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an-Léon Gérôme，开罗的礼拜者)
前言
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Edward. W. Said)作为一个出生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裔学者，长期活跃在西方的话语舞台上，开创了后殖民时代的文学批评理论，他甚至投身巴勒斯坦的政治运动，践行他的东方理想。在《东方学》中，他从历史的角度详细梳理了西方的东方学传统，尤其是其中上承下继的谱系延伸，这是一本关于话语，权力和文化的著作。这部书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不仅仅依赖强力的政治力量，更是借助了文化、思想与学术这些不为人知的手段在西方内部建构了“东方”。这一“东方”被剥夺了主体意识，只是作为了服务于西方意志的，取悦于西方审美情绪的客体存在——它是被杜撰出来的。一方面，在现实层面，整个世界被变成了以“西方”为中心， “其他”为附属的原料提供地和商品倾销地;另一方面，西方在意识层面重组了一切的话语权力，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摧毁他者文化，推行纯西方化的文化价值标准，西方对他者的(东方)社会按照自己的需要理解，解说，建构和重塑，东方千姿百态，难以言尽的存在被变成了文本化、符号化的过程。东方学成了西方控制东方的无形工具。本文研究了西方如何在本质主义的立场上建构东方，获得文化和话语上的权力，并简要论述我们该如何对待全球化的浪潮，该如何阐释自身的文化传统，该如何保持人类文明的多元化和生命力，这些，都从萨义德带给我们的启示出发。
一、东方在哪里
谈及“东方”，首先我们会意识到这是一个地理概念：与西方相对而言的即是东方，统括了除欧美以外的世界，一定程度上，东方甚至是第三世界的代名词。但是，阅读《东方学》后，我们发现，事情远非如此简单。萨义德明确告诉我们，“东方不是东方”，前者“东方”是被西方话语建构起来的，被政治权力投射出来的《东方学》里的“东方”，后者“东方”才是我们理解的地理意义上的东方。也就是说，“东方”在《东方学》里，只不过是一个被西方的东方学家人为建构出来的一种想象，一种幻想，一种实体，这个“东方”广泛存在于西方的学术著作、文学作品、新闻报道、政论、游记、宗教和语言学著作等各种文本中，是西方真实权力运作出来的更为隐蔽的话语权力。所以说，东方不是东方，是“东方化”的东方。
现实的东方，在西方的认识中，化为近东和远东，近东是西方直接面对的伊斯兰文化圈，埃及是主要代表。远东是儒家文化圈，中日是最重要的成员。从历史上来看，以二战为界限，前期的东方学研究的大舞台存在于英法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中，主要的对象是近东;后期的东方学研究则转战至美国，主要对象是中日，然后逐渐染指到整个东方范围，英法美共同唱了一出大戏，前仆后继，颇为壮观。
关于“东方学”的表述，萨义德赋予其彼此相关的三种含义。首先，“最易于为人所接受的是其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学科的含义，这一称谓的确仍然用于许多学术机构中。任何教授东方、书写东方或研究东方的人——不管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还是语言学家，无论面对的是具体的还是一般的问题——都是‘东方学家’(Orientalist)，他或她所做的事情就是‘东方学’。” [1]这样一来，东方成为了东方学家书写的对象，东方被东方学家所书写。也就可以设想，东方成为了客体，它被动地接受着西方的打量，观察，描写，研究，甚至是话语的殖民，同时，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西方，东方学家们的西方，也就天然得到了主体地位，拥有了不可思议的权力。“东方被表述为僵化停滞，一成不变，需要别人对其加以考察，甚至需要别人提供有关自身的知识” 。 [2]东方学家还提供了大量诸如此类的东方的形象符号，我们可以在《东方学》中随手翻阅到：东方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东方是未被开化的，野蛮的，好斗的，抵制和平的，没有理性的，东方的专制政体，东方的壮丽，东方的残酷(西方人固执地认为中国人把猫肉，狗肉当作食物是普遍现象)，东方的纵欲，东方的猜疑，而与这些符号对应的形象，东方学家自然涂画到了西方的身上。在东方学家的眼中，东方这个被认识的客体成为了一种不能开口说话的“他者”——只有被西方的框架框量，只有东方学家能够表述。在此概念上，萨义德认为东方学家文本中的东方不是东方存在的真实呈现，不是经验出来的，而是一种文化构想，一种权力实践。
再者，东方学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关于东方的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缺少批判，狭隘自私。一定程度上，萨义德的《东方学》就是对这种思维方式进行的解构。“有大量的作家，其中包括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以及帝国的行政官员，接受了这一东方/西方的区分，并将其作为建构与东方，东方的人民，习俗，‘心性’(mind)和命运等有关理论、诗歌、小说、社会分析和政治论说的出发点。” [3]“心性”这种专断的词语在《东方学》中频繁出现，说明东方学家对东方的本质性的概括认识是多么的根深蒂固!这些东方学家从不描写东方与西方共同的价值，而是从西方与东方的差异出发，去构建东方和东方人的本质化，定型化和没有丝毫多元个性的概念，这种本质化主义认识上的固执，不仅导致了东方学家的集体无知，更滋长了他们的傲慢——东方是这样的，东方人是这样的，所有的东方和东方人都是这样的。“东方被描写为一种供人评判的东西(如同在法庭上一样)，一种供人研究和描写的东西(如同在教学大纲中的一样)，一种起惩戒作用的东西(如同在动物学教科书中一样)” [4]，这种二元对立的认识方法毫无疑问强化了西方的主体意识，西方的主体意识又演变为一种中心主义的判断，“他者”概念也就浮现出来。于是，东方成为了西方集体晚宴上的食物，他们各取所需，他们评价是否可口美味，东方学家还在一旁指指点点，喋喋不休。这种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维成见如出一辙。
最后，东方学是一种话语机制。是一种对东方形成的话语权力。“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 [5]在这个层面的概念中，萨义德引入福柯的话语观念来考察东方学这一庞大的学科体系。“话语”原本是一个语言学上的术语，后来对其它的社会学科产生了深入的影响，它指的是连贯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外在成符号和声音的共同体。福柯认为话语并不是传播信息的载体，而是在传播过程中具有主动的，积极建构作用的权力。这种建构体现了建构者和被建构者之间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即一种权力关系。所以说，作为话语的知识不再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而成为了一种权力的外在形式，也就是说话语就是权力，知识就是权力，知识成为了一种待批判的力量。“最首要的，它(东方学)是一种话语，这一话语与粗俗的政治权力决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而是在与不同形式的权力进行不均衡交换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并且存在于这一交换过程之中，其发展与演变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制于其与政治权力(比如殖民机构或帝国政府机构)、学术权力(比如比较语言学、比较解剖学或任何形式的现代政治学这类起支配作用的学科)、文化权力(比如处于正统和经典地位的趣味、文本和价值)、道德权力(比如‘我们’做什么和‘他们’不能做什么或不能像‘我们’一样地理解这类观念)之间的交换。” [6]所以说，东方学本身就是西方各种政治学术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西方政治和文化的现实，它与真实的东方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与西方自己的世界关系密切。东方就是一个任由西方打扮的小姑娘，这个小姑娘还未曾接触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东方学的这三层概念是逐渐内化出来的，更是三种可以经验到的现实。东方的学术研究，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西方得天独厚的话语权都在强化着这种二元对立，东方学家没能令东方和西方越来越近，而是相反的，越来越远。“因此,表面看起来充满异域风情的东方学实际上与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控制息息相关。东方学暗含了政治权利，是服务于西方社会的一套话语系统。于是乎，东方学家们开始按照西方的需要大肆‘编写’东方神话。” [7]东方主义不仅为西方的各种学术，西方社会的各个阶层人士认识东方提供着框架，更提供着为理解这种腔调所需要的整体语境，散布在那些声称是自由知识的领域，散布在那些声称是真实的，客观的新闻报道中，不一而足。东方，西方欲望对象的东方，悄无声息的东方，到底该如何是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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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2][3][4][5][6]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页、第396页、第4页、第50页、第4页、第16页。
[7]孙延瑞:《从〈东方学〉看“东方不是东方”》，《枣庄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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