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思维方式》（17）孔子思维方式的再细化之以人为本

《孔子的思维方式》　　

——研览儒、释、道、耶、穆、苏、第五项修炼……的共性、差异及其适用边界

第六章　孔子思维方式的再细化　　

今日关键词：以神为本、以人为本、孝、文化自信　　

第一节　以人为本

本书开篇，即大致介绍了孔子“仁义之道”的基本概貌，但也仅仅是就几个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概念所延展出来的框架性体系。现结合《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最原初经典以至孔子本身的言论中更为丰富的原滋原味内容，对上述框架性体系进行更为饱满的补充。　　

在补充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些孔子“仁义之道”之实践应用的基本社会历史背景，以避免有意无意间因时代背景、价值取向不同或忽略等生发的歧见而误人误己：　　

背景一，原始先民的自然崇拜、生殖和祖先崇拜、图腾崇拜以及伴随着的巫觋文化，在5000年前的地球人类生存时期是非常普遍的。《礼记·表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背景二，在上述文化影响下，殷商时期“殉制度”非常兴盛，典型如商王武丁王后之一的妇好墓就有16具包括小孩、青年陪葬者的骷髅；而殷墟祭祀场周边曾发现1228座祭祀坑，有近两千多个人牲。与孔子同时期的墨子，其《墨子·节葬下》：“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幅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稍晚于孔子的战国时期魏国人西门豹在邺地处理了一则家喻户晓的著名案例——“河伯娶妇”。　　

背景三，周朝除了因袭商代的种族血缘传统外，更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建立了以宗法家族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制度，也提出了诸如“天命靡常，唯德是辅”、“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思想。　　

由上述片段式的三组背景可管中窥豹：人类社会2500年前以至更早期最一般的生存状态和背景——神魔鬼怪舞翩跹；即便是现在，世界范围内相当多的人们依然迷失自己的现象也俯首即是。就是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不论是中国上古的黄帝等贤王，还是因着“十六字心传”、背景三以至“河伯娶妇”的处置……中国古代社会从思想上、制度上和日常生活上一直逐步实现着回归人的自身属性，其从“以神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换和过渡的线索是渐进的同时也是清晰坚定的。　　

从这个意义上，通观中国历史其书写起点是从建立了“十六字心传”的人文传统肇始的。所以，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需要提醒一点，“以人为本”区别于“以神为本”的关键点在于：　　

“人”是集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本质属性于一体、或者说“精神、肉体、社会关系”于一体、或者说“藏象生命系统和解剖生理系统”于一体的生命形态。尽管“神”在其间很重要也极其关键，但“人”不单纯是“神”本身。因此，如果单纯专注于“神”本身就会导致对人的另外两种属性的弱化以至忽视，那反倒是对本是一体化之“人”的严重割裂。　　

因此，所谓从“以神为本”向“以人为本”过渡的实质，是关注于如何使三项属性于一体的完整之“人”在其生存、发展与提升上得到有效落实，而非抛弃“神”或陷入单纯“神”及其来源的追求上。所以，在孔子那里对“神”持敬畏的态度。　　

而正是源于对上述一体化之人文传统的奠基，中国各代史家、思想家对历史上的各个人物事件的评判也基本循着天道人情的追求及落实与否而下结论的，其中以《春秋》《史记》尤为典型。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神”的因素或者其信仰在其社会生活中占主导作用越重越久，其历史记录或文献就越加匮乏保存下来也更难，即便有也是零零星星不成体系。因为这时的人及其社会是附属于神的甚至是为神而活的，神又是绝对权威且绝对不变的，所以可以讲述记载的故事本来也不多，且大多以“神话传说”为主，一定程度上使得如今的西方非常也不得不重视考古发掘以弥补文献上的不足；而中国社会早已脱离告别了神权或政教合一，一直以来就是以人本身及其社会生活为主流的，其描述或探讨的主题包含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本质属性的各个方面和层次，因此，其远古文献以及信史浩如烟海且延绵不绝，而且所记载的题材可谓是层出不穷，无孔不入。以至于强烈持欧洲中心论的黑格尔《历史哲学》，也因“历史乃是记载叙述，神话传说算不得历史”的前提，而不得不从东方世界的中国开始讲述。　　

显然，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社会心理惯性的反复和延续、社会总体的认知水平限制……决定了从“以神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换和过渡绝非是一朝一夕之功。而从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看，继承自尧舜禹的人文传统继续把人从“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弱化甚至消除不知其所以然而进入迷信桎梏之“神”在社会中的异化影响，依然是其时代众多社会发展矛盾中最为核心、最为基本也是常常最易被忽视的矛盾。　　

相比之下，其他诸如让现代人咬牙切齿的所谓阶级压迫、奴隶制、宗法制……倒是退居其次了。看看西方宗教改革之所以获得普遍赞誉，仅仅源于它对“神/上帝”的弱化、异化上有所突破，也即在人的自然属性和部分社会属性解放上有所突破（在本书第十三章将有详述）。而恰恰就是这么点儿突破，直接促成了诸如个人主义、新教信仰和宪政民主等等现如今很多人也还津津乐道、赞叹不已的文明成就。看来，关于文明程度高低的判定上东西方还是比较一致的，而所谓技术的提升、物质的丰富则是上述突破后的附带产物。　　

但，就此就把“神鬼”给一棍子打死、捅破么？首先，人类社会的心理惯性显然不可能实现180º疾风暴雨式的急转弯；其次，在社会平均的认知水平还不足以对神秘莫测的“神”“鬼”本质有所了解的情况下，彻底否定“神鬼”更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因而，针对人们当时不甚稳定的藏象系统出现奇异情况因不明了，而进入或盲从或迷信或恐惧的现实，明了“神”之来龙去脉的孔子在当时对“神”采取的态度，要么是存疑或规避，因为多说无益，说了也是徒增困惑；要么是敬畏，即便是敬畏也是基于回归人本身属性的敬畏。因此：　　

子不语：怪，力，乱，神。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则显然是最恰当和明智的态度。　　

除此之外，孔子及其弟子在进一步突破那个时代最主要矛盾，深化从“以神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变上，大力推行“仁义之道”。当然，也绝非是全面推进，在实际操作上，选择人们极容易理解、看得见、摸得着、操作起来又简单易行的血亲、人伦等社会关系作为切入点，而非大张旗鼓来势汹汹地打倒“鬼神”崇拜，则是再恰当不过了，连最高统治者都被冠以天的儿子——天子。在这种基本思路下，《论语》开篇两章：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很多人非常困惑《论语》编排者为何在全书的第一章还正在讲述劝学时，第二章就紧接着并异常突兀的把“孝悌”给拎了出来，还把它给定位为“为仁之本”。紧接着的第六章，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而且此后把众多涉及到人之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内容及其关系实现作为非常重要的内容编排入《论语》。现在回过头再去理解，我们清晰地看到，第一章劝学劝习所针对的内容就是前述所分析的“克己、为己、止己、止于义”。而作为一个几近完美的体系它要和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及其面临的首要任务联系起来——“为己”中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尚未具备部分的实现，才能够切实体现推动人类社会从“以神为本”实现向“以人为本”转变的作用。否则，那个劝学劝习也仅限于一个完美的理论体系罢了，至少孔子的弟子们在讨论编撰《论语》以及理解老师当期的关注点时他们意见是一致的。　　

正因为一直继承、深化甚至强化着自尧舜禹以来的人文传统，中国人早在几千年前就开始步入了“人之道”，而这个步入几乎是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揉进渗入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犄角旮旯，也即是说中国人很早以前就开始和已经在享受着“人”的生存状态而不自知。一贯的人文传统也使得中国社会对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关注更甚于对所谓“鬼神”或“天”的关注。那么，出现“可怜的中国人居然连宗教信仰都没有”“中国文化一直缺乏信仰、缺乏宗教精神”的局面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对哪种神的“意识形态”占主流也不是必然的狂热推崇，出现典型如“三教合一”的悬空寺这种文化现象，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即便是目前看来，也简直匪夷所思甚至连做梦都想象不到……因为那都是合乎人文传统的逻辑，在其普遍一神宗教背景下是无法理解的。至于出现“三教合一”这种情况，只能说明在宗教信仰方面中国人已经自由得无以复加，信不信，信哪种或哪几种，只要有利于深化“人之道”即可。一定程度上，“佛学”在中华大地上大行其道则源于它尤其有利于“克己”方法的深化。　　

对比完整继承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却以独裁和野蛮著称进而人性缺失的东罗马奴隶社会；自文艺复兴也才刚刚尝试着突破怎么形容其愚昧和黑暗都不过分的千年中世纪；自新教改革也才正式跌跌撞撞的从神权中挣脱出来；自启蒙运动也才刚刚摸到“人之道”门槛的欧洲，诸如伏尔泰、莱布尼茨、霍尔巴赫、卢梭、魁奈、歌德、狄德罗、赖克韦恩、克斯柰……表现出竟对事实上已经倒退了很多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生存状态的惊叹和追捧也就可以理解了，诸如康德、黑格尔、荣格……思想强烈受东方文化的启蒙也就更不足为怪了。　　

然而，孔子尽到了他那个时代他应承担的责任。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此后“人之道”继承者的社会实践，则把诸如“孝悌”尤其是“孝”为代表的很多东西推至无以复加的境地，让本应成为基本的、正常的甚或常规伦理之一也仅仅是之一的“孝”或“敬/尊老”几乎推崇成为唯一的评判依据——“其为仁之本与”。而在众多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中，有关人伦关系的阐述和规范更是作为一个主要部分去强调和宣传的。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元明清三代甚至变异出“二十四孝”、“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则为不孝”……的解读。岁月沧桑，其当期异常突出的矛盾或约束在时过境迁之后早已弱化，再把重点投向专注于此则已经是刻舟求剑了。就这个个案而言，则是严重违反了孔子关于“礼”有所“损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盛德”和“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如将不尽，与古为新”的教诲。　　

因此，重经典但不应唯经典。齐白石之言犹隆隆在耳：“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经典及其传承，那么同有子强调“孝”一样，其他经典也有其当期解决面临核心矛盾时的初始风格或侧重，但时过境迁之后，其自身的损益或维新也是必需的。否则，就是刻舟求剑了。　　

另外，重经典更也不可偏落。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本句可以这么理解，即便是夷狄之上流之君主，其如何西装革履地精心打扮、如何财富积累上令人咋舌、如何包装虚构炒作他们的人文、历史、政治甚或宗教，如何技术精巧船坚炮利所向披靡……也千万不要以为他的文明程度就比诸夏的一般民众甚至穷人高。此言绝非什么自我膨胀或民族主义之类的妄自贬低“夷狄”，也不存在任何种族或人种意义上的歧视成分，而是孔子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背后的人文进步实质，尤其对人性本质有着清醒认知后的客观评判（类似“唯女子和小人为难养也”之评，只是在描述一个事实）。　　

诸如在人文高度和积淀上要弱很多的蒙元满清入主中原、西方纯技术纯肌肉型的威逼利诱、挑拨离间、文过饰非、强取豪夺和血腥扩张……的后果已经不断的在验证着夫子的论断。因为文明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甚至于血统认同这样的次第如若逆反，就像是把解剖系统置于藏象系统之上，并加之其主体也跟着不进则退地自甘堕落，无疑是违天道逆人情的开倒车。　　

开倒车的结果，于是乎，就出现了近现代以来尤其当代，西方凭籍其当前巨大的物质文明成就及其自豪感优越感，当然非要把不甚究竟、似是而非的什么“自由”啊、“民主”啊、“人权”啊……之类自认为代表其最新甚或最先进文明成果的好东西塞给你，这时你若不接受，曾刚刚深受其益的他是绝对的震惊、困惑、不解以至愤怒。至于那些被震晕，失去人文自信者也加入到对华夏文明猛批以至悲悯的阵营当中，也是可以理解的。　　

总之，诸夏在人文传统上有很好很高的起点，期间或有中兴发达但汉唐之后大体上是走弱的；而西方在人文传统上历经文艺复兴、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这大约500年艰难甚或血腥的摸索却日益走向逃离蒙昧、步进文明的漫漫征程。只是，目前，西方走到了一个有待再突破的关口，东方则需随手掸掸落得满是灰尘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