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治，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正如毛主席的话并非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孔夫子的话亦然。毛泽东的这首诗，恰恰指出了孔夫子政治理想的缺憾所在，结合主贴的归纳，这句话，反映出毛泽东对孔夫子的辩证评价。这首诗的立意何在？在于中国政治历史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方面。孔夫子“从周”，以恢复西周封建制为己任，这是中央权力较小，地方权力较大的权力配置格局。封建制不仅不适应东周的社会实际、政治实际，而且，历史证明，已经不适应中国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实际。中国文化的第一个里程碑式人物非孔夫子莫属，而中国政治的第一个里程碑式人物很可能就是秦皇汉武。正是秦始皇开创了郡县制的中央集权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权力格局，这一权力格局保证了中国历史的统一的大局面。中国历史，难道不是毛泽东所说的“百代惰性秦政治”么？这不是事实么？后世儒家对于封建论还是郡县论多有争论，而其主流则是肯定郡县制，这是符合历史需求的认识。难道要把孔夫子的话由“凡是”掉而死掉么？
毛主席对孔夫子的思想认识是全面的，没有全盘否定，也没有全盘否定。其代表性的评价就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而作为第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集大成者，他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儒家的。而马克思主义是工业化时代的思想体系，儒学是农业时代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更加适合工业化过程中、民族独立过程中的中国，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么？毛泽东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其特征之一就是民族的，儒家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烙印，毛泽东肯定儒家的历史地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
天安门广场树立了孔子青铜雕像，从此以后，中国人的历史感会日益强烈。在天安门广场只有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和孔夫子的青铜雕像。这唯一以形象展现出来的两个历史人物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成为一个无比生动的问题，这是每一个漫步在两个高大形象之间的中国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主帖在试图对此有所回答。而那些自诩为儒家的网名，则肆无忌惮地表达着对毛泽东的诽谤。诽谤也罢，在两位历史伟人之间建立桥梁也罢，最有价值的还是提供史料，不是道听途说的野史。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既然已经伴随着孔子像的树立而空前凸显在中国人面前，历史学家很快就要纷纷作答了。姑且等着听他们的高论吧。
不过，那些自诩为儒家的网名对毛泽东的无知和敌视程度令人吃惊，令人鄙视。还有一点无须怀疑，毛泽东不仅是一代伟人，而且是执政党的一代领袖，是这个执政党后继者誓言要世世代代高举的旗帜。如果所谓的现代儒家对毛泽东的亵渎突破了执政党及其阶级基础的忍耐限度，如果果真如某些网名所想象的两人之间的对立达到不可并立的程度，被推倒的应该不会是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既然放言自己读过四书五经，写字就得有点君子的样子，哪怕装出个样子。如果色厉内荏，读者自然疑问：这四书五经读了也就这样子，何必去读？如果说四书五经是龙种，那么某些跟帖者的文字与虫豸别无二致。既然披上了张儒皮，总得让人看到儒家化性起伪的功用。巧言令色，鲜矣仁！一个宗旨于儒教的论坛，竟然成为疯狂谩骂毛泽东者的藏污纳垢的渊薮，可勘一叹。如果诸君果然要研究毛泽东与儒家的关系，除了儒家经典之外，有几本书是绕不开的：六卷本的《毛泽东传》；中*共史两卷；毛泽东年谱三卷；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十三卷。文集、选集就不必说了。该说的都说了。最后提示坛上愿意以儒家情怀修养自己的诸君一句话：与人为善。真正地读一读历史书，读一读毛泽东的书，杜绝“意必固我”地去读。从中寻找孔夫子与毛主席之间的线索。鉴别网络上的见闻。博施济众是为孔夫子尊为圣人的标志。1840年以来，是谁最大程度地接近了这圣人事业？这都是历史所能言说的。
毛泽东是怎样评价孔夫子的？
贾 陆 英
毛泽东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对孔子及其学说的基本态度是：既有肯定，又有批评，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推陈出新，古为今用。
五四运动前后，面对当时“尊孔读经”和“打倒孔家店”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思潮，毛泽东从不盲从，而是冷静思考，深入研究。
《毛泽东传》记载：1919年9月，毛泽东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将“孔子问题”列为研究问题之一。
1920年是毛泽东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关键一年。他在一封信中，明确地提出了西方文明必须与我国文明相结合的观点。他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这一重要观点，奠定了毛泽东一生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京赴上海，中途，他特意下车去游览了孔子的故乡---曲阜，还登了泰山。对孔子这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人，他仍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后来，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起这次孔子故乡之行，他说：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有一棵有名的树，相信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显然，此时的毛泽东不是一般的参观旅游，而是带着倾慕之心前来瞻仰的。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说：“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大会上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毛泽东品国学》第26页）。
1938年5月21日，毛泽东在抗大干部会上说：黑格尔是马克思的老师，此人似乎当了一世教员。我们中国的孔夫子起初做官，以后撤职，大概就是当教员当到死吧！我们要学习黑格尔，学习孔夫子。我们三四百人，可否出几个孔夫子，出几个黑格尔呢？又说：孔夫子是圣人，几千年只此一个（《毛泽东品国学》第26页）。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研究理论、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的任务。他在谈到研究历史时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页）“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提法，表达了毛泽东对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所占重要地位的一种肯定。《孔子评传》一书的匡亚明认为，毛泽东之所以挑选孔子作为研究历史的开始，第一是因为孔子是上古以来文化的集大成者，通过研究孔子，是从纵的方面追溯研究前代情况的一个最恰当的选择。第二是因为孔子在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中，无论在当时或后世，在国内或国外，都是影响最深最广的人物，通过研究孔子，是从横的方面研究诸子百家的一个最恰当的选择。匡亚明还回忆说：1942年，他在延安曾向毛泽东请教如何评价孔子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孔子生在二千多年以前，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但孔子毕竟是二千多年前的人物，他思想中有消极的东西，也有积极的东西。只能当作历史遗产，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当前革命运动来说，它是属于第二位的东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导革命运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其时重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方面正在大搞什么“尊孔读经”。他们靠孔夫子，我们靠马克思。要划清界限，旗帜鲜明。毛泽东又认为：当时对孔夫子，最好是暂时沉默，既不大搞批判，也不大搞赞扬。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重要思想。他说：“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0---701页）这些光辉思想，为我们正确对待孔子，正确对待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1943年6月28日，毛泽东在刘少奇一封信上的批语中写道：“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他明确地说：“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84页）
1944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坦因采访时说：“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应该“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91页）
从新中国成立直至“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对孔子依然是既有肯定，又有批评。
1954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杀，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毛泽东品国学》第27页）。
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谈到青年人胜过老年人时，列举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名人，其中就有孔子。他说：孔夫子在青年时也没有什么地位，当过吹鼓手，在人家办丧事时，给人家喊礼，后来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也是短期的。也还当过管钱的小官，相当于我们农业社的会计。他学了很多本领，颜渊是孔子的弟子，算个二等圣人，他死时才三十二岁（《毛泽东品国学》第27页）。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谈教育问题时，充分肯定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他说：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孔子的学问是从实践中自学得来的。孔子这个人爱说老实话，为此，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骂。同时他又指出，孔子办教育不重视生产劳动，这方面我们要想办法补足（《毛泽东品国学》第28页）。
1965年6月，毛泽东在《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直接引入《论语》中的原句而写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借以抒发时光在流逝，社会在进步，应奋发有为的豪情壮志，也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孔夫子其人其语的赏识之情。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毛泽东毕生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是他对中国革命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页）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它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相融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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