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无为而治

毛主席的无为而治　　

　2010-6-18　　　

无为而治是人类社会治理的终极智慧，但是，中华民族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只有毛主席真正实践了无为而治。毛主席的无为而治，使得批评毛主席“不懂经济”的人，就像批评一个智者“不懂数数”的三岁小孩。毛主席的无为而治虽然还没有取得最终的成功，但是，他的经验足以为后人指明前进的方向。

一、原本的无为而治

关于无为而治，在儒家的论述中，是指上古圣王的“垂拱而治”，被解释为：圣王不要去做什么，老百姓自然会把事情做好。这种解释成为他们批判-背叛传统，实行君王世袭专制“有为统治”的历史依据。由于受儒家学说的长期影响，这种被歪曲的解释逐渐成了“正解”。无为而治就这样被儒家知识分子们逐渐挤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代之以他们自己的那套无根无据的“仁义礼智信”和“知天命”，把中华民族搞得死去活来。

然而，以我这样今天部分摆脱了儒家思想束缚以后所能获得的一般理解能力，可以十分肯定地指出，无为而治绝非“不作为”或“不乱作为”，而是从根本上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大作为，是人类登峰造极的政治智慧。谁掌握和运用了这种智慧，谁就能使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在人类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伟业。秦朝的始皇一统、汉朝的文景之治与光武中兴、唐朝的贞观开元之治、新中国的伟大复兴，无一不是无为而治的结果，虽有瑕疵，但瑕不掩瑜。

那么，什么是无为而治的本意呢？要正确理解无为而治，关键要到达哲学的高度去准确把握“无”。要准确把握“无”，必须首先从思想中清除儒家“有为”学说的影响，然后纯净地进入伟大老子的“道-德”世界。如此，我们可以看到，“无”就是万事万物的根本，“无为”就是针对事物的根本而作为，不是针对事物的表象而作为，“无为而治”就是针对社会问题的根源进行统治，而不是针对社会问题的表象进行治理。换一句话说，无为而治就是治有形于无形之中，治已然于未然之时。社会问题根源在“人心”，或者说在人的思想，又或者说在人的“欲望”，因此，治国就是治人心，治人的思想，治人的“欲望”。实际上，道家所创的中医治病也是“无为而治”，故有“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之说。中医治病还很强调“忌口”、“分房”，就是要求病人克欲。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老子的无为而治有一个完整的表达，就是“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一直以来，对于老子的这句话，人们只关注前半句，而忽略后半句，这是不能完全读懂老子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中华民族所有问题的一个根本性原因。为什么中华民族古往今来都不能重视“不言之教”呢？原因有二。自夏以后，与“无为而治”相关照的，崇拜“天道”的原始宗教，即原始“不言之教”被君王世袭专制所割断，此其一。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无根无据的“有言之教”长期统治着人的思想意识，儒家的人礼之教似乎成了世间的“真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代替了上古的终极“道-德”，成为人们修身治世的道德规范，作为“有言之教”的鼻祖，孔子也被奉为“圣人”，还说什么“天不生仲尼，万古无明”，此其二。由此可见，儒家的“有言之教”，即天下为私的人礼之教不破，中华的“不言之教”，即天道无私的根本之教就不能立。

二、历史上的“无为而治”

在夏以前，无为而治是中华民族社会治理的基本形态。根据历史的记载，中华上古的无为而治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以伏羲为代表的三皇时期，这时的无为而治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易-道”文化。二是以黄帝为代表的五帝时期，这时的无为而治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法-道”文化。“易-道”文化和“法-道”文化一脉相承，都是以亘古不变的“道”为根本依据。这是我们要继承的中化文化之灵魂。

自夏以来，尊道贵德的无为而治被离道失德的“礼治”所取代，导致中华民族进入了不断分裂衰变的历史周期。期间，无为而治也曾经为大秦帝国和汉唐王朝带来辉煌的文化，但是，由于对无为而治的把握存在局限，均不能保持长治久安。至今，学界对于汉唐两朝“无为而治”的认识，虽然不无偏颇，但是都予肯定，而对于大秦帝国的“无为而治”则无一认同，反而大骂其“焚书坑儒”、严刑峻法、残暴无度。

对于大秦帝国的统治，我要提出两个不同的观点，一是大秦帝国的文化“统一”，就是结束分裂动乱的“无为而治”。如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统一历法，统一法律，废封建，设郡县等等，都是触及问题根本的无为而治。二是法家的“以法治国”也是“无为而治”，因为，法家的“法”继承了传统“法-道”文化中的“以道为根据”，而不是象儒家说的“严刑峻法”。

当然，大秦帝国的无为而治也和历史上其它朝代的无为而治一样，有两个根本的缺陷。一是没有彻底触及社会稳定的根本——无“私”；二是没有采取实行“无为而治”的根本措施——“行不言之教”。历史证明，不彻底去“私”就不能从根本上治人心，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没有“不言之教”相佐“无为而治”也不会长久。

三、毛主席的无为而治

与大秦帝国的无为而治和历史上其它朝代的无为而治不同，大智大勇的毛主席恰恰在去“私”和“行不言之教”上进行了伟大的实践，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不朽的历史遗产。

自从西方“基督教-资本主义”文化凭借“坚船利炮”占了东方文化的上风以后，中华民族除了内部历史周期律的威胁以外，又多了一个更加现实而凶恶的威胁——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经济掠夺。中华民族真的是到了亡国灭族的危险关头。面临如此复杂危急的局面，中华民族怎能做到既解除帝国主义的威胁，又不重蹈历史的覆辙？

是毛主席，也只能是毛主席为中华民族选择了新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新中国最根本的无为而治。对外，只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能摆脱“基督教-资本主义”文化的压迫和剥削。你搞你的，我搞我的，资本主义那套掠夺别国的把戏在社会主义中国不灵。也只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能击退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或者武力威胁。你有飞机大炮，我有人民战争，你有氢弹原子弹，我也有氢弹原子弹，你有核潜艇，我也有核潜艇，在已经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面前，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对内，只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能摆脱历史反复的周期律。社会主义理论的依据除了马克思所阐述的历史发展规律以外，还有一个不曾为大家所认知的隐藏在历史发展规律后面的、更加本质的依据，就是自然界“大公无私”的天道法则。正如老子在两千多年以前所指出的那样，“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社会主义的无为而治，和中华民族历史上三皇五帝的无为而治在根本依据上是相同的，因此，也可以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中华民族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伟大复兴的“无为而治”。

毛主席的无为而治不仅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而且为了使中华民族永远走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另外一个伟大的实践，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尽管当代中国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有分歧，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分歧，但是，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毛主席所推动的文化大革命必然地要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历史遗产。正是文化大革命继“五四”运动以后，比较彻底地打破了儒家礼教文化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桎梏，恢复了中华民族正统“道-德”根文化的主导地位。但是，毛主席的社会主义“不言之教”主要在于打破礼教，在打破礼教之后尚未创建起一个社会主义的“道-德”之教，这是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的遗憾。

正是由于社会主义的“不言之教”有破未立，使得中华民族在经历了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后，天道无私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依然没有在统一的民族意志中牢牢地扎下根来，导致毛主席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文化像他所担心的那样，到了第三、四代面临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严重危险——动摇着社会主义“天道无私”的根本。

四、后来者的无为而治

为什么伟大的无为而治在古代和当代都不能持之以恒？在所有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毛主席的社会主义无为而治最能给我们启示。那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以后，还要防止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复辟。要防止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复辟，就要从根本上打破儒家礼教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控制，同时，要建立社会主义的“道-德”信仰（不言之教）代替儒家的礼教（有言之教）。毛主席基本完成了打破儒家礼教的历史使命，而建立社会主义的“道-德”之教正是毛主席的后来人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也是毛主席的后来者要实行的无为而治。

文章之后附上毛主席的两个谈话，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理由和中国缺失统一宗教的困惑。　　

1、毛主席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与张平化的一次谈话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　5月25日　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原载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页）　　

2、毛主席关于批孔和宗教问题与毛远新的一次谈话　　

在谈到中央电视台有人讲主席诗词讲得非常好时，毛远新说，1973年主席给郭老写了首诗，没有公开发表过，后来有一部分已经成册，包括主席未发表过文章、诗词包括进去了，这首诗谁都不敢讲，为什么不敢？涉及政治问题：批孔。因为后来邓讲，批孔就是批总理，那一段都这么讲，所以都回避，包括有一个专题片，讲主席诗词的，叫《独领风骚》，这个解说片街上有卖的，主席110周年，中央文献发行的，讲诗人毛泽东，从主席的诗讲主席的一生，讲的水平很高。独领风骚在中央一台播过，后来在中央四台播过，有声有色，陈进，我见过。但主席给郭老写的这首没有收入主席的诗集，当年主席给我一句一句讲这首诗，我拿着这首诗，主席还给我讲了柳宗元的封建论，一种单行本，字很大，还有章太炎的两篇文章，也都是印成单行本，主席让我回到沈阳，召集省委常委给每人印发一本，大家讨论学习，还要把黑龙江、吉林两个省委集中到沈阳来，同时给他们每人都发这首诗，主席的诗还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毛远新说,说是一首诗，实际是布置工作，原本好象是《读封建论赠郭老》，记不准确了。（诗全文）：　　

读《封建论》赠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十批不是好文章。　　

百代都行秦王政，孔学名高实枇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祖龙——指秦始皇；十批——郭老的十批；唐人——指柳宗元，他写了《封建论》；子厚——柳宗元的字。　　

毛远新说,主席这首诗是1973年夏写，但跟我讲是十大后，十大是1973年9月，我在辽宁工作，十大开过以后，我要回去和主席告别，他给我讲。　　

郭老的十批书里边有一批是批秦始皇的，骂秦焚书坑儒。他的书50年代发行的，所以主席把柳宗元的封建论给了我，我详细读了，唐朝的古文又不难读，但到了清朝，章太炎的文章我还真读不懂，许多怪字我都不认，我问毛主席这啥字，主席给我讲什么字，我说怎么明末清初的文章怎么比唐朝的还难读。主席说唐朝的人还没到那么严重，写的文章，李白的诗还比较接近老百姓。越到后来，特别是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等，到了元明，好象是越用的字谁都没见过，谁的水平越高。封建论这本书说的是什么？网上有，百度查国学栏目，柳宗元诗、文。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肯定秦始皇，主席拿着这本书给我讲。有一段话：说秦二代就亡了，但是公天下者（天下为公的“公”）秦始皇，当然后边也说了，他是以一个人之私来公天下，他自己皇帝还是为私的。他指的是分封制，柳宗元反对封侯，封侯只能造成国家分裂，先是分争，最后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国历代都发生过这样的事。秦统一了以后要不要分封，李斯和好多人发生分歧，李斯反对分封，搞郡县制，皇帝任命省长、县长，而不是封一个王到全国各地，他的子孙后代都是统治者，世袭。他把这个东西破了，主席说秦始皇功劳非常大，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事。　　

秦始皇之前很多都是王侯，秦始皇以后都感觉分封王侯不行，就实行郡县制。后来一些朝代又实行分封，如汉朝开始，七王、八王之乱闹的汉武帝不得安宁，不少王造反。汉朝分封，到唐朝李世民也要封，封王有功的也要封，但没有封，实际上内部有争论，历朝都有这事，要不要封王。如**省要封一个王，那就世袭了，他的子孙、阿斗也得说了算，最后国家分裂，都是这样，封建论对秦始皇是肯定的，所以劝君（郭老）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不是郭老你作的结论，迫害知识分子（秦始皇：统一度量，还要统一思想）秦灭六国都有一大帮儒生。　　

诗中祖龙指的是秦始皇，祖龙虽死，就是秦始皇死了。十批就是指郭沫若的那本书。当时我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祖龙什么意思，主席说就是指秦始皇，第二历代都行秦王政，这个政是赢政的政还是政治的政（因为秦始皇名赢政），是政治的政，按秦始皇的治国方略。孔学名高实枇慷，就是孔夫子的那一套名气很高，实际上没用。熟读唐人封建论，就是柳宗元的封建论（子厚就是柳宗元的字），不要从柳子厚以后退回到周朝去了。文王就是周文王。　　

对于孔夫子的理论，毛远新说，主席认为，孔子当年，他那套东西没有市场，周游列国，到处被赶出来，为什么？战国七雄，唯独秦国是不允许孔夫子的弟子进去的，从商鞅变法以后，其它国家允许孔子的弟子（那时孔子已死）去讲学，可为什么那些相信过孔夫子的国家都灭亡了！唯独秦国，不听孔子那一套的秦始皇能统一，是不是这个道理！历代都行秦王政，从秦始皇死了以后，农民起义，楚汉相争，刘邦把项羽打败了又统一了中国，这以后，汉以后，从三国、魏晋，一直到南北朝元明清，历代皇帝都是骂秦始皇的，但是做起事来都是学秦始皇的，说一套，做一套，想想看道理是不是这样？都骂秦始皇是　暴　君，但是他们做起来并不比秦始皇手软，秦始皇坑了四百多个，后来的皇帝不是照样吗？文字狱一个比一个历害！都学这个，所以历代都行秦王政，实际上孔学名高实枇糠。主席说，孔夫子的很多话都是好话，现在看起来也都是好的，但是拿到现实社会里，那种复杂的矛盾他都处理不了，他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又都是废话屁话！这都是主席的原话。主席说历代农民起来造反，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改换皇帝，他们起兵造反的时候都是批孔，为什么呢？因为孔夫子讲的君君臣臣，臣是不　能反　君的，你要造反，把皇帝换掉，你得违背，违背孔夫子儒学理论，他必须得批孔，要不然师出无名，造反无理，特别是农民起义，举了个例：如刘邦，最看不起儒生的人是刘邦，见了儒生把帽子拿下来洒尿，史书有记载，可是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这就说明得到了统治地位以后，又要把孔子请回来，为什么呢？要用他那套理论管理国家。宋太祖赵匡胤他搞陈桥兵变，军事政变，发生在河南，把皇帝推翻，皇袍加身，自己当皇帝，这不符合孔子的理论，他肯定不符合。但他当皇帝以后又把孔夫子请了回来。造反的时候批孔，治国时尊孔，都是这样。成吉思汗他读过论语吗？他的铁蹄杀遍欧亚大陆，见人就杀，简直是要把所有的农业区都变成牧区、草地。可是到了元朝后边皇帝，到山东去祭孔啊，给孔的地位那么高，戴高帽，封的很高，好象元朝皇帝给孔子封的帽最高，朱元璋起兵造反，你不批孔，造反有理吗？没理，他很反孔。但朱元璋上台以后，要到曲阜祭孔。清朝也一样，努尔哈赤读过什么书，满清入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那符合孔子的理论吗？可是等到清朝皇帝入位以后，要把孔夫子请出来。太平天国洪秀全也是从批孔开始，不批孔他敢造反吗？可是等他到了南京做了天王以后又要尊孔。　　

毛远新说，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孙中山也好，陈独秀、李大钊也好，“五四”运动就是批孔开始的，是不是这样？等到蒋介石坐上了宝座以后去尊孔、祭孔。蒋介石把孔家的后代请到台湾，现在还在那里。中国历史不就是这样吗！当要起来造反的时候，都要批孔，用我们的话说，你是革命党的时候是批孔的，当成了执政党，巩固地位时又要尊孔。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为什么？这是什么道理？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席说到现在孔夫子已经不是当年的孔丘本人，历代的统治阶级都给他梳妆打扮，根据统治者的需要，用鲁迅的话说，后边讲的孔孟之道，是御用文人经过梳妆打扮过的孔夫子，他们就是以这套思想来束缚统治人，是思想专制的工具，回顾中国历史是不是这样？　　

毛远新说，你说蒋介石真正相信孔夫子吗？对共产党员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孔夫子什么时候教过他这一条？孔夫子是和为贵，所以主席那个时候搞那个东西，为什么主席提出要批孔，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员要保持自己的革命性，一旦中国共产党也尊起孔子来了，就说明你也到时候了，就说明你统治不下去了，要靠他来维持你的统治了。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后边这话没有讲，这是我悟出来的。主席说，你看看历代，革命的时候都是从批孔开始，等到他掌权的时候，都要把他请回来，干什么呢？把他作为对人民统治的思想专制的工具，所以主席的结论是，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荀子他们一样，都值得我们尊敬，纪念，值得研究，因为他们的思想实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尊重。但是作为孔子的这套理论，它是唯心的，主张政治倒退的，不能接受的，至于说我们现在说批孔（鲁迅说）已经各朝各代梳妆打扮以后的孔，不是当年的孔夫子，孔子不过是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可是到了南宋以后，你让妇女缠小脚，这是对人体的伤害，男尊女卑，不知道比孔子发展了多少倍，男女不平等，孔子那时还没到这个地步，但是理论根据是孔夫子。　　

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拿来时，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毛远新回忆，主席还说，中国没有一个真正能够占统治地位的一个宗教，不象西方。主席举例子，主席说西方耶酥和孔子差不多，他那个时候也是到处受人迫害，还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创立的这一套东西，在当时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是到了欧洲的中世纪，教会是统治和奴役人民的一个最坏的工具。主席说你看资产阶级革命，从欧洲文艺复兴开始，首先就是对着教会，批判神，就象我们批孔一样，但是这个教会不是说耶酥本人怎么样，只有打破这个东西，资产阶级革命才能起来，那个时候教会是宗教裁判所，有时比法院还厉害，科学家好多都是被他们迫害死的，像哥白尼，伽利略你必须改变自己的理论，不改变就要处死！这能怪耶酥吗？不是耶酥问题。但是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宗教，就用孔夫子的这套东西来统治中国的老百姓。在中国，是实用主义。有病了，生不下孩子就想神来了，孩子生下来病好了，早把她忘了。宗教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对它进行了一次批判，然后进行改造，改造以后他适应于资产阶级的社会。所以现在的宗教和中世纪的宗教大不一样。　　

毛远新说,主席想的是，我们既然已经认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就应该以这个思想来教育人民。孔夫子那一套虽然话都很好听，拿出哪一句话你也不能说他错，但他不能解决问题，现在讲和谐，和为贵，引起矛盾，处理不了，和得起来吗?【转摘自强国网】　　

注：仔细品读毛主席的这个谈话，可以感悟到毛主席深刻揭示了中国社会问题的总根源——没有统一的宗教，尽管他自己并没有直接这样说。欧洲有基督教，宗教革命打破教会神权垄断以后，那个“上帝”依然是“上帝”，依然统治着资产阶级欧洲的思想，依然是欧洲文化（宗教、哲学、政治、经济、科技、文艺、法律）的根本依据。中国则不同，因为孔夫子的那套东西没有根本的依据，当革命推翻了孔夫子的那套东西以后，中国人的思想中就似乎一片空白了，因此，统治者又不得不把孔夫子和他的那套东西请回来，不管用，又被新的统治者推翻，然后又请回来，周而复始，这就是中国近两三千年历史的周期律。可见，要打破中国历史的周期律，仅仅革孔夫子的命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新的类似欧洲基督教地位的思想体系来替代孔夫子的那套东西。在毛主席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那个我们所要的新的思想体系。但是，毛主席尚有未完成的工作，就是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精神，将马列主义和中国传统联系起来。如果将中国革命完整地上升到文化的高度去认识，除了需要革命的领袖和他们的理论之外，也需要一个支持革命理论的不变的根据。只有达到那个不变的根据，才能实现圆满的无为而治，实现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改革才不会动摇“根据”而变成“和平演变”。这是毛主席的后来者要完成的伟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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