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980年代开始深刻影响台湾思想界的西方现代性和后现代理论表示怀疑，认为这些思想的涌现恰恰体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危机。而台湾思想界却不亦乐乎地“代理”这些理论，以图解决台湾问题，是更加的让人怀疑。
从七十年代后半期开始，西方思想界逐渐产生变化。在前一个阶段居于主流地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似乎已过了高潮，而为另一股趋势所取代。这一新趋势本身也非常复杂，无法以一个单纯而统一的名词来加以指称。不过，在众多的讨论之中，我们逐渐会发现一些要点;而在这些要点之中，“现代性”(Modernity)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无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到少我们可以说，谁要认识西方八十年代的思想潮流，谁就要注意到“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及其相关问题。
从历史的、巨视的观点来看，有关“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其实是近数百年来西方人对于自己历史命运思索的一个新的转折。我们当然可以把卷帙浩繁的有关着作，加以厘清，加以归纳，因而把“现代性”的种种看法，分成种种类型。但是，在我们做了这许多辛苦的工作，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知识以后，也许我们还不能明白，西方人“为什么”要在八十年代讨论这些问题，而在这些讨论之中所呈现出来的种种看法又具有什么“意义”。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历史的、巨视的观点对我们会有极大的帮助。因此，在本文里，我想把有关“现代性”的“故事”追溯到较早的文艺复兴时代;想透过极粗略的历史回顾，来突显出“现代性”问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特殊意义。
人文主义理想的演变
何谓“现代性”?用马歇尔.柏尔曼(Marshall Berman)的话来说，“现代性”是一种特殊的经验模式──有关时空意识、有关自我与他人，以及生活的可能性和危机感的经验模式。也就是说，“现代性”是指现代人在现代世界所感受到的特殊的经验模式。现代人生活在“现代”之中，认识到“现代”是不同于以前任何时代的一个特殊时代;生活在这一特殊时代的人，有他们特殊的历史条件与历史命运;“现代性”就是对于这一切经验的总反省，是要对“现代经验”作一个整体性的“界定”。
从理论上来讲，自从人类具有“时间意识”以后，任何时代的人都可能会有一种感受，即：他是生活在一个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时代。不过，据德国文学理论家姚斯(Hans Roert Jauss)的研究，以modern一词来指称自己的时代，以别于过去，始自于五世纪后期;因为那时基督教已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这跟以前的异教时代是截然不同的。此后，凡是想把自己的时代独特化，以便和以往的历史区别的，即称自己的时代为modern。
但是，就西方的历史而言，modern一词逐渐取得特定的意义，而变成是和ancient、medieval鼎足而叁的阶段，如一般人所知，这里的modern指的是，文艺复兴以后的时代。这种意识的modern，一直延续到现在。从这一历史的分期我们就可以知道，由modern所产生的modernity的问题，实际上从文艺复兴的时代就已开始。
就历史的(特别是文化史的)回顾的眼光来看，文艺复兴以降这一长期的、不间断的“现代史”，还可以细分为叁个阶段。从文艺复兴到十七世纪末的“今古之争”(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是一个阶段;从“今古之争”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象征主义为先锋的现代主义(Modernism)的兴起，是另一个阶段;现代主义产生以后，又是一个阶段。以最简化的方式来说，第一个阶段是modernity的萌芽，第二个阶段modernity发展到颠峯，到第叁个阶段，modernity受到严重的挑战，引起种种的反省。
文艺复兴的基本主题是：“人”的发现。在中世纪，以基督教思想为主导的文化体系，把神和天堂作为重心，而将尘世中的人附属于其下。这种天上“指引”地上的经验模式，在历史进入文艺复兴以后，开始受到挑战。文艺复兴是要把“人”从“神”的护持之下解放出来，并赋予“人”本身的能力与价值。也就是说，在基督教的思想里，“人”的价值不能独立于“神”之外，文艺复兴则正是要肯定“人”本身的独立价值。这就是一般所谓的“人文主义”(或称“人本主义”)。
但是，在基督教长期统治之后，当人们开始要去追求“人文主义”的生活经验(亦即“现代性”)时，他们除了自己去摸索与冒险之外，他们还要过去的历史经验来作为指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发现了未被基督教宰制以前的希腊罗马文化，亦即“古代”文化。在古代文化中，他们看到真正的“人”，自由的“人”，未被“神”的阴影笼罩的人。于是，当他们要透过思想来为新发现的“人”寻求“界定”时，他们乞灵于“古典”──古代文化的经典。这也就是说，第一阶段的“现代性”，是经由“古典文化”来加以阐释。这就是一般所通称的“古典主义”，或者，更精确的讲，“新古典主义”──以别于希腊罗马的“古典主义”。
“新古典主义”文化萌芽于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义大利，但却在十七世纪的法国发展到颠峯。在这时期，法国产生了一群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如笛卡尔、帕斯卡尔、莫里哀和拉辛。这就促使人们开始反省，“现代”是否还要依附于“古代”。这种反省，以“现代作家是否必然劣于古代作家”的形式出现，在十七世纪末产生了“今古之争”。经过激烈的争辩以后，人们事实上已经承认，现代作家有他独立的价值，可以跟古代作家并驾齐驱。“现代派”的胜利，等于最后宣告了“人文主义”的成功。“人文主义”在经过古典文化的长期抚育之后，已经完全可以独立自主，西方人追求“现代性”的第一阶段也就此落幕。
就这样，西方人经过“新古典主义”时期的追寻与努力，终于完全肯定自己的能力。从此以后，他们开始以勇勐精进的精神去拓展他们的“现代生活”，因而进入“现代性”的第二阶段。
这个阶段的开头，是十八世纪的启蒙时代，启蒙思想家揭橥“理性”的大旗，认为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人类终将破除蒙昧，而在“进步”的坦途中，将历史带向最高的光明。这可能是西洋“现代史”上具有最纯粹的希望的时代，因为，人们对扫除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罪恶”充满信心，但对于尚未完全实现的“现代性”却还没有预见它的罪恶。这是大革命之前艰若奋斗但却志高气昂的乐观时期，就在这时期中，人们为“现代性”拟测了最美好的前途，为人类预定了最美好的理想。
大革命终于来临了。革命的来临把人们悬想中的“现代性”逐渐的、一一的呈现在人们之前。这是波澜壮阔的，但却也是美恶杂陈的。它的恶，出乎人们想象的巨大，吓坏了很多人，使他们开始反对“现代性”，如浪漫主义者;但也刺激了另外一些人，使他们重新考虑“现代性”，如社会主义者。但大体而言，在大革命之后获利的资产阶级基本上是欢迎这一个新时代的。在政治上，他们逐渐取得了政权，在经济上，透过新兴的工业生产方式，他们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因此，不论政治现实和意识型态多么的繁复多变，十九世纪的西方人基本上还是乐观的──只有部分的浪漫主义者，以及更少数的现代主义的先驱(如福楼拜和波特莱尔)是例外;甚至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也是乐观的，因为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更远的未来。
然而，二十世纪开头的一场国际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却真正把大部分的西方人都吓坏了。他们万万想不到，美好的“现代性”蓝图，竟会以这种赤裸裸的方式“实现”出来。文艺复兴以降的，以“人”为主体的“人文主义”理想，怎么会以这么残酷的方式在人们面前彻底毁坏呢?──为什么?就在这一问号下，“现代性”开始受到根本的质疑，而进入到命运坎坷的第叁阶段。
一次大战后的“现代性”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文艺复兴以降的“现代性”的持续发展打断了，并且“全面”地暴露了“现代性”的潜在危机。因此，我们不难了解，“现代性”的第叁阶段，即二十世纪所呈现的“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总检讨。这个检讨，当然不可能具有“一致性”，必然是繁复多变而充满矛盾的。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在法国大革命发生，“现代性”逐步体现的十九世纪，敏锐的人(如浪漫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已强烈感受到“现代性”的一些潜在问题。但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以理性、进步、科学实证和工业生产为基本面貎的“现代性”，在十九世纪还是居于主导地位。必须等到十九世纪末，尤其是到第一次大战发生以后，塬已存在的、对于“现代性”质疑的思想，才完全表面化，而成为二十世纪的主要思潮。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一次大战以前，“现代性”的面貎“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在二十世纪，“现代性”由于成为“问题”，引发种种讨论与争辨辩，就呈现了“多样性”。我们不应忘记，“现代性”、“现代主义”等名词，不论在字源上可以追溯到多远以前，主要还是在二十世纪的思潮下才成为关键字眼的。
大体而言，二十世纪有关“现代性”的争辩，可以分成叁种派别：第一种是“反现代性”(anti-modernity)的;第二种是要“辨证地扬弃”“现代性”，即扬弃其“罪恶”，以使其真正的理想能够实践;第叁种则是为“现代性”辩护，认为“现代性”没有根本的困难。
“反现代性”思潮的源头，是十九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有两个着名的口号：回返自然，回归中世纪;前者反对的是“工业化”，后者反对的是“现代化”。很明显，这是跟“现代性”针锋相对的。浪漫主义在近代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性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因为以后一切“反现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追根究底来说，都具有“浪漫主义”的本质。
浪漫主义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变形，在福楼拜和波特莱尔的艺术实钱中得到转化。如果说，浪漫主义者还觉得“现代性”可以加以阻挡，那么，福楼拜和波特莱尔根本就放弃了这种希望。为了对抗“现代性”，他们两人唯一可以找到的武器就是“艺术”。他们是一切现代主义的源头。
这种以自己建造的“艺术王国”来反对“现代性”的努力，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逐渐得到全面性的实现。先是颓废派、象征主义与美学主义，接着是一连串的新的艺术流派。艺术家似乎在彼此的相异之中一致的向着一个共同的敌人“现代性”进攻。在这总名为“现代主义”的潮流中，我们看到“现代性”的深刻危机。这绝不是一小撮艺术家在那里搞小阴谋，而是，凡想要反“现代性”的人就极可能成为艺术家，而投到“现代主义”的阵营中。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反现代性”的潮流，在法国主要是以艺术的“现代主义”这种形式来加以表现(当然也包括一些哲学家，如博格森。)但是，在德国，情势就有所不同了。德国“反现代性”的浪潮似乎特别的强大，几乎包括了当时重要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学家。他们在理论上最主要的成果之一是：把关于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区分开来。在意识型态上来讲，他们这种区分无疑是要特别突显出“人”本身独特的“理性”以有别于“自然”的“理性”。在这里，他们无疑是要暗示，“现代性”的最大错误是，以“自然”的“理性”来衡量“人”，因而抹煞了“人”本身的价值。这种思考方式，深切的影响了二十世纪的思想，是德国“反现代性”思潮对二十世纪人类的巨大贡献。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种理论并不是对于“现代性”的“反抗”，而是“修正”。这似乎可以言之成理，但其实还是不能成立的。试以这时期的中心人物韦伯来说。韦伯社会学的基本课题是：以历史的、巨视的方法来证明：官僚化的、理性化的资本主义体系为什“只”在西方产生?换句话说，就是：“现代性”为何会出现于西方?而任何人都知道，韦伯很清晰的意识到，理性化与官僚化是不可克服的，也就是说，不管你喜不喜欢，你对“现代性”将无可奈何。韦伯的“理智”很值得赞叹，但韦伯无疑是悲观的。
以韦伯为代表的德国的“反现代性”思潮，卢卡奇称之为“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Romantic Anti-Capitalism)。从“反资本主义”可以知道，这是“反现代性”的，而“浪漫主义”则表明，这种反抗是“无效的”、“非理性的”。这可以看出，卢卡奇对这一思潮的态度。为了批判这一思潮，卢卡奇写了一本八百多页的大书，书名是：《理性的毁坏》(The Destruction of Reason)。卢卡奇也以同样强烈的态度来批判艺术上的“现代主义”。从这双重批判可以看出，卢卡奇认为，二十世纪西方“反现代性”(用卢卡奇的话是“反资本主义”)走的根本是一条死胡同。
很明显的，在对“现代性”的思考中，卢卡奇是属于另一流派，即“扬弃”“现代性”那一派。这一派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初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跟浪漫主义一样，都看到工业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所呈现出来的“现代性”流弊。但是，当浪漫主义者因此而反对“现代性”时，社会主义者却认为，“现代性”可以经过“修正”而实践得更为完美。
就这方面来讲，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的集大成。就马克思的立场来说，十九世纪“现代性”(即“资本主义”)的弊病，并不在于工业生产与政治革命，而在于，它并未把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理想”“真正的”、“全部的”实践出来。十九世纪的“现代性”，实际上只解放了资产阶级，但更大数量的无产阶级并未获得解放。只有所有的人都真正的得到解放，政治革命才算完成，而工业生产也才算被所有的人都享受到。所以，问题不在于文艺复兴以降的“现代性”出了毛病，问题在于：“现代性”(文艺复兴的理想)根本还没有得到最后的实现。
这就可以看得出来，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十九世纪“现代性”的扬弃，和现代主义者及韦伯对于“现代性”的浪漫主义的反抗，是截然不同的。前者认为，个人可以透过无产阶级的革命，达到真正的解放;而后者则竭力的突出个人，以和逐步理性、官僚化、庸俗化的“现代性”对抗。以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来看，后者无异螳臂当车，根本没有出路可言。以现代主义和韦伯的眼光来看，前者实在是提出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来骗人。就韦伯来说，如果那种理想可以实现，那结果也必然是理性化、官僚化了的。
“反现代性”思潮的崛起
就二十世纪的历史来说，“反现代性”的思潮只在文化上反对资本主义的体制，在实际政治上并未有所行动。真正想在现实之中推翻资本主义体的是，想要“扬弃”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
一次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的确处于惊涛骇浪之中。在大战的最末期，马克思主义出乎意料之外的在资本主义尚处于萌芽阶段的俄国取得了政权。不过，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英、法、德叁个，工人运动也非常蓬勃。尤其是战败的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实际上已经走上历史舞台。这一“ 扬弃”现代性的行动，虽然最后被压平了，但德国所付出的代价也非常惨重。为了获得大家梦寐以求的安定，德国人甘心把自己奉献给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至于英、法两国的资本主义，则在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中求取生存。最后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由于新兴的美国的加入，终于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联手打败了法西斯。
资本主义就在这种形势之中，于二次大战后重新站稳了脚步。也就是说，经过叁、四十年的危机，“现代性”似乎重新获得了肯定。这是“现代性”的第二个高峯，可以媲美于十九世纪。在战后二十年的安定与发展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人几乎都认为，“现代性”的危机已经完全克服，并证明了它是人类历史的顶点，是其他“落后”国家“现代化”的楷模。
在这种情形下，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心怀恶意的意识型态，而人们已在欢唿，马克思主义错了，“意识型态”已经结束了。就这样，“扬弃”现代性的潮流似乎已经终止了。至于“反现代性”的思潮，则被吸收到资本主义的新秩序中，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丧失了塬先的反叛性。这也就是说，“现代性”复归于统一，“现代性”的问题全部解决了。
可以想见，在这一时期所产生的有关“现代性”的思考，当然是要护卫“现代性”了。这就是上一节所说的，本世纪对于“现代性”的第叁种看法──第叁种潮流。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思(Talcott Parsons)以功能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社会结构，先预设了社会的合理性而不再对其存在基础加以质疑，基本上就是完全肯定了“现代性”。
更直接的表明对于“现代性”的护卫的，是另一个美国社会学家丹尼.贝尔(Daniel Bell)。前面提到的“意识型态的结束”，就是他一本着作的名字。在另一本书《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他攻击本世纪初期的“现代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文化与社会脱节。“现代主义”的文化未能深入的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因而使社会产生了裂痕。也就是说，对于“现代主义”的“反现代性”，他把责任归之于“现代主义”，而非“现代性”。
就是在这个时期(六十年代)，“后现代”与“后现代主义”的名词开始在美国出现。“后现代”意谓着“现代性”已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也就是重新稳定下来的更高的阶段。而“后现代主义”则意谓着，对于“反现代性”的现代主义的超越。很明显，这种意义的“后现代”与“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是在护卫“现代性”，这跟八十年代起重新开始讨论的“后现代”与“后现代主义”是有极大差异的。
这种差异的根本塬因是：在六十年代与八十年代之间，隔着一个“新左派”的大反叛时期。事情是这样的：由于越南战争与石油危机的影响，那个号称已不成问题的“现代性”又开始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在经过二十年的超级安定与发展之后，又再度出现了危机。相应于这一危机，那个号称已经错误、死亡的马克思主义也再度复活。随着六十年代后期学生运动的扩大，马克思主义又在西方流行起来。西方人终于被迫承认，要有效地解释“现代性”，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是少不了的。
但是，六、七十年代重新在西方复活的马克思主义和世纪之初的马克思主义是有所不同的。世纪之初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扬弃”现代性的基本武器是无产阶级革命。但六、七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承认，西方的无产阶级已经丧失了革命性。指引他们的思想的，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核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马库色(Herbert Marcuse)的影响之下，他们相信，新的革命必须依靠社会中的“异类分子”如青年学生，妇女和少数民族。
这种以青年运动为前锋的“新左派”革命，具有鲜明的主观色彩，没有办法获得成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马克思主义虽然因为这一次“革命”的影响，开始进入到庄严的学术界;但作为社会运动和思想潮流，到了七十年代后期，“新左派”就逐渐的丧失了活力。“二次革命”的热潮既煺，那在六十年代一度被提出的“后现代”与“后现代主义”又重新引起争论，并被提升为八十年代西方思潮的重心。
八十年代对“现代性”的整体质疑
要了解八十年代有关“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潮，我觉有两点认识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这一思潮是六十年代新左派学生运动失败之后的产物，这一点在法国尤其明显。法国后结构主义在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中，一直具有深远的影响，有些人甚至还把“后现代主义”等同于后结构主义。而后结构主义，可以说就是在六八年法国学生革命失败之后才流行起来的。
一般来讲，革命失败后的艺术与思想常常有两种倾向，即保守主义与虚无主义。保守主义是基于对前一阶段的革命的反动，虚无主义是基于对前一阶段的革命的失望。八十年代有关“现代性”的思潮，也可以用“非此即彼”的方式加以区分。以革命者的眼光来看，虚无主义的思想虽然貎似激进，但其实对“维持现状”还是有间接的助力。就是在这种观点下，哈伯玛斯和培里.安德生(Perry Anderson)都毫不犹疑的把法国具有虚无主义倾向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如傅柯、德希达、李约塔(Jean-Francois Lyotard)，称为保守主义者。
其次，以“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主义”这一类的观念，来反省“新左派”革命失败后西方社会的前途问题，基本上就是一种“反历史”的思考模式。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我们可以把十八世纪末以来的西方社会发展分成叁个阶段，即：市场(或古典)资本主义、垄断(或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跨国化资本主义。我们可以在这种经济发展的框架下来考虑，近代西方社会在不同阶段所面临的不同问题。从这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透视，西方社会的未来命运就可以从比较“具体”的角度来加以分析。
当然，历史也可以不从马克思的观点出发，而采取韦伯或其他历史社会学的理论，来分析西方社会。但无论如何，西方近代社会是一个“连绵不断”的“发展历程”。对这一历程及问题的反省，不应忽视其“时间性”与“历史性”，而只提出一个“现代性”的范畴来总括几世纪以来的一切问题。有关“现代性”的思考方式，就是想以一种抽象性、哲学性的观点，来提出一个“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并企图加以超越。这种反省模式，即使不说是“保守的”，至少也是“反历史”的。
我们在前面叁节追溯西方近代历史时，基本上是以“现代性”思想家的方式来加以叙述。如果换成一个历史家的角度，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历史家可能用上许多政治、经济、社会名词，却一点也不提及“现代性”，但我们仍然了解，这是西方的近代史、现代史。而且我们应该可以同意，历史家的讲法比较能够具体的让我们掌握近代西方人的命运。
再换个角度来说，不论我们读的是黑格尔或海德格的哲学着作、马克思或韦伯的社会学着作、波特莱尔或卡夫卡的文学着作，我们知道，他们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对他们所处的现代社会作出敏锐的反应。对于这样的着作，我们可以有两种阐释方式。第一种，我们找出黑格尔或波特莱尔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时空，以此历史条件来解释黑格尔为什么会这样想，波特莱尔为什么会那样想。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方式。第二种，我们说，不论是黑格尔、海德格、马克思、韦伯、波特莱尔，还是卡夫卡，他们都生活在现代社会中，都体验到“现代性”。我们要研究他们对“现代性”的种种反应，并从此得出一个解决“现代性”问题的方法。这是八十年代“现代性”思想家的思考模式。
从这种比较就可以知道，八十年代的“现代性”思想家，是要把几百年来西方社会的历史问题化成一个整体性的、抽象性的哲学问题来加以思考。这种思考方式基本上是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背道而驰的。所以在前面提及的，二十世纪对“现代性”的叁种不同反应的流派(反“现代性”、扬弃“现代性”、护卫“现代性”)中，想要扬弃“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最不喜欢用“现代性”这种名词。即使他们用了，他们也都努力把它摆在一个明显的历史时空，特别是经济发展架构中(詹明信就是明显的例子)。
不过，不论八十年代“现代性”思想家的思考模式多么的抽象化、多么的超越时空，这一现象却反映了一种特殊的历史意义。近代的西方思想家，从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学者、十九世纪德国的唯心论哲学家，到二十世纪德、法两国的存在主义思想家，不论他们的思想如何从现代社会中出发，不论他们的思想对现代社会问题作出了多么敏锐的反应，他们从来没有把“现代性”提出来作为一个明显的“范畴”。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现代性”却成为思想界的重点，被提出来当作哲学问题来加以讨论。这就表明，西方现代社会的“问题性”已到了一个总检讨的阶段。也就是说，从文艺复兴以来，从不同时代不同角度所反映出来的“现代社会”问题，如今已集中在“现代性”这一范畴上，整个的被提出来。就某种意义来说，这种算总帐的思考方式，其实就代表了：西方现代社会的危机已到了最高阶段，思想家因而不得不对这一“现代性”起了整体的怀疑。
这一质疑明显的表现在，“现代性”思想家对于启蒙思想的反感。启蒙思想家所标榜的科学与理性，现在几乎已成为现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这就证明了，八十年代的“现代性”思潮(即对“后现代社会”的追求)，事实上是早期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那种“反现代性”倾向的延长。这种非理性的反现代性，明显的只代表了一种主观的愿望，完全没有客观的实践基础。
这一思想上的困境，也可以在哈伯玛斯的理论体系中看得出来。哈伯玛斯非常明确的反对以法国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那种反启蒙思想，在护卫并扬弃启蒙思想家的“理性”这一点上，可算是难得一见的中流砥柱。因此，培里.安德生拿他来跟法国的后结构主义作对比，认为他是进歩的，而法国思想家则是“保守的”。不过，哈伯玛斯为克服启蒙思想的弊病所提出来的“沟通理论”，恐怕也未必有多少的实效。这种精细的理论建构，到底具有多少实践的可能性，是很值得怀疑的。
总括起来讲，在八十年的“现代性”思潮中，哈伯玛斯代表“扬弃现代性”的一派，法国后结构主义代表“反现代性”的一派。跟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来比，哈伯玛斯的“革命性”显得多么苍白无力;跟本世纪初的现代主义相比，后结构主义“反现代性”的虚无主义和主观主义色彩又显得更加的强烈。所以，整个的看起来，八十年代的“现代性”思潮实在是西方现代社会进入高度危机时代的思想表现，是现代西方思想家在探讨西方现代社会的前途时所作的一种无效的思考。
复刊《文星》 1988年5月号
补记：重读二十四年前的这一篇文章，非常惊讶，不知道哪来的信心，写出这么大口气的文章。不过从现在的时点来回顾，好像也不太离谱。写了这篇文章的第二年，大陆的改革开放碰到了大挫折，东欧集团也垮了，再过两年，苏联也解体了。西方集团欢唿：资本主义胜利了，历史终结了。此后，他们的价值观被称为“普世价值”。台独派声势喧天，中华文化被踩在脚底下。我有十多年时间，“气结不能言”，只能“痛饮狂歌空度日”。2005年，我突然感觉中国局势基本稳定，心情为之舒畅。再过叁年，美国金融大海啸，西方经济出现大问题，几乎可以肯定，西方霸权时代就只剩尾声了，距离苏联垮台也不到二十年，历史真是太奇怪了。现在也许可以写一篇《西方现代性的完结篇》，但自觉准备不足，以后再说吧。
201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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