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思维方式》（53）两希文明在西方的延承之为神申辩（中）

《孔子的思维方式》　　

——研览儒、释、道、耶、穆、苏、第五项修炼……的共性、差异及其适用边界

第十三章　两希文明在西方的延承　　

今日关键词：精神助产，辩证，科学，智慧，科学精神，上山下乡，墨子的困境，爱国和为己，如何对待过或错　　

第一节　为神申辩（中）

具体如何操作“产婆术”从而为人的天性助产？　　

总体上，苏格拉底在谈话中专门找那些自以为有知识的人提问，不断地揭示其矛盾，不断地打破他们自傲、自满、自足的自以为是，直逼迫他们意识到自己原有的认知或价值判断实在是无知和肤浅，彻底清除人们心中的错误成见，以此使其认知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甚至突破。但这个深化或突破都是当事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而苏格拉底仅仅是引导者。就像助产婆只能帮助孕妇生孩子，而不能代替她生孩子，因此称之为精神的“助产术”。这个过程，也即是“辩证”这个方法和概念产生的最原始出处，也必须基于此才能界定清楚“辩证”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否则，就会掉入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逻辑陷阱。　　

在一般操作程序上，苏格拉底只是提问，也不预设任何前提，让对方自由回答，临场发挥，而苏格拉底的提问则顺着对方的言语逻辑进行引导，直至对方发现自相矛盾或者自己的肤浅等等。当然，这种方式对引导者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如果对象参差不齐或悟性不高或五毒俱深的话，往往会出现当事人稀里糊涂甚至不愿接受的现象。但这恰恰也是苏格拉底被指控“腐蚀青年人心灵”的一条罪证，毕竟教训完毕随即扬长而去符合他的一贯作风。而对人的言语逻辑研究，后来也发展成为西方哲学里的一个重要分支，即语言哲学。　　

当然，即便如苏格拉底式的“产婆术”，意欲使每个人在短时间内处于“明镜台”的状态也是极其困难的，更不用说达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境界了。柏拉图所著《理想国·第七卷·洞穴与光明》详细描述了这个过程是多么的曲折、痛苦和不易，而且作为引导者又是要有多么不一般的担待。因此，在实现“克己”上，一般而言，受众差异很大，欲速则不达，而要达到“无知也、空空如也”的境界更是如此。　　

　　需要提示一点，如果不清楚苏格拉底“产婆术”是为人们认知事物之前需要把既有认知彻底清空以避免认知陷入执着偏差的这个根本目的，也即在儒释道那里体现为“无知也、空空如也、一以贯之、一以穷之、中、一是以终、执一、抱一、无为、无争、无常、无我、涅槃……”等相同“克己”状态的描述，那么要理解肇始于苏格拉底的“辩证方法”之“辩证”概念以至后世的所谓“辩证法”，就会直接掉入若有若无之中了，且最多在黑格尔的正反合里打转，若持具相化的唯物哲学为背景的话，更是越辩证越迷糊。　　

　　相较之下，苏格拉底采取精神助产的根本目的即是要具备中庸之“中”——“喜怒哀乐之未发”或者“执中”这个大前提，也是“完善人类的天性”的首要工作。　　

如果说，在柏拉图那里对“克己”的本质层面尚有清晰认知的话，那么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论智慧》则基本上陷入基于“眼耳鼻舌身意”下的技术、知识和分析这类直观的具相化认知了，以此替代“神谕”，也为后世的唯物主义奠定了最一般的基础。一定程度上，柏拉图选择了约束条件较弱的“克己”之路，典型如柏拉图式爱情和哲人国王；而亚里士多德则走了约束条件较强的“克己”之路，也即是如今的“科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科学”可为“智慧”，只不过他在两者等同之前又加了一个大大的前提条件：　　

“一个有智慧的人要尽可能地通晓一切，且不是就个别而言的知识；其次，有智慧的人还要能够知道那些困难的、不易为人所知的事情（感觉是人皆尽有的，从而是容易的，算不得智慧）。在全部科学中，那更善于确切地传授各种原因的人，有更大的智慧。在各门科学中，那为着自身，为知识而求取的科学比那为后果而求取的科学，更加是智慧。”　　

　　如果切实按照亚里士多德对“科学及其智慧”的要求做，彻底发挥“眼耳鼻舌身意”之具相化认知的潜力。那么遵循“庸言庸行”的原则是必须的。也即，面对需要解决的问题，必然要有整体系统的高度和广度——“费、语大、鸢飞戾天、上察、察乎天、致广大、上律天时、溥博如天、浩浩其天”；也必须统察各个局部或有机组成部分的具体和细节——“隐、语小、鱼跃于渊、下察、察乎地、尽精微、下袭水土、渊泉如渊、渊渊其渊”。而这种“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或上下、或大小、或宏观微观、或显隐（微彰）的综合性统筹研究，在孔子那个时代的语系背景中称之为“执其两端”或“叩其两端而竭焉”。也即中庸之“庸”。如此，才能得“科学及其智慧”之所。　　

而针对这里“要尽可能地通晓一切，且不是就个别而言的知识”的首要标准和前提，不晓得现如今的所谓教授、专家、学者等高级知识分子该作何感想，似乎这些教授、专家、学者等高级知识分子较之懵懵懂懂的学生娃们更应该接受通识教育素质教育，更应该走出自己专业、专项、专门、专科……之狭窄的视野，更应该“为着自身，为知识而求取的科学”之纯粹而非功利，以此“慎独、孤寡不榖、未始学、封纷……”而“绝智弃辩”从而“绝学无忧”，获得“有智慧、有更大的智慧、更加是智慧……”之称。　　

历史并现实地看，文化大革命中，为解决诸如“主观、教条、经验、宗派、官僚、命令、山头、个人、脱离群众、资本、修正……”等等一系列“主义”（若苏格拉底碰到此情况，按其惯有的风格，是非得为该人实施精神助产不可的）的危害，毛泽东推行“以×为主，兼学×”的“上山下乡”参加劳动为典型方法的思想认知改造，倒不失为达成“通晓一切”或者“知道那些困难的、不易为人所知的事情”的一种有效渠道或选择。然而奇怪的是，针对经此后的见多识广磨心励志等自身综合素质能力的提升却从未见吵吵过，倒是唧唧歪歪、悲悲戚戚地硬挤出些“伤痕、苦难、坎坷、反思……”来，典型十足的占了大大的便宜还发嗲卖乖。　　

《尚书·无逸》开篇，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

那么，“科学”或“智慧”的根本目的为何？“科学精神”该如何发挥才称之为真正的“科学精神”？　　

《庄子·养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这句话中，“无近名，无近刑”，犹言要把世间所有具体的善或恶都详尽地赋予其名其刑，“殆已”，根本做不到，就像现如今的学术概念多如牛毛，也不见得能把一个对象给定义清楚；“缘督以为经”是提醒人们如何面对繁杂、细微、深奥之万事万物时的基本原则——探索、掌握并依据核心规律，该原则也是如何看待和掌握“科学”之智慧最为精辟的论述；而“保身、全生、养亲、尽年”则是对“科学”之为“科学”的最高追求或目的的高度概括，也是“科学精神”之为“科学精神”的最终归宿。

当然，由于近当代的西方科学对人之“命”究竟是什么依然处于懵懵懂懂的状态，所以，在对庄子这里“保身、全生、养亲、尽年”之追求的理解和体会上，“科学精神”更需处于“无知也、空空如也、一以贯之、一以穷之、中、一是以终、执一、抱一、无为、无争、无常、无我、涅槃……”状态，才能体现“科学精神”之为精神的实质，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否则，这样的“科学”绝不符合苏格拉底之“哲学”精髓要义，也无关苏格拉底定义的“完善人类的天性”之要求。　　

　　后学者，必须深刻理解苏格拉底的使命，并整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才能接近真正的“中庸之道”。　　

关于对自然、社会及其规律的科学研究，墨翟所著《墨子》一书中反映的物理学、几何学、逻辑学、数学等思想即便放到现如今也不落后。当然，《墨子·尚同》中所反映的民主基本原理和现代西方的民主思想也几无二致。……如今，《墨子》所反映的“科学、民主”思想几乎引起了很多被西方科学民主之现代巨大成就震撼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向往甚至推崇，亟呼大众予以关注，找回曾经的文化自信——其情之真，其意指切，实在无可厚非。然而，更为核心的问题却在于，墨翟可是一个非常“严重且典型彻底”的“有神论”者：　　

《墨子·天志》：“置天之，以为仪法。……‘帝谓文王，予怀明德，毋大声以色，毋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诰文王之以天志为法也，而顺帝之则也。……当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义之经也。”　　

《墨子·明鬼》：“逮至昔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诸侯力正，是以存夫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长贞良也，正长之不强于听治，贱人之不强于从事也……皆以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　　

——也即是说，墨子信“天志”举“鬼神”，但同时依“耳目之实”探索自然规律。那么，对一个信神的大科学家墨翟而言，其最大的追求是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因此，墨翟及其后学必然面临着一个欲以实验或实证贯通并明晰“神学和科学”的难题。坦率的说，即便量子理论并高科技手段，其对“鬼神”的认知尚还处于摸索门槛在哪儿的阶段（典型如中医经络，“现代高科技”面对如此古老“落后”的存在之物却竟表现得无可奈何一筹莫展，是不是该反思反思自己的合理性以及究竟是谁在“落后”的时候了）。如此，在手段工具方法极其有限的那个时代，其内在互证并贯通的困境和难度可想而知，仅就这一点而言，其学说的传承、推广、应用亦可想而知。更何况，还有不究竟的儒释道之后世强势，也一定程度上造成《墨子》被湮没在主流的视野之外，既可叹又可惜。　　

相较之下，亚里士多德唯物、科学和民主理念的命运并不比墨翟心物兼具的科学尚同尚贤强多少，其在西方的真正萌动、传承和兴起几乎是西元十七世纪笛卡尔以后的事了，中世纪的欧洲对古希腊文明基本没啥概念，倒是受惠于犹太和伊斯兰文明的文化滋润更多一些。至于中国唐、宋尤其明代，即便出现了诸如《天工开物》、《梦溪笔谈》、《本草纲目》、四大发明、农业水利、建筑法式、天文历法、祖率……却为何没有在所谓类似西方科学体系上取得中兴？或称李约瑟难题，恭请读者回顾一下本书第七章“大学之道的特点和影响”中所述。　　

　　如此，现如今倡导墨学的人士，如若情真意切地想弘扬《墨子》，建议在融通“神学和科学”上多做一些探索和研究工作，这样的话，墨学才会发扬光大。要是能用独创的科学手段和方法把“鬼神”给人类展示展示的话，善莫大焉！墨翟做梦可都想实现这个梦想呢。估计发给该贤者100个诺贝尔奖都不过分。如若单纯甚或选择性地把眼光放在“科学和民主”上，那是严重降低了墨翟思想追求的精髓和高度呢。　　

第三，在持“自知无知”的态度，有了正确的认知和判断后，如何才是真正的“出于高度原则性和爱国热情”？　　

“忒提斯的儿子宁死也不愿受辱？他渴望杀死赫克托耳，但他的身为女神的母亲这样警告他：‘我的儿子，如果你要为至友帕特罗克洛斯之死复仇杀死赫克托耳，你也会因此而丧生，赫克托耳死后，厄运就会降临。’即便听到这样的警告，由于不愿忍辱偷生而要为朋友复仇，他蔑视死亡和危险。他说：‘让我为朋友复仇后立即去死吧，这胜似躲在战船上受人耻笑，成为大地的负担。”　　

“尊敬的陪审员们，这一故事的真谛是，一个人只要找到了他在生活中的位置，无论这是出于对自己有利还是出于服从命令，我相信为了荣誉，他会正视危险，不惜付出生命和一切。”　　

“尊敬的陪审员们，当初你们选出的官员们命令我去波提代亚、阿姆菲波利斯或得利乌谟的某一岗位，我也像别人一样坚守岗位正视死亡，然而后来，我确信神指派我的职责是度过爱智的一生，检查我自己和他人，如果我由于惧死或怕担其他的风险而放弃神所委派的职责，这将极大地违背我的本性。”　　

“不论是神还是人，做坏事或者不服从上司都是邪恶和可耻的。”　　

“如果我宣称我比周围的人明智，那是因为我自觉意识到我不具备阴间的任何知识；我所具备的这一点就是我高于众人的本质所在。”　　

——包括苏格拉底引用的这段故事在内的几段庭前陈词，所表达的内涵和实质，就是一再强调在“完善人类的天性”之时，如何“完善社会的性质”，而且这两种完善是同步的互为条件进行的。这里的“完善”是指“不愿忍辱偷生；找到了他在生活中的位置；坚守岗位正视死亡；度过爱智的一生，检查我自己和他人；做好事；服从上司；神所委派的职责”。　　

也即，一个人必须要勇于担当和切实履行自己的社会角色——生活中的位置、某一岗位等，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忠孝悌义，一个人的社会角色不是单一的，而是集众多角色于一体的。去满足自己本具的社会属性的内在要求，做到了，就是“出于高度原则性和爱国热情”，简化一点，角色担当即体现高度的爱国热情，同时也体现了“高度原则性”。例如：是战士，就要把保家卫国的角色履行好；是将军，就要把指挥运作的责任实施得当；是统帅，就要把运筹帷幄的意志体现出来……直至“群龙无首，吉”。因为履行或担当这些角色，是“神所委派的职责”，否则，“这将极大地违背我的本性”，“才真正是不信神和违背神谕的”，“这种无知，即以不知为知，是最糟糕的无知”。　　

至此，针对近现代以来，究竟何为“爱国主义”，如何体现并做到“爱国”……概念的原创者苏格拉底已说得很直白了，因为简单得实在很好理解，“爱国”就是“为己”下的社会角色担当或责任履行。所以，后来者应该不会再有虚无缥缈之惑而幡然醒悟了，至于动辄拿“爱国”上纲上线之徒也更应该幡然悔悟了。　　

在这里，苏格拉底把“完善人类的天性”——“克己”和“完善社会的性质”——“为己”统一了起来。总之，必须回到“克己、为己、止己、止于义”这个关于“人之道”最基本的方法论上去，如此，才能看透苏格拉底所指“哲学”的究竟。当然，“完善人类的天性”和“完善社会的性质”，既然是“完善”，那么这期间总是有一个过程的，具体到每个个体也有各自的提升进程，因此经历一些曲折甚至错误也在所难免。针对这种情况，苏格拉底说：　　

“人可以犯错，但是不可犯同一个错。”　　

“没有人想犯错误，之所以会犯，乃是他的无知。我们要学会去关怀他、宽恕他，以及一身作则地去感化他，而不是去发怒，生气，讨厌和打击他，否则我们就和他们一样，同样是无知的人，因为我们也犯下了无知的错误。”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子曰：“过而不改，是为过也。”“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遗憾的是，夫子弟子三千，也只有一个颜回达此高度啊。　　

需要提示一点：过，主要是指对事物没有清晰认知或根本就不晓得自己已经介入下的误犯，无意为之的失误成分更强；错，主要是指行为和客观实际的要求相抵牾时的舛误，有意为之的故犯味道更浓。二者不可混淆，否则，想当然地基于夫子之言去为人处世，就是典型的没原则甚至纵容过错了。　　

至此，可以把这部分的“辩护”内容作为“第二部分”。同“克己、为己、止己、止于义”这个“仁义之道”相比较，苏格拉底是在阐述“克己”和“为己”的内在关系及其一致性，尤其是“为己”下社会属性和本质属性的完善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