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家博物馆前落成了一座孔夫子像，引发舆论的热烈辩论，基本上划分为支持与否定的两大阵营，但与传统辩论中对立两方往往是左、右两派泾渭分明不同的是，这场辩论的对立双方夹杂了左右两派的各色人等，亦包括了无数的中间派系参杂其中，煞是有趣，应该引人深思。为何一座孔子像引发了传统左右派划分的混淆？为孔子立像又代表了一种什么现象和思考呢？］
中国的诸子百家各自倡导的思想，其实都是在同一个中华文明“人本论”世界观之下提出的各种不同的方法论，其目的在于控制与引导人类社会的形成，包括其道德伦理、社会制度、价值体系等，从而获得一种与其世界观相符合的、基于人类社会活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集合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
从本质上来说，具体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思想，包括道家、儒家、法家、墨家等，与毛泽东思想一样，都是一种方法论，都是拥有同一个母亲，那就是中华文明“人本论”世界观；他们的思想源泉，来自于中国最古老的哲学思想----《周易》。
(1) 无论哪家的言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植根的基础和价值、道德观，以尧舜禹汤的理想与成就做为治国安民的目标；
(2) 无论是哪家的思想，都有着共同的策略与手法，就是从改变、控制“人”着手，以“人”来作为贯彻自家学术思想的载体。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有了这种认识，你很自然地也会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无论哪家的学说，都拥有共同分享的利益，拥有共同追求的目标。他们所不同的，在于他们各自推崇的手段。
我们在讨论中国各家思想流派时，往往会执着于论证哪家思想更强、更优、更深，其实这是一种流于肤浅的论证！诸子百家的思想都来自于一个母亲，它们的诞生，都是基于不同的出发点、面向不同领域运用的一种特别的方法论。我们在讨论各家学说时，需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并准确地进行区分。
严格地说，中华文化中最经典的方法论只有两个，一个是以道家为代表的思想，一个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他们的区别在于他们针对的现实领域不同，造就了他们不同的方法论。
道家思想是基于自然界这个整体，面向人与自然这种客观对立的现象来探讨解决方法的一种方法论；
儒家思想是基于人（类）这个整体，面向人与人、社会与社会之间的这种客观对立来探讨解决方法的一种方法论；
因此你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人们通常有一种传说或者认识，说道家是“出世”的，儒家是“入世”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两家面向的视野不同，所以其给出的方法有不同的应用领域。你仅仅从他们的方法上，能够隐约感觉到一个“出世”，一个“入世”，其实当你了解到这种本质后，你就很容易掌握他们的异同了。
在儒家思想的体系中，还衍生出了两大学派，分别是墨家和法家。墨家思想开创者墨翟本来是师从儒家，后开创出墨家思想体系；法家思想开创者韩非与李斯，则本来师从儒家中的一位杰出人物----荀况，后继承并发扬了荀子的思想，开创出法家的思想体系，因此严格说起来，墨、法两家只是儒家思想的两种变异与发展，与儒、道两家不能平起平坐。
之所以墨、法两家无法与儒家平起平坐，是因为墨、法两家所针对的领域只是儒家思想针对领域的子集，譬如：
法家思想是基于人类社会中的一个特定整体，比如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面向这个整体与外部之间的关系，如国家与国家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的敌我关系这种客观对立来探讨解决方法的一种方法论；因此它具备一种非常强的对抗性，非常重视对敌人的打击和对自我的保护；
法家与儒家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他们各自的眼界与胸怀不同。儒家把自己应用的范围与目标定在了无限的人类社会范围，是一种由大来压制小的思想方式。法家把自己应用的范围与目标定在了局部的人类社会范围，是一种从小而博大的思想方式。儒家代表的思想是一种王者的思想，统治者的思想（“统治者”不是统治人民的意思，而是我用来形容一种领导地位的意思），法家代表的思想是一种竞争者的思想，一种可以用来争夺领导地位的思想。因为自然界的法则是胜者为王，所以儒家一定是最后的仰天长笑者，而法家则是保证儒家有笑的那一天的铺路人。法家是对儒家进行“损有益而补不足”的重要角色。一个王者国家，可能先从法家思想而夺取王的地位，后用儒家思想占据与捍卫王者的地位。
墨家思想也是基于人类社会中的一个特定整体，比如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与法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面向这个整体的内部关系，如一个国家或者社会、族群内部的一种客观对立来探讨解决方法的一种方法论；因此它的劳动人民立场就是一种必然，它强调在和谐的基础上来认识与解决问题。
用毛泽东思想来理解墨、法思想的话，可以认为法家是用来解决敌我矛盾的，墨家是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
很有意思的是，墨家确实是世界上首次运用阶级斗争和人民专政的手段实施斗争的思想学派，譬如墨家的“侠客”组织和刺杀行动，就是一种解决非人民内部矛盾时的典型专政手法。这与毛泽东思想中的阶级斗争与人民民主专政的革命手段丝丝入扣。但是这种思想的运用，跟具体的社会环境、氛围、时期关系非常大，实施手法也需仔细甄别。不然就是乱世侠客、盛世响马的结果了，并不是让人所喜闻乐见的。它的无差别的爱这种理念，适用范围非常小，只适用于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并不适用于解决敌我矛盾，它的非攻理念，其实也是仅适用解决内部矛盾的，若从宏观来看，它反而是阻止大一统局面形成、阻止最有效集合人类集体智慧的反面力量了。
至于名家、杂家、农家、阴阳家、纵横家甚至兵家等，则是上述四家（实为两家）代表思想在不同社会实践领域进行具体运用的一种实践方法和表现，只能算为实践论的一种，更无法在思想体系高度上与儒、道两家相提并论了。
但是我们习惯于用“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来描述春秋战国时百花纷呈的思想学派，这也是毫无问题的，因为即使是实践论，也能从实践过程中对方法论进行反证与完善，对于思想体系的成熟有非常大的贡献。
有人用“儒释道”（或者“儒佛道”）来描述中华文明的文化体系架构，其实是有问题的。佛家思想的本源并非中华文明的传统体系，它来自于西方“神本论”世界观的佛教思想，但它传入中华大地后，实际上是被中华文化给异化了，在很大程度上灭除了它的宗教本质，而呈现出一种思想学派的风格。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在南北朝时“禅宗”的诞生。而禅宗的真正创始人，是六祖慧能。如果你看过《六祖坛经》，你会发现，那哪里是一种宗教，分明是儒家思想借由“佛”的名义在普渡世人！而“佛教”思想对中国人影响最大最显著的，其实就只有“禅宗”，它已经不是一种正宗的印度佛教文化，而是一种被中华传统文化所异化了的佛学思想！
中华文明的世界观是“人本论”的世界观，它从本质上就无法容忍“非人”问题的存在，比如“人”的来源问题绝不可能来自于所谓的“神”（非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可能是“非人”，比如祈求“神迹”而不是“人力”等，因此中华文化的道统中是无法容忍宗教这种形式的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几千年来，宗教始终在中华大地上无法稳定立足，无法形成气候。虽然很多人会去寺庙、道观、教堂去拜神、祈福，但他们却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宗教教徒，不去真正从事宗教礼仪活动，不去真正遵守宗教教规，也说明在中华文化的氛围和传统认识下，人们即使是去一些宗教场所，也只是一种所谓的“临时抱佛脚”，属于一种没有找到解决问题方法之前的一种临时性的精神寄托，他们的真正指导思想还是“事在人为”，一旦靠人的力量能够解决问题，那么砸起那些神像时，人们也是毫不犹豫和心虚的。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为何灭佛灭洋教时往往能够摧枯拉朽的真正原因。
当然，这也正是西方人最为恐惧和害怕的地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类社会的共识。中国人为何不能接受宗教，是西方学者对东方文明最为忧惧的问题之一，其实，它的背后代表着两种世界观的本质冲突！赫亭顿的《文明的冲突》已经隐约感受到了这一点，只是他的认识还没有那么清晰。
但是，中华文化因为缺乏如宗教那样的严密组织，因此也存在着极其巨大的危机。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文明核心思想传承的问题。没有宗教那样的体系组织，没有《圣经》《可兰经》《佛经》那样的定义明确的教科书，没有传道士、教徒那样的专业教授体系与机构，使得中华文明的核心要义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使得虽然它强大得使一个民族血脉相传了5000年，但是它的后人几乎丧失了认识它的真面目的机会与能力！
这里必须要提到孔仲尼的伟大之处，正是他的存在，在2500年前，他的三千子弟，为普及和宣传儒家思想做出了巨大贡献。称孔夫子为“万世师表”，是绝对不过分的！
在下一篇中，我将试着说明毛泽东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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