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结束后， 1945年8月14日 至23日蒋介石接连三次急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当时众人认为这是蒋介石设计的“鸿门宴”，特别是中共高层出于安全考虑反对毛泽东前往，但毛泽东说，“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栽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这样，使他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毛泽东没有犹豫，客随主便赴约了重庆政治谈判。这件事，不仅显示了毛泽东的政治勇气和气魄，也是毛泽东政治眼光和心灵智慧的一个经典的例子。
首先，毛泽东凭借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特别是对蒋介石时下国际地位和新情况下蒋的人品的认识，判断蒋介石在重庆不敢加害于他。其次，毛泽东明知蒋介石谈判没有诚意，只是装模作样，忽悠舆论，但如果不去，却正中他下怀，为他发动反共内战提供了借口，而将计就计，形势就会颠倒，我党化被动为主动，达到反客为主的有利局面。第三，长征以后，毛泽东一直远离国民政府的政治中心，国内很多著名民主人士和各路贤达对毛泽东不够了解，毛泽东坚信中共的事业是正义的，能够得道多助，毛泽东直接和全国民主人士见面，是争取朋友、赢得民心的很好的统战工作机会。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三个目的全都实现，而蒋介石却弄巧成拙，在谈判过程中，因为弄假成真，不知所措，常常因为没有诚意而言不由衷、出尔反尔，结果大失人心。梁漱溟说，他很钦佩毛泽东什么都不怕的精神，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可能是梁漱溟这种评价的一个原因。后来蒋介石撕毁和谈协议，全面进攻解放区，梁漱溟等知识分子感到震惊、失望和气愤，但也因此钦佩毛泽东早对此有所预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毛泽东出奇制胜，在重庆谈判中赢得中共的统战宣传攻势，对于后来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有着赢得国统区民心的重大意义。
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完全在蒋介石的预料之外，蒋介石本无心谈判，对谈判工作没有准备，一时措手不及，拿不出谈判方案，于是要求中共提出谈判提案，或者务虚性的敷衍。一次见面，蒋介石问毛泽东如何估价中国的文化，毛泽东知道里面话中有话，于是反问， 蒋 先生是否认为信奉马列主义的共产党人不懂得的中国文化？接着毛泽东很自信的告诉蒋介石，说自己是读通了中国历史的。
蒋介石提出中国文化问题，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处心积虑深思已久。蒋介石自认为他继承和代表了中国文化的道统，依据自己的正统文化地位，就能站在继承和发展中国历史文化的高度，名正言顺的驳斥中共的马列主义思想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在中国是水土不服的，从而动摇和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中国悠久历史的特征，是单一儒家统治文化始终没有中断，而且在代代相传中发展的越来越强势。到了近现代因为西方物质文化的武装侵略和冲击，中国的帝王政治被推翻，西方的民主政治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先后在中国广为传播。中国的近现代史，也是中西方文化的斗争、借鉴和相互征服或者融合统一的历史。回顾孙中山、袁世凯等现代中国政权，他们建设和巩固政权首先考虑的问题是：政权的文化属性，有的政权是自觉的去意识，有的政权虽然没有强调文化属性，但它们也无一例外的不能够超越文化的宏观限制。
中国近现代各种政权或者政治思想，都面临着如下重大考虑：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对待外来的西方强势文化，如何处理好两种文化的关系。上述考虑，又决定了在中国社会巨变的进程中，是采用政治改良的办法还是政治革命的办法。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都表现出非常崇敬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社会关系深刻的意义上，他们政治发展道路都是采用改良的办法（孙中山名为革命，实质没有发现革命力量，则是晚年才认识到要唤起民众，因此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无发动民众革命的成功之实践），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真正动员和领导了人民，采用革命的方法，暴风骤雨的建设成了全新社会关系的社会主义中国。
改良的办法，是对原有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不予根本的触动，是对原有社会秩序不予颠覆性的破坏，改良思想和保守的儒家政治思想是天然的朋友。
孙中山自幼就热爱孔孟之道，后来受西方教育，学会外语，在西方文化影响下，认为中国的文化非改革不可，他以开放的胸怀学习西方文化，他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多次呈信李鸿章，提出中国一系列借鉴西方的改革方案。后来孙中山在日本进行反清革命活动，日本改良成功的道路，对他启发很大。孙中山的改良革命，反对阶级斗争而提倡阶级互助合作，孙中山甚至否认中国的阶级矛盾，认为中国不存在贫富阶级的区分，而只有“大贫”和“小贫”之分。
孙中山反对阶级斗争，笔者以为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越来越激化，孙中山鉴于西方发展的教训，设想一种统筹的政治革命和改良的解决方案，把推翻清政府的社会革命和社会的改革计划结合在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中，以毕其功于一役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未来发展将面临的主要矛盾。为此，一方面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经济改良思想，另一方面提倡社会互助合作反对社会阶级斗争的伦理价值。二是孙中山反对阶级斗争、提倡社会和谐合作的思想，是和中国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孔子中庸伦理“和为贵”的思想完全吻合的。孙中山十分坚定的自我表白：“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
任何的社会政治革命最终都将落实到社会经济内容上，经济思想上回避矛盾、稳健保守、没有跟进，必然导致政治上的革命将是徒有虚名。孙中山的政治革命由于未能动摇旧统治的经济根基，结果革命的果实轻易的被旧势力攫取。孙中山晚年认识到政治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能唤起民众，但是要唤起民众，就必须代表他们的经济利益，就必须对社会的经济关系进行革命，后来国民党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和工农运动结合，并且成功的进行北伐革命战争，但是革命的深入，很快就变成导火线，在全中国激化起阶级矛盾，于是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昨日还是同盟，一朝便成不共戴天的仇敌。这充分的说明中国的阶级斗争是实实在在的存在，比资本主义国家有过之无不及。
国共两党在阶级斗争中表现出的你死我活，孙中山生前可能未曾预料，但是孙中山决心唤起民众，就必然和他反对阶级斗争的思想发生冲突，这个随着革命深入而迅速尖锐起来的社会主要矛盾，摆在孙中山的继任者蒋介石的面前，蒋介石无法回避，必须做出历史性的选择。
孙中山、蒋介石都在日本长期待过，对日本留下了良好的政治文化印象，也都想借鉴日本明治维新政治改革经验。虽然是同文同种，但是中国的国情要远远的复杂于日本。
在历史上中日两国都信奉儒家政治文化，但是日本的国土远远小于中国，日本的民族远不像中国的多民族，在历史上，日本最高统治者的威信远远强于中国，这一系列因素决定了日本的社会矛盾远没有中国那样尖锐，也决定了血缘宗法性的儒家文化在日本能够积极发挥作用，推动万世一系天皇血脉文化体系的民族凝聚力，形成上下一心、奋发有为、明察时政、一致御外的精神信仰。在日本忠于天皇的文化，能够成功的抵御和扼制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的理论。
中国国情和日本有着巨大的差别，中国的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上朝代更迭频繁，战乱不已，最高统治者没有绝对信仰的历史文化基础，没有任何一种超级的传统文化力量能够协调和平衡好中国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社会经济矛盾的无法自我节制和约束，导致社会经济矛盾由此衍化为阶级斗争单向性的加速度的激化，这就是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中国所独有的，历史循环性的发生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的根本原因。这种历史规律，造成中国社会经济呈现周期性的被粉碎性的破坏，这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屡屡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也因为是这样的国情，孔子思想才勉为其难的成为中国政治统治文化的思想基础。
孔子的思想体系诞生于混乱的春秋战国年代，他的思想深刻而又简单，就是宣传中庸之道来避免社会极端的纷争。孔子的思想是中国历史政治制度矛盾的不可调和的产物，有它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中国社会经济利益矛盾无限的激化必须寻找一种文化的制约力量，而选择的文化必然是能够缓和并能克服社会利益斗争的文化，这种文化也必然是具有中庸之道的根本属性。但是孔子的调和矛盾的文化，在强大的帝王专制政治跟前，其政治地位实际上非常虚弱，对统治阶级的约束极其有限，主要是依靠统治者的内省即自我觉悟。这种道德文化的制约，事实上经常表现为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阻止中国经常大规模的阶级战争，即农民起义。而且孔子思想在中国残暴专制面前表现出的无能，经常使广大人民怀疑孔子思想正义价值观的真实性，甚至认为它是虚伪的、欺骗的，是袒护统治者利益的。一个国家的文化基础，由于它企图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而表达永恒的正义，结果它的中庸两可性，便成为把柄可以供统治者任意玩弄，于是在历史上经常受到下层人民的怀疑甚至反对，于是这种文化价值观正义性的实践意义就有很大的局限，因此历史上对孔子思想的批判，正是缘于孔子文化先天设计的政治局限性，即孔子思想是一种入世的普世价值观，而任何多么崇高的思想一旦设计成能够和现实的利益结合，就毫无例外的远远不能做到普世价值的彻底性，能够绝对判断的是，它在历史中永远更多的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或者说统治者能够更多的利用到它的价值。因此当统治者发生政治危机时，孔子的文化如同任何一种和统治者结盟文化一样，存在着被视同为统治者的合谋的危险，就如同城门失火很可能还有殃及池鱼之飞来横祸。
中国儒家文化入世的特点，以及中国任何一个专制政权既强大却又不能长久统治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历史上始终不具有坚定信仰性质的政治文化；另一方面又决定了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统治文化信仰的改变都不是革命性质的，都仅仅是换汤不换药。儒家文化对人世的依附性，是儒家思想的大智慧，有句社会广为认可的深刻名言，生命之树常青，而理论总是灰色的，儒家思想的创造，恰恰针对了人类的这种思想文化局限性的弱点，而让理论紧密的联系生活实践。因此，儒家文化能够成为统治者的政治文化，也能够成为老百姓的生活文化。也因为如此儒家文化像不倒翁一样，其文化地位会随着人世的变迁而跌宕起伏，但是儒家文化的宽容性，它的宠辱不惊的深刻文化内涵，它的真诚的人文关怀，要远远强于它因为相反相成的属性造成的也是先天的文化漏洞和缺点。在儒家文化入世的矛盾中，由于优点远远大于缺点，因此它的文化生命力在世界文明中堪称举世无双。
到了近现代，中国的文化信仰不改革已行不通。因此，即使孙中山忠于孔孟之道，还要顺应潮流创立新的信仰内容，孙中山把新的政治信仰的建立看作革命的决定性因素，他指出“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义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后完全成立。”孙中山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就是与时俱进，创建了三民主义的理论信仰。
孙中山逝世，戴季陶号啕大哭，写了一副挽联：“继往开来，道统直承孔子；吊民伐罪，功业并美列宁”。戴季陶是国民党右派权威的继承三民主义的理论家，和孙中山一样，他的思想也存在矛盾。在他们要维护的利益关系中，孔子思想和列宁主义实际上是无法一致的。戴季陶后来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形成“戴季陶主义”，戴季陶认为三民主义就是民生哲学，而儒家的仁爱是民生哲学的基础，孙中山的思想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是代表了中国正统的文化，孙中山是孔子之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孔子思想是社会连带责任主义，而孙中山的“互助论”是继承了这种中国的传统文化，它优越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论，人类虽然都有独占性和排他性的欲望，但同时也具有相互利益的统一性。据此戴季陶反对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论的阶级斗争学说。
孙中山的最后岁月思想发生了冲突，但是他的心灵深处还是钟情于孔孟之道，他选择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恐怕是权宜之计，因为他的主要接班人蒋介石、戴季陶等，都是十分忠于中国传统文化保守的一面。过了十多年，蒋介石在高举孙中山思想大旗的口号下，思想越来越中国化，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著作，蒋介石似乎有“力挽狂澜”之气魄将舆论置之度外，重新把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推崇到中国政治的核心地位，并且“义正词严”的声讨五四以后的新文化，矛头不仅指向共产主义，还指向自由主义，统统将它们归为西方文化毒害之影响。
时隔两年，蒋介石和毛泽东见面，问起中国文化的问题，可谓早有前因。文化问题似乎务虚，但恰恰是毛泽东和蒋介石最高思想上的本质分歧。
可惜蒋介石等一叶障目，当中国社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和无比深刻的时候，当国民党政权进一步腐败不堪、“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民心大失所望的时候，当广大贫困阶级已处在水深火热已呈脱缰之马之势的时候，蒋介石居然对如火如荼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横加指责，认为是共产党“惟以憎恨与斗争之说，灌输于社会和青年之中，以阻碍生产的进步”，另一方面蒋介石劝告统治阶级以“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仁慈责任心来关心贫困阶级，劝告他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蒋介石企图用这种自我反省，认识到仁义，进而知行合一，来解决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和危机，来安抚贫苦民众，十足的表现了蒋介石政治上非常幼稚或者说是虚伪的一面，这种远水不救近火的夸夸其谈，客观的讲是掩盖矛盾、避实击虚、转移视线，深入的分析是睁眼说瞎话、自欺欺人、置百姓生死于不顾。用这种文化方法来解决中国实实在在的阶级利益巨大悬殊的矛盾，是十足的画饼充饥，是扬汤止沸，是隔靴搔痒，是缘木求鱼。由此点来看，蒋介石的政治文化水平和觉悟实在太低，也太不聪明，太高估了中国人民的忍耐力，也太低估了人民的反抗力量，因此难怪很多有识之士批评说是蒋介石一手造成了共产党的强大和胜利。但笔者认为蒋介石集团可能是被金钱捆住了政治的翅膀，一叶障目，也是腐败太深，积弊难返身不由己了。
蒋介石不愿意把中国腐败黑暗的政治势力作为他政权主要的敌人，客观上把自己和全国最广大的人民对立了起来，对黑暗政治压迫势力的宽容，就是对大多数被压迫人民的残忍，蒋介石难道不懂的这个辩证法吗？
蒋介石和毛泽东对中国文化都有深入的和独立的思考，但是蒋介石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运用是表面的，蒋介石不愿意深入认识和实践孔孟文化中的以民为本的思想本质，跳不出腐朽统治阶级的老框框和本末倒置的去利用发挥儒家文化。蒋介石走不出书本，被书本削足适履，而毛泽东从书本中摘取了精神灵魂走了出来，毛泽东从最基础的生活层面，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出发，来吸取中国儒家文化爱民的精华，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来发扬光大中国的传统文化，毛泽东科学的发挥了儒家文化的入世精神，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因为紧紧围绕百姓生命这棵大树，因此毛泽东对中国文化的价值了然于心，在实践运用中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毛泽东凭借对中国文化的结合实际的独特理解，终于以小胜大、以弱制强，最后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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