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家语》第二篇《始诛》里，孔子给少正卯定为“大恶”的理由，共计五条：
一曰心逆而险，
二曰行辟而坚，
三曰言伪而辩，
四曰记丑而博，
五曰顺非而泽
孔子说，“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全犯了，所以必诛，孔子早就把他看在眼里，执政才七天，就把他办了。
且不说孔子的办事效率之高，孔子给少正卯定下“大恶”之罪的理由，也许还成了后来“君子”给“小人”定罪的重要参考，乃至只要按这意思去说，总不会错。比如，苏洵的著名的《辨奸论》里的“今有人”，指的是王安石，认为王安石将是像历史上王衍、卢杞那样“误天下苍生”、使得“吾子孙无遗类矣”的大奸大恶之人，其揭露王安石的几句话，正是孔子给少正卯定罪的一种翻版，对应如下：
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言伪而辨，心逆而险）
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行辟而坚，顺非而泽）
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记丑而博，心逆而险）
阴贼险狠，与人异趣。（心逆而险，行辟而坚）
这些理由，都不具体，据说当时王安石尚未执政，苏洵看王安石不顺眼，作此文以暗指其人，结果事实证明王安石确实是乱国的大奸。这样说来，这就是一面之词了。从北宋末年朝争之激烈、朝廷言论之自由看，此文写在王安石执政的或前或后，并且在士大夫中间传开，都是可能的。令人发生感想的是，何以这些“罪名”，竟与孔子给少正卯的定罪很相似？
模糊判断，攻心判断，大约是炼成这种罪名的方法。模糊判断，就是无须具体罪状，凭着言行的大体，作出根本性判断，认为很本质很深刻。攻心判断，就是拨开外部事实，直指内在心机，捉出其深心的阴暗的东西。这两种判断，带着很大主观性，但又确实有一个认识对象的存在，这些罪名也是一种认识的结果。此外，这种判断，有一个标准，就是“礼”的标准。
这个“礼”的标准的存在，也许就是苏洵不约而同于孔子的原因。
人之常情是“面垢而不忘洗，衣垢而不忘浣”，这应当在“礼”的范围内，但王安石平时却是邋蹋不拘：“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这是很不符合“礼”的要求的。打开《礼记》，其中所立“礼”的规矩很多，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很不得了的，随手就能翻到几条，比如，“敛髪毋卷，毋箕，寝毋伏，冠毋免，劳毋袒，暑毋褰裳。侍坐于长者，履不上于堂。解履不敢当阶，就履跪而举之，屏于侧……”有一些是符合生理卫生的，有很多是繁琐的，有很多是体现严格的等级制的。孔子的这句话很有名：“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但苏洵对王安石的不满，并且认为能看透王安石是一个大奸，当然不仅是依据这些小节，而是依据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对王安石准备“变法”的一套极不赞成，这极不赞成，最终一定都可以归结到“礼”上去，所以那才是义正辞严的，也才能有朝一日实行“君子之诛”。
这番感想，是因为韩非子《八奸》里的这八条，跟孔子诛少正卯的五条，跟苏洵“诛”王安石的几条，显得不太一样。这八条，条条具体，条条都是陈述当时的现实，并且也应该是国人个个心中所有，只是笔下所无的。韩非子重在描述，只给予一个总的概括，叫做“八奸”，判断这八种行为危害国家。
少正卯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们不知道；但苏洵给王安石列的罪状，可以说，都是似是而非，捉摸不定的：
“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当时一个士大夫难道不当如此吗？士大夫能这样有何不好呢？你怎么能断定他这样是不真诚的呢？
“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什么叫“好名之士”，什么叫“不得志之人”？你苏洵不也千里迢迢，从四川到朝廷求功名来了吗？你好名不好名？你不想得志么？你凭什么这样说别人？
“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这是说王安石和他的追随者们正在提出他们的政见和主张。这为什么就叫做“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他们没有在朝廷上提出自己主张的权利么？至于“以为颜渊孟轲复出”，简直就是后来“莫须有”的先声夺人。
最后一句“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更不具体，而且，“与人异趣”也能成为罪名么？
从这个角度看，苏洵此文，确实写于王安石正在跃跃欲试的执政之前，因为这时候要罗列具体罪名是很困难的，等到王安石变法实行了一阵，利弊呈现，具体的东西就有了，那时候罪名就能具体些了。所以，苏洵只不过站在某一种利益的立场上，凭着方向性的预感（“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以及所产生的反感，对王安石发出诛心之语的咒骂而已，这就是模糊判断加攻心判断。因此，孔子给少正卯定的“五条”，条条是“诛心之语”，它不用一一罗列具体罪状，而只要从或多或少乃至捕风捉影的“罪行”上升到这个高度上，就能置其死地，进而十分具体地消灭其生命，还要在朝廷上暴尸三日。要说“心学”，也早就从这里开始了。
据“新世纪万有文库”的《孔子家语》之《出版说明》说，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两次汉墓出土文物证明，《孔子家语》不是伪书，而是在汉初就存在原型了，《孔子家语》实与《论语》同源，系孔门弟子各记所闻，选择一部分辑为《论语》，其余部分则集录为《孔子家语》。
《孔子家语》记载孔子下令诛杀齐国侏儒，是作为孔子的大仁大勇，作为“君子之道”来记载与赞颂的，然而今日看来，却令人感到大异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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