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第28期] 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整理後記
2011年7月21日星期四
■ 吕正惠(人间出版社发行人)
人物：陈明忠
台湾左统派人物
1929年出生于高雄冈山一个大地主家庭。日据末期，考上高雄中学，因在学期间备受日本同学欺凌，才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开始反抗日本人。毕业后服役，被迫构筑工事，因脱逃曾遭关押。光复后，就读台中农学院(中兴大学前身)。二二八事变期间，加入起义队伍，并参加谢雪红二七部队的敢死队，在埔里的乌栏桥战役中最后一人离开战场。1950年白色恐怖期间被捕，判刑十年。1960年出狱后，因其优异的化学知识，曾到制药厂工作，最后升任厂长。1976年再度被捕，被控接受中国共产党命令，在台阴谋判乱。狱中备受酷刑，坚不屈服。经海外保钓学生及其它特赦组织大力营救，终由死刑改判为十五年徒刑，1987年保外就医。出狱后，曾为组织“台湾政治受难者互助会”及“中国统一联盟”大力奔走。 陈先生与林书扬先生(被关三十四年七个月)为目前台湾左统派中最受尊敬的两位前辈。 国民党来台接收大失民心，台湾的反国民党力量主要是向左转，支持当时处于内战中的共产党。50年代的白色恐怖统治，目标就是要清除岛内这一反抗力量。这些左派，大约三分之一被枪毙，三分之二被关押，主要的精英很少幸存。被关押的左派，出狱以后成为被遗忘的一群，生活在茫茫黑夜之中，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成了问题。这批老左派的难题之一是，他们很难流畅地表达自己的看法。除了必须努力了解他们在狱中时外面所发生的变化之外，他们的语言表达也大有困难。他们大半接受日本教育，在年富力强有机会全力学习中文时，却关在狱中至少十年，丧失了最好的学习机会。
正文：
陈明忠先生1987年第二次出狱以后，开始透过日文(辅以中文资料)大量阅读中国革命史的书籍，想要解决在狱中让他困惑不已的问题。他第二次被捕是1976年，不久文革结束。在狱中，经由台湾的报导，他逐渐知道了一些文革时代的事情，受到很大的震撼。他无法了解，他一辈子所献身的革命为什么会变成那个样子。因此，出狱以后，他迫不及待的阅读书籍，想要寻求答案。
陈先生作了很多读书笔记，当他觉得自己认识逐渐清晰以后，他又根据这些笔记，以问题为导向，整理出一些文章，先后都发表在一些左派朋友所办的民间刊物《左翼》上。这些稿子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常有人跟他讨论。后来，他在陈福裕的帮助下，把这些稿子加以充实，加以润饰，再经过我的最后整理，就成为现在这本书。
在台湾知识界，认识陈先生的人大概还不算少。一般都认为他是一个勇于行动、信仰坚定、人格卓绝的人，即使政治理念和他不同，也都尊敬他。但大概很少知道，他其实还是一个智力超群、永远具有旺盛的求知慾的人。因此，我首先想就此稍微谈一下。
1942年，陈先生12岁时从高雄冈山镇五甲尾(现在的嘉兴村)考上高雄中学。当时的高雄中学是南部最好的高中，绝大部分的名额保留给日本人，本省人只有最优秀的学生才能考得上，他所就读的那一所学校，他是第一个考上的。他在高雄中学第一次看到跳箱时，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跳上去就坐了下来，体育老师认为，这样的土包子怎么能考上高雄中学。在高雄中学四年，他的学业成绩从来不落后于人，只有加上体育、武道和军训(各科满分200分，学科每科才100分)以后，日本学生才能赢过他。
按日本学制，中学要读五年，由于战争缺员，提前一年毕业，所以16岁时，他就考中台中农林专门学校(中兴大学前身)农业化学系。他先去服兵役，不久，日本投降，国民党来接收，他到农林学校报到。教务长看到他的年龄，完全不能相信，要他从预备班读起。他找到校长，校长是留日的，一听就懂，他就成了最年轻的大学生。
1947年二二八事变，陈先生参加谢雪红的二七部队。1950年白色恐怖时被捕，判刑十年，1960年出狱。出狱后，他被介绍到一个製药厂当药品检验员。在一次全省的药品品管检验竞赛中，他获得第一名，开始得到重视。他有化学知识，懂日文，可以查字典看英文。他能够把外国药品加以层层解析，据此製造出效果更好的药品，最后他被提升为製药厂的厂长。
他跟我说，在1970年代，他已看出，像后来所发展的那种打火机和生力麵是可以赚钱的。他跟老闆建议(他后来调到另一家食品工厂)，可以生产后来我们称之为生力麵的这种东西，但老闆完全看不出时代的变化，反而嘲笑他。他觉得打火机资金不需要太多，正想跟他朋友合作发展，但就在这个时候，他第二次被补了(1976年)。如果不是第二次被捕，他是有机会成为不大不小的「资本家」的。
陈先生说，他最喜欢读歷史，但因为他已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读文史没前途，所以当年没报考台北帝国大学;之所以读农林专门学校，因为想在将来毕业后经营自己家的牧场(他出身大地主家庭)。1987年以后，他开始大量读中国革命史书籍时，其实正投合他一向的嗜好。我自己也喜欢读歷史，不论哪一类的歷史都想读一点，当然，我也读过一些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布尔什维克的史书。我很意外的发现，谈起这一方面的歷史，我最佳的谈论对象就是陈先生。我相信在我的同辈朋友裡面，大概没有人可以跟陈先生相比。
我所以要说这些，是要大家知道，陈先生绝对不只是一个行动者，他是一个行动者兼求知者，他也绝对不是一个只会读读书，抄抄笔记的人，他有自己的判断。他最大的缺憾是语言，他的知识语言是日语，他的中文是在狱中逐步学来的，他无法纯熟的使用中文，因此他无法把中文应用到更精细、更辨证的程度，然而，这并不证明他的思想就不辨证。
关于陈先生所谈的问题，因为牵涉甚广，我想选择叁个重点，谈一谈我的看法：一、落后国家如何发展生产力，二、中国是否仍算社会主义国家，叁、欧美和日本等先进资本主义国的未来。
一.
二战以后，美国大力宣传现代化理论，认为只有按照美国模式，即政治上实行美式民主、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才是落后国家现代化的正途。这种理论在台湾流行了五十年以上(一九六O、七O年代是其黄金期)，而且，由于台湾在一九七O、八O年代经济发展顺畅，成为亚洲四小龙的领军，到现在仍然为台湾大部分知识分子所深信不疑。
后来，从拉丁美洲开始出现依赖理论，认为落后国家如果一直跟着先进国家走，经济上只会成为先进国家的附庸，只能永远依附着先进国家，不可能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这种理论也在一九八O年代以后也传进台湾，但影响力不大，台湾知识分子仍然比较相信现代化理论。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革命时，两国的革命领导早就看到了。他们意识到，革命政权的首要生存之道就在于：以最快速度在全国範围内发展生产力，这样，才足以在先进资本主义的围堵之下存活下来。如果没有足够的物质力量(包括先进科学知识和武器)，绝对不足以图存。苏联能够打赢希特勒、中国在美国长期的围堵和孤立政策下始终屹立不摇，主要就在于两国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快速现代化。有了强大的国力作基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先进国才对他们无可奈何。
苏、中两国的快速现代化之路，是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以集体的力量，牺牲一切享受，全心全意的发展重工业和国防武器。因为不重视轻工业，民生物资不受重视，所以一般人民的生活长期没有得到足够的照顾。因为资金不足，所以不得不实行农业集体化，以便最大量的剥削农业剩余，以换取重工业所需的资金。这样，就不得不实施物品管制，让人民生活在最基本的需求上，所以必须有配给制。在配给制下，几乎人人平等(当然，不可否认，干部总会有特权)，如果不发生意外，就是人人有饭吃，但是谁也不要想过奢侈生活，这样，也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苏联体制崩溃前，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前，两国的经济体制大致就是如此。
陈先生所要论辩的是：一、这种体制有其必要性，但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只能称之为「朝向社会主义的革命」，只是社会主义的预备阶段，绝对不等于「社会主义」。二、史达林和毛泽东的错误就在于，他们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这样，一方面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让人民长期生活在仅足以温饱的情况下，这并不是正确的道路。叁、正确的道路应该像列宁和刘少奇那样，有时候必须参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加以调和，让这种「以集体力量发展生产力」的道路走得更顺畅。如果能这样，苏联和中国的发展还可以更快。
从逻辑上来讲，我完全讚同陈先生的看法。但问题是，人在歷史之中，谁也很难一眼看出正确的道路。史达林和毛泽东所以犯那种错误，所以走了曲折的道路，恐怕很难避免。当然，他们犯的错误太大，以致于苏联最终崩溃，中国不得不用最大的力气走攺革开放的道路，他们是难辞其咎的。不过，从陈先生的论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之路虽然漫长而曲折，最终却能够走上坦途，证明中国共产党比苏联共产党要更为灵活。
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之所以有今天，就在于邓小平採取攺革开放的路线，这实在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如果没有一九四九年重新统一中国，没有一九五、六O年代的土地攺革、全力搞重工业和国防科技，没有前几个五年计划奠定中国经济发展规模，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不可能那么顺利推行。新中国六十年的歷史，虽然有毛、刘路线的反覆斗争，但有些基础确是共同认定的。我们不能说，当歷史不是直线发展时，前面的一半就全错，就像我们不能因为看到歷史是曲线发展的，就认为只有后面一部分才是对的一样。这样，就是完全不了解辨证法了。个人的发展尚不免有对有错，何况是关係几亿人、十几亿人的大歷史。陈先生也是这样看的，不管他多么批评毛泽东，他还是认为新中国是一路发展下来的。
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中国这类「既存社会主义国家」的批评是：不自由、不民主、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按此标準而言，绝大部分第叁世界国家都是如此，不论它是依美国模式发展，还是依苏联模式发展。应该说，只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才能享受「自由、民主、高水平的生活」(其实这也只是就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而言，下层阶级未必如此)。落后国家，特别是人口众多的落后国家，是无法「一步登天」，进入资本主义国家俱乐部的。
以中国来讲，由于国力低落，生产力差，它或者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之中，或者被亲美的蒋介石封建官僚阶级所统治，大部分人民的生活连温饱都成问题。在共产党的革命政权之下，至少大家都可以活得下去，而且，在集体刻苦奋斗叁十年后，经过一次经济大转型，全国经济日渐好转，又过了叁十年，说得上丰衣足食。这样的叁十年、六十年并没有白受苦，很难想像中国还有第二条道路可以选择。
苏联也是如此。由于苏联政权最终垮台，苏联经济一下子解体，人们变得很难为它辩护。但当叁○年代西方经济大恐慌时，苏联却丝毫不受影响，当纳粹侵入苏联时，苏联曾独力抵抗希特勒的侵略。英国的工党领导人、着名的政治理论家拉斯基就曾说，他看不出苏联除了集体化的道路之外，还能走哪一条路?
再放大眼光，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当英、法、美、德、日这些资本主义大国，凭藉其超强国力，肆意侵略落后国家，蛮横地奴隶其人民时，除了苏联、中国、以及类似的以全民意志为核心的人民政权(北韩、北越、古巴、阿尔及利亚等)，谁还能挫败这些现代的帝国主义者。正是这些帝国主义以其武力肆意掠夺，他们的人民才有余裕享受「自由、民主、以及高水平的生活」，他们的快乐正是建立在众多落后国家的痛苦上。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看出「既存社会主义国家」在歷史上的意义，即使它们功过相抵时(如苏联)也是如此。二战以后，如果没有苏联、中国、以及其他人民政权的存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恐怕还会对落后地区进行更恶劣的侵略和掠夺。正是因为它们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先天上的大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才会无时无刻不以它们为攻击对象。如果它们对这些帝国主义者不具潜在的威胁，以帝国主义的强大势力，又何必理会这些「不自由、不民主、生活水平低下」、不堪一击的「跳樑小丑」呢?(待续)
二、
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认为，中国已经放弃社会主义，改走资本主义道路了，这也同时证明以前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错了。这是站在资本主义立场来批评的，完全不了解中国在1949年以后所进行的社会重建的意义。
1949年中国重新统一以后，共产党所面对的是一个几近破产的国家。自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一方面军阀之间的内战从来没有中断过，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在加紧进行，特别是日本，在袁世凯当总统不久以后，就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国、共联合北伐的时候日本又出兵干涉，企图阻挠中国统一。从1931年侵占东北开始，想要征服全中国的野心完全暴露出来，1937年终于全面侵犯中国。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打了八年抗战，从1946年到1949年，国、共又打了四年内战。可以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的四十九年，中国从来就没有太平过，不要说中国农民无法过日子，到了抗战后期和内战时代，连一般市民和公务员、教师生活都极其艰难。
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才能了解，国民党在内战中为什么会失败，因为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不想再打内战而蒋介石却执意要打，因此大失民心;并且也才能了解，「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吸引人，因为「社会主义」按其精神来说，至少保证人人有饭吃。共产党统治中国不久，就让每个农民都有地种，让城市居民每个人(不分男女)都分配到一份工作。除了叁年大飢荒那段特别艰难的时期，很难找到证据说明，一般人民的生活是很艰难的。
我的最简单的论证是这样，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人口从四亿多一下子增长到十亿多，足足增长了1.5倍。如果生活不安定，粮食不充足，一个国家怎么能养活十亿多人，而且年年经济都在成长。中国前一个太平盛世是清朝的康、雍、乾时代(共135年)，那个时候，中国人口暴长到四亿。嘉庆以后，内乱、外患不断，中国人再怎么多生，人口始终维持在四亿多，因为很多人死于飢荒和战乱。共产党才统治不到叁十年(不到康、雍、乾时代的四分之一)，人口就增长了1.5倍，这只能证明，一般工、农，生活是得到基本保障的。由此可见，这个政权确实是努力照顾工、农大众的。
很多人认为，共产党靠农民起家，建国后虽然把土地分配给农民，但不久实行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又等于把土地收回去;而且，又透过人民公社，把大量农业剩余收走，不让农民改善生活，这是严重对不起农民。我以前也有这种思想倾向。现在我觉得，虽然新中国的前二十七年农民的生活没有达到富足状态，但基本上可以做到安定而温饱(因为连土匪都没有了)，比起1912年到1949年这一阶段，是可以不用担心战乱、飢荒、缴不起地租等等。对于农民来说，这已经很不错了。苏联共产党做得最差的是农村改革，但中国农民对中共的农村政策一直没有很大的不满，塬因就在于，中国农民以前的生活条件实在太差了。而且，我现在也稍微了解，即使在前二十七年，中共也在随时改善农村条件，让农村的生活不致于和城市相差太远。从陈先生谈乡镇企业兴起的那一节(第五章第一节)就可以看到，如果农村经济条件很差，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也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快。
因为反右和文革，大陆知识分子吃了太多的苦头，因此，现在大陆许多知识分子不能平心静气的看待中共前二十七年的作为。客观的看，我们很难否认，中共确实是「朝向社会主义」在进行改革和建设计划的。
现在谈到改革开放。
一直到1990年代的末期，很多左派朋友(当然也包括我自己)都在担心，改革开放是否过了头，最后变成资本主义了。现在，我觉得，中国不可能走向西方那种资本主义了。让我比较安心的表面现象有两个：第一，快速度发展的城市，并没有出现贫民窟。去年我从网路上看过一些大陆知识分子写的文章，大声唿吁，不要让中国出现发展中国家常见的都市贫民窟现象，这也就证明，目前中国还没有这种现象。以最近叁十年中国经济和城市的发展速度来看，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第二个表面现象是，现在国家很有钱，以致于大陆流行「国富民贫」这种说法。国家很有钱，这就说明，经济发展所得的最大利益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像西方一样，国家最大量的钱掌握在大资本家手中。国家有钱，国家就可以做很多事，譬如农民的土地不用缴税、农民种田给予补助等等。如果国家的钱掌握在私人手中，国家再怎么想做这些事，也只能有心无力。而且，现在国家大力调高公务员的薪资，并给予优厚的煺休保障，以此要求公务员不可贪污，不然抓到就重惩。现在大陆公务员成为大家最羡慕的职业，这同时也可以把最好的人才吸收到行政机构中，让行政机构更有活力和能力。以前实行国家企业改革的时候，很多人担心，中国会出现许多大资本家，现在看起来，事实并不如此。可见，以前很多人对国企改革的具体执行并不了解。
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决不会走西方式的民主的路，这已经很明显了。不管西方再怎么批判，讥笑共产党「不民主」，中共还是按自己的想法在试着走基层民主的道路，而不走大型选举的路。前一阵子，英国时报前驻北京记者Richard Mcgregor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双月刊发表文章，其中就说：中国的成功，让很多人知道，不要把自由市场和(西方)民主强加于人，这种「北京共识」的思维方式肯定会盛行起来。他还说，关于中国有一天会成为民主国家，这只是西方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共产党说得很清楚，它不想让中国成为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中国现在对外发言，屡次信心十足的说「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以前西方谈起这种发言，都要讪笑一番，但是，现在却有越来越多人相信了。这同时也是因为，比起中国领导的施政能力来说，不管是美国、日本，还是台湾的选举式民主真是让人越来越失望了。
叁、
陈先生始终关心社会主义实现的可能性，所以他在〈已开发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之路〉这一篇长文裡，参考了日本学者的着作，对此作了一些尝试性的探索。这篇长文主要由陈福裕修改，因我自己这方面的知识不足，不敢轻易改动。这篇文章写得很清楚，修改后的中文也不难阅读。我很佩服陈先生认真阅读别人着作、再加以综合整理的工夫，从这一篇文章就可以充分认识陈先生的知性能力。
我已经说过，在这方面我没有判断能力，但我想借这个机会谈一谈我个人较独特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中国崛起和西方、日本资本主义的没落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这代表一个新的世界史面目即将在二十一世纪出现。其实，华勒斯坦早就表达了这种看法。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在他的着作《民族主义：走向现代化的五条道路》的中译本序言开头就说：「我们正面临一巨变……这一巨变就是伟大的亚洲文明崛起，成为世界主导，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华文明崛起，从而结束了歷史上的『欧洲时代』以及『西方』的政治经济霸权」(上海人民书店，2010)他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再明白不过了。
但是，中国的崛起将如何逐步改变世界经济格局，似乎较少人谈到，我想谈的就是我在这方面的看法。
一般人在谈论中国的对外关係时，都会比较注意中美、中日、中国与欧体的问题，而较少注意到中国和开发中国家的关係。中国政府本身在对外政策上一向重视「做」，而不重视「宣扬」，行事一向低调，所以也比较不引人注目。其实，中国的对外政策一直循一个固定方向进行了六十年，从来没有变过，那就是，在世界範围内实施「乡村」包围「城市」的大战略，长期经营和开发中国家的紧密连繫。
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关係，一直到中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在联合国取得中国代表权时(1971)，美国才醒悟过来，但己经来不及了。当美国和苏联在非洲一些国大搞代理战争时，中国默默的、长期的为非洲国家改善农业技术，进行各种基本建设，借钱、送钱给非洲国家，而且，还把中国许许多多的劳动送到非洲，帮助它们建设。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帮助是极为具体而实惠的，决不是拿钱去买政要，像台湾一样。中国的协助具体落实到一般百姓，所以它跟非洲国家的关係只会越来越稳固。现在西方已经毫无办法，只能散佈谣言说，中国现代已经取代西方，成为非洲最大的「剥削者」，但这种话动摇不了非洲国家对中国的信赖。
中国对外关係的第二个大成就是全力搞好和东协国家的关係。这件事情美国、日本、韩国都没有充分意识到，等到东协十加一的互免关税协议即将谈妥时，他们只能大惊失色。
按照常理，东协应该最提防的是中国，中国就在他们旁边，是个超级大国，而东协国内又都有许多华人，他们对中国有一种奇特的向心力，让东协感到威胁。但是，最终东协竟然选择和中国合作，这只能说太奇怪了。这也只能做这种解释，东协真心相信，和中国合作对他们很明显有利，因为中国可以帮助它们发展经济。改革开放以后不到叁十年，中国就让东协信赖，这当然是极大的成就。
东协和中国合作，日、韩怎么办?中国和东协可以互免关税，日、韩不能，长此下去还得了，所以它们必须加入，但加入要东协同意，它们如何让东协同意?像日本，从来就只会从东协各国赚回大笔大笔的钱，什么时候照顾过东协?就像他们也只会从台湾赚去许多钱一样，而台湾一直只能是它的加工区和产品倾销区。所以，东协和中国合作，就会逼迫日、韩只好跟中国合作，不然它们找不到出路。这就是日本前首相在竞选时喊出「我们要回到亚洲」(不再脱亚入欧)的真正塬因。如果日、韩最终明显倒向中国了，那美国也只能撤出东亚，它的军队恐怕不得不从冲绳撤回夏威夷。这样，两岸自然统一，南、北韩也才能统一，亚洲才能永远和平。美国插在亚洲，不时让日本、台湾搞些小动作，美国才是亚洲的麻烦製造者。中国选择东盟来突破美国的亚洲布局，美国恐怕连作梦都没想到。
现在美国只能在南海主权问题挑起中国和越南、菲律宾等国的矛盾，但中国在这方面始终应付得很得体，除了越南比较麻烦外，根本惹不出什么风波。
再过去就是印度。中、印关係除尼赫鲁末期有一点小麻烦外，一直很稳固。印度也是大国，崛起有望，外交政策一向独立，不受西方影响，中、印两国可以说「相敬如宾」，两国都不会想製造纠纷。中国和巴基斯坦关係一向友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巴基斯坦亲近中国、印、巴矛盾深，但印度却不会为了中、巴的友好关係而敌视中国。中国怎么能做到呢?从这裡思考，不能不佩服中国对外政策之灵活。
现在，中国已经规划好要跟西亚国家合作了，方法是，从寮国建铁路，穿过缅甸、伊朗，到达土耳其，各国之间的协议已经签好了。这样，中国可以透过陆路和西亚各国进行各种经济合作，即使美国还控制苏伊士运行到麻六甲海峡这条水路，也只能徒唤奈何。只要时机成熟，美国只好被迫全面从亚洲煺出。
中国目前不去挑衅美国跟中东石油国家的关係，但是，土耳其和伊朗都是西亚大国，都是伊斯兰国家，这两国靠向中国，等于在美国的卧榻旁边插了两根刺，美国如何安睡?美国利用以色列牵制中东石油国家，让阿拉伯系统的伊斯兰人民切齿痛恨，美国迟早要被迫放弃这块「肥肉」的。
中国对外政策一向用软招、不用硬招，而且，只给别人好处，不从别人家裡捞钱，跟美国动不动就威吓、骂别人是「流氓国家」、甚至胡乱轰炸，简直是天壤之别。用古话说，中国「以德服人」，美国只会大量印钞票来济燃眉之急，这种落差实在太大了。
以上只分析中国在非洲、东协和西亚的经营，中亚五国和苏联那边就从略了。但从这裡就可以看出，中国是如何一步步的向亚、非地区发展，美国只能步步后煺，而日本只好被迫与美国脱钩。中国一直强调「不称霸」，它确实「不称霸」，中共的国防继承了旧中国的传统，是守势国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全世界有哪一种核武国家像中国公开宣称，决不率先使用核武。西方和日本常常说中国「霸道」，到处推销「中国威胁论」，它们似乎忘记了，当年它们是以怎样的一种「霸道」方式来凌迟中国的。这真是应了一句俗话，叫做「做贼的喊捉贼」。中国的崛起让它们再也做不成「贼」(像日本)，或者只能沦为为人不齿的「小贼」(像美国)。
简单一句话，中国终于发展出来了，然后以自己丰厚的经济力量和五千年的歷史智慧，帮助亚、非的许多小国、穷国改善经济条件，让他们也逐渐「富」起来，其实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济弱扶倾」，而孙中山的话也不过是沿袭旧中国的古训，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这样，中国不是就改变了西方列强进行了两、叁百年以上的那种资本主义式的掠夺经济了吗?中国根本不需要「统治」世界，中国只要让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再在世界各地横行，不就结束了「歷史上的欧洲时代以及西方的政治经济霸权」了吗?
这样，传统的欧、美列强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呢?美国大概只能煺回美洲，重新实行它的「门罗主义」，继续欺压中、南美国家。不过，这种「门罗主义」大概也不能永远维下去。如果古巴可以向美国「搞独立」，谁能保证其他国家就一定做不到呢?至于欧体，我无法想像他们的出路在哪裡?现在经济学家普遍不看好欧、美，它们肯定会一直穷下去、弱下去。至于弱的速度就难以判断了。如果穷到某一个地步，引发内部重大矛盾，最后引发内乱，谁也不敢保证就不会发生。
陈先生在谈到古巴的改革时说，古巴改革的目标是「不破坏自然环境，抑制不必要的天然资源和物质的消费，公平且贫富差距小的有人性的社会主义」，如果全世界都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应该就算很理想了。像现在的资本主义，利用武力或科技优势，掠夺小国、穷国，让它们更穷、更弱，又无节制的破坏自然环境，无节制的消费，穷奢极慾，如果再不改絃更张，地球的毁灭绝对不是夸张的预言。所以，世界史上的「西方时代」还是越快过去越好，看看二十二世纪人类能不能达到共享和平的时代。中国人应该把眼光放得这么远大，才不会斤斤计较一些国内的是非得失，心胸才能开阔，也才能在这个大时代生活得更有意义。
我是很喜欢歷史的人，但一直到叁十岁以后，我才知道，我透过各种管道所累积的歷史知识，背后有一个史观，那就是以五四运动自由派观点为核心所组成的世界史观，这种史观强调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并且期望中国按照西方模式走向现代化。
一九九0年代，为了在台独气氛极为浓厚的台湾为自己的统派立场找「理论」根据，我终于得到一个结论：中国现代化只能走中国共产党那种农民革命的道路，只有在农民的支持下，中国才能以全民的力量，集中全力搞现代国家建设，这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迎头赶上」。我这种看法纯粹是从歷史读出来的，一点也没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请参看〈我的接近中国之路〉一文，《思想》第六期，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8月)。
自陈明忠先生开始跟我讨论他的思想歷程和他对列宁、史达林、刘少奇的看法以后，我才知道，我的思路也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考上加以论证。陈先生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苏联、中国的革命实践来思考这一问题，给我很大的启发。
现在回想起来，陈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在于：他所讲的列宁理论和中国的革命理论，呈现了一种落后国家如何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歷史大趋势。因此，世界近代史不只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史，而且，还是落后国家的人民解放斗争史。把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史讲成西方强大影响下的世界现代文明史，实在是对世界史的重大歪曲。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终于得出我的看法：中国的崛起代表的是落后国家对西方国家的最终「独立」，也就是人民解放斗争对西方帝国主义的胜利。为了让大家能够理解陈先生这本书，我把我的看法以最粗略的方式加以总结，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够透过我浅白的、简化的大纲，更细緻的理解陈先生的论证。
现在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而台湾似乎还生活在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许多知识份子的脑筋似乎已僵化到一点也不能感受这些变化。汤恩比说过，那么聪明的希腊人，当他们开始没落时，竟表现得那么愚蠢。现在的西方人，就好像当年的希腊人，而最糟糕的是，还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包括许许多多的台湾人)还那么相信西方。陈先生已经83岁了，这本书一拖再拖，他自己也怀疑他的书是否有用。但我相信，歷史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现在出版他的书正是最佳时机，那么，就让它问世罢。
2011/6/20 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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