震撼人心。　　

在屈原之前，《诗经》中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作品，但它基本上是群众性集体性的创作，个性的表现甚少。而屈原的创作，却是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以及他全部生命的热情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这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一个新时代。　　

屈原是一位具有崇高人格的诗人。他关心国家和人民，忠君爱国，无私无畏，勇敢坚强，至死不渝地追求理想的实现。由于表达这种感情的需要，屈原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奇丽的幻想，使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出恢弘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这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总之，由屈原开创的楚辞在中国诗歌史上有重要地位。《诗》、《骚》并称，成我国古典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特别是《楚辞》中屈原的作品，以其深邃的思想、沉郁的感情、丰富的想象、瑰丽的文辞，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它的比兴寄托手法，不仅运用在遣词造句上，且能开拓到篇章构思方面，为后人提供了创作的楷模。而它对其后的赋体、骈文、五七言诗的形成，又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诚如刘勰所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仍常常读《楚辞》，每次外出携带的典籍中，总忘不了带上《楚辞》。　　

1949年12月，毛泽东在赴苏联访问的火车上，向苏方陪同的汉学家费德林介绍屈原，称屈原是我国“第一位有创作个性的诗人”，并结合“这位天才诗人”所处的时代，分析了屈原所起的历史作用：　　

“连年战乱使国家凋敝、民不聊生，楚国灭亡了，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但接着开始了另一个历史过程，就是把那些分散的、互相争权夺利争战不休的诸候王国统一起来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后，它以秦始皇统一中国而告终，从而形成第一个集中统一的帝国。这对中国的命运产生了重要作用。这是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因为这缘故，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 （费德林：《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转引自张贻玖《毛泽东和诗》，第12-13页。）

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见会来华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引屈原《九歌·少司命》中“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来表示对尼赫鲁来访的欢迎态度。接着他向尼赫鲁介绍说：“屈原是中国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在两千多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篇，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 （陈晋：《毛泽东之魂》，第344页。）

1957年12月，毛泽东让为他管理书报的逄先知请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收集了50余种，列了一个书目。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　　

1958年1月12日，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信中说：“今晚我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寥寥数语，一代伟人从《离骚》中得到思想启迪和艺术享受的快乐，跃然纸上。　　

1958年南宁会议期间，1月18日凌晨一点多钟，突然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方向飞来，全城立即进入防空状态。警卫人员要求毛泽东进防空洞，以保安全。他却神情若定，安然处之，挥手说：“我不去，要去你们去。”又说：“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怎么样？我又回来了，他还能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他让人点燃蜡烛，聚精会神地读起了《楚辞》。　　

另一个夏天，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中午时分仍然辗转难眠，服用安眠药后，他终于合上眼睛，抓在手中的书放在胸脯上，工作人员发现那是一本《楚辞》。　　

1959年和1961年，毛泽东又两次要《楚辞》读，还特别指名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和明陈第撰写的《屈宋古音义》。　　

收藏在中南海菊香书屋里的《屈宋古音义》中，毛泽东用红蓝两色铅笔对《离骚》中的一些段落作了圈画。　　

1964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几位哲学工的谈话中，又说：“《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可见毛泽东对屈原所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高度重视。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了。毛泽东把一套线装宋代朱熹注的《楚辞集注》，作为贵重礼物送给了田中首相。　　

毛泽东非常同情屈原的人生遭遇，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受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言外之意，颇有点为屈原遭贬而成为大诗人庆幸的味道。“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显然是把屈原的作品同他的人生遭际联系在一起评价的。毛泽东同意司马迁的看法，认为自古以来的优秀作品，都是处于逆境中的人“发愤之所为作也”。　　

毛泽东不仅一生酷爱阅读屈原的辞赋，而且善于在自己的诗词创作中化用了屈原作品的意象，或借鉴屈原诗歌中的语言。　　

例如，毛泽东创作的七律《答友人》一诗：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这首诗主要采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被评论家认为是毛泽东七律中构思神奇、意境空灵、色彩绚丽、格调明快的佳作。读这首诗，常使人联想到屈原的《九歌·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两诗的意象有密切的联系。《答友人》中的“帝子乘风下翠微”显明来自《湘夫人》中的“帝子降兮北渚”。不过“帝子”的意象，毛泽东是反其意而用之：屈原写帝子下临，“目眇眇兮愁予”，那是双目失神，愁眉不展的帝子；毛泽东所写的帝子，则是在九嶷白云中乘风而下，手持斑竹，身披红霞，容光焕发，光辉夺目！屈原笔下的帝子下凡后所看到的是“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一派萧瑟、悲凉之景色；毛泽东笔下的帝子下凡后，所看到的则是“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的壮丽、欢乐之情景。因为，今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芙蓉国”，较之二千多年前的洞庭、湘水已有天壤之别。　　

《湘夫人》的末句“洞庭波兮木叶下”写的是洞庭秋景。也许是我国诗歌中对洞庭湖的最早的描绘，成为千古名句。毛泽东《答友人》“洞庭波涌连天雪”一句，有力地表现了湖南人民（乃至全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波澜壮阔、惊天动地的高昂气势，远非“洞庭波兮木叶下”的伤怀景象。但两句之间的继承关系，却是明显的。毛泽东在为自己的诗词作注时，曾明确地说：“‘洞庭波’，取自《楚辞》中的《九歌·湘夫人》：‘洞庭波兮木叶下’。” （《毛泽东诗词集》，第260页。）

在毛泽东的其他诗词中，也借用过屈原诗歌中的一些词语。如：“吴刚捧出桂花酒”（《蝶恋花·答李淑一》），“桂花酒”可能借自《九歌·东皇太一》的“奠桂酒兮椒浆”。“九死一生如昨”（《念奴娇·井冈山》），《离骚》中有“虽九死其尤未悔”之句。“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沁园春·雪》），“骚”源自《离骚》之题。　　

最能反映毛泽东对屈原的综合评价的，大概要算他晚年写的《七绝·屈原》了。　　

毛泽东为古人写的诗仅有4首，其中就有作于1961年秋的《七绝·屈原》：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写下缅怀、歌赞屈原的这首诗，既是他毕生研究屈原其人其诗的深刻而独特感受的结晶，也是在当时国内外斗争形势下的有感而发。　　

《七绝·屈原》是毛泽东赞颂屈原诗品和人品的诗化评论。“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是说屈原的《离骚》等光辉诗篇，是他手中紧握的足以致敌于死命的利剑。这是赞屈原作品的战斗威力。毛泽东曾把屈原的思想概括为“批判君恶”，指出骚体有民主色彩，是“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诗中“杀人刀”的比喻，是对屈原作品的真理性和批判威力的形象化表述。毛泽东这两句诗对屈原作品的评论，一扫千百年来咏屈原诗作中的忧愁幽思、悲愤同情的气氛，出语惊人而深刻地指出：屈原的诗歌是指向腐朽势力的战斗檄文，读之使人感奋！这是前无古人的独创之论。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是说由于社会的黑暗，奸佞小人太多而贤德之士太少，屈原感到政治理想无法实现而奋身跃入汩罗江以死报国，歌颂屈原伟大的人格。一“跃”一“冲”两个动词的运用，“万里涛”对汩罗江的夸张描写，形象地表现了屈原自沉汩罗江的凛然正气和悲壮气氛。从表面上看，屈原是被反动势力迫害死了；但从本质上看，屈原的精神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千古流芳。正如毛泽东所说：“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就像“怒而触不周之山”的共工，屈原没有死，他是胜利的英雄。这就是毛泽东在此诗中对屈原人格精神前无古人的评价。　　

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毛泽东作诗咏屈原，当然不会是发思古之幽情。联系到此诗写作的时代背景，就不难体会到毛泽东歌颂屈原与现实斗争的联系。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国际风云动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如同中流砥柱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毛泽东曾把斯大林和列宁比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刀子”。他把屈原的“楚辞”比作“杀人刀”，我们也可以联想到：在毛泽东看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掌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是当时反对他所痛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正如屈原由于“艾萧太盛椒兰少”，才有“一跃冲向万里涛”的悲壮之举一样，在60年代初期，面对苏联集团和国际反动势力大反华，国际上多数共产党放弃了马列主义原则，走上背离革命和人民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不也同样面对着“艾萧太盛椒兰少”的困难局面吗？“一跃冲向万里涛”所塑造的敢于斗争、敢于牺牲的屈子形象，集中地表现出毛泽东的道德评价，也是对在反修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捍卫马列主义真理而战斗到底的心灵召唤。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正是在斗争最困难的时候想到了屈原，他从屈原精神中吸取了力量。毛泽东与屈原虽然相隔千载，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总之，屈原和毛泽东，都是楚湘大地山川奇气所钟的伟大人物，是中国古代和现代两位伟大政治家和浪漫主义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和人格精神的联系，是多方面的。毛泽东一生研读屈原诗歌，崇敬屈原人格，对屈原作了许多深刻而独到的评论，在诗词创作中发扬屈原的人格精神，吸收屈原作品的艺术营养，继承了屈原的浪漫主义诗风，从而使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成就达到前无古人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