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读者在《博客中国》就《基督教善恶的绝对性》一文给我留言，说“本文硬伤在于：把真理说成了理论，把真理的本体臆想成‘托词’，不过对无神论者来说，也算是有思想的了。”这个留言者是以基督教徒信仰的思想立场，对我批评。
为什么要引述这段留言，因为在我的文章中，经常出现“绝对性”的概念，有些读者问我“绝对性”作何理解？现在正好以上述读者评论的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
上述评论，是批评我把基督教“真理”说成是基督教“理论”，把善的上帝“本体”说成是善的上帝“托词”。站在基督教神学的立场，这种批评一针见血。
这个批评实际上指出，我的文章是自相矛盾，既然认为基督教善恶价值观是绝对的认识，那么绝对的认识应该是“真理”，而不是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理论”；既然善是绝对的，那么善的载体上帝是真实的本体，而绝不是托词。站在基督教立场，这种批评十分正确。
这种批评，就是“绝对性”思维的生动事例。
“绝对性”就是如同不言自明的公理，是确定无疑。绝对性是相对于相对性而言，所谓相对性，也就是不确定性。
那么什么存在是绝对性的，什么存在又是相对性的？
相对性的存在，就是物质的存在，就是人们的日常物质生活。比如，人们日常思维充满着不确定，因为日常生活是功利物质性的，物质的特点就是变化无常，就是老子的思想有无相生和无为无不为，因此，关于物质生活的理论都是相对的不确定的。老子的思想，可以说是一种典型认识。
绝对性的存在，是一种精神的存在，精神和有限的物质不一样，它在时间空间上是无限的，比如在时间上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这种无限性，就赋予精神永恒性、绝对性。
但是，不是任何精神都具有这种无限性，比如个人依附于物质的精神，随着物质的毁灭，随着人的物质生命的结束，依附其上的精神也不复存在，这种精神可以归为物质性精神，物质性精神不具有绝对性。
脱离物质性的精神，即纯粹的精神才具有绝对性，比如善的精神，如若是功利性的，善就不完美，善就会有排他性，善就不是纯粹的善，善就等同于物质占有，善脱离了功利目的，善才能成为无条件的善，完美的善，绝对的善，基督教爱你的仇敌的善，就是善的绝对性。
绝对性、完美性、普遍性、永恒性，四位一体，彼此不分。
有了精神的绝对性，人类生命意义就寻找到了平衡。
人类生命的物质相对性精神是与生俱来，不教自会，但是绝对精神（纯粹精神）是要靠自我认识。
西方自古有一句最重要的格言：“人，认识你自己！”其意义可以理解为：人的终极意义是去认识一种绝对精神。
因为，人既然具有超脱物质性存在自我意识，那么绝对的自我意识必然会去寻求它的同类，即绝对的永恒的存在，追求到这种永恒存在，将精神灵魂托付给永恒的存在，人的生命便因为自我意识而具有了绝对的永恒的意义。
人的精神物质性，使人不能脱离动物的本能；人的精神脱离物质的绝对性，则使人脱离动物的水平，使人具有上帝的属性，使人成为高贵的万物之灵，使人能够无愧于人的称号。
因此说，人只有具有绝对精神，即具有信仰精神，人才是精神平衡的，健全的，人类社会才是两条腿平衡的走路。
如若社会没有绝对精神的信仰，就如同人只能依靠一条腿走路，社会因此经常是左右摇摆和走极端，中国文化就是这种状况，因此为什么中国古代在发展停滞的情况下，社会还经常性的大幅度震荡，周而复始。
中国这种政治文化情况，也是孔子中庸之道产生的根本原因。
因为中国文化和任何人类文化一样，也需要精神平衡，中国文化没有绝对精神信仰和物质性精神对抗和平衡，孔子就创造了世俗文化性质的中庸之道思想，来帮助中国文化的两种精神的平衡，因此中庸之道文化的产生是实属必然，没有孔子高举，也会有其他圣人高举这种文化思想。
但是中庸之道思想，毕竟只能立足于中国世俗权力的基础上，而用世俗的思想价值来对抗世俗政治的文化矛盾，必然是甘拜下风，是十分的力不从心和无济于事，这就是孔子中庸之道思想，在中国也是“挂羊头，卖狗肉”尴尬的成为徒有虚名的根本原因。
孔子、朱熹等认为，中国文化的至德、中国文化的最高明之处，就是中庸之道文化，但是中国文化事实上永远做不到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永远是停留在口头上，中国文化的实际内容，是反中庸之道的等级压迫极端文化一再大行其道，势不可挡。
最后再解释一点：绝对性精神文化，在中国很容易被误解，很多人认为，绝对性就是一种片面性，这种错误认识，就如同错把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理解为自私自利之心，其实，它们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不同概念内涵，但是由于中国历史文化中没有绝对神圣精神的普遍性信仰，没有个人人权的价值观，因此发生这种浅度文化误会也很自然，这需要从文化的根本上提高认识，才能区别，本文就不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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