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具有文化继承和弘扬的重大意义

　　“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论语》第一篇十一章的这段话，可能是最遭诟病的。　　

　　尤其鲁迅对这段话的批判，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孔子的形象因此大受伤害，还引起中国文化的一些混乱。　　

　　鲁迅在《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文章中说，“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　　

　　鲁迅认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造成中华民族一代不如一代，结合鲁迅其他的著名言论，比如中国的旧文化是吃人的文化，呐喊要“救救孩子”，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仔细分析，在鲁迅的思想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和它们都有着帮衬的关系。　　

　　我查阅了很多《论语》解释的书籍，无一例外对孔子的这段话仅仅作字面上的解释，负面影响居多。　　

　　拿有代表性的南宋大儒朱熹为例，他在《论语集注》中作如下的解说：“父在，子不得自专，而志则可知。父没，然后其行可见。故观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恶，然又必能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乃见其孝，不然，则所行虽善，亦不得为孝矣。”　　

　　朱熹主张从经文本义上去解读《论语》，不以先儒的解说为标准，对历史上堆积充栋的《论语》注疏，搁在一边。　　

　　朱熹说“圣贤言语，正大明白，本不须恁地传注。正所谓‘记其一而遗其百，得其粗而遗其精’者也” ，“一切莫问，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旨得矣”。他批评对儒家经典随意曲解发挥的做法：“凡读书，先须晓得他底言词了，然后看其说于理当否。当于理则是，背于理则非。今人多是心下先有一个意思了，却将他人说话来说自家底意思；其有不合者，则硬穿凿之使合。”“大抵愚意常患近世学者道理太多，不能虚心退步，徐观圣贤之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强其中，所以不免穿凿破碎之弊，使圣贤之言不得自在而常为吾说之所使，以至劫持缚束而左右之，甚或伤其形体而不恤也。如此则自我作经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读古人之书哉？” 朱熹鲜明的提倡：“然某于文字，却只是依本分解注”，“每常解文字，诸先生有多少好说话，有时不敢载者，盖他本文未有这般意思在。”　　

　　但朱熹同时又在矛盾的主张：“解说圣贤之言，要义理相接去”，“大抵圣贤之言，多是略发个萌芽，更在后人推究，演而伸，触而长，然亦须得圣贤本意。不得其意，则从哪处推得出来？”读《六经》时，只如未有《六经》，“只就自家身上讨道理，其理便易晓。这读书，是要得义理通，不是要做赶课程模样”。　　

　　这样，绕了一个圈子，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态度从经文本义上去解读又回到义理发挥上去了。只是他不要人家的义理去接圣贤之言，而是要用自己的义理去接圣贤之言，他比一些墨守成规、代代相承、毫无创造的儒家弟子要聪明，他抛开历史上陈旧的义理解释，声明自己另辟蹊径，原汁原味径直取道于圣贤，但事实果真是吗？　　

　　自宋朝开国老臣赵普发出“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声音，就意味着宋朝最高统治层决心用儒家文化重新澄清和整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在这以前佛老思想的盛行，致使人心涣散，专制统治基础的社会信仰也逐渐虚弱，宋朝的统治者鉴于历史上亡国的政治教训，全力加强政治专制制度和思想信仰的基础建设，这是宋明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其实自从董仲舒取用儒家独家文化为专制政治服务，孔子的思想就开始变味，儒家中庸之道普世价值的天平，就过分的偏颇于统治集团的利益，董仲舒的三纲五常以及天人感应的政治思想，已经和孔子思想的本意有很大的区别。　　

　　凡是为统治者接受的文化，都必然要被统治阶级重新的加以改造和阉割，这是任何民族、任何时期的历史规律。　　

　　但是为什么统治者常常选用孔子文化改造并可以阉割儒家文化？仔细分析孔子文化构思的巧妙之处，就是它的中庸之道的方法，这种方法有是非价值的社会标准和社会规矩，有分寸，有灵活，有弹性，程子说“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语句句是事实，” 这种“自然”和“事实”的概括，都是说明孔孟的思想考虑的很现实、很自然、很全面、很周到，完全是联系实际的，各方面利益都合理安排了。“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孔子认识到理论要有符合实际的可塑性，既反对叶公好龙、华而不实的花瓶思想，又反对削足适履、刻舟求剑的绝对框框，《论语》思想中充满着知行合一和活学活用的文化务实的实践观。因此孔子的语录很简练，很本质，又很实际，它的微言大义，他的明心见性，可以借题发挥，可以与时俱进，具有人类社会的永恒价值。儒家文化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为百姓伸张正义；儒家文化“和为贵”的处事方法，不仅可以改造成能够忍辱负重的甘当统治政治的侍女，还能耐心和具有韧性的担当调和上下利益的和平使者；儒家文化在被动的为统治专制强权服务时，也被迫的牺牲了自己的历史名声，但是它“仁者爱人”的价值本质，却是能广泛的惠及百姓。　　

　　概括而言，儒家文化总体上最容易为上下接受，实现上下相安、上下统一。因此它能够独领风骚两千多年。历史上它基本上都处于强势，有时它虽然委屈于弱势，但是这种弱势是一种蓄势待发的弱势，而绝不是也永远不会是行将灭亡的弱势。　　

　　儒家文化就是这样的复杂和海量。儒家文化阅尽了历史上的喜怒无常，集“红黑”一身：当被确定为统治文化，就被吹捧的很红，并且与时俱进不断有新情况下的面孔，相应的统治者不断的将自己的“私货”加到孔子身上，当儒家文化成为专制政治牺牲品时，它又遭受棍棒乱打，被指责为中国最大的文化糟粕。　　

　　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就是如此的确定与不确定，其实中国人缺乏信仰，是因为中国人的信仰必须是依附于政治，而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常不可靠，因此中国的文化信仰也相应的表现出历史的不可靠性。　　

　　以上对孔子与统治政治的关系的分析是必要的，这也是如实的理解《论语》社会文化价值的基础。　　

　　回到前面，朱熹所谓用义理去阐述圣贤之言，和董仲舒没有区别，都是为当时的统治政治服务，宋朝欲加强专制集权，朱熹也必须予以配合，方法就是用专制意志的义理文化去裁剪和更改孔子的思想，让孔子的身体也披上极端的封建礼教的服装，比如朱熹将孔子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解释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乃见其孝，不然，则所行虽善，亦不得为孝矣，”后面的的话完全是朱熹为了主观目的而臆想的，这分明是鲁迅笔下吃人的帝王专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一种变相说法，而朱熹却将如此荒唐、如此不人道的义理强加于孔子身上，孔子有灵，肯定“是可忍孰不可忍”。　　

　　现在可以回答前面的提问。朱熹批评他人“使圣贤之言不得自在而常为吾说之所使，以至劫持缚束而左右之，甚或伤其形体而不恤”，原来是朱熹自己要放火，所以不许人家点灯。朱熹所谓“圣贤之言，要义理相接去”，才得圣贤本意，结果是圣贤的本意不见了，而朱熹的思想却将孔子捆绑了起来，变成了《论语》注朱熹。　　

　　通过这么一个例子，恐怕能够判断朱熹后来为什么被捧为“朱子”，排位仅仅次于孔子、孟子，是不是因为朱熹是将帝王专制的思想强加到孔子身上的急先锋？亦是有最大的功劳者？　　

　　鲁迅批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这是冤枉了孔子，批评的应该是朱熹的“劫持”。在此笔者进一步的认为，鲁迅对孔子的所有批判，都有误会，鲁迅的批判对象都不应该是孔子，而是被统治者歪曲而利用的假孔子。这种真孔子和假孔子的辨别和它们的相互关系，是一番很复杂很深刻的研究，但是这项工作很重要，它是中国文化关键性的基础审核，正因为我们对这项工作一直不重视，才使今天中国人的信仰极其虚弱，误区泛滥成灾。　　

　　当代著名学者南怀瑾对宋儒进行了讽刺和批评，他声东击西的说：“我们要向前辈的某些儒者、理学家、读书人告个罪了，他们的解释，又是错误的。他们说看一个人，他父母还在的时候看他的志向，父母死了的时候看他的行为，三年当中，没有改变他父母所走的路线，这个人就叫作孝子了。问题来了，假使父母行为不端，以窃盗为生，儿子不想当小偷，有反感，可是为了孝道，就不能不当三年小偷去。这样，问题不就来了？如果遇到坏人的话，明明知道错，可推说：‘孔子说的呀！圣人说的呀！为了作孝子，也只好做错三年呀！’这叫圣人吗？照这样讲，我就叫它是老鼠生儿的孝道哲学。为什么呢？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通吗？不通！这些问题，都出在过去的误解。当然，宋儒并不一定完全错，但像这种错的地方，我们要注意。所以古人说，读书要顶门上另有一只眼。中国宗教里有的神像，多一只眼睛，名为智慧眼。我们要用宗教家所谓的智慧之眼去看，就很容易了解了。” 　　

　　南怀瑾接着谈了自己的见解：“‘父在观其志’的这个‘志’，古人的文字‘志’为‘意志’之意，它包括了思想、态度。我们都曾经作过儿子，都有这样的经验：当父亲、师长的面前，听到教训吩咐，口口声声称‘是’，但背过身来，却对着同学、朋友，做一个鬼脸，表示不听。所以‘父在观其志’这话，是说当父母在面前的时候，要言行一致。就是父母不在面前，背着父母的时候，乃至于父母死了，都要言行一致，诚诚恳恳，非常老实，说不接受就是不接受；如果作好人，就要作到底，父母死了，于三年之内，无改于父之道，说得到做得到，经过三年这么久的时间，感情没有淡薄，言行一致，一贯作法，这就是孝子。”　　

　　可惜，南怀瑾对“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理解，虽然去掉了朱熹的“劫持”，但还是流于字面，淡而无味，在孔子“大愚”的语言中我们没有获得大智，我们感觉不到孔子语录的微言大义、意义深长。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孔子这段话的永恒的价值呢？　　

　　我分三层去解读：　　

　　“父在，观其志”。古人讲“子不教，父之过”，父亲健在，有责任培养儿子的君子之道，判断的标准是儿子是否建立了君子的志向。　　

　　“父没，观其行”。父亲去世了，儿子失去了依赖，更要紧的是他要责无旁贷的担当起全家的责任，他从父亲言传身教中学到了君子之道，今后他是一个社会基本元素（单元）的全权独立代表（这种意义和国君王位的更迭伦理内容有一致），这时他的君子之道必须经受住社会实践的考验，能够顺利的完成家庭社会责任的交接和担当。本项解释和第一项的“观其志“内在结合了。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古训讲：行百里者半九十，继承和发扬光大父亲的君子之道，非几朝几月的表面文章，而是一个终身的事业，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自强       不息的漫漫人生之路，做一件好事容易，做一辈子好事很难，贵在持之以恒，最起码要经历三年以上坚持不懈的考验，特别要指出，三年后，绝不是可以改变父道，而恰恰相反，三年时间的考验，是证明你继承父亲的君子之道已经具有合格的成功实践，因此数往知来，可以放心的预测你未来能够继续坚持，并且继往开来，将君子之道发扬传承和开创下去，而不辜负祖宗的最大最美好的心愿！　　

　　以上笔者发挥这几句话的大义，将许许多多对这句话的平庸和消极解释一扫而空，这句话原来绝不是像鲁迅所批判的宣传一代不如一代的“退婴”文化，恰恰相反，这句话表达的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无比的热爱和坚定的信仰，基于这种信仰的纯洁，孔子盼望它能够得到代代相传，而孔子思考传承的方式是一种举重若轻：它表面轻轻的立于普通家庭的关系上，实际上它是进入中国文化最最深处的地方，即社会基础文化的独立细胞“家庭”的层面上，孔子看问题很深，他将中国优秀文化的薪火相传、前赴后继的希望，寄托在中国文化最深最普遍最基础的家庭文化上，只有在这个社会文化普遍的层面上，才能打造出全民族的优秀文化精神。　　

　　以上三层意思层层推进，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务必要注意《论语》是微言大义，是纲举目张的弘扬中国的文化，因此一定要把孔子的思想往高处去理解，它是高高耸立的道德文章之灯塔，千万不能把孔子的语录普通化或者庸俗沉沦到百姓的日常生活思维中，南怀瑾和李泽厚就是站在百姓平平常常的文化角度，比如上述孔子的话浅浅的解释就是儿子要听父亲的话，要做好子承父业，这样也讲得通，但很平常，脑袋没有问题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没有必要去聆听孔子的唠叨了。若往高处去想，整个精神境界就会豁然开朗，就会沐浴在孔子道德文章的神圣光辉之中。　　

　　其次要注意，“孝”是人伦关系的核心，因为孝是最亲近的血缘利害关系，它是最天然、最可靠、最直接的人伦关系，因此“仁”的首要基础是“孝”，而对君主的“忠”和对朋友的“信”等等，都是“孝”基础上的“仁”的提升，因此《论语》首篇第二章就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中定义孝的地方颇多，但是首篇第十一章的“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意义最根本，这个定义也是排在最前面。后面定义的“孝”，有具体对象，而唯独这个定义最抽象，因此我们要高屋建瓴的去理解，要上升到孔子一以贯之“道”的高度，要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局眼光去作思考。　　

　　最后，笔者有个遗憾和疑惑，笔者是非常尊敬鲁迅的独立思考和忧国忧民、怀疑批判的精神，但为什么鲁迅会犯一个很低级的错误，而这个错误又竟然得到十有八九人的响应，以致四处被引用作为谴责孔子落后迂腐之依据，不良影响太大，也没有看到有人理直气壮的站出来进行驳斥，这篇文章算是我的“挺身而出”吧！　　

　　其实，把心稍微平静，去掉偏见，带着理智，虚其心认真思考《论语》，就会发现中国最喜欢独立思考、最有才华独立思考、独立思考取得最大成就的人就是孔子！为什么孔子被公认为是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独立思考精神是最最核心的原因！“学而时习之”、“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三人行必有我师”、“子入太庙每事问”、“温故而知新”、“学而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朝闻道夕死可矣”、“举一反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等，这些教育学习的真知灼见，提炼的字字珠玑！概括的无比深刻！刻画的无比生动！这样一个道德高尚智慧卓越的圣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固步自封、唯我独尊、不准后人进步和超越的“退婴”文化的祖师爷？这就如同父亲很进步却希望儿子很落后，父亲很喜欢思考却反对儿子独立思考，这太悖逆于常识。　　

　　列宁喜欢一句名言：偏见比无知更有害。鲁迅那代人，被假孔子愤怒了，一叶障目，断章取义，而迁怒于真孔子，这不是孔子的不幸，而是时代的我们的不幸。　　

本文的思想，我是不是也一叶障目，断章取义？敬听读者的声音。　　

　　　　　　　　　　　　　　　　　　　　　　　　　　　　　2010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