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大秦帝国》创作理念答十年批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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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这是我为上海文学报写的一篇文章，已以整三版的篇幅全文发表，也发在这里，
供常来的朋友们浏览。
我的《大秦帝国》问世以来，褒扬与批评俱在。
自2001年《大秦帝国》第一部问世，到2008年4月全套11卷出齐，至今已经10年。十年来，包括网络批评在内，许多媒体都曾经发布过批评文章，包括近来集中出现的一些激情批评文章。所有这些批评意见，都表明了一种趋势：当下社会对中国文明史基本问题的关注与审视，正在继续深化，实在是一件好事。这种深化的可能性之一，是走向理性地思考与评判，并由此渐渐建立我们这个民族接近于真理性的文明价值评判体系。
对于这样一种趋势，我深感欣慰。
从基本面说，十年来的批评意见，集中于对作品历史观与创作理念的批评。这些批评意见，主要集中于五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的历史观问题，核心是文明价值评判的尺度问题。
其二，《大秦帝国》颂扬专制主义，颂扬暴政。
其三，《大秦帝国》无限拔高秦始皇形象，歌颂暴君。
其四，《大秦帝国》反儒，贬儒，不尊圣贤。
其五，《大秦帝国》抬高商鞅变法的历史地位，无限拔高商鞅形象。
这些，都是创作理念问题，也都是中国文明史的基本问题。我曾经在多次的答记者问中，不同程度地作了回答。虽然基本观点都说到了，但却不是系统性的。这里，我愿意做一次相对系统地梳理，做一次完整地基础性的回答。
一 理清中国文明史的根基在哪里
我的创作理念与批评群之间的岔道，是文明价值标尺的不同。
自1840年以来，理清中国文明史的艰苦努力，已经历经了160余年。可是，立足高端文明视野的我们，依然对中国文明史的根基所在莫衷一是。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在哪里，中国文明流变的关键转折在哪里，中国文明的基本优势在哪里，中国文明的内在缺失在哪里；凡此等等基本问题，我们面对世界民族之林，都呈现出文明话语权的缺失。所以如此，根本点就是我们没有社会共识性的文明价值评判标尺。我们对几乎每一个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都有着种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我们没有共同认可的文明发展的历史坐标，我们没有共同认可的统一文明奠基时代，我们没有共同认可的文明发展历史阶段；我们只有无穷无尽的问题人物，我们只有无穷无尽的问题事件。在全世界创造了各自文明形态的所有民族中，只有我们这个东方族群，对自己的文明根基保持着如此混乱的争执状态。这种状态，不是健康的多元争鸣，而是文明价值观在基本方面的分裂失衡。
没有共同认可的文明价值标尺，任何民族都无法理清自己的文明历史。
理清中国文明史的根基所在，就是确立共同的文明价值评判体系。
我在创作中所坚持的，是历史主义的文明价值标尺。
什么是历史主义？就是以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为根基，以历史发展的实践性为尺度，去审视中国文明历史的遗产，去分辨其中的良莠，去确立值得当代的我们继承发扬的东西。这一文明价值评判体系，其具体的展开方式是：依据特定时代的主流性社会需求，依据当时的社会实践结果，依据历史元素在后续发展中所呈现的文明辐射力，去综合衡量该时代所有构成元素（事件、人物、思想等）的文明价值，并确立它们的历史地位。
据此，一宗历史事件，一个历史人物，一种历史思想，融入了当时的社会潮流，推动了当时的社会发展，给当时的国家与人民带来了利益，且在后世具有持续激发民族生命状态的历史辐射力；这样的历史元素，就具有正面的文明价值，就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其融入当时社会的程度愈深，对当时社会的推动作用愈大，其历史辐射力愈强，其文明史的地位就愈高。
反之，一宗历史事件，一个历史人物，一种历史思想，隔膜或脱离于当时的社会潮流，没有推动当时社会的发展，甚或直接间接地带来了社会破坏，带来了历史倒退，给当时的国家与人民带来了程度不同的利益流失；这样的历史元素，就不具有正面的文明价值，不具有正面的历史意义。它们所留下的，是我们称之为历史教训的那种东西
这一文明价值评判体系，是基于历史实践原则而确立的。
什么是历史实践原则？就是依据已经被历史发展证明了的社会实践结果，去检验任何一个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去评判他们的文明价值，去确立他们的历史地位。这里，某种史书的既定评判，某种泛化古今的绝对道德理念，某种舶来的绝对目标理念，都不足以成为我们的文明价值标尺。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思想做出价值评判，我们的标尺只有一个——历史实践的检验结果。任何一个当代人，只要他对历史元素在进行价值评判，无论他引用了多少名家的结论，都不足以抹去历史实践的检验结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这一命题，当代中国曾经进行过一场最为广泛的大讨论。这一讨论，曾经帮助我们廓清了许多莫名烟雾，帮助我们中止了许多无端争论，使我们能够心无旁骛地投身到变革与建设的新洪流中去。应当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独是适用于当下社会的价值标尺，同样也是适用于历史评判的文明价值标尺。以历史实践原则为根基，形成我们民族的文明价值评判体系，是妥当而坚实的。如果脱离了历史实践，或者忽视了历史实践，对历史元素的文明价值评判，必然陷进空泛的概念化的泥沼。
历史主义的价值评判体系，有它的认识论根基。
这一认识论是：承认人类文明的生命根基是社会实践；承认人类的精神活动所产生的思想成果，并不具有绝对真理的意义；承认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是阶段性的，而不是囫囵化的，不存在具有永恒意义的文明价值标尺；承认国家活动的正义选择，在每个时代都是相对性的，不存在永远具有正义性的绝对价值标准。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两个支柱：承认文明发展的阶段性，承认历史发展的实践性。承认文明发展的阶段性，我们才能接近历史的真实，才能发掘民族文明在不同时期的合理内涵，历史活动的创造性才会展现出复杂宏阔的总体前进性；承认历史发展的实践性，我们才能超越个体意识的评判，最大限度地接近特定历史活动的普遍本质，从最为广阔的视角去审视文明历史遗产的真实价值。
文明价值评判，是历史研究在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终端体现。这种研究与评判，如果不承认文明发展的阶段性，不承认历史发展的实践性，其研究成果，其评判结论，则必将对现实社会失去任何启迪意义，只能堕入一种空泛的绝对化的学术呓语。因为，面对绝对学术化的绝对精神标尺，任何时代的任何人群，包括我们自己，都将无所适从，都将无法选择自己的行动方式。
二以绝对精神为标尺 历史发展将陷入不可知困境
历史主义标尺的对立面，是绝对精神的价值标尺。
这种绝对精神的价值标尺，就当下社会而论，通常的形式是两种：一种是绝对人道理念，一种是绝对目标理念。前者，主要表现为以人道主义为永恒不变的绝对标准，去评判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后者，主要表现为以民主制度为永恒至上的绝对目标，去评判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明。他们好像上帝的代言人，总是教导我们用超越历史阶段的天国标尺，去评判历史，去对待当下。
历史上，曾经涌现过许多自以为永恒的绝对精神标尺。
譬如王道理念，譬如道德理念，譬如仁政理念，譬如人道主义，譬如人权主义，譬如民主至上等等。就这些理念产生的根源而言，就这些理念的合理内涵而言，它们本身都具有相对的真理性。这是无疑的。如果将这些理念作为一种高远的目标，从而使人类在历史活动中能够自觉关照自己的缺失，这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当这些理念被绝对化，被当做超越时空的绝对精神，被当做超越历史阶段并脱离历史实践的绝对价值观念，并以其作为实际标准，作为唯一尺度，去衡量具有无比丰富性的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时，它们本身立地显得非常苍白。从本质上说，这是将某种绝对精神作为唯一标准，去检验历史的真理，去评判社会的实践。其结果，必然使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使人类历史的实践性，使文明价值的相对性，使真理的相对性，尽皆荡然无存。
绝对精神的泡沫在恣意飞扬，泡沫下面却是一片废墟。
譬如，历史上的基本现象之一：某个时代某个国家的政府，为了抗击外敌侵略，领导人民奋起反击，民族为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一个国家要发展国防，要修建大型国防工程，国家耗费了很大的财力，工程也死伤了很多民众。对于此类基本的历史元素，作为对其文明价值的评判，绝对人道理念者们会作出严厉地指斥：这是不人道的，是人民的累累白骨成就了元首与将军的勋章，是无数的生命牺牲撑起了这些宏大工程；这样的元首是残暴的，这样的统帅是屠杀者！如果这样的元首或统帅恰恰死于非常之祸，则绝对人道理念者一定会写下激情宣判——他们该死，他们的死没有价值！在如此指斥之下，绝对人道者们甚至会为历史凭空添彩——编一个故事，让一个服徭役丈夫的女人哭倒长城，以显示绝对人道者的指斥是有根据的。故事流传久了，似乎就变成了真正的历史。
可是，要放弃抵抗呢，要放弃战备呢，要灭亡了国家，灭亡了民族呢？果真如此，这些绝对人道者们会有更加强力的说辞，去斥责那些元首与统帅，去斥责当时的政府，去彰显自己的正义。至于人类在国家时代选择行动方式的价值评估的相对性，至于国家正义的阶段性，绝对人道者们是从来不予考虑的。填充他们头脑的，只有他们的绝对精神；为了证明这种绝对标尺的正确性，他们大可以施展春秋笔法删削史书，小可以玩弄几个民间故事作为培养基，使这些故事成长为历史。至少，春秋战国秦帝国以来的近三千年，这种颇见滑稽的手法太多了。孟子为了证明“以至仁伐至不仁”的轻松性，为了掩盖历史革命的残酷性，大胆地删去了武王伐纣中的“血流漂杵”的记载，昂昂然宣布：“以至仁伐至不仁，何能血流漂杵！”
这就是他们的大脑，只有鞋子的标尺，从来没有长在自己身上的脚。
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民族历史上的许许多多的爱国主义者，许许多多的抗御外侮英雄，都被这种空泛的绝对理念否定了。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者是偏狭的，历史上的反侵略战争是没有意义的。屈原不再是爱国主义者了，岳飞也不再是民族英雄了。凡此等等，皆见空泛理念的泡沫灾难。以如此绝对精神为标尺，当今国家的变革图强，会在转瞬之间变得毫无意义；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在内的任何一代人的发奋努力，也都会在转瞬之间变得毫无意义。
这，不是一种灰色的、幻灭的价值标尺吗？
但是，它却以高扬的泡沫，肆意吹撒度量着我们伟大的文明史。
在这种虚幻的泡沫价值观下，除了泡沫吹撒者们所尊奉的绝对精神，除了历史上的泡沫吹撒者同人，所有的人类文明成果，所有人类历史实践，都是没有价值的。历史实践算什么，只要某一时代死过许多人，流过许多血，你这个时代就没有价值。泡沫吹撒者们的绝对精神逻辑，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客观地说，没有任何人赞成无端流血，赞成无端牺牲。我们要强调的是：当民族存亡、国家危难之际，或社会发展的急难时刻，需要一个族群付出一定牺牲时，这种牺牲就是壮烈而有价值的，就是有延续文明生存的巨大历史意义的；无论是作为组织者的领袖，还是战场与工程牺牲的人民，都是有价值的，有历史地位的；以同情人民牺牲为绝对标尺，指斥当时的领袖与当时的英雄，这是一种很荒诞的绝对精神标尺，也是一种玷污当时人民选择正义性的不正当评价；其对人民的同情，最终也只能陷于空泛的自我道德表白。
假如，美国社会因为人民流血而否定了独立战争，否定了华盛顿，那一定是非常滑稽的一桩世界文明丑闻。可是，此类现象发生在我们这个民族身上，我们竟丝毫不觉其丑。何谓“常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宁非如此哉！
任何文明，都是历史在阶段发展中积累起来的文明。没有永恒的绝对价值，没有永恒的历史标尺。对于我们的文明历史遗产，要做出具有相对真理性的评判，就要以历史主义为坚实根基，以文明发展的阶段性为相对标尺，以历史实践的相对真理性为依据，去评判历史元素的历史价值。只有这样，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价值评判体系，才能在深重漫长的历史烟雾中真正地建立起来。也只有这样，我们对自己的文明历史，才能真正说得清楚。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期淹没于某种绝对精神的烟雾里不能自拔，那是一种魔障，那是一种梦魇。这种绝对精神，为我们树立起了绝对价值的标尺，然后以消解历史实践真理性的方式，消解我们的实践探索勇气；以否定最伟大文明遗产的方式，否定任何时代的创造力；以漠视丰功伟绩而崇尚一切生命的方式，弱化我们民族为正义生存而敢于付出牺牲的强势生存精神。凡此等等弥漫开来，以至年深月久，最终，我们将在绝对精神的漫天泡沫中，浸渍出彬彬有礼而华彩四溢的软骨症；面对世界竞争，我们只有团团作揖了。
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反对文明价值评判中的绝对精神。
我们民族的实践精神犹存，我们必将破除这一梦魇魔障。
秦帝国创建中央集权制，是发生在多元分治时代的革命性事变。
战国时代，多元分治已经发展到空前严重的程度。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历史开始出现了内在的转折——华夏世界在兼并融合中发展为七大板块结构，这就是七大战国的裂土分治。这一过程表现出鲜明的历史趋势——强力融合，多极简化，走向统一。所以如此，根本性的原因是：历经五百余年诸侯分治的震荡，多元裂土的种种致命弊端，都已经彻底无遗地充分暴露出来；对多元分治的危害，当时的华夏世界已经有了痛切透彻的感知，有了深刻理性的思考。
天下向一，因此而成为历史的大潮。
当此转折，秦帝国实现了历史大潮的指向目标，既统一了中国的疆域，又统一了中国的文明。关于秦帝国的统一，历来的提法只是笼统地说秦统一中国；对秦统一中国文明，则没有自觉的历史定位。我的文明价值理念，将秦的统一归整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秦统一了中国的疆域，二是秦统一了中国文明。疆域统一，是硬件统一，同一时代的罗马帝国也做到了。文明统一，是软件统一，同时代的罗马帝国根本没有意识。在这两个统一中，秦统一中国文明是根本。
关于秦统一中国文明的价值判断，轴心所在是秦帝国政权的性质。
激情批评者们认为：秦帝国政权是专制主义，是没有文明价值的，是必须否定的。《大秦帝国》非但肯定秦帝国的专制主义政权，且过度抬高，这是对专制主义的颂扬。网络批评的极端语言是：《大秦帝国》为法西斯主义唱赞歌。
明确地说，这种激情批评，我不能认同。
专制主义理论，是一种舶来理论。以此解释并评判中国的古典政治文明史，导致了中国文明价值评判的极大混乱。客观地说，自从西方政治理论体系传入中国，并构成中国近现代人文理论体系的基础框架之后，西方政治学说与中国历史现实之间，就一直存在着内在错位的巨大缺失。所谓内在错位，其实际表现是这样一种现象：运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的历史发展，或分析中国的社会现实，总是很难接近真相，更谈不上揭示实质；无论是西方理论家，还是中国的西方理念信奉者，他们对中国历史的评判，对中国现实的预测，基本上都是脱离实际的，都是不得要领的。西方人对中国问题的“测不准”现象，自近代史以来，已经越来越成为普遍事实；其直接原因，就是这种内在的错位缺失。
这里的根本原因，则是更为深刻的文明整体评判的错位。
什么是文明整体评判的错位？就是西方学说对中国文明的整体评判，是西方文明本位，而仅仅将中国文明看做一种具有局部特殊性的文明现象。这就是最大的错位。因为，中国文明是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其民族生存方式，其社会生活方式，其价值观念体系，其以文字为核心的所有的文化呈现形式，等等基本方面，都与西方文明有着另一元的整体特质；中国文明，绝不是基本面同一于西方文明而只具有局部特殊性的东方文明。全面而客观的文明评判立场，应该是多元本位，将中国文明看做整体上的一种独立文明形态，以中国文明价值观分析中国，而不是以西方文明价值观分析中国，才能真实地理解中国。果真如此，诸多四不像式的研究结论，至少可以大大减少。
由于这种文明评判的整体错位，西方人针对中国历史作出的分析与评判，基本上牛头不对马嘴。西方政治学说被中国人硬生生搬来作为研究理念，则其成果绝大多数都远离真相，都似是而非。关于前者的典型例子是，对于中国古典社会的政权性质，西方理论家将大禹治水后开始的国家政权，一直到明清时代的国家政权，都一律笼统地定性为“东方专制主义”。如此囫囵化、简单化的论断，居然是西方理论家的东方学名著。关于后者的典型例子是，以“封建社会”这个翻译出来的范畴，去定性秦帝国之后的整个中国古典社会，其与历史真实的距离之大，令人哭笑莫名。
激情批评者们将秦帝国创建的中央集权制，定性为专制主义，也是上述囫囵评判的例证之一。他们所依据的西方政治学说的简单逻辑是：民主制之外的一切政权形式，都是专制主义；中国自大禹治水建立夏政权，一直到明清政权，都是专制主义；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自然是铁定的专制主义。
果真如此，人类国家时代的政治文明的发展，也太脸谱化了。
既然是依据西方政治学说，我们就先来看看西方人的权威说法。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专制主义的定义是：“一种政治理论和实践，指不受限制的中央集权和专制统治，特别是君主政体。这种制度的本质是，统治权不受任何其他机构（无论是司法、立法、宗教、经济或选举机构）的监督。法国的路易十四对此作了最有名的解释，他说‘朕即国家’。”之后，是对专制主义在近代欧洲表现形式的分析，通篇没有提到中国。依据这一定义，一个政权是否专制主义，其本质界限，不在于它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也不在于它是中央集权制还是另外形式的专制统治，而在于这个政权是否“不受任何其他机构的监督”。显然，这一定义非常清楚地揭示了专制主义的本质。
根据这一定义，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似乎还有很大距离。
其一，秦帝国创建的中央集权制，是一个有监督制约的权力体系。
权力监督之一，秦帝国有“凡事皆有法式”的体系化的秦法，举国上下有尊奉法制的传统，执法之严明历史罕见，始皇帝远远不能随心所欲地决定一切。依据上述定义，这是来自司法、立法两方面的监督。
权力监督之二，秦帝国中央权力系统中有专门的监察机构——御史大夫府。就地位说，它位列三公，几乎与丞相同爵；就权力说，它享有监督皇室、稽查大臣的实际政务监督权，并非虚设。依据上述定义，这似乎还是列举形式之外的一种国家权力监督。
权力监督之三，公议制度的监督。秦帝国时代，朝臣公议是一种议事制度。秦史大家马非百先生的《秦始皇帝传》中，专门有“取消议事制度”一节。也就是说，秦帝国创制的前期，若干重大创意的推行，秦始皇都下令群臣公议；创制后期，则因为议论“以古非今”而助长分封制复辟思潮，所以下令取消。以绝对精神的价值标尺说，无论以何种理由取消议事制度，都是专制主义的。但是，依据当时的历史实践，为了维护新的政治文明，取缔“以古非今”的制度根基，不能说没有任何合理性；更不能因为议事制度的取消，就判定中央权力失去了所有的监督。
其二，秦帝国所创建的中央集权制，具有最为深厚的时代根基。
任何制度的创立，其是否具有历史合理性，根基是其在多大程度上吸纳了当时社会的利益需求，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特定政治文明的内在需求。从社会利益的需求说，秦之中央集权制，是在五百余年裂土分治的历史背景下创建的。五百余年的历史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同一文明根基的华夏世界的裂土分治，只能带来深重的社会灾难；除了分治时代的既得利益集团，广大的社会意识对继续保持分治状态是深恶痛绝的，要求治权统一，是最为主流的社会利益需求。
从政治文明的内在需求说，华夏政治哲学具有深厚的“尚一”理念。“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尚一理念的最经典表述。也就是说，中国族群的社会实践价值观，从来都是崇尚“事权归一”的。民谚谓之，龙多主旱。由于生存环境的险恶，华夏族群从远古时代起，就有诸多族群结成一体，在统一号令下协力生存的传统。可以说，从黄帝炎帝时代最初创立族群最高联盟政权开始，“尚一”理念，就牢牢扎根于我们的文明基因了。及至春秋战国五百余年分治，中国实际上进入了创造新的“尚一”形式的历史道路，也就是说，从联邦诸侯制的旧的松散“尚一”形式，跨越到中央集权制的新的紧密化的“尚一”形式。这当然是政治文明的一次历史性跨越。从根本上说，秦帝国统一中国疆域，创建中央集权制，是完全符合华夏族群的政治文明价值观的，并不是凭空飞跃的。
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有效地结束了华夏世界范围内的区域相互封锁，有效地结束了分治时代的连绵战争，使华夏世界获得了统一治权条件下的空前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基于强大历史需求而产生的政体，这种已经被历史实践证明其强大功效与伟大贡献的政权形式，不是简单地将其冠名为专制主义，便可以否定其文明史地位的。
其三，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与后世的皇权制是两回事。
评判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文明，不能以后世的流变为根基，不能囫囵化。秦帝国之后百余年，汉武帝抛弃了华夏世界的多元文化传统，建立了一元特质的意识形态，中央集权制由此埋下了蜕变的种子，渐渐走向了彻底板结。
这个板结过程是：皇权日益覆盖全部中央权力，并渐渐以皇权制取代了秦帝国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其具体表现是：以丞相府为首的中央政府系统的权力，日渐分解，日渐缩小；直至清代，丞相直接沦落为皇帝上书房的“行走”；监察系统与言官系统的权力，也迅速缩小，迅速虚化；皇帝直辖独断的权力，则日渐增大；唐宋之后，皇帝权力已经接近于基本没有限制，是为皇权制。这种不断沉沦的变化，是历史的事实。这里的要害是，皇权制与秦帝国时代的中央集权制，不是一回事，不能归结为一体作囫囵化评判。
从总体上说，秦帝国首创的中央集权制，是一种以皇帝为轴心的整个中央权力系统行使最高治权的集权政体；西汉之后渐渐流变成的皇权制，则是皇权系统几乎完全取代中央行政系统的决策权力，走向专制主义的趋势明显化。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判定，中央集权制在创造阶段就是专制主义。应当说，在遵奉法治的秦帝国时代，其中央集权制是具有巨大进步意义的政治文明创造。这是历史实践的展现过程，不是任何理论评判所能改变的。
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不需要以西方学说定性。
中央集权制本身，就是一个定性秦帝国政权的最适当的范畴。
历史的发展已经表明：古今中外的政权形式，不仅仅是专制与民主两种形式，还存在着许多形式的第三形态甚或第四形态的政权；它们既非民主制政权，也非专制主义政权；它们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独立政治文明形态的政权形式。如果一定要用民主与专制这样的绝对标尺，划分纷繁复杂的政治文明实践，我们必然失之于简单化囫囵化，无助于我们接近历史与现实世界的真实性。
真理跨越一步，就是谬误。虽然，中央集权制与君主制，是最可能产生专制主义的两种政权形式。但是，毕竟不能等同。否则，日本国有天皇制，英国有国王制，它们究竟是民主制政权，还是专制主义政权？从本质上说，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实现了相对的制约平衡，无论从哪个时代的标准说，它与专制主义政权都不是一回事。
秦帝国暴政，秦始皇暴君，这两句政治咒语，早已经失灵了。
失灵的根本原因，是历史实践的真相已经不断被发掘出来。
秦帝国之后，秦政秦皇备受攻讦两千余年。这其中，也包括了对秦政奠基者商鞅与商鞅变法的攻讦。秦始皇是暴君，秦帝国是暴政；年深月久，终成咒语。鸟瞰两千余年对秦政秦皇的攻讦史，其基本状况是：攻讦言辞猛烈，事实举证薄弱；唐代之后，沦入基本不举证而只管念叨咒语的模式，咒语初步练成；宋明清时代，秦皇与暴君等同，秦政与暴政等同，升级为可以无条件引用的历史定式，咒语终于大成。期间，偶有肯定秦皇秦政之异声，会立即被咒语浪潮窒息淹没。近代史以来救亡图存，风雷激荡，正面肯定秦政秦皇者不断发声，不断突破，咒语开始失灵，暴政暴君的定式开始流产。
及至当下，社会精神日趋多元，不再盲目追随知识分子阶层起舞。社会历史意识对秦政秦皇的评价，日渐趋于静默，开始进入了真正的思索状态。与此同时，对中国文明史已经开始了相对深入观察的世界目光，也在越来越多的各种形式作品中，将秦始皇作为中国古典文明的真实核心了；那种仅仅以儒家为坐标评判中国文明史的外国人，已经越来越少了。虽然，古老的政治咒语还远远没有在中国遁迹。但是，咒语信奉者们的用语已经日渐枯竭，理论已经日见苍白，其攻讦水准已经远远落后于古代了。
两千多年来，对秦政秦皇的攻讦，以西汉时期为最高水准。
虽然，西汉学者们列举的基本事实，大都经不起历史主义的分析。但是，他们毕竟还自觉注意到了批评者的举证责任。其后任何时期的攻讦，都因为不承担举证责任，不得不沦入咒语境地。颇有意思的是，两千余年来，除了秦末六国贵族的政治谎言，除了董仲舒等人臆断式的批秦之论，除了焚书坑儒等几则两千余年不断翻炒的案例，对秦政秦皇的攻讦，竟然一直未能出现系统展示历史事实的真正有力的论证篇章。客观地说，两千余年的批秦作文，绝大部分论断都是缺乏事实支持的。在他们的文章与言论中，既没有田野发掘重大事实的支持，也没有史书明载的基本事实的系统举证。
对于这个古老的问题，我愿提供一个论证方向，以资批评者考虑。
什么是暴政？当时的政治家们很清楚。商鞅的著名论断是：杀人不为暴，赏人不为仁者，国法明也。这就是说：依法处决罪犯，不是暴政；无视法律，滥杀无辜臣民，才是暴政。法律之外滥行赏赐，不是仁政；依法赏赐，才是仁政。这一论断，无论从历史实践看，还是从当代文明理念看，都是成立的，都是难以推翻的。但是，以某种当代法学理念，这一论断潜藏着一个隐隐的缝隙——法有恶法、良法之分；所谓恶法，就是将国家统治方式推向罪恶行为的法律；譬如希特勒的种族歧视法，导致了整个国家机器的种族灭绝罪行，就是恶法。如此理念之下，若能系统研究秦法，大量举证秦法的恶法律条，从基本方面证明：秦法是恶法，将秦帝国的统治方式与秦始皇本人的政治行为，推向了罪恶实践，出现了若干数量的大屠杀，导致了社会大倒退。倘能如此，无疑是暴政成立的最根本证据了。在此条件下，再去搜寻秦始皇的暴行，也许会容易一些。
至少，这是治学的正当路径，其力量远远大于概念化批评。
儒家问题，是一个同样古老的问题。
任何涉及春秋战国秦帝国的任何形式的作品，都不能绕开儒家。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态度是严肃的，慎重的。除了《大秦帝国》中的形象叙述，我写过《遭遇儒家》、《文化霸权和文明衰落》两篇专门谈儒家的文章，还在答媒体采访中多次谈及儒家问题。
我的基本理念是：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的一家，是保守主义的学说体系；在春秋战国崇尚思想多元化的健康文明环境下，儒家在整个文明形态的制约平衡发展中，有过客观的历史作用；但是，儒家的最大缺陷，是反对变革与创造，是主张中庸之道，所以只是中国古典思想的一个特定侧面，远非主流，更不是代表；因此，抛弃多元思想体系而独尊儒家，是中国文明的悲剧；从当代文明跨越的历史需求看，应该清理并重建先秦时代的多元思想体系，分析研究各家的优势与缺陷，将所有的优势思想综合起来，作为中国古典文明的优秀传统；其中的儒家，只是中国古典思想的构成部分之一；若将儒家作为中国古典思想体系的唯一代表，覆盖具有创造性的其他思想体系，甚或仍然主张独尊儒家，我们这个民族将再度陷入文明发展的悲剧。
在儒家问题上，我所以遭到激情批评，在于中国当代仍然存在这样一个虽然已经日渐稀薄的文化气场：儒家等于中国传统文明，儒家圣贤是完人，不能表现他们在生身时代的尴尬，更不能展现他们落后于时代的一面；否则，就是丑化儒家，就是反儒贬儒。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儒家忽然重新变得不能触摸了。
战国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孟子大师。这位夫子很雄辩，但论战作风却很差。他以很刻毒的语言，几乎骂遍了当时的主要学派。在春秋战国各个学派的所有大师中，没有一人如此失态。动辄诛心，攻人而不对事，也是儒家曾经的重大缺陷之一。孔子诛杀少正卯的判词，首句就是“心逆而险”，根本没有事实举证。论战之道，当时的“稷下之风”是优良传统；所谓百家争鸣，正是稷下学宫的历史盛况。
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大秦帝国》展现了这一类场景，也让张仪“反骂”了孟子一场。但是，张仪驳斥孟子的言论中，没有一句类似于孟子骂纵横家那样的狠毒粗口。于是，《大秦帝国》就被戴上了丑化孟子、贬低儒家、反儒等等的帽子。激情批评者们的基本理由是：孟子有浩然之气，如此一个大师，绝不会那样表现。没有一个批评者提到，孟子爱骂人是实，儒家要好好反思，认真改改这一风气。
历史地看，思想独尊，从来都是宗教世界才有的法则，其实质就是思想专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奉行宗教式的思想独尊，无异于全面扼杀这个民族的精神活动创造力。反思这种作为历史遗产的思想独尊的危害，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们指出儒家的历史缺陷，不是刻意贬低儒家，更不是主张从华夏古典思想体系中剔除儒家；而是要恢复儒家思想的保守主义本质，将它从绝对神圣、不能评点的高台上请下来，与所有健康的积极的光明的向上的思想体系组合起来，共同构成我们民族的良性文明遗产。
我相信，儒家绝对神圣的时代，已经永远地过去了。
对《大秦帝国》的创作理念，无论是褒扬，还是批评，其本身都必然会直接地深入到中国文明史的价值评判讨论之中。思想，总是在相互碰撞中一步步接近真理性的。自1840年以来，对中国古典文明的新价值评判思潮，已经以种种形式弥漫了160余年。这风雷激荡的160余年，我们打破了不知多少藩篱，却仍然没有获得普遍性的文明价值共识。但是，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认真，我们必然会继续接近真理的境界。
历史的烟雾，不会永远地遮蔽一个智慧勇敢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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