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所设想的“大同社会”即将变成现实

襄阳居士

自从奴隶社会（私有制）出现以后，人类就处在残酷的阶级压迫和经济剥削之下。劳动人民对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充满了痛恨，对人人平等、没有差别的“大同社会”充满了向往。且不必说《诗经·魏风·硕鼠》里奴隶们对奴隶主的反抗与逃亡，渴望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乐土”﹑“乐国”的美好理想；也不必说东晋大诗人陶源明在《桃花源记》里所描绘的没有剥削、没有欺诈﹑人人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即使只看１９世纪早期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著名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他们不仅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还对未来的理想社会提出许多美妙的天才设想——他们企图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新社会——就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大同社会”——真正的“乐土”。最后，“空想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手里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又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手里由“理论”变成了现实。今天的古巴与朝鲜，瑞典与挪威，就是“大同社会”比较成功的典范。也许他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但事实是不容否定和抹杀的。

最近，古巴经过30年的稳健改革总结出“四个绝不，一个始终”作为指导：即绝不搞市场经济；绝不允许财富集中，不让哪怕是一个人无衣无食，流落街头；绝不改变全民免费教育、全民免费医疗，不关闭哪怕是一所学校或一所医院；绝不照搬中国、越南的改革经验；始终坚持“人民决定一切”，每一项改革措施出台都要经过全民讨论，没有大多数人同意绝不出台，每一项改革措施的废止也要经过全民讨论，没有大多数人同意绝不废止，例如对个体经济的几次政策转变都经过了全民讨论。

这就是“国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人民利益至上”的治国理念。今天的古巴与朝鲜人民享有：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分配住房，统一分配工作，实行养老退休制度，等等。这才是真正的“人人平等”，这才是真正的“博爱”，是完全符合“天道”与“人道”的——“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太阳无私照”——“大公无私”，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而无一人被抛弃；“绝不允许财富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杜绝两极分化。

即使最富有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国，欧、美、日、澳，哪个做到了？还好意思高喊什么“平等”与“博爱”？古巴与朝鲜的发展模式，代表着人类未来发展的趋势与方向。因为他们的领导人所作所为完全符合“天道”与“人道”。

《说文解字》释“天”：“顚也。至高無上，从一、大。”可知，“天”的本义是头顶，而头顶上就是至高无上的“天”。

《说文解字》释“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可见：“天”﹦“大”﹦“人”﹦“王”。

“王”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就是天子，就是“大人”。在今天来说，就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职责就是爱民利民，养育万民。

《易经》上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就是说，“大人”要顺应天地自然，遵循自然规律。

非常遗憾的是，现在的许多国家领导人根本就不懂得这个道理。也不知道应该如何治理国家。

为了搞清楚“大同社会”的内涵，我们有必要进行一番词源学的考察。

“大同”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在宥》：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恶人之异乎己也。同于己而欲之，异于己而不欲者，以出乎众为心也。……大人之教，若形之于影，声之于响。……颂论形躯，合乎大同，大同无己。无己，恶乎得有有。睹有者，昔之君子；睹无者，天地之友。”

在这里，“大同”谓与天地万物融合为一，是指“养心”应当达到“忘物”、“忘我”的境界。而第一次对“大同社会”做出完整解释的是汉代的《礼记·礼运》。其中说：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从字面来解释，所谓“大同”就是——完全相同，无所不同，一切皆同——没有尊卑等级，没有贫富悬殊，没有种族差异，没有国界纷争。“大同社会”，就是“天下为公”——“天下”为全体人民所共有，财富为“天下”人民所共享，任何人都能得到社会的关怀，任何人都主动关心社会。没有亲疏之别，没有奸诈谋略，社会和谐，人民安康。

可以说“大同社会”就是真正的“和谐社会”，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它既是中国古人所向往的最美好、最理想的社会，也是西方的思想家与世俗人们所孜孜以求的“极乐世界”——人间乐土。

或许有人会说，这“大同社会”是汉朝人伪托孔子而提出来的，孔子本人并没有“大同社会”的思想。这个说法大体上是正确的。因为孔子是维护“周礼”和“君臣父子”的等级制度的，孔子所向往的其实是私有制的“小康社会”。儒家讲究“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何晏《集解》：“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固曰不同。”

事实上，人类“大同社会”的思想来自墨子，墨子是受老子影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大同社会”与“和谐社会”的思想家，尽管他没有明确提出“大同社会”、“和谐社会”的概念，但他提出的“大同社会”的伟大构想却影响了人类几千年，鼓舞着人们前赴后继，其功绩不可磨灭，永放光芒。

墨子政治理论的核心是“尚同”。《墨子》书中有《尚同》篇。“尚同”即“上同”，墨子主张：治国之道在于，人们的意见应当统一于上级——百姓上同于里长；里长上同于乡长；乡长上同于国君；国君上同于天子，天子最终上同于“天”。这是墨子针对当时国家混乱而提出的政治纲领。墨子认为，天下混乱是由于没有符合天意的好的首领，因此主张选择“仁人”、“贤者”担任各级领导，他们爱国利民，造福于百姓。百官爱民，百姓安康，就能够达到天下大治。天下既然得到治理，天子就使得天下之人思想统一，并与天道保持一致。只有取信于民、依靠众人共同治理国家，才会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

总之，墨子认为，“尚同”是治国执政的根本与关键，只有做到了“尚同”,才能实现“天下大治”。

而墨子的“尚同”思想，则来源于《孙子兵法·计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孙子的原文如下：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在这段话中，孙子主要谈战略的相关要素，提出了“五事七计”。“道”就是“五事”之一。

译文：

所以，要以如下五个根本方面的因素为基础，去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和评估，从而探索战争胜负的情势。这五个根本方面即：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 四是“将”，五是“法”。所谓“道”，就是要使民众与君主同心同德，可与君主同生共死而不会惧怕危险。所谓“天”，就是指昼夜、寒暑与四季的更替。所谓“地”，就是指道路的远近、地势的平坦艰险、开阔狭窄与高低向背等地理条件对部队安危的影响。所谓“将”，就是要求将帅要具备足智多谋、赏罚有信、爱抚士卒、勇敢果断和严格要求等五种品格。所谓“法”，就是指军队的组织层次结构，责权划分，资金物资调配。凡属上述五个方面的事，身为将帅，都必须十分清楚。清楚这些情况，就能打胜仗；不清楚这些情况，就不能打胜仗。

所以要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探索战争胜负的情势：哪方的领导与部下心志相通？哪一方的将帅贤能？哪一方占有天时、地利？哪一方的法令能够执行？哪一方的武器装备精良？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的赏罚公正严明？我们根据上述情况，就可预知谁胜谁负了。

这个“道”就是后来孟子所说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之“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所谓“道”，就是要使民众与上级（军官、君主）同心同德，可与上级（军官、君主）同生共死而不会惧怕危险。这就是“上同”。

在孙子这里，“上同”还不是一个词，而是两个词，“上”是上级（军官、君主），“同”是同心同德。后来就变成一个词了。

事实上，在军队里，如果下级士兵各行其是，不听从上级的统一命令和指挥，那是肯定要吃败仗的。可见，对军队来说，“上同”是何等重要。

春秋时，周天子大权旁落，“政多出门”，诸侯列国间竞争日趋激烈。墨子面对兼并日益激烈的战国形势，坚决反对侵略战争，同情饱受战争之苦的劳动人民，同情被侵略的弱小国家，渴望出现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府。于是他就把《孙子》中的这个“上同”加以引申发挥和改造，成为建立一元化中央集权政府的理论体系——“尚同”思想。

墨子为实现他所憧憬的一元化政体，订下一条指令性的原则：“上同而不下比”。“上同”就是与上级保持高度一致，同心同德；“不下比”就是，下边的百姓不准比周勾结，对当地的政治情况有所隐匿。换言之，唯有以天下百姓为耳目，高高在上的天子才能赏善惩恶，顺利推行政体的运作。

《尚同·中》说：“是以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赏之。数千万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罚之。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栗。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

可见墨子主张：天下之人，都可以随时向天子反映情况，好与坏均可，这样天子就能够聪明圣智，无所不知，惩恶扬善。人们就不敢为恶了。如此，则可以实现天下大治。

而这，正是天下万民“上同”于天子的最好说明。

这个“上同”的主张，在墨子的时代，是很难实行的，但是在今天的网络时代，却是非常容易变成实现的。

《尚同》理论的出发点是：在“未有政刑”的初民社会里（奴隶社会早期），人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人人有自己的意见，“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天下之乱，若禽兽然。”欲使政治及社会上轨道，惟有人民自乡里而上，层层都服从各级的“政长”，最后所有各级的人民和政长都绝对服从于天子。而天子则“上同”于天。这种政体一定是公正合理的，因为天子是上天为人民福利而选择出来的。

这显然是孙子“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的理论范畴最大可能的延伸和提升，并且更加系统化。

《尚同》上、中、下三篇一再出现“一同天下之义”的语句。下篇更进而推论：“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圣王皆以尚同为政，故天下治。”

可见，在墨子看来，“尚同”作为治国的理念，最终的结果就是使“天下一家”、“万众一心”，这样就可以“天下大治”。

“尚同”的最终结果就是实现“天下大治”，即“天下大同”（一切人都“上同”于天子）。为达此目的，就需要人们做到如下两个方面：“兼爱”与“非攻”。

墨子主张仁爱之君治理国家，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什么是天下之害？用墨子的话说，就是：

然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此天下之害也。又与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与今人之贱人，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此又天下之害也。（《墨子·兼爱下》 ）

墨子认为，“天下之害”是由“别”即“恶人、贼人者”产生的；“天下之利”由“兼”即“爱人而利人者”产生的。因此，他提倡“兼以易别”，并比较了“别士”与“兼士”的不同：

谁（设）以为二士，使其一士者执别，使其一士者执兼。是故别士之言曰：“吾岂能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是故退睹其友，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别士之言若此，行若此。

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闻为高士于天下者，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然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墨子·兼爱下》 ）

可以看出：“别士”不把朋友当作自己看待，也不把朋友的亲人当作自己的亲人看待。他看着朋友饥、寒、病、死而无动于衷，一概不管。“别士”自私冷酷，没有爱心，心里只有他自己。

“兼士”则不同：他把朋友当作自己看待，把朋友的亲人当作自己的亲人看待。他对待朋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完全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兼士”大公无私，博爱众人，爱人如爱自己。心里装着天下人。

墨子把天下的国君也分成两种，“别君”和“兼君”，并比较了他们的不同：

谁以为二君，使其一君者执兼，使其一君者执别。是故别君之言曰：“吾恶能为吾万民之身，若为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无几何也，譬之犹驷驰而过隙也。”是故退睹其万民，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别君之言若此，行若此。

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闻为明君于天下者，必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然后可以为明君于天下。”是故退睹其万民，饥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墨子·兼爱下》 ）

可见，“别君”不把万民之身视为己身，对待万民的饥、寒、病、死而无动于衷，一概不管。他是只管自己享乐，不管老百姓死活的昏君。

“兼君”则不然：他先考虑万民，然后才考虑自己。对待老百姓“饥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他是心里装着老百姓、爱民利民的明君。

墨子认为“兼”就是“仁”，就是“义”。“兼爱”就是真正的“仁义”。他提出 “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认为是完全可以实行的。墨子认为“先圣六王” 都亲自实行过这个主张。

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贵，干福禄，乐耳目也；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禹求焉。 

《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文王取法焉！ 

《周诗》曰：“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厎。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视。”若吾言非语道之谓也，古者文、武为正均分，贵贤罚暴，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文、武取法焉。（《墨子·兼爱下》 ）

墨子认为，大禹、周文王、周武王都实行过“兼爱”的学说，为万民“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如日月普照大地，无所偏私。他不过是向他们学习罢了。

墨子引用《诗经·大雅》：“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墨子·兼爱下》 ）

又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

爱人与爱己是对等互报的，“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墨子的“兼爱”、“互利”思想，实际上就是后人所推崇的“博爱”、“平等”、“互利双赢”的思想。

“尚同”（“上同”）的含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思想高度统一，政令高度统一。如此，则无往而不胜。只要能够上下同心同德、统一思想，就能够达到天下大治，而且能够“无敌于天下”。   

正如毛泽东所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历史上的秦国（历经秦献公、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五君，使得秦国由弱变强，最终消灭六国，统一天下)是这样；今天的朝鲜和古巴也是这样。毛泽东时代更是依靠全体人民的“大同”思想与行动取得辉煌业绩而令世人叹为观止的。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礼记·中庸》第二十八章），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焚书坑儒”等，都是为了统一天下人的思想与行动，以便于巩固高度集权的专制帝国的统治。表面上看，秦始皇使用的好像是法家的思想——严刑峻法。其实，骨子里面使用的却是墨子的“大同”的思想与学说的精髓——“尚同”即“上同”——“三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秦始皇废除了周朝的分封制，采用了郡县制，各地的行政长官由中央和皇帝统一任命，并听命于中央政府的指挥，这样可以保障中央政府和皇帝政令的畅达无阻。

可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私有制的缘故，秦始皇不可能实行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因为历史的发展，已经走到了“家天下”的阶段，他注定是不能超越历史阶段的。

中国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是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国内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情况下，洪秀全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运动。起义成功之后，洪秀全称号“天王”，并且封了许多“王”。“太平天国”声称结合西方基督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平均主义。其实“太平天国”是反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因此得不到国内知识分子的普遍支持。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导层日益腐化，他们贪图享乐，大兴土木建造宫室，并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愈来愈脱离民众。最后导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太平天国的一些领导人，开始向西方寻求真理，探索中国独立、富强的途径，勇敢地担负起反封建、反侵略的任务。但由于阶级和历史条件的限制，所谓“太平天国”（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是不可能建设成功的。

中国近代戊戌变法运动领袖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幻想建立一个所谓“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并企图以“不忍人之心”为思想基础，用改良主义的方法去实现这个社会。其最早的思想根源是墨子的“尚同”，近的思想根源其实是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反映。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他的“男女平等”、“天下为公”也不可能真正实现。

后来，“天下为公”成为孙中山、廖仲恺领导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意思是：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为大家所共有，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只有实现“天下为公”，彻底铲除“私天下”（“家天下”）带来的社会弊端，才能使社会人人平等，充满光明，百姓得到幸福。这是固然一种美好社会的政治理想。可以说，“天下为公”（“大同社会）四个字是孙中山毕生为之奋斗与追求的最高理想。同样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是不可能成功的。孙中山自己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个历史的重担落到了以毛泽东为主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

在毛泽东时代，历史上人们所追求的“大同社会”已经基本实现了——彻底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地主与资本家等剥削阶级；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所公有和共享。人人平等，人人有工作，人人生活有保障。没有贫富差别，没有等级制度，没有私心私利。“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人人都助人为乐，无私奉献。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三同”），几千年中国圣贤所推崇的理想社会风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的景象，已然在新中国出现了。

但自从邓小平上台，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实行“市场经济”，其实质就是“私有制”，人们的私心与私欲再次被释放出来。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实就是“以金钱中心”，以致最终全民盛行“拜金主义”，举国上下为发财而疯狂。“金钱”成为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也成为了衡量人们成功的唯一标准。国人在发财中失去了应有的诚信与道德，失去了做人的基本准则与尊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为人们的人生信条。实用主义的“猫论”摧毁了中国人残存的道德底线，道德沦丧与贪污受贿在各行各业普遍存在，包括警、医、师等。甚至连各种形式的封建糟粕如官买卖官现象，在当今社会也再度死灰复燃，且有发扬光大之势。人所共知的腐败现象也已经严重侵蚀了包括学术机构以及执法者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严重影响到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危及到执政党的安危。如此下去，再不改弦更张，将要“国将不国”了。

中国的这场“市场经济”改革，使得人们的私心与私欲极度膨胀，致使社会风气的败坏超过了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杀人放火，偷盗抢劫，坑蒙拐骗——极端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无所不为。“私有制”把人类的丑恶本性暴露无遗，并使人民深受其害，人民对此深恶痛绝。

凡事“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历史的转机已经出现。人们对现实越来越无法忍受，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就为“公有制”的回归创造了历史条件。

历史上，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理想，固然是比较可取的；但因为儒家极力维护等级制度，是不可能“治好国”，更不可能“平天下”（使天下平等）的。

现实是：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家庭内部尚且不能团结一心，纷争不断，如何奢谈“治国”、“平天下”？

当今的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国都有私心和私利。只有“灭私兴公”，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抛弃狭隘的国家观念和私心与私利，人类才能真正走向“大同社会”。

在全球化时代，联合国要真正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有权威的统一王国。选择一个德才兼备、大公无私而又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做联合国的“国王”，相当于周朝的“天子”，取代“联合国秘书长”，行使职权，治理地球，管理天下。

为此，我们有必要认真研究墨子的“大同学说”及其思想。更要研究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这应该作为人类一切行动的指南和准则。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萧呵寥呵，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

有物混然而成，先于天地而生，寂寞无声空虚无形啊，独立存在而永不改变，可以看作是天地的母亲。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将其称之为道，又勉强为其取名曰大。但道之大却不同于普通物之大，道之大无边无际从而也就象逝去一样而无从追寻，而无从追寻也就等于说异常遥远而无影无踪，无影无踪也就是说恰与有物之大相反而复归于无物。　　

道是大，作为道之子的天、地因而也是大，而帝王作为天子当然也是大。一个国家中有四大，帝王则是四大之一。　　

人居于地，处事当然只能效法于地，地则效法于天，天效法于道，而道则一切顺其自然。　

在这里，老子论述了道作为世界本体的特性，给出了大道之名的定义，指出了道虽然虚空无形，大而化之，但确实是客观存在和可以认识的。道的本质就是自然，因而人效法道，就是要效法自然，就是一切都要按自然规律办事。　　　　

老子说：“故大道废，案有仁义；智慧出，案有大伪；六亲不和，案有孝慈；邦家昏乱，案有贞臣。”（《道德经》第十八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言也，以为文未足，故令之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道德经》第十九章）　　

——所以，大道废弛，才会提倡那些仁义礼教；奸诈巧伪之智技产生了，才会存在严重的伪诈现象；父子等六亲不和，才会需要孝慈；国乱君昏，才会需要、产生和存在贞臣。　　

因此，弃绝圣贤之誉、奸诈巧伪之智，百倍有利于民众；弃绝尊卑分明之仁、善恶立判之义，百姓就会恢复孝慈；杜绝智巧之谋、可欲物之利，则盗贼自然就会绝迹。这三句话，仅以其为文还不足以完全说明问题，因而还需要再进一步阐释如下：不饰雕琢，保持本色；不谋私利，清心寡欲；弃绝那些自以为是的有为之学，就可以万事无忧了。

在这里，老子指出了出现各种社会问题和弊病的根本是"大道废"等；解决"大道废"之具体应对措施就是三点：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或进一步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而应对"大道废"的这三点措施，其实也就是老子对他在第三章中提出的治世大纲的进一步具体阐述，也为六十章进一步提出"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立天下，其鬼不神"的观点埋下了伏笔。　　

应该说，圣智仁义巧利这些事物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圣智仁义巧利这些方面取代了古代的纯朴自然，这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私有制的必然产物，从而只能由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消灭。所以，古代的纯朴自然必然要恢复，但那是否定之否定，是更高级的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历史循环与进步。

    老子在他那个以农耕为主的科学技术水平时代，就能提出这种否定现行私有社会制度和复归原始公有社会制度的观点，类似于近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观点，这确实是非同凡响，高瞻远瞩，确实在人类思想史中领先了几千年！

老子说：“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道德经》第十六章）　　

——明白常理就能够明辨是非、正确处事待物从而无所不容；而明辨是非基础上的无所不容，其实就是公正无私；能够公正无私、一视同仁，那当然就可以做统治天下的帝王了；帝王作为天子，自然也就是天本身的代表了；天据道变，是道之具体化身和体现；大道能够推行，当然就会鸿运长久，终身不殆了。

可见：在老子看来，帝王应该是胸怀宽广、无所不容的，能够公正无私、一视同仁，代表上天施爱于万民。

“弱肉强食”、“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丛林法则在冷兵器、热兵器时代也许还可行，但是在核生化兵器时代的今天，将没有胜利者，并且还会以地球的毁灭、人类的灭亡为代价！广岛长崎的遍地尸体、科威特的油田大火、9·11世贸中心的废墟、世界各地频频突破历史记录的天象和自然灾害，难道不是一声声振聋发聩的警世钟吗？！

历史和事实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已经没落且堕落，继续下去将会导致整个地球的毁灭和人类的整体灭亡。

现在已经到了人类重新确定“利他主义价值观”的危急时刻。流行了几千年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自私自利的人生观、价值观必须彻底摈弃。

墨子的“大同思想”是人类唯一可以拯救自己的良方。

关键是人类能不能真正做到完全彻底地消灭私有制度？能不能真正做到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彻底决裂？真正做到同传统的思想（私有)观念彻底决裂？能不能真正作到先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能不能真正做到在全球化一体化（其实质是全球共产主义化）过程中始终不搞任何特权，不谋任何私利？

把老子的思想、墨子的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人类才能找到一条通向未来的光明的康庄大道。

事实上，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与老子的思想、墨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其本质都是提倡“天下为公”、“大公无私”的，都是向往“大同社会”的。

由于墨子的学说在秦朝以后，中断了近两千年，在清朝初年才被再次发现。所以墨子其人与其思想均不被世人所熟知。因此，有必要对墨子及其学说进行详细的介绍和普及推广，最后由政治家们把墨子的“大同思想”付诸实施。

一、墨子其人

墨子（前480年～前390），名翟（dí）。《墨子》一书中多称“子墨子”，是春秋战国之际小邾国（今山东省滕州市）（先后曾为宋、鲁、齐等国的附庸）人。墨子有五个头衔：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先秦诸子中唯一的自然科学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并有《墨子》一书传世。

这位集五个“家”，一个“创始人”于一身的墨子是目夷氏（目夷即墨夷，后省为墨姓）的后裔，孤竹君之后，与宋国国君同宗，但是到了墨子一代，其身份已由贵族降为了平民。墨子当过制造器具的工匠。他自称是“北方之鄙人”(《吕氏春秋·爱类》)，被人称为“布衣之士”（《吕氏春秋·博志》）和“贱人”（《诸宫旧事》和今天骂人的“贱人”意思不同）。

墨子一生的活动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广收弟子，一般的亲信弟子达到数百人之多，积极宣传自己的学说，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二是不遗余力的反对兼并战争。

墨子擅长工巧和制作，在军事技术方面高于其他诸子，堪称博学多才。据说他能在顷刻之间将三寸之木削为可载千斤重的轴承。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一日而败”。他利用杠杆原理研制成桔槔，用于提水。他还制造了辘轳、滑车和云梯等，用于生产和军事。他还擅长守城技术（即所谓的“墨守”），其弟子将他的经验总结成《城守》二十一篇。 

墨子的行迹很广，东到齐、鲁，北到郑、卫，南到楚、越。鲁阳文君要攻打郑国，墨子知道后又前去说之以理，说服鲁阳文君停止攻郑。他“南游使卫”，宣讲“蓄士”以备守御。又多次访问楚国，献书楚惠王。但后来他拒绝了楚王赐给他的封地，离开了楚国。墨子晚年来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讨伐鲁国，但没有成功。越王邀请墨子作官，并许给他以五百里的封地。墨子以“听吾言，用我道”作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

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大派别，分别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和邓陵氏之墨（见《韩非子·显学》）。分别以谈辩，从事，说书为主要思想，其中谈辩即辩论，从事即研究科学，说书即教书和研究各种典籍。他们各自以为是正宗，不相上下，谁也不服谁，甚至互相倾轧窝里斗，致使墨家元气大伤。到了战国后期，墨家三派又汇合成二支：一支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另一支则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  

可惜的是此后的时间，也就是从秦统一六国以后到清朝初年的近两千年里，墨学进入最低潮的时期。墨学基本上是处于停滞阶段，治墨者屈指可数，能找到的有：晋时的鲁胜，唐时的乐台，宋代的何芜及元代的陆友等。这些人名都生疏得很，可谓是“凤毛麟角”。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秦始皇的以法为教、焚百家之书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政策，但也有墨家自身未能保持生机和活力，以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的内因。大抵说来，还是墨家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难以实行，加上墨家独特的巨子组织，已经是一种变相的神秘组织，既不如儒家有治世的理想，也不如道家可深植于心灵，更不如法家能被巧妙的应用在政治上，因此，墨家思想慢慢的没落了（私有制的条件下，“大同思想”不可能被重视）。

但是墨家精神并没有失传，而是在中国民间的社会底层流传着。汉代以后的侠士是墨家“兼爱”精神的继承者。中国歌颂侠义精神的诗歌和侠士小说，其精神源头莫不与墨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墨子，亦鲁人，名翟。盖后于孔子百三四十年（约威烈王一至十年生），而尚夏道，兼爱尚同，非古之礼乐，亦非儒。有书，七十一篇，今存者作十五卷。然儒者崇实，墨家尚质，故《论语》、《墨子》，其文辞皆略无华饰，取足达意而已。”寥寥数语概括墨学主旨，但对墨学的倾心或许并非由于其思想，而在于实践其学说的方法及所表现的兴天下之利而“摩顶放踵”“赴汤蹈火”的墨者的行为方式和精神风貌，这些内容在《故事新编》中为鲁迅创造性地转化墨家思想价值，在融会古今中外价值的基础上探讨现代人及现代伦理精神提供了有益的素材。

鲁迅小说《理水》里的大禹，作为墨家的代言形象，“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忙于治水，体现的是苦行济世的精神。大禹是墨家学派推崇的“大圣”，大禹的人格精神是墨家所推崇的人格精神。《理水》的题材是大禹治水的故事，作品一方面叙写了考察大员的腐败和文人学者的无耻，一方面描述了大禹忘我地为民除害兴利的感人事迹，运用对比手法塑造出一个公而忘私、拼命硬干的古代英雄形象。大禹的性格是多方面的，比如不尚空谈，注重考察实情，敢于改变祖宗成法等。但最突出的是他那“孽孽”不息为天下的崇高品质。他看到洪水滔天，“下民都浸在水里”，心急如焚。为了平息洪水，他“讨过老婆，四天就走；生了阿启，也不当他儿子看；风里雨里，四处奔波；得了‘鹤膝风’，也不肯休息。”小说描写的是大禹的事情，从鲁迅对《理水》的创作可以看出是对墨家思想精神的肯定和赞扬。虽然墨家思想具有其时代局限性，但从总体上看，墨家学说是先秦时期最具人民性的一种学说，同时墨家的兼爱学说与西方的博爱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而墨子所提倡并且身体力行的那种忘我实干的人格精神又是灾难深重的现代中国所需要的。所以，这就是鲁迅创作《理水》以肯定和赞扬墨家学说和墨家人格精神的原因。

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里亦谈道:“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欺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中国的脊梁”的论点是鲁迅与墨家思想的真正联结点。在墨家人物那里，鲁迅终于找到了个人的道德完整性和社会责任感、个人的内在自由和社会使命承担之间的统一点；这种“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精神，较之儒家的割裂道德与事功，道家的割裂思想与行动，显然，更能为鲁迅的文化选择提供支持和启示。所以从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理水》、“中国的脊梁”所体现的无疑就是墨家所提倡的“有力者疾以助人”的精神。

鲁迅不光在思想上与墨家的苦行济世思想一致，并且是身体力行的表达着墨家的行为方式。鲁迅为民代言，为民做主，鲁迅说自己“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许广平在鲁迅灵前的献辞这样回忆鲁迅，“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和血。”这是鲁迅身体力行对济世思想的生动写照。他写出了不少深刻反映民众艰难困苦、受欺受害的现实主义杰作，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火一般的热情关爱他们、亲近他们，坚持说真话、道实情，敢于真实反映民声、民意、民情。三十年代初华岗在山东被捕入狱，夫人葛琴为了援救而向鲁迅借款，鲁迅慨然相陈。当时在场的内山完造担心鲁迅受骗，鲁迅说:“在这时候，如果你有钱，就不能拒绝。不论怎么样也应该帮助，这是中国人的传统。”鲁迅为受伤的车夫送药治疗，为素不相识的青年无私帮助，这正是墨家身体力行的伟大思想的再现。

墨子精通手工技艺，可与当时的巧匠鲁班相比。他自称是“鄙人”，被人称为“布衣之士”。墨子曾做过宋国大夫，自诩说“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一个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墨子曾经从师于儒者，跟周官史角的传人学习周礼，“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伦”。学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学习《诗》、《书》、《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后来逐渐对儒家的烦琐礼乐感到厌烦，最终“背周道而用夏政”，最终舍掉了儒学，“法夏宗禹”，创立了自己的墨家学派。

关于墨子的事迹，最著名，也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止楚攻宋”的故事。 

战国初年，楚惠王意图攻宋，墨子求见楚惠王，陈述厉害关系，还当着楚惠王的面和公输般用皮带当作城墙，用小木板当作攻城器械，互比攻守城池的技术，来了一场精彩的攻防“论战”，最终阻止了楚国对宋国的侵略战争。其间墨子的口才固然了得（先秦的名辩之学到了墨子手中才真正达到完善，成为与古希腊逻各斯，天竺因明鼎立的三大逻辑系统），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他的防御器械以及让弟子禽滑嫠等三百人守住了宋城策略。 

战国初年的楚国是一个国力强盛的大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军事计划竟然被墨家这个学派的力量所改变，可见墨家在当时具有相当强的实力和影响力。 

墨子说：“天下无人，墨子之言犹在”。就说，如果有那么一天，天下没有人再去宣传墨子的“兼爱非攻”的主张了，那么我的兼爱非攻的主张依然在这里，百移而不动。我的主张，不但是今天可行，未来也可行，墨子对自己的道术和主张有充分的信心。 

二、《墨子》其书

《墨子》一书是墨子及其弟子的著作，是墨子讲学时与弟子们讨论的结果，在西汉时刘向整理成71篇，统称为《墨子》。墨家著作在六朝以后逐渐流失，现代所传的《墨子》只剩下53篇。其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及《大取》、《小取》六篇，专说名辩和时间、空间、物质结构、力学、光学、声学、代数、几何等内容，前人称其为《墨经》。《墨经》代表着战国时期中华科学发展的一个最高峰。在力学方面《墨经》中提出了关于机械运动的定义为：“动，域徙也。”意思是说，机械运动的本质是物体位置的移动，这与现代机械运动的定义完全一致。同时墨家学派掌握杠杆定律比阿基米德早了2个世纪。在光学方面，在我国浩如烟海的经史著作中，《墨经》是唯一一本对我国古代几何光学发展进行系统性论述的典籍。《墨经》中记载了墨子及其学生做的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实验，并对实验结果作出了精辟的见解，这是对光沿直线传播的第一次科学解释。在数学方面，《墨经》提出了一些几何学的定义，例如中学数学教材中所举的《墨经》中对圆的定义：“圆，一中同长也。” 这与近代数学中圆的定义“对中心一点等距离的点的轨迹”是完全一致的。  

《墨子》文字质朴无华，缺乏文学性，但逻辑性强，善于运用具体事例进行说理，使说理文章有了很大发展，对后代议论文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墨家学派

墨家学派（墨家、墨学）是一个宣扬仁政的学派，在春秋战国时期影响很大。在代表新型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一个学派，并称“显学”。《韩非子·显学》云：“世之显学，儒、墨也。”《孟子·滕文公下》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瞿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二者都高度评价了墨学的显赫地位。孟子处于剥削阶级的狭隘立场，根本无法理解墨子的“博爱”与“大同思想”，所以才骂墨子“无父”。

墨家学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下层民众的政治和法律观念，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代表人物是墨翟。

墨家是一个纪律严密的学术团体，其最高领袖被称“矩子”（“巨子”）。其成员到各国为官必须推行墨家主张，所得俸禄亦须向团体奉献。有崇高地位的巨子是绝对领导。当然，这个绝对领导不是随便发号令，重大事件必须跟团队成员密切协商，得到同意后再付诸执行。只要统一意见，统一思想，然后必定要统一行动，任何人不得例外。墨家的成员都称为“墨者”，史料记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汤蹈火，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旋转脚跟后退。

墨家学派有前后期之分，前期思想主要涉及社会政治、伦理及认识论问题；后期墨家在逻辑学方面有重要贡献。

墨者多来自社会下层，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席不暇暖，墨突不黔”，尤重艰苦实践，“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以裘褐为衣，以跂蹻（草鞋）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生活清苦。墨者可以“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后转脚跟后退。墨者中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领导，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例如巨子腹的儿子杀了人﹐虽得到秦惠王的宽恕﹐但仍坚持“杀人者死”的“墨者之法”。

按墨家的规定，被派往各国做官的墨者，必须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张；行不通时宁可辞职。另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团体捐献俸禄做到“有财相分”。当首领的要以身作则。

墨家是一个有领袖、有学说、有组织的学派，他们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墨者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墨者大多是有知识的劳动者。

前期墨家在战国初即有很大影响，与杨朱学派并称“显学”。它的社会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所强调的社会等级观念。它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作为治国方法。它还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提出非攻的主张。它主张非命、天志、明鬼，一方面否定天命，同时又承认鬼神的存在。前期墨家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以经验为基础的认识方法 ，主张“闻之见之”、“取实与名”。它提出三表作为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方法。

后期墨家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几何学、几何光学、静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前者对前期墨家的社会伦理主张多有继承，在认识论、逻辑学方面成就颇丰。后期墨家除肯定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外，也承认理性思维在认识中的作用，对前期墨家的经验主义倾向有所克服。它还对“故”、“理”、“类”等古代逻辑的基本范畴作了明确的定义，区分了“达”、“类”、“私”等3类概念，对判断、推理的形式也进行了研究，在中国古代逻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战国以后，墨家已经衰微。到了西汉时，由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墨家本身并非人人可达的艰苦训练、严厉规则及高尚思想，墨家在西汉之后基本消失。

四、墨子学说的主要思想

（一）墨子的哲学思想

据《汉书·艺文志》，墨家之学出于清庙之守（掌守宗庙），即巫祝，有浓厚的宗教倾向。墨家的基本思想主要有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十项。

1.兼爱

 “兼爱”是墨家“大同思想”体系的必要条件，是墨学的重要行动纲领。墨子认为，当时社会动乱的原因就在于人们不能兼爱。“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墨子·兼爱上》）

墨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因为人们有“私心”，个个“亏人而自利”，“自私”、“损人利己”是天下大乱的根源所在。

墨子指出了天下的盗贼为什么会偷盗，也是因为“不相爱”：“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墨子·兼爱上》）

在这里，墨子不仅指出了盗贼“爱其室，不爱异室，爱其身，不爱人”，所以才为盗贼的原因；而且指出了大夫与诸侯各爱自己的“家”与“国”，不爱别人的“家”与“国”，因为自私自利才会发生战乱。这是扩大了的“损人利己”。

他尖锐地指出“不相爱”的后果：“……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因为“不相爱”，导致国与国相攻击，家与家相篡夺，人与人相残害——以强凌弱，以富侮贫，以贵敖贱，以诈欺愚——几千年来的私有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人吃人的社会现实。这是人类社会一切动乱的根源。这是何等深刻的洞察力，多么精辟的见解！

因此，他明确指出，要“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 ——就是用“博爱”和“平等互利”的原则来代替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何为“兼相爱、交相利”？“兼爱”的基本要求是，人不分老幼贵贱，天下之人皆相爱，追求全天下的人都平等，以求达到建立一个国泰民安的理想社会。墨子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墨子·兼爱中》

墨家主张 “兼爱”就是要人们爱人就像自己，爱别人的家就像爱自己的家，爱别人的国就像爱自己的国。而且特别强调爱人就是利人，应该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勤以教人。”各尽所能，尽力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把国家、人民、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而使人们做到强不欺弱，富不侮贫，贵不傲贱。只有“兼相爱、交相利”才能结束纷争和动乱，做到人人平等，个个互利。这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

墨子反对儒家所强调的“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的观点。他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学说，就是提倡无差别之爱，就是强调人与人之间不分血缘关系的亲疏和身份等级的贵贱、家族地域的限制，普遍地、平等地相爱相助，也就是对待别人要如同对待自己，爱护别人如同爱护自己。“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都在爱的范围之内。这其实是完全平等的真正的“博爱”。而且是西方“博爱”思想的源头。

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把兼爱与实现人们物质利益方面的平等互利相联系，表现出对功利的重视。墨子尚贤、节用、节葬、非攻等主张均以“兼爱”为出发点，他希望通过提倡“兼爱”解决社会矛盾，使得社会和谐相处。

 “兼相爱”并不否定自爱，而是把自爱与相爱结合起来。“交相利”也不是鄙视自利，而是力求使自利与互利两不偏废。“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在这种爱意融融的相互义务性关系中，天下才能实现和谐、富足。是故，兼爱互利是为治之道，“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

“兼相爱、交相利”的结果是“双赢”——当今世界人们所共同追求的目标。

墨子是平民阶级的代表人物，对待受业者的态度自然与儒家不同，墨家对愿意修德进业者均予以教诲，而不分等级贵贱，故墨家弟子中多是“农与工肆之人。”这就冲破了儒家的“爱有差等”的教育思想，同时也打破了当时血缘宗法制的束缚，是对旧宗法制度的否定。孙中山先生对此高度称赞，他说：“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这种进步的思想激励着墨家弟子去实践、奋斗。如墨家弟子阳胜死守阳城，“弟子死者百八十五人，”以身行义。基于此，墨家学说日益为人们所接受，组织不断扩大，“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他们高举“兼爱”、“非攻”的义旗，捍卫真理，兴利除害，除暴安良，匡扶正义，以崇高的人格和勇于实践的救世精神，“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千百年来，他们侠肝义胆，救世济民的行为及“强不执弱、富不侮贫、贵不傲贱”的主张转化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高贵美德代代延续。

假如我们真正做到“兼爱”：爱别人的国家如同爱自己的国家；爱别人的家庭如同爱自己的家庭；爱别人如同爱自己……还会发生侵略战争吗？还会发生偷盗抢劫吗？还会有杀人伤人的事情发生吗？

2.非攻

反对侵略战争。即否定非正义战争（“攻”），肯定正义战争（“诛”）。

周朝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土地荒芜，死者遍野，民不聊生，广大人民群众渴望弥兵息战，休养生息。墨子体察到下层的民情，代表小生产者及广大百姓的利益，提出了“非攻”的主张，就这一点讲，是有积极意义的。自古及今，不论什么形式的战争，其受害最深的首先是人民群众。为什么“非攻”，确立什么样的准则及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才能达到目的，在《墨子》一书中大致可以归纳以下几点。

（1）战争的残酷性

墨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诸侯掠土略地、战乱频仍。他亲眼目睹了杀人盈野、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战争。其结果是极大地消耗了来之不易的人力、物力，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诚所谓“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

墨子具体描述说：动员十数万人，战端一开“久者数岁，速者数月”。（《墨子·非攻下》）由于征途遥远，粮食接济不上，“厮役以此，饥寒冻馁疾病而转死沟壑中者，不可胜计也。”（《墨子·非攻下》）“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杀人多必数于万，寡必数于千”。（《墨子·非攻中》）战争中，被侵略者固然是损失巨大，侵略者消耗的人力物力也是可观的。

 墨子的论断是：“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下之害也。”（《墨子·兼爱下》）在《墨子·非攻下》又特别指出：“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

战争是杀人的机器，战争之中，妇幼老弱一概难于幸免。在《非攻中》篇里，墨子连用八个“不可胜数”，揭露了战争直接杀人和间接杀人的残酷性。他指出，战争除“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之外，老百姓因战争贻误农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冻馁、疾病等原因而死亡者，就更“不可胜数”，百姓在连年不断的兼并战争中，欲生不得，欲活不能，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然而，当时的王公大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根本不顾人民死活，屡屡攻伐无罪之国。《非攻下》描绘了一幅惨景：“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卒进而柱乎斗……”面对严酷的现实，墨子大声疾呼。罪恶的战争，兼国覆军，贼虐万民，剥振神位，倾覆社稷，百姓离散，废灭先王，这难道有利于上天吗？有利于鬼神吗？有利于百姓吗？

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造成几十万贫民百姓伤亡，罪莫大焉。

（2）战争的掠夺性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不是为了权力，就是为了财物，它的掠夺性是显而易见的。发动战争的统治者，首先进攻的是他本国的人民，因为要备战，必须榨取更多的钱财，用以招兵买马，置备武器。墨子揭露统治者要发动战争，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而“夺民之用、废民之利”，是墨子坚决反对的。因为墨子最担心的是百姓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侵略性的战争是没有国界的。古人云：“春秋无义战”。据墨子言，天子开头分封诸侯，万国有余；现在因为兼并的缘故，万多国家都已覆灭，只有楚、越、齐、晋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国了。根据《春秋》所载，２４２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这是确实可信的。到战国中期，诸侯国又从春秋时期的１４７个锐减到万乘之国七个，千乘之国五个。战争攻战之激烈的程度可见一斑。而兼并战争的掠夺性，在《公输》篇里被赤裸裸地揭露出来。“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而楚王正是那种舍其粱肉，窃取糠糟；舍其锦绣，窃取短褐；舍其文轩，窃取敝舆的“窃疾”之人。墨子批判说：“此其为不利于人也，天下之厚害矣，而王公大人乐而行之，则此贼灭天下之万民也，岂不悸哉！”（《墨子·非攻下》）

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美军死亡4000多人，都是普通老百姓家的年轻力壮的男子。造成了许多家庭的悲剧。高官富翁的儿子们，不会去当炮灰的！

（3）战争的欺骗性

攻伐无罪之国的人，往往冠以美名，竭力掩盖其侵夺的真相，发动战争、剥夺百姓的财产，牺牲百姓的生命，那么为什么还干这种事情呢？王公大人回答说：“我贪伐胜之名，及得之利，故为之。”（《墨子·非攻中》）墨子对这种论调，立即给予驳斥。计算一下攻伐者所获得的利益，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而他在战争中得到的东西，反而不如他丧失的东西多。为了争夺多余的土地，而让士民去白白送死，这不使全国上下都感到悲哀吗？毁掉（浪费）大量的钱财，去争夺一座虚城，这难道是治国的需要吗？贪图伐胜之名，只不过是一个骗人的幌子而已。

也有喜好攻伐的君主说，我不是为了金玉、美女、土地，我是想在天下以“义”立名，以“德”求得霸主地位。对这种论调，墨子以事实予以彻底揭穿。他说，天下处在攻伐的时代已经很久了，而攻伐之人也没有得到什么“义”和“德”，相反，如果把战争的费用，用于治国，功效必定加倍，军队将成为无敌的军队，民心也自然会归顺，这才合于天下之利。

对于欺骗士卒，拼死攻伐，一时取得胜利的，那胜利也不会长久。墨子用晋国的智伯最终失败的事实，驳斥了收用民众士卒可以取得攻战胜利的论调。墨子撕去了王公大人欺骗的面纱，说道，今天下所公认的“义”，是圣王的法则。当今诸侯大多都是强力攻战，这是以“义”为虚名，没有去体察其中的真实。这正如瞎子不能分辩出黑白颜色一样。

墨子行事的原则是“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上》）——一切以是否“有利于人民”作为取舍的标准。这实际上是“以人为本”思想的源头。应当成为各国政府和军队的行为准则。

综上所述，战争对人民是没有什么利益可言的，所以坚决非之。但难能可贵的是，墨子并不反对一切战争，他反对“攻伐无罪之国”，主张“诛灭无道之君”。“诛无道”，同样符合“利于人”的原则。

美国以“反恐”为由，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以伊拉克有生化武器为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其真实目的是为了伊拉克的石油。他们发动的战争理由都是虚假的欺骗世人的。

（4）战争的根源

墨子断言，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动乱的根源是不相爱。“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众必劫寡，富必侮贫，贵必做贱，诈必欺愚。几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兼爱中》）由此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伟大主张，在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

“兼爱”和“非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攻战”是“不相爱”最集中、最典型、也是最强烈的表现。为了避免战争，维护和平，墨子以“兼爱”为根据，提出了一个“七不”准则，即“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做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老夺者也”。（《天志下》）这“七不”准则可视为历史上最早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这个准则，表明了墨子伸张人间正义，保障人类权益，主持社会公道，推进世界和平的伟大理想。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其中的思想内容都来自墨子的主张。

可惜，美国总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没有真正贯彻落实。可以说：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就是战争的根源。

（5）和平的道路

墨子描绘的和平之路，一是理论上的，一是实践上的。理论上的和平之路，即从“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出发，“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只有这样，“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顺”。天下之人皆相爱，就可以达到“七不”的理想境地，从而制止攻伐的战争，实现社会的和谐。实践上的和平之路，是墨子设坛讲学，让他的弟子们周游诸国，用“兼爱”、“非攻”的理论，去说服诸侯们放弃侵略战争。有时候，为了制止一场攻战，墨子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亲自说服攻战的诸侯。“止楚攻宋”就是生动的例子。墨子还利用科学技术，发展了一整套的防御战系，这也是有效制止攻伐战争的措施。

墨子和他的弟子们，从爱利百姓的高度出发，极力反对攻伐之战，维护人间的和平生活。特别是为了实现“七不”的目标，他们死不旋踵，赴汤蹈刃，充分显示出墨家弟子崇高的人格力量和反对侵略战争的坚强决心和行动。

3.尚贤

不分贵贱唯才是举。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

“尚贤”就是选用人才尚贤，不论血缘与背景一律提拔有才能的人担任,并且给予相应的报酬,小至企业大至国家这都是一个发展的重要因素。墨子甚至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民主选举,以天下百姓选出圣人当国君,选出贤人担任三公辅助圣人治理国家。现今社会重人际关系,导致很多想办事的人没权力,有权力的人不办事，他这样明确地提出平民有平等参与政治管理的权利，在我国历史上还属首次。这无疑颠覆了贵族血统论，来反对世袭的贵族政治，形成“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机制。“尚贤者，政之本”。

4.尚同

尚同的意思是，上天“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智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立以为三公、万国诸侯，以至左右将军、大夫和乡里之长，社会成员自下而上尚同于天子之“义”；并且“上有过，规谏之”。社会成员的意愿层层上达，庶几天子及其以下的各级官吏按共同的“义”行事，上下一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兴利除弊，从而实现“天下治”。

并且，天子的行为是否合于天下之义，必须据其是否尚同于天。这就阻断了最高统治者自行又自断其政的可能性。“夫既尚同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则天灾将犹未止也。故当若夫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熟，六畜不遂，疾灾戾疫，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下之人之不尚同于天者也。”（皆见《尚同》）

墨子法哲学思想的独到之处在于：称天说鬼，主张法天而遵天法；提出“壹同天下之义”的法律起源论和秩序观；倡导“兼相爱，交相利”，追求普天之下的人类大同，废除等级差别。

尚同是与尚贤相辅而行的行政管理原则，墨子认为,政令不一,只能导致社会纷乱。尚同与尚贤一样,是"为政之本"。墨子的尚同思想是高度的集权主义,实施自上而下的控制与有效管理.它要求一切统一于上级,从组织系统的领导关系到思想意识,都要绝对地统一于上级,服从于上级,绝对不许反其道而行之。墨子认为，上下级关系要贯彻最高层意志的组织系统与组织原则,用这样的组织关系,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绝对领导与有效的逐级管理。

人的行为受思想意识支配,没有思想的统一,便不能有行动的一致。墨子主张"一同天下之义",把天下人的思想统一起来。墨子认为尚同是行政管理之根本,只要为政者对人民"疾爱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贵以导其前,明罚以率其后",举措适宜,就一定能统一全国上下的思想,实现民富国治。这就为“大一统”的帝国的出现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

5.天志

天志即天的意志。墨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天喜欢义，憎恶不义；天是爱利天下百姓的。也希望为政者顺应天意，爱利天下之百姓。也希望人们相互帮助、相互教导，反对人们相互攻击、相互敌视。可见，所谓天志实即是子墨子之志。

“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员，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

天子代天行政，天子爱利百姓，就是顺从天意，也就是以天的意志而行事。

6.明鬼

尊重前人智慧和经验。墨子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

7.非命

墨子在先秦思想家中第一个明确反对儒家的“命定论”，认为 “执有命是天下之大害”。主张人应该通过努力奋斗掌握自己的命运。

8.非乐

摆脱划分等级的礼乐束缚，废除繁琐奢靡的编钟制造和演奏。即反对当权贵族的“繁饰礼乐”和颓废淫荡的靡靡之音。古代音乐费时耗事，花费甚大，于国家并无生产的行为，乃无用之事。

9.节用

节用，是指天子节约民力以扩大生产，提倡节俭，反对奢侈享乐生活。物件只求实用不求华丽,吃饭只求吃饱和达到营养目的就够,不必吃得高档。街上许多辛勤的拾荒者要吃顿好饭都多么不容易,而一些人却能一餐吃上万块,还是用公款,饭茶非要吃剩一大半才叫有面子,才叫派头,买衣服一定要买最时尚的最流行的最名牌的。要是他们节省下来的钱能顺应天的意志去帮助有困难的人那多有意义啊。据说世界上最贵的数码产品,最名牌的服装,在我国的销量是最高的,许多追示时尚的人一年就换两三次手机。手机其实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打电话和发短信,信号收得好就已经很足够了,这功能那功能其实又有多少是常用的？在我国现在急速的发展,同时消耗能源非常大,也造成很大的浪费,又没做好环境保护,形势很不乐观。而且据绿色和平调查,按现在世界上这种开采的速度,地球的石油也只能开采多40年就完了。节用对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要学习的。

10.节葬

墨子是春秋时代的平民思想家，主张节葬薄葬。即节约财物，不把社会财富浪费在死人身上。儒家的厚葬耗钱财，守丧则需三年，三年过后人虚弱不堪，需要人扶才能起行，影响国家生产力，乃浪费之事。

他认为，厚葬有弊无利，害莫大焉。一方面指斥当时为人君者厚葬久丧不利于天下国家，一方面说明厚葬久丧并非先王的体制。墨子认为凡是仁义、孝子之人都应该尽心尽力使天下人贫穷的富有，寡少的众多，危险的安定，混乱的治理，因此四者是天下国家的大利。“厚养薄葬”，才是真正的孝道。于是墨子就其提出的厚葬久丧之害与丧葬之法。

（二）墨子的侠义思想

墨家与侠的生长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墨家对武侠现象进行了观察和研究，提出了完整的“任侠”观念和理论主张。《墨子·经上》曰：“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注曰：“谓任侠。”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侠”观念，指出任侠出身于“士”阶层，武侠是“士”的一部分，这是指侠的社会性质。墨子还精粹地概括了“任侠”精神的实质和内核——“损己而益所为”，也就是损己利人。接着，墨子进一步阐述了任侠精神的实践方式：“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这句话翻译出来是：干己身所厌恶的事来解放他人的急难。也就是要不顾一切地去扶危救困，为人解难，正是侠的行为准则。墨子对刚出现的武侠现象十分关注，并及时地对侠义精神与侠义行为作了系统的阐述，论证它们是合理的，这无疑给初生的尚在用生命和鲜血去探索行动宗旨的武侠提供了所急需的精神武器。可见，墨者对于武侠的出现是充满同情和好感的。  

墨家在性质上是一个非官方的学派组织，它并不附属哪个诸侯国，扶弱以抗强一直是墨家的本色。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墨家始终坚定地站在弱者一边，同情弱者，体现出一种侠义精神的境界。

墨家团体还收留了一些迹近武侠的人。例如被称为“东方之钜狡”的索卢参，由墨子的大弟子禽滑嫠收为及门弟子。又如好勇的武士屈将子“带剑危冠”去见墨子的另一名弟子胡非子。胡非子向屈将子阐述了勇武的真正含义。屈将子为之心折，“乃解长剑，释危冠，而请为弟子学”。这些记载的字里行间，保存了墨家对受迫害的侠士加以保护的记录。而部分侠的弃武就学，也给墨家输入了新鲜血液。

墨家文化如日中天的日子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如今留下的只是一部残缺不全的《墨子》和种种神秘的传说，但墨家的精神永远不会消亡，因为它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它将永远流传。

墨子认为“万事莫贵于义”，在遭受到不公正的欺凌时，则有必要进行合理的反抗。这使得墨家普遍讲求勇武自强，如陆贾《新语》所谓“墨子之门多勇士。”《淮南子•泰族训》里也说:“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墨家门派重侠义、轻死生的品格。对于此等态度，鲁迅显然也是颇为心仪的。鲁迅的叛逆性格有民族文化传统的功底，那就是先秦墨家质直严峻的殉道气概，其思想渊源当是墨家侠义思想。就鲁迅作品 《摩罗诗派》 中的人物形象而论，他们大多刚烈勇猛，侠肝义胆，雄强悲壮，命运多舛，为达理想，将生死置之度外。譬如，拜伦作品中的人物，“皆禀种种思，具种种行，或以不平而厌世，远离人群，宁与天地为侪偶，如哈洛尔特；或厌世至极，乃希灭亡，如曼弗列特；或被人天之楚毒，至于刻骨，乃咸希破坏，以复仇雠，如康拉德与卢希飞勒；或弃斥德义，蹇视淫游，以嘲弄社会，聊快其意，如堂祥。其非然者，则尊侠尚义，扶弱者而平不平，颠仆有力之蠢愚，虽获罪于全群无惧”。

鲁迅明确提出了“墨子之徒为侠”的命题并勾勒出了“侠”的变迁史，第一次将孔子与墨子的思想作了鲜明细致的区分：“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当然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鲁迅的侠义思想和古代墨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侠义精神的传统内涵，是见义勇为，除暴安良，侠义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为国为民，舍生取义，杀身成仁。鲁迅历史小说《铸剑》及作于1929年底的杂文《流氓的变迁》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铸剑》的主要情节之一是侠客宴之敖者为眉间尺报仇。他替人报仇、勇于献身的动机，不是为了博取“仗义”或“同情弱者”的美名，而是为了兼爱天下、解人困厄。如《铸剑》中的一段：“那么，你同情于我们孤儿寡妇？……” “唉，孩子，你再不要提这些受了污辱的名称。”他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

《铸剑》之复仇哲学的内涵决非单纯的“反抗强暴”的形态，鲁迅在融会古今中外价值的基础上，综合尼采、摩罗诗人拜伦和墨家“兼者”的思想气质，创造了自己的“侠义观”，经他传承的侠义精神，拓展了其的内涵，提升了侠义精神的思想境界，已非早期侠义精神的见义勇为，除暴安良，而发展为为国为民、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他的历史小说《非攻》就是一个明证。《非攻》描写了战国时代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非攻》中的墨子，是一个以民为本位的思想家的形象，作品写他衣衫槛褛，脐手服足，然而却又勇敢、机智，充满忘我的精神。《非攻》肯定了墨家学说并赞扬墨子的人格精神，从生活细节、事功经验、外交智慧、精神品质各方面作传神的“速写”，塑造一个“为万民兴利除害”、为制止不义的侵略战争、“勇于振世救弊”的仁、智、勇、信的侠义形象。

鲁迅思想中有很多来自中国传统墨家思想的内容。鲁迅思想中的坚韧与不妥协、正义与公平、民主与科学等内容与墨家的兼爱、平等、为民谋利的思想有许多一致性，同时鲁迅的墨学观创造性地转化墨家的兼爱、非攻、贵义等思想价值，与墨家学说保持了最为深厚的思想联系。

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鲁迅本人就是出现在20世纪中国的一位具有浓厚现代意识的墨家学派之真正传人。

（三）墨家的科技思想

先秦诸子中，墨家学派最重视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其科技思想在当时独领风骚。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这样评价墨家的科学技术成就：“完全信赖人类理性的墨家，明确奠定了在亚洲可以成为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的东西”。

1.墨家科技思想的来源

先秦诸子百家中，各家学派对于科学技术多持排斥的态度，而墨家则不然，墨家学派重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对应用技术的探讨，形成了丰富的科技思想。墨家科技思想是时代的产物，社会生产实践为墨家科技思想的沉淀提供了丰富的科学材料和直接的思想刺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历史大变革的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迅速，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的进步刺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冶金、农业和各种手工业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阶段。文化方面出现了由“学在官府”到“学在四夷”的文化大转移。一些具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王宫百工相继分散到各个诸侯国。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形成的由学者和工匠组成的墨家学派，具有学者和工匠两种知识传统，使得他们有条件对当时的手工业所积累的经验知识进行理论上的思考和总结，形成自己的科技思想。

墨家的科技思想，与墨子及其弟子丰富的科学实践活动分不开，体现了科学理论与科学实践的有机结合。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一身兼具经验家、技术家、工匠和科学理论家的素质和品格。他在力学、光学、数学、逻辑学等方面都进行过一定的研究，已经有意识地开展了一些科学观察和实验活动。墨子是手工机械制造的能手，会造车，善造守城器械，熟悉生产技术工艺，有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韩非子·外储说》记载墨子砍削做出的飞鹰飞上高空，几日不落。《墨子·公输篇》记载，公输班是当时制造器械的高手，但是在与墨子的比赛中却甘拜下风。墨家成员多为来自社会下层的手工业者，墨子和他的弟子经常参加各种劳动。墨子从世代相传的手工技艺中提炼出数学、力学、光学、机械学等方面的许多科学知识，总结出其中的规律，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2.墨家科技思想的主要内容

墨家的科技思想主要体现在《墨经》中。《墨经》由《墨子》一书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四篇组成，保存了墨家学派对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许多研究成果，反映了墨家的科技活动和实践，是研究墨家科技思想的重要依据。

墨家的科技思想，以生产实践为基础，以概念和理论分析为手段，既有浓厚的实践性、实用性，又有一定的抽象性和理论性。墨家科技思想的核心是“为天下兴利除害”，主张从有利于人民生产、生活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出发，研究利用自然法则。《墨经》总结了辘轳、滑车、车梯等器械的工作原理，提出利用杠杆、斜面移动重物，提高生产效率，减轻体力劳动。墨子说：“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墨家认为衡量手工技艺、发明创造的价值，是看其是否有利于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即所谓“功，利民也”（《经上》35条）。这突出地表现了墨家功利主义（利民）的科学价值观。在墨子看来，科学技术的一切发明创造，都是为了造福于民。与今天的转基因科学家的残害人民、毒害人民有天壤之别。

墨家的科学思想是建立在实验科学和科技实践的基础之上的。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中，不乏重大的科技发明，但是却缺少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探索和归纳的思维。墨家既能从实践中获得丰富的科学技术资料，又能对科学技术资料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并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引入实验的环节，如光学投影和成像实验、小孔成像实验，虽然比较粗糙，但表明墨家已建立了初具结构的科学活动过程。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就曾说：“墨家论知识，注重经验，注重推论。看《墨辩》中论光学和力学的诸条，可见墨家学者真能做许多实地实验。这是真正的科学精神，是墨学的贡献。”

墨家的科技思想与其巧传则求其故的命题联系在一起，对科技知识采取一种与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相似的态度。《经上》第96条说：“巧传则求其故。”巧传是世代相传的手工业技巧，求即求取，探究。求其故，是对世代相传的手工业技巧，询问为什么，揭示原因、本质和规律，从而将手工业技术上升到科学理论。这句话道出了墨家建构科学、形成理论的过程、方法和机制，说明墨家具有高度自觉的科技理论意识和科技思想。

面对变化的自然界和各种生产实践中的科学问题，墨子认为正确地描述其然，反映万物之然和探究其所以然是科学活动的基本目的、指向。墨家对自然现象的描述是基于对自然现象的反复观察而作出的客观记录。《墨经》中的每一条科学知识都有其立论依据，都用“说在……”的形式，阐明其所以然。这种对事物所以然的追索，必然能够促进研究的深入和科学的进步。墨家认为，人之所以能知，在于人具有认识能力，发挥这种能力，才能获知；强调只有感官与事物接触，再加上心的活动，对事物进行分析、比较，才能得到明确而深刻的认识。墨家坚持可知论，坚信人的认识能够把握物质的本质，通过熟悉事物的特性加以推导，便可以对未来作出科学的预测，达到以往知来，以知见隐。可见，摹物是墨家研究认识世界的一般形式和规律的学问，可以称为他们的科技认识论，由于规定了科学技术认识的目的和正确指向，使墨家的科学认识活动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3. 墨子的发明创造

史书记载中的墨子发明的云梯、滑车、连弩、可以旋转的连弩炮台转射机、藉车等机械可能是利用杠杆、轴、齿轮、绳索的弹性实现的机械工具，加上弓箭、火箭、燃烧的炭火、石块等作为武器。…… 

根据《墨子》中关于机关术的记载，当时墨家发明出来的机关器械有：

（1）连弩车 见于《墨子·备高临》。连弩车是一种置于城墙上可同时放出的大弩箭六十支，小弩箭无数的大型机械装置，需十个人驾驶，最为巧妙的是长为十尺的弩箭的箭尾用绳子系住，射出后能用辘轳迅速卷起收回。   

（2）转射机 见于《墨子·备城门》。转射机也是一种置于城墙上的大型发射机，机长六尺，由两人操纵，与连弩车不同的是转射机更为灵活，能够在一人射箭的同时由另一人将机座旋转。 

（3）藉车 见于《墨子·备城门》。藉车外部包铁，一部分埋在地下，是能够投射炭火的机器，由多人操纵用来防备敌方的攻城队。 

实际中的机关术显然不如游戏中那样神奇且令人惊叹，但以两千多年前的生产力，能够设计并制造出如此复杂的机械，也是相当的不容易。   

此外还有逻辑学等；墨子还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在力学、几何学、代数学、光学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是当代诸子所望尘莫及。墨家在科学上的成就为众多学者所称赞，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先秦唯墨子颇治科学”。历史学家杨向奎称“中国古代墨家的科技成就等于或超过整个古代希腊。

4.墨家科技思想的价值

墨家学派的科技思想，尽管现在看起来有些简单和粗糙，甚至还有缺陷，但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科技的认识还处在萌芽状态，作为先秦最为重视自然科学技术的学派，墨家的科学实践和科技思想有着重要的价值，堪称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的典范，对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墨经》蕴涵着丰富的自然科学思想和知识，梁启超评价说：“在吾国古籍中欲求与今世所谓科学精神相悬契者，《墨经》而已，《墨经》而已矣。”（梁启超《墨子校释》自序）

墨家丰富的科技思想，本应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可惜的是，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墨家的科技思想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扬，甚至屡遭排斥，导致兴盛一时的墨家科技思想逐渐湮没。墨家科技思想之所以没有能够在古代中国继承和发扬，原因是多方面的。墨家的科技思想是依附于墨家而存在的，其学派中绝，科技思想自然也会受到冷落。另外，中国社会在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儒家贵道贱器（“君子不器”），鄙视生产和科学技术。墨家科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的背离，也决定了其必将衰微的命运。从墨家科技思想本身来看，这些思想超越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缺乏社会基础，也导致其容易衰落。

（四）墨子的素质教育思想

素质教育是以全面提高人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人的主体性和主动精神，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素质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要达到让人正确面临和处理自身所处社会环境的一切事物和现象的目的。

墨子是个大教育家，是一位最早倡导素质教育的教育践行者。

墨家实施的素质教育，首先是对学生进行道德、理想教育，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教育思想，就蕴涵了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理念、准则与方法。他的“量力而行”、“因材施教”、“学思结合”和“学以致用”等原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大力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

墨家并不是出身于侠的武士团体，而主要是一个学术团体。他们所从事的是一般游士的共同事业：完成学业，然后四处游说，用自己的观点和辩才去影响诸侯各国，并争取出仕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建功立业。如墨子曾使其弟子耕柱子于楚，游高石子于卫，游公孙尚过于越，出曹公子于宋，使胜绰事齐国项子牛。很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味道。

其实，用后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形容墨家子弟并不为过。墨子的五个“家”里面就有一个“教育家”。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设有文、理、军、工等科的综合性平民学校，就是墨子约在其三十岁之前创办的。这个学校培养了大批人才，史称“弟子弥丰，充满天下”。  

1.墨子的品德教育观（“义”、“利”观）——“以德为先”，“身体力行”

墨子经过长时间艰苦的探索与实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生观，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兼爱中》)，实现“兼相爱、交相利”(同上)，国泰民安的理想社会。要实现这一崇高理想，教育就肩负着了重大的使命。墨子认为，教育是一种“为义”的活动。《墨子·尚贤下》篇说：“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然而，相比之下，“有道者劝以教人”比其它两种显得更重要。教育可以培育出有德之人，使人认识义的重要性。当人们意识行义不但能使自我受益，也可以给整个社会带来公义，那么人们也就会乐于从事行义的活动了。

 “义”、“利”观教育，是墨家学派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墨子·鲁问》记载，吴虑谓墨子曰：“义耳义耳，焉用言之哉？”墨子曰：“子之所谓义者，亦有力以助人，有财以分人乎？……而教天下以义乎，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这表示实行兼爱，即有力以助人，有财以分人，就是义举，就是仁爱。“义”与“利”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属于不同的范畴：“义”属于感情范畴，而“利”属于经济范畴，将二者划上等号看起来是不可思议，但墨子看来“义”与“利”二者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墨子言“义”，有明确的界定，曰：“义，利也。”义，就是利于他人，是做“好事”之意。何为“利”呢？曰：“利，所得而喜也。”意思是：“利”是得道好处而“喜悦”，“得利”者人人皆欢喜。在墨家看来，为百姓、国家做好事，就是“义”，百姓、国家得到了好处，就是“利”。

墨家劝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义”，其弟子在处世行为中，把行义看的重于一切，“万事莫贵于义”，墨家创始人墨子面对楚王的优封厚禄，不肯沽名钓誉，尸位素餐，不为五百里之封而动心，此“义”举被传为美谈。对墨家弟子更是要求用“义”来处理人们的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要求其在生死、贫富、亲疏面前，必须以“义”为原则做出选择，即谓：“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据《墨子·耕柱》记载：墨子使管黔敖推荐高石子去卫做官，卫国国君给高石子的俸禄很优厚，但由于卫君不用墨道，高石子谨记墨子“天下无道，仁义之士不应该处在厚禄位置”之训而返回，被墨子誉为“拒俸禄而追求义”的弟子。

人的一生只有一次生命，故世人倍加珍惜，但墨家弟子为“义”却可舍去一切。《墨子·大取》曰：“断指与断腕，利于天下，相若无择也，生死利若，一无择也。”意思是砍断指头和砍断手腕，如果二者利于天下相同，那就无所选择了。生和死，如果二者利于天下相同，那也就无所选择了。墨家这种贵义精神，既有平治天下的怀抱，也有大侠的义行，更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义勇为、舍己为人的勇于牺牲精神。这种精神多年来一直为世人所称颂，即使其反对者也不得不佩服。如孟子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庄子曰：“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才士也夫！”这种“道不行，不受其封，义不听，不处其朝”、刻苦力行、无私奉献、为国家和百姓之利勇于献身的精神，逐步融于墨家集团的深层结构之中，并在这个团体中薪火相传，代兴不辍，对国人品格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2.墨家的集体观、纪律观教育——“大公无私”，严以律己

墨家授课内容除文学、自然科学、军工科学等课程外，集体观念教育和组织纪律观念教育也是一项重要内容。墨家学派可以看作是最早的民间组织。它有明确的纲领，有严密的组织机构，有铁一般的组织纪律。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加强集体主义观念、组织纪律观念至关重要。因此，墨家教育弟子要正确认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个人要绝对服从墨家团体，要忠诚地为团体服务，自觉形成集体主义观念和情感，树立“大公无私”的理想，防止个人主义及自私自利思想的产生和影响，处处关心集体、热爱集体，树立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

《墨子·耕柱》记载，墨子推荐耕柱子到楚国做官，有几个弟子去探访他，耕柱子请吃饭每餐仅三升米，仅够吃饱，招待不优厚，这几个学生回来告诉墨子，说耕柱子在楚没有什么益处，可召他回来，墨子不相信。时过不久，耕柱子让人送回十镒黄金，并转告墨子：弟子不敢贪图财利，节省下的十镒黄金，请你安排使用。耕柱子的事迹表明墨家弟子大公无私，集体观很强。正是这种观念，增强了团体凝聚力，使墨家学派成为一个团结战斗、勤劳能干、克己奉公、纪律严明的团体，为先秦各派及各种势力所折服。

墨家严明的组织纪律观更是令世人称道。墨家团体改变“刑不上大夫”的传统观念，内部成员上自巨子，下至一般弟子都要遵守墨家法规。《吕氏春秋·去私篇》载，墨家巨子腹黄享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念腹黄享年迈且仅其一子而恕之。而腹黄享却秉行墨家“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之法规，不听惠王劝说而诛之。可见墨者严格执法，遵守组织纪律，将公平、道义置于亲属私情之上，这就是“以绳墨自矫”大义灭亲的典范。这种秉公执法、严于律己、任侠尚义的执法气概在当时确是鲜见。为此，吕不韦曾赞曰：“忍所私以行大义，巨子可谓公矣。”墨家门徒在巨子的言传身教下，都自觉养成良好的服从集体、自觉守纪的风尚，他们无论是在团体内部服务或在外边从事，无论是“农与工肆”之辈或是军政要员，都能牢记、坚守墨家法规，与团体保持着密切联系，定期向巨子汇报工作，自觉接受组织的考查。如弟子中侍楚的耕柱子，按照墨家不存私产的纪律，自觉将剩余的钱财送给墨子，作为团体的财产。上述事例表明，如果没有执行组织纪律的高度自觉性，就不能有这样的自觉行动。 

墨子主张教育要培养“贤士”，由于“贤士”的主要品德是“兼爱”，故亦称“兼士”。对于贤士，《墨子·尚贤上》曾提出过三条具体标准：“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即道德的要求、思维论辩的要求和知识技能的要求。知识技能的要求是为了使兼士们有兴利除害的实际能力，思维论辩的要求是为了“上说下教”，去向社会推行其“兼爱”主张。

在墨子看来，教育目的是为国家培养大量的“兼士”。墨子希望培养众多的兼士，以利于国家的统治与稳定。《尚贤上》篇记载：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意思是说，若国家拥有众多贤良人士，那么国家的治理就厚实、稳固；若国家拥有的贤良人士少，那么国家的治理就薄弱、动荡。因此国家的执权者的首要任务，是使贤良的人增多。如何使“贤良之士”亦即“兼士”增多呢?那只有通过良好的教育来培养了 。

墨子对其弟子施以严格的组织纪律教育，培养高尚的情操和优秀的道德品质，授予各种专门的知识和各种生产劳动的技能技巧，使他们在分工合作的原则下，各从事其所能，把他们培养成真正履行墨家道义，实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目的而行义的“兼士”。

3.墨子的因材施教观——“量力而行”，“因材施教”

墨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因人、因时、因事、因地的不同，而施于不同的教育。他要求弟子“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墨子·耕柱》）墨子根据教育对象素质的不同，挖掘弟子潜力，发挥弟子特长，分别给予教育。墨子不固守培育全才、通才的教育目的，而是贯彻执行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考察被教育者的具体情形，区别对待，使他们学有专长。墨子反对弟子不考虑自身的条件，随心所欲，盲目学习。有弟子欲学射击，墨子断然拒绝。

墨子在教学上根据学生接受能力的不同，分级教育。有的弟子感到不平，质疑墨子：“先生每次教我的都非常简单，而教给别人的却非常详细，这样做不是太偏心了。”墨子听了，语重心长的说：“假如你一天完成十个项目，而别人能完成一百项，这就说明你的接受能力比别人差一些，所以你必须由浅及深，循序渐进，最终能精通此门技术。假如和别人一样，教给你的太多，你就承受不了，日久天长你就会感到乏味，最终就会放弃，一技无成。你看我说的对吗？”这个弟子听了，顿时如拨云见日，想不到老师有这样周密的安排，令人佩服。

墨子因材施教的方法表现在根据教育对象的特长、爱好、性格的差异，施于不同的教育内容；根据教育对象的天赋资质或才能高低，予于不同的要求标准。墨子能够认识到弟子们的材资有不同并实施相应之教，这是他长期从事教育活动的结果。

4.墨子的平等教育观——“上说下教”，“农与工肆之人”

墨子认识到社会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王公大人”的领导作风和个人的好恶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要说服教育他们“尊天、事鬼、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非命、非乐、节用、节葬。”对“农与工肆之人”，进行教育，唤醒他们共同创造一个“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社会。墨子要唤起广大人民的觉悟，提高全社会人的素质，实现其崇高的社会理想。

墨子的教育思想突破了当时森严的等级教育制度界限，他期望挖掘出蕴藏在民众深处的力量来消除社会的不平等。墨子对待受教育者的态度自然与儒家不同。不看其出身门第，不查其所居职业，不分等级贵贱。故墨家弟子中多是“农与工肆之人”，这就冲破了儒家的“爱有差等”的教育思想，同时也打破了当时血缘宗法制的束缚，是对旧宗法制度的否定。墨子把教育范围、教育对象扩大化，有助于全方位地推动教育事业，也有助于消除长久存在的教育歧视、教育差别、剥削意识等许多不良的社会现象。

5.墨子的环境育人观——“染苍染黄”，“知善为善”

墨子非常注意环境的作用，子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以不慎也。”（《墨子·所染》）墨子看人染丝，感叹染料颜色变化，丝的颜色也随之改变。反反复复可以改变多次，他的寓意是不仅仅染丝如此，做人治国也是同样的道理!这和‘与善人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交，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有异曲同工之妙。成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之相同。也就是说，人的后天发展与他所处的环境和所接受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孟母三迁”的故事证明了这个观点是很正确的。同时，墨子认为只有加强好的教育，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培养合格的学生。

6.墨子理论联系实践的技能教育观——“知行合一”，“志功统一”

墨子出生在劳动人民家庭，在家人的言传身教下他从小乃至一生都热爱劳动，懂得劳动对培养人格的重大作用和伟大意义。因此，劳动技能教育在墨家教程中占有较大比重，要求“士虽有学，而行为本”，强调学以致用，述作并重，突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这种教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言信行果的处世原则，反对妄说空话。春秋战国之际，学术上百家争鸣，但也有个别学派及个别人以怪论投机，以空话欺人，对于这种不正之风，墨子非常厌恶，称他们是只讲空话的“蛤螟蛙蝇”。说：“蛤蟆蛙蝇日夜而鸣，舌干擗，然而不听。今鹤鸡时夜而鸣，天下振动。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时也。”教育弟子要适时而言，言之有用，切忌妄言，“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认为人有言论就应付诸行动，不能付诸行动的言论叫说空话。

墨家重言教，更重身教。墨子为行义宁拒五百里的书社之封，也不失信于众，做到言行一致，墨家弟子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墨家臣子孟胜在守阳城形势万分危急之时，其弟子劝其弃城撤走，孟胜却说：“受人之国，与人有符。今不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最后英勇战死，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这种千金一诺、已诺必诚的思想形成，中国民间强烈的守诺信用观念，这种观念不但成为正直之士的处世准则，也成为所有豪杰莽夫共同恪守的信条。

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寓知识于劳动创造之中。墨子推行“上说下教”，教导弟子必须 “强力从事”，重视技能，利民生财的教化。墨子以身作则，以言教人，身教重于言教，主张实践力行。劳动技能教育在墨家教程中占有很大比重，要求“士虽有学，而行为本”，强调学以致用，述作并重，突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寓知识于劳动创造之中。

《墨经》篇洋洋洒洒，精炼地传授了诸多科学知识、技能技巧，堪称为一部微型的古代百科全书。同时，也是墨子对弟子施行技能培养的例证。墨子强调任侠精神，并且墨家有勇有谋，各种各样的“专业人才”都有，为实现政治诉求而身体力行。墨子说：“志不强者智不达。”“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这些教学理论对于开发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强调理论与实践统一，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墨子强调“强力从事”，就是强调“行动力”，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执行力”。 他说：“士虽存学，而行为本焉。”但不轻视劳动，且身体力行，亲自动手制作。他能用三寸之木，瞬间削成能负千斤重的车辖；他创造的连弩之车、抛石机等更是当时军事上最先进的防御武器。毛泽东曾这样评价他：“墨子是劳动者，他是比孔子更高明的圣人，……他亲自动手做桌椅……。”这些实践制作使他既是一位知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一著名的能工巧匠。他将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的制作经验，毫不保留地传给弟子，其弟子不仅能讲善辩，而且理论联系实际，会干善干。如墨子训练弟子制造生产、军事两用的桔槔、辘轳、滑轮、车梯等机械工具或武器，同弟子一起进行本影、半影、球面镜成像、小孔成像等一系列光学实验，与弟子共同进行力学、声学等科学试验，通过这些实验与实践，既锻炼了弟子的实际操作技能，又为科学技术的研究发明做出了贡献。

墨家团体“强力从事”业绩巨大，这种业绩的取得，是与其素质教育分不开的，面对社会制度的大变革，墨家对教育进行了改革，首开了素质教育的先河，走在先秦诸家之前。杜国痒说：“先秦诸子，只有墨子是革命的。”正是因为实施了这种素质教育，墨家学派异军突起，成为当时独与儒学相抗衡的两大显学之一。正是实施了这种教育，提高了墨家弟子全面的素质，“能谈辩的谈辩，能说书的说书，能从事的从事”，人才荟萃，在救宋之时，三百余名德、才、智俱佳且善守城之技的墨家弟子召之即来。

随着历史的发展，墨学虽几起几落，但墨家的教育思想，尤其是素质教育思想已形成中华民族整体教育思想的体系。凡遇有制度变革，鼎新政治、改善经济之时，各种主张学说如汗牛充栋，但其间无不闪烁着墨子思想的光辉。梁启超曾这样评价：“墨子精神深入人心，至今不坠。”时至今日，它仍然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乃至中华民族的道德教育和人格培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7.墨子的全面教育观——“社会所需”，“各尽所能”

墨子在教育上根据社会分工的不同，分为农学、纺织学、手工学、机械学、建筑学、商业学、军学，涉及面非常广泛。只要社会需要的有用人才，他都去教育培养。

墨子非常重视教育，培养出来一批又一批的墨者，为传播墨学，兴利除害而“摩顶放踵”、“上说下教”。墨子教育的内容比较全面。除学习古代文献，如《诗》、《书》、《春秋》以及《墨经》。再“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根据学生的能力、爱好、特长分别教育，或学文，或学理，或学军工。所教学大体包括哲学、宗教、伦理、教育、天文、数学、物理、应用科学、军工科学、经济、外交等。

墨子的理想非常崇高——追求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作为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这在中国和人类几千年的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虽然实现起来确实不易，但却是完全有可能的。

如果人类社会果真能够按照墨子的设想，真正做到“兼爱”、“非攻”——“爱他人之国”如同爱自己的国家，“爱他人之家”如同爱自己的家，“爱他人”如同爱自己；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再有战争与利益的纷争了。

联合国应该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建立一个有权威的统一的地球王国。成立“联合国大学”，专门研究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为废除国界和国家做好准备。地球村已经形成，人类应该成为一个团结互爱的群体，而不允许任何的敌视和残杀行动，否则，以反人类罪行论处。

希望当今世界各国领导人，尤其是中国领导人能够认真学习并充分领会墨子的思想，并在联合国的统一领导下付诸行动。

历史的条件已经成熟，只要人类肯抛弃个人私利，抛弃党派纷争，抛弃国家的纠纷，把地球看作自己共同的“唯一的家园”，爱护地球就像爱护自己的“小家”，就像爱自己的“政党”，就像爱自己的“国家”，那么，真正的“大同社会”与“和谐社会”就会由“设想”变成现实，“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指日可待。

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不可能实现呢？因为资本主义奉行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既违反天道，又违反人道的。它把少数人压迫、削多数人推向了极致，严重违反了人类追求“平等、博爱、自由”的理想目标。它遭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的抵制与反抗。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是注定要灭亡的，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希望全世界各国的各个大学都来研究墨子的学说与思想，并广泛传播。当人类把墨子的思想和老子的思想真正用来指导自己行动的时候，就可以避免地球的毁灭与人类的灭亡，人类可以就真正做到和谐相处，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光明未来——“大同社会”。 

                              襄阳居士

                                  2010年1月11日初稿

                                  2011年1月26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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