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初：毛泽东与实学传统 -

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处理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由此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铸就了毛泽东最基本的理论品质。然而毛泽东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科学思想并未因此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完全隔离。事实上,从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就在不同层面对其发生着或隐或显的影响,毛也十分注重借鉴和吸收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份充实自己的思想并用以服务于对现实社会的改造。实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当时及后世的思想和社会曾发生过种种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承认和指出这种影响,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将大有助益。一　毛泽东与“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最根本的思想路线,也是其一贯倡导的优良学风。这一思想路线或优良学风的形成,得益于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的理论概括, 同时也与所受中国实学传统中“实事求是”思想的影响分不开。在传统的意义上,实事求是所代表的是一种注重事实、讲求实用、不说空话的治学态度。虽然从词源学上考察, “实事求是”一语到东汉时期才正式出现,但作为一种治学态度和治学思想,其很早以前就产生了。先秦时代的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学问家和教育家,反映其思想的《论语》一 Ξ 书记载了他论述治学思想的许多名言,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西汉时期的司马迁更是历史上以求是精神治学的典范, 他为编撰《史记》,不仅博览群书,认真“考信六艺”,而且亲自调查研究,遍访名山大川。这些,加上他所遵循的“不虚美,不隐恶” 的写作原则,使得《史记》成为千古名篇。孔子、司马迁所推崇的尊重事实的治学态度随着东汉时期“实事求是”一语的出现获得了概念性的表述形态,至北宋时期实学思潮形成后, “实事求是”融入实学思潮,成为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与实学思潮合流的“实事求是”思想得到张扬并被广泛运用于学术实践,则在清代初年,这就是乾嘉学派提倡的“实事求是之学”。乾嘉学派的“实事求是之学”就其表现形式而言乃是注重实证的考据之学,它与明清理学末流空谈性命的义理之学相对立,是对后者的一种反动。清代经学家皮锡瑞曾在所著《经学历史》一书中明确指出: “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 引古义以抵其隙。”马宗霍也在《中国经学史》中说明了这一点: “自宋儒以义理说经,不复究心于故训,举汉人之师法、家法而一荡决之。元明以降,遵而弗违,元人株守宋人之书,明人复株守元人之书,小学之不讲久矣。则惠(栋) 、戴(震) 诸儒之揭　小学以为士林倡,亦实足以救空疏之弊。”皮、马二氏表达了一个基本相同的看法,即,由于明清理学末流“空谈臆断”、以教条的态度“株守”前人之说,败坏了学界风气,所以它遭到了乾嘉时期一批具有求实精神的学人的怀疑和抵制,并促使乾嘉学人投身于以名物、考据、训诂为主要手段的学术实践之中。在乾嘉学人当中, 如果说惠栋、戴震以及王鸣盛、钱大昕、阮元、阎若璩等主要以自己的学术实践彰显了“实事求是”学风的话,那么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等人则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思想上赋予了“实事求是”以更深广的意义。黄宗羲曾本求实精神研究哲学、政治、历史以及研究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等实学科目,著有多部相关著作。与此同时,他又对窒息人才的科举制度和空谈义理的道学进行了批判,指出: “举业盛而圣学亡,举业之士亦知其非圣学也,第以仕宦之途寄迹焉尔! 而世之庸妄者,遂执其成说,以裁量古今之学术,有一语不与之相合者, 愕眙而视曰: ‘此离经也,此背训也’,于是六经之传注,历代之治乱,人物之臧否,莫不各有一定之说。此一定之说者,皆肤论瞽言, 未尝深求其故,取证于心。” ① 他又说: “儒者之学经天纬地, 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侧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这种人往往“徒以‘生民立道,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之阔论,钤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忧, 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生云雾。” ② 王夫之“自少喜从人间问四方之事,至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章沿革,皆极意研究。读史、读注释,于书、志、年表考驳同异。人之所忽,必详慎搜阅之,而更以见闻证之”。 ③ 他将明朝汉族政权的败亡归咎于道学家们的“狂妄流害”,强调要对空谈道学的不良风气进行批判。他指出:理学空谈家们不是把精力花在有用的学问上,而是成天“数五经语孟文字之多少而总记之,辩章句合离呼应之形声而比拟之。饱食终日,以役役于无益之校订。而发为文章,侈筋脉排偶以为二,于身心何益哉! 于伦物何舆邪! 于政教何舆也! 自以为密而傲人之疏,自以为专而傲人之散,自以为勤而傲人之惰。若此者,非色取不疑之不仁,好行小慧之不智哉? 其穷也以教而锢人之子弟,其达也以势而误人之国家” ④ 。顾炎武也十分鄙视和痛恨那些“游谈无根,置四海之困穷于不顾,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的腐儒, ⑤ 直斥“今之所谓理学”为“禅学”。他说: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 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完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 ‘呜呼! 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其言?” ⑥ 为抵制这种恶劣学风, 他很早即下决心抛弃功名,扎扎实实地从事实学研究。他先后研究过吏治、财赋、典章制度,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他治学讲求实事求是,提倡“博学于文”、 “历九洲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 ⑦ 他注重实地调查研究,为写作《天下郡国病利书》,不但遍读史书,而且遍访各地, “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行程二三万里,历时二十四年。颜元也对道学家的空谈习气给予了辛辣的批判。他指出,程朱“以主敬致知为宗旨,以静坐读书为功夫,以讲论性命天人为授受,以释经注传纂集书史为事业”;而王阳明更 “以致良知为宗旨,以为善去恶为格物,无物则闭目静坐,遇事则知行合一”。 ⑧ 此种习气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 9 2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颜元: 《存学篇》卷三. 顾炎武: 《日知录》卷二十八. 顾炎武: 《日知录》卷七. 顾炎武: 《亭林文集?? 与人书二十五》王夫之: 《读通鉴论》卷十七. 王　: 《姜斋公行述》. 《南雷文定后集?? 赠编修辨玉吴君墓志铭》. 《南雷文集?? 恽仲升集叙》. 第1 期陈先初:毛泽东与实学传统者,皆晦庵(朱熹) 为之,可谓迷魂之第一洪涛水母矣!” ① 他深感长此以往, 于学术将“永无生气”, ② 于社会将“惑世诬民”。 ③ 为此他和李　、王源等在清初学术界公开标帜“实学”,提倡“实文、实行、实体、实用”, 与“全不以习行经济为事”的宋明理学末流相对立。黄、王、顾、颜等人以前所未有的气魄和勇气对理学末流空谈习气的批判以及从学术主张和学术实践上对实事求是学风的大力倡导,在中国实学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继承了前人的优良学术传统,同时又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从此以后, “实事求是”不仅作为一种治学态度在学术界发生着积极的影响,而且作为一种思想态度和思想方法在中国社会政治领域发挥着持久的影响力。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后,接受传统影响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倡导和发扬“实事求是”精神的大有人在,他们是一批又一批紧密联系实际、密切关注现实并且有志于为社会做出实际贡献的学者、思想家以及社会活动家或政治家,其中,毛泽东无疑是一位最杰出的典型。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已逐渐受到“实事求是”学风的熏陶和影响。塾学六年诵读孔孟之书,使他对孔孟的学问态度已有初步了解;一师求学期间杨昌济师对学生不仅讲西洋之伦理学说, “中国先儒如孔、孟、周、程、张、朱、陆、王及王船山之学,亦间取之”, ④ 更增进了他的学问素养。他后来虽多次批判孔孟的政治思想,但对孔子的治学精神却仍然给予肯定。他曾号召人们学习孔子的“每事问”,放下架子,甘当学生,眼睛向下;他号召党员干部要有孔子那种不耻下问的精神,善于听取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后做先生;他还借用孔子所说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勉励共产党员,认为这是我们应取的正确的学习态度。毛泽东很早的时候就喜欢读司马迁的《史记》,从中学到了相当多的历史知识,同时也体悟到了在治学方面的求实精神。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写于《讲堂录》中的一段话 “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即说明了这一点。从现有资料看,清初顾炎武等人所倡导的求实精神对毛泽东影响也许要超过其他人。毛泽东早在家乡读私塾时就在塾师指导下阅读过顾炎武的《日知录》,尝引顾氏“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格言与同学互勉。进入第一师范后,他进一步接触到清初几位大师的学术思想,从而产生了更强烈的内心共鸣。他曾在所撰《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标举顾炎武、颜习斋、李恕谷为文武兼备、三育并重的师表而大加赞颂;他还在《讲堂录》中恭谨抄下了潘耒为顾炎武著《日知录》所写序言中表彰顾氏“留心当世之故”、注重实地考察、关心国事民瘼之实学精神的一段话; ⑤ 曾国藩“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驾空之事, 不谈过高之理”的一段日记也被抄录于《讲堂录》中。由于受到实学传统中“实事求是”精神的影响,加上自己对学问、社会、人生的观察和思考,至五四时期,毛泽东已形成了注重实际的学问取向,并开始努力倡导求实的学风。他曾针对此前国内一些出版物中存在的没有内容,空空洞洞, “一味的‘耗矣哀哉’,刺激他人感情作用”的虚娇风气,主张 “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 “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 ⑥ 不仅读有字之书, 而且读社会这本无字之书。他认为,开展实地调查是接近实际的一个好办法, “凡是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 ……无须实地调查,及一时不能实地调查者,则从书册、杂志、新闻纸三项着手研究”。 ⑦ 据此,他多次与蔡和森、萧子　、陈绍休、易礼容等以 “游学”方式深入湖南各地农村了解民间疾苦,还远游北京、上海、山东等地拜谒孔孟故居和向陈独秀、胡适等名流学者求学问道。此时,西方各种新思潮正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 中国知识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热情有增无减,不少人远渡重洋前往国外。毛泽东理解人们的这种热情和举动,并积极组织湖南的进步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他说: “我觉得我们这些青年要有人到国外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学问,贡献给自己的国家。” ⑧ 不过,毛泽东仍然强调首先应对自己国家的情形有一个深入的了解。1920 年 3 月他在给周世钊的信中写道: “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 当然脱不开 ‘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⑨ 为此他决定暂时放弃出国留学的打算, 重点考察和研究国内的实际问题。五四时期特别是完成世界观转变之前, 实学传统中的 “实事求是”对毛泽东而言主要还是作为一种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被重视和强调的,同时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它也逐渐被毛用于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当完成世界观的转变之后,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理解和运用发生变化, “实事求是”经过重新解释和创造性转换,逐渐发展成为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20 至30 年代,毛泽东为了弄清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以便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开展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在此基础上, 不仅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 0 3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新民学会研究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63 页. 周世钊: 《毛主席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 《新苗》1958 年第10 期. 《问题研究会章程》,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01 页. 《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363 页. 序言中写道: “昆山顾宁人先生,生长世族,少负绝异之资,潜心古学,九经诸史,略能背诵。尤留心当世之故,实录奏报,手自钞节;经世要务, 一一讲求。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事国命者,必穷源探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遍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197 页. 《习斋记余》卷三. 颜元: 《朱子语类评》. 颜元: 《朱子语类评》. 湖　南　大　学　学　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年报告》、《寻邬调查》、《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 、《兴国调查》等一系列调查报告,为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从认识论和思想路线的高度阐明了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 “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做了许多调查。”同样, “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① 他认为,是否开展调查研究,是否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般的工作作风问题,而是“思想路线”问题,而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对政治形势的判断,对革命工作的指导,以及革命事业的成败。因此,共产党人一定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反对“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的思想路线。更为可贵的是,毛泽东还针对党内一些人以“本本主义”的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 “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坏风气,提出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他说: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 ‘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 ② 后来,毛泽东又多次重申这一观点,至1939 年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这一观点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明确语言,成为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经典概括。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40 年代,毛泽东为清算党内“教条主义”的残余,发起了延安整风运动。其间,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了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又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对传统实学中的“实事求是”作了重新解释。他说: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 ‘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 即规律性, ‘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 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 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③ 他还说,实事求是,本来是一个学风问题,但这“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 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 ④ 这样,毛泽东就一方面吸取了“实事求是”这一传统命题的合理原素,同时赋予了其以体现时代特征的崭新意义, 使其获得了现代性的转换。从此以后, “实事求是”不仅仅代表着一种崇尚事实、反对空谈的学术态度和治学方法,更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自觉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二　毛泽东与“经世致用” 毛泽东一生勤奋好学,读书是他的最大爱好也是最大的乐趣,但他并不是一个书呆子,而是一位具有强烈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政治人物,他一生都在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而奋斗。毛泽东的这种人生定位,毫无疑问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 同时“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经世致用本是传统文化的内在观念。先秦儒学倡导由内圣而达外王,由道德而达政治,由修身齐家而达治国平天下,标志着这种观念已然确立。在儒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 虽然出现了魏晋玄学的空谈倾向;宋明时期,也有一部分理学家过分注重心性哲理的思辨和离群索居的道德修养,忘记了儒家的本来品格,被斥为“多寻空言,不究实用”, ⑤ 但儒家重视致用的传统一直没有中断。而且,就在宋时,随着实学思潮的兴起,作为实学重要组成部分的“重功利,求实用”的达用之学正式走上前台。李觏针对重义轻利的思想传统,大力提倡“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 “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指出孟子“何必言利”是偏激之论: “焉有仁义而不利国者乎?” 王安石发挥胡瑗的治经“必论其大体,其章句细碎不足道”的观点,大力提倡“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 “圣人之术, 修其身,治天下国家,在于安危治安”,反对“离章绝句、释名释数” 的空疏学风。二程也认为治经的目的在于致用,指出: “经所以载道也,器所以适用也。学经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适用,奚益哉?”他们都把治学(经) 与达用联系起来,其学术风格体现出明显的经世致用特征。与宋代其他学派比较起来,湖湘学派也许是最为重视经世致用之学术取向的。胡安国是湖湘学派的奠基人,他以毕生精力研治《春秋》,很大程度上缘于他将《春秋》一书视为 “经世大典”,他的主要学术目的是通过以义理解读《春秋》, 达到“康济时艰”的现实目的。胡安国的这一治学特点影响了其诸弟子,包括其子寅、宁、宏、宪(从子) ,其中最为突出者为其季子宏。胡宏一生不耽于仕途,鄙薄功名利禄,而以立身行道为志。他曾隐居湖南衡山研究和传播理学思想,但始终不忘经世致用。他认为儒学是一套既讲体也讲用的思想体系, “井田、封建、学校、军制,皆圣人竭心致用之大者也”。因此“学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 ⑥ 他据此给自己规定了治学原则: “口诵古人之书,目睹今日之事,心维天下之理, 深考拨乱致治之术”。 ⑦ 张　虽不是湖南人,但他曾从学于胡 1 3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与吴元忠》, 《胡宏集》第107 页. 《与张敬夫》, 《胡宏集》第107 页. 《与樊茂实书》, 《胡宏集》第124 页. 《整顿党的作风》,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813 页. 《改造我们的学习》,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801 页. 《反对本本主义》, 《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11～116 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 页,1 页,7 页. 第1 期陈先初:毛泽东与实学传统宏,并在长沙的岳麓书院讲学。他继承了湖湘学派的传统, 也像胡宏那样注重治学与致用的统一。他热心于性与天道的哲理思辨,也重视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思考。他说: “盖君子于天下之事,无所不当究,况于兵者,世之兴废,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讲哉? 兵政之本在于仁义,其为教根乎三纲,然至于法度、纪律、机谋、权变,其条不可紊,其端为无穷, 非素考索乌能极其用?” ① 在他看来,关乎“世之兴废”、“生民之大本”的一切“天下大事”跟道德纲常一样,都是学者们必须认真研讨而万万不可忽视的。张　以后,其弟子们承续并发扬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继续“留心经济之学”,为湖湘学派增色不少。湖湘学派随着南宋朝的灭亡不复存在,但其“得其体必得其用”的经世致用学术风格作为一种传统却延续下来。特别是进入清代尤其是晚清以后,在中国社会面临千古之奇变的严峻形势刺激下,一些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士大夫们高扬经世旗帜,经世致用遂演变为一种盛极一时的学术思潮和社会思潮。以此立论,清初的黄(宗羲) 、顾(炎武) 、王(船山) 等人毋庸赘述,晚清的龚(自珍) 、魏(源) 、曾(国藩) 则不可不提。龚自珍出生于世代读书做官的仕宦家庭,学至进士。尽管他曾官至内阁中书、礼部主事,但他读书不只是为了做官,也是为了明理经世。他一改文人不议朝政的旧习,斗胆批评政治弊端,并且认为朝廷崇尚的学问与现实完全脱节是造成国家每况愈下的原因所在。他说:古代所谓师儒都是“能推阐本朝之法意以相诫语者”,既能通学问,又能治国,道、学、治三者合一。可是“后之为师儒不然”,学的都是空疏无用之物, “重于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则不知也;重于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则不知也。生不荷　锄,长不习吏事,故书雅记,十窥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与君处,下不与民处”,这样, “王治不下究,民隐不上达,国有养士之赀,士无报国之日”。 ② 龚自珍从君民相通、上下相处的角度反对学用脱节,主张冶道、学、治于一炉,其经世思想的指向性至为明显。魏源是龚自珍的至交,时人并称“龚魏”。魏氏治学主张经世、实用。他批评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 ③ 同时又激烈抨击桐城派所标榜的宋学是“口心性, 躬礼义,动言出于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民防之不问, ……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 ④ 他呼吁关心社会现实,提出“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据此,他编纂了《皇朝经世文编》。此书一出,学者景从,“凡讲求经济者, 无不奉此书为矩　, 几于家有其书”。 ⑤ 鸦片战争之后, 魏源的经世思想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他首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为我所用。魏源将经世重点转向“师夷制夷”,开启了近代中国思想界一代新风,影响深远。曾国藩是晚清时期将学与用相结合,主张并实践经世致用思想的典范。他虽然宗奉程朱理学,却不像一般理学家那样热衷于坐而论道、玄谈性理,而是一方面讲求修身、节欲, 追求内在的道德完善,一方面追慕王船山、陶澍、贺长龄、魏源等经世前贤,孜孜不倦地“讲求经世之学”, ⑥ 他曾在南京广泛搜集王船山著作,重刊《船山遗书》,在书序中称船山“荒山敝榻,终岁孳孳,以求所谓万物之仁、经邦之礼”,揭示出船山著作的经世致用精神。他也认真研读过顾炎武和魏源的著作,颇留心于当世之务。他一生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曾说: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⑦ 基于“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和“崇实黜虚”的价值观念,他以儒生建军领兵,征战杀伐,为维持清朝大局立下汗马功劳;他还大力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工业,积极开展洋务运动。进京为官之初,他又“侃侃言天下事。如议大礼、议军政、议所以奖植人才,皆关经世之务甚钜”。 ⑧ 以此,曾国藩成为一代“中兴名臣”,被视为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的所谓“完人”。由于龚、魏、曾等人的极力倡导和躬身践履,中国实学的经世致用传统在晚清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张扬并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社会思潮,同时它也成就了自身的一个总结。自此以后,经世思想和其所属的实学一道,其地位逐渐被西学、新学所取代,但它的影响并未消失。经世致用传统对毛泽东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这一影响自其青年时代即已开始。如前所述,毛泽东在一师就读期间曾接触包括王船山在内的清初几位大师的思想,对其倡导的 “实事求是”学风深表认同。其实,这同时也是对其经世思想的认同,因为实事求是与经世致用本来是联系在一起的。至于晚清时期倡导并实践经世致用的龚、魏、曾等人,毛泽东同样也曾赞赏有加。当然,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毛泽东在一师时的老师杨昌济分不开。杨昌济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服膺程朱理学,曾被人称为“湘中理学大儒”。 ⑨ 但他治学的主旨仍在经世致用。他曾认真钻研《船山遗书》,对船山学问思想颇有心得;又十分注重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之价值并将其立为学生修习的常课。对于曾国藩,他尤为尊崇,无论治学还是行事,都将其视为楷模,并经常以其学问、思想、事功对 2 3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庸庵文集》卷三《曾文正公奏疏序》. 《庸庵文集》卷三《曾文正公奏疏序》. 《曾文正公全集?? 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黎庶昌: 《曾文正公年谱》卷一,道光二十一年. 俞樾: 《皇朝经世文编增编序》. 《古微堂文集》卷3 , 《魏源集》第36 页. 《古微堂文集》卷4 , 《魏源集》第539 页. 《乙丙之际著议第六》, 《龚自珍全集》第5 页. 《跋孙子》, 《南轩文集》卷34. 湖　南　大　学　学　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年学生进行勉励。 ① 他还明确主张要研究国情,学以致用。他说: “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 ② 杨昌济的这些思想对学生影响很大。当时,毛泽东对杨师的渊博学识和高尚品德十分敬佩,二人关系也十分密切。他经常前往杨家请教,共同讨论天下大事、人生哲学,杨师对其也极为欣赏并着力栽培。这种特殊的师生关系必然使本来就具有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毛泽东有可能从老师那里也通过老师从前代人那里获得经世致用的有益信息,也必然使毛泽东对那些有志于以学问贡献于国家社会的历史人物产生崇敬之情。我们从前述毛泽东在一师时的“修身”课笔记即《讲堂录》中可以看出,其中抄录了王船山、顾炎武、魏源、左宗棠、曾国藩等人不少名言警句,许多地方还写下了肯定性评论。如他抄录了王船山论圣贤与豪杰的语录: “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并释“圣贤” 为既有高尚“品德”又能够成就“大功大名”的“德业俱全者”。显然,毛泽东曾将“德业俱全”的“圣贤”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他又写道:历史上“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而曾国藩则称得上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 ③ 因为曾氏不仅“学有本源”,而且还做到了学以致用,将庄严的理学从道学家的书斋里移至经邦治国的实践中来,从“内圣”引出“外王”,取得了 “收拾洪杨一役”的“完满”事功。正因为如此, 他明确表示 “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④ 这实际上也是对曾氏经世精神的赞同。由于受到经世致用思想的强烈暗示和影响,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就具有了激越的救世情怀,自觉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他曾要求自己并鼓励同学为挽救今日中国之危亡、为建设未来之中国而储才蓄能;要做确有真才实学的救国“奇杰”,不要做“金玉其外”、不学无术、专为自己而生活的“小人”。他说: “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奇杰”何在? 就在那些满怀救国抱负而又潜心学习的“有志之士”中。 ⑤ 为了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抱负,毛泽东身体力行,积极参加校内校外各种社会政治活动。他在一师开办工人夜学,旨在破除学校“与社会打成两橛”的弊端, 加强“社会与学校团结”,以所学知识培养“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使之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⑥ 他发起成立“新民学会”,最初确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进而确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目标。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的那样,那时他与一批和他同样“风华正茂”的同学一道, “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将满腔热情都投入到了救国救民的事业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全身心投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并逐渐成为这一运动的领袖人物。此时毛泽东所从事的事业已不能简单归结为经世致用,但是客观上,经世致用的传统仍可视为被毛泽东继承了下来并被发扬光大。这点在抗日战争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其时,毛泽东就学习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论述。他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加强学习和研究,尤其是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要力求做到“精通”。但他同时强调, “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⑦ 即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将其作为招牌到处炫耀。由此出发,他号召中国共产党人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应用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 ⑧ 用以指导当前的革命运动。同时对于那些“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而“完全不能应用”的人,对于那些“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提出了批评,指出,我们“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 ⑨ 将理论应用于实际,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实际的革命运动, 这种态度被毛泽东称之为“有的放矢”。他说: “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 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这是“无的放矢”。而 “有的放矢”, “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他进一步解释说: “‘的’就是中国革命, ‘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 的。” 瑏瑠他反复向全党阐述这个“有的放矢”的道理,指出, “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瑏瑡抗战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期。这时毛泽东不仅熟练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已经能够自觉地将 3 3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瑏瑡《整顿党的作风》,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20 页. 《改造我们的学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799～801 页. 《改造我们的学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00 页,797 页.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34 页. 《整顿党的作风》,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15 页.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夜学校日志首卷》(1917 年) . 《致湘生书》,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 页. 《致黎锦熙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 页. 《讲堂录》,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1 页. 《杨昌济文集》第199 页. 《达化斋日记》: “毛泽东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第59 页) . 第1 期陈先初:毛泽东与实学传统其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毛泽东就此所作的一系列理论阐述和实际贡献,既是对经世致用精神传统的时代传承,更是对这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超越。三　毛泽东与“史学经世” 谈到实学传统中的经世致用,不能不谈到史学经世;谈到毛泽东与实学传统的关系,也不能不谈到史学经世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在近代中国人当中,能够做到自觉继承这一传统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史学的经世功能以为现实服务者,毛泽东可谓首屈一指第一人。影响毛泽东的史学经世传统也是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的孔子。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对历史怀有浓厚的兴趣。其因鲁史而修《春秋》, 尊王道重人事,以“春秋笔法”寄托“微言大义”,目的即在维护合乎周礼的社会秩序,以历史为现实服务。孔子之后,历朝历代均重视史书的编纂,亦均重视历史的社会功用。汉代司马迁著《史记》,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考之行事, 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① 宋代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 “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记之, ② 借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③ 两司马所处时代不同,所编史书体例有别,但以史通今、以史为鉴、以史资政如出一辙。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明确意识到并自觉发挥史学社会功用的表率人物。宋代以后,随着实学思潮的兴起,人们在强调经世致用的同时,发现史学具有特殊的经世功用,于是在前人以史为鉴之史学撰述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史学经世的学术和思想观念。宋代理学家反对把史学作为“记诵之学”,认为应将其作为“格物穷理”的一种手段,求历史盛衰之理,以为修齐治平之用。如程颐所说: “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 ④ 朱熹也十分注重史学的经世功能,认为“经国济民”必须善于从历史中寻求“经世之大略”,把经世致用与史学经世结合起来。据此他主张“读史当观大伦理, 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⑤ 并告诫学生“广读经史”,如此“乃有可据之地”。 ⑥ 真德秀跟朱熹一样,亦从经世致用的立场上看待史学。他指出: “善学者,本之以经,参之以史,所以明理而达诸用也。”主张把“性命道德之学”与“古今事变之学”结合起来,以达到经世之目的。宋人史学经世观念的提出,既提高了史学的社会地位,也深化了人们对史学之社会价值的认识。明清之际,实学得到发展,史学经世成为经世致用思潮中的一股劲流。顾炎武、王船山、黄宗羲同样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顾炎武将治史与经世明确联系在一起,指出: “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 ⑦ “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致用”。 ⑧ 《日知录》是顾氏的代表作,该书的著述目的,据顾氏坦承,即在 “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 ⑨ 其经世目的一目了然。黄宗羲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中就有经世之学, “夫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亦无不备矣”。瑏瑠故他主张为经世而治史,为经世而著述。其所著《明夷待访录》一书,政论与史论结合,托古谈今,无不出于经世之途。与顾、黄一样,王船山对史学经世也有相当的自觉。他说: “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 瑏瑡他明确指出史学就是要重点记述那些有关“经世之大略”的历史事实,并从中总结成败得失之经验教训,以供后人师法和借鉴。顾、黄、王之外,顾祖禹、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等人也都加入了史学经世队伍的行列并在史学思想和史学著述上各有建树。他们既是史学经世传统的新一代继承者,又是发扬光大者。此后,史学经世思想继续得到传承。乾隆年间的章学诚,远溯孔子修《春秋》,指出“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 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他指出,以“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的态度治史算不上史学,真正的史学应当“切合当时人事”,应该有益于经世。瑏瑢嘉道咸年间的龚自珍、魏源等人, 更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强调史学经世之必要性,赋予史学以新的价值意义和时代功能。龚自珍认为“史”对于国家存亡、民族兴衰、文化枯荣、人格善恶关系极大,故而提出“尊史”之说。魏源出于经世救国之目的,突破“重古略今”的治史旧习,着重对“现代史”进行了探讨。治史注重“现代史”,是道咸年间史学经世的一个新特点,当时产生的一批“现代史”著作如魏源编纂的《圣武记》和《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　的《夷氛闻记》,夏燮的《中西纪事》等,其写作意图或是为了总结清朝开国以来军事、政治活动的经验教训,为清王朝提供历史镜鉴;或是为了总结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教训和原因, 借以寻求抵御外侮之策。等等这些都是这一特点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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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初：毛泽东与实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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