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灭绝的岛屿“青春之歌”的残响

　　在思想灭绝的岛屿--「青春之歌」的残响

　　残响(Reverberation)：

　　声音产生之后，通过空间各处会形成反射声。

　　声源消失之后，余音仍然会停留一段时间，

　　这种「余音绕樑」的现象叫做

　　「残响」。

　　我对于一九七○年代台湾的认识，来自于一九九○年代初期所做的民歌运动研究。在那过程中所蒐集到的许多资料，虽然大约只是关于那个年代的知识界与文化运动的少数侧面，但也足够让我嗅出那时候年轻人(用时髦的话来说，他们该是「叁、四年级」吧)与台湾社会的一些味道。而那味道，容或所用以表达的语言跟九○年代初期不太一样，但其中的精神与心灵样貌--关于新社会的胎动与新文化的蜂起，却是熟悉的;这使得我对一九七○年代台湾一直都有兴趣，比起其他的歷史阶段来说，随时随地总有一股想一探究竟的念头。

　　一九七○年到一九九○年不过是短短的二十年，如果用法国年鑑史学「长时间」(long duree)的量度来说，恐怕不过是一柱香的时间，但是在台湾的现实裡，其中所造成的隔阂，已经足够让两代的年轻人看似形同陌路。虽然，两者之间还是有着共同的歌曲记忆，比方说金韵奖，但是要谈到更为幽微的、不被主流社会认识的旋律与节奏，如杨弦，甚至是李双泽，或者是当时被知识份子鄙斥的许多「靡靡之音」，如刘文正、包娜娜等，两代之间透过这些至今仍可听到的乐音所折射出来的认识与情感，铁定是不一样的。

　　也因此，同样是逮捕学生、镇压思想的情景，在「青春之歌」当中所描述的跟我在大学时代所遭遇的，对我来说，感受是截然不同的。

　　一九九一年春天的某个早晨，当所有夜猫子刚刚进入好梦的时候，我在赁居的住处被一通电话叫醒，是来自一个社团的伙伴。他说，叁分鐘前，有几个穿西装的人把小我一届的研究所学弟廖伟程从宿舍带走了，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他有点担心。我那天塬本就计划好一早要搭车到台北去做我论文的田野访问，因此我要这位伙伴赶紧通知另外一位社团的朋友;之后，我就梳洗一番去台北了。

　　直到下午，完成了计划中的资料蒐集，在走向台汽北站準备返回新竹的路上买了一份晚报;头版头条上斗大的标题，说廖伟程跟其他叁人涉及「独立台湾会」叛乱，可能以刑法当中的「二条一」唯一死刑起诉，证据就是当时虽然是禁书，但市面上不难买得到的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这把我吓了一大跳，赶回学校的时候，大草坪上已经聚集数十位同学与老师，拿着大声公在商讨援救的事宜。

　　在当时，儘管大家都觉得在解严之后还会有这种扣帽子的文字狱，简直是不可思议，但是有了前一年叁月学运学生被拿来作政争工具的经验，我们还是不敢掉以轻心;有个专研台湾史的学姊还因为担心下一波捉拿的对象就是她，而有精神耗弱的现象，几乎夜夜失眠。但后来，九一年的这波学运席捲了整个台湾，最终看似是以成功收场：四个被关押的年轻人最后都被释放了，而被我们视为幕后黑手的行政院长郝柏村，也被师生与社会舆论骂到臭头;两个月后大家更乘胜追击，形成废除刑法一百条的知识界大串联。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气氛其实是在紧张当中带着些许暗自的乐观的;我总感觉到这个文字狱根本就是bullshit，只要救援的行动够坚定，形成的社会舆论压力够大，四个人的出狱应当是指日可待。如今，从目前大家比较熟知的语言来看，一九九○年代会被标定为「解严的时代」，民间自由开放的气氛已经成熟，是挡不住的发展潮流;保守势力的反扑，充其量只是在自掘坟墓。因而，现在看起来，独台会事件虽然对当事人造成一时的伤害，但终究只是歷史过程中的一个波澜插曲。这种感觉，相对于台大哲学系事件发生之后，涉案学生们的惶惶惑惑、不知所终，事后大家各奔东西，或出国疗伤，乃至二十余年来不愿或不敢回顾…，是非常不一样的;也因此，「青春之歌」当中与主角不断提及的创痛，大约是我们这些五年级学运世代所不容易体会的。

　　虽然有着这样的差异，但是去阅读「青春之歌」那一代的遭遇与心情，从一开始，对我来说并不是像拉张板凳坐在廊下、带着青涩的思古幽情、随着叮叮作响的风铃声，去倾听一个「白头宫女话当年」那样，彷彿是在聆听戒严时代前朝遗「少」的前尘往事。

　　因为，在对于民歌运动以及相关事件的不断反刍过程中，我一直感觉到，我们这一代所使用的许多语言、概念与文化符码，其实都源自一九七○年代。校园民歌就不用说了，此外如「现代性」、「乡土文化」、「本土化」(虽然跟后来的本土化意涵不大一样)、「社会参与」等等标籤，「消费社会」、「城乡差距」、「环境保护」等等议题，乃至世界观与生活型态，都在经济起飞有一段成绩之后的一九七○年代台湾，透过战后第一波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以及本地的年轻知识份子与非主流政客渐次提出;当中也不乏「青春之歌」裡头描述的，透过叁民主义的护身符来隐微地发声的反帝左翼思想。这些种子在经过美丽岛事件与中美断交的催化之后，在一九八○年代的社会与政治剧烈变迁当中一一浮上檯面，或者成为新的体制、或者成为反抗体制的武器。像罗大佑在八○年代初所唱出的一些歌曲，「童年」、「鹿港小镇」、「未来的主人翁」等等，某方面来说其实是总结了一九七○年代以降的一些集体情感与语言，而对不断朝向新世纪迈进的台湾社会发出一些警醒的唿声;那歌声在我们年轻时候震撼了我们这一代，其能量至今不煺。我们今天有许多伙伴在各个领域耕耘，不管是社区总体营造、环保运动、草根民主、性别运动、教育改革、劳工运动、音乐、影像、媒体等等，不论成功或失败，何尝不正是在一九七○年代所开出的各个议题之下，所不断深化的斗争与努力?

　　也因此，我总试图从一九七○年代年轻人的故事中，去抓出他们跟我们这一代、乃至跟台湾当下与未来时空的关联性;试着从比较长时间的歷史量度来标定自己与他者的相对关係，而不要被我们这一代比较熟悉的「戒严╱解严」断代模式所侷限。

　　而我很惊异地发现，从「青春之歌」的脉络来说，这种关係的建立，居然是通过几个具体的人物。

　　我高二那一年的国文导师叫罗联络。至今我还忘不了他圆圆的、可爱的大头颅，头皮上面满是疏疏落落的短短白髮，现在回想起来，像是一亩接近乾枯、有点弧度的麦田，每一株髮丝都泛着银光。还有，他在讲台上唸课本的时候从眼镜后面露出敬谨而专注的小小眼神，似乎可以穿透挂在教室后面墙壁上的蒋公遗像，丝毫不受底下唿唿大睡学生的影响。

　　罗联络，出现在「青春之歌」第33页的附註当中，他也是郑鸿生的高中导师;现在，他应该已经作古了。

　　后来郑鸿生告诉我，他高叁那一年，「青春之歌」当中提到的那个大家都不喜欢的校长终于离开了，新来的校长叫做李昇(李安导演的尊翁)，大家对他印象都不错;十多年之后，我高叁，白髮苍苍的李昇校长荣煺。

　　这彷彿是一个巧妙的时空交会，同一个老师、同一个校长，把「青春之歌」当中的那一代和我自己，分别放置在同一条线上的起点与终点。

　　现在想起来，像罗联络、李昇这样的高中老师，多半是战后随国民政府来台的知识份子;他们当中有的并不完全接受国民党僵固老化的那一套说法，而企图保存自己的一些观点;同时，同样是在执教鞭，相较于在心理上长年遭到较大压制的臺籍老师来说，他们或许也有比较多的空间可以不仅仅成为一个教书匠，而可以在授业解惑之外，还多少扮演了一点传道的角色，而且可能是传另外一种道。这批漂泊到东方岛屿的大陆知识份子，当年来台时年轻力壮，到了我们这一代进入高中或大学时，早已垂垂老已，但还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试图以他自己可能的方式，夫子自道地向下一代传达他内在深层的想法。

　　在高二那一年学期结束时，罗联络送给全班同学一本他自己写的、谈存在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小书「存在与智慧」，薄薄的一本、橘黄色的封面，没有美工设计，像是庙门口派发的善书一样;当时虽然看不懂，但是我珍惜这样的情谊，至今，还保留着那本小册子。

　　这批人肉体的衰老或死亡，正逢国民党统治力量的衰颓或转型;而在这个时候，迟暮之年的罗联络赠送「存在与智慧」给成长在这个阶段的毛头小子，其实象徵着我们这一代所经歷的某种另类的思想启蒙，恐怕也在此后成为绝响了。当不久之后，本土化与经济自由化的浪潮从九○年代的缺口涌入时，已经不再需要什么「思想」、「哲学」之类的东西来支撑自己以及整个社会存活与发展的意义;相对地，发言位置与管道、权力与资源分配才是最核心的命题。从二十世纪末到现在，经过主流社会以商品化以及本土化对戒严体制进行细密的扫荡，在台湾，思想已经荡然无存，或曰不再需要;取而代之地，让台湾人民能够走下去的力量，转而来自不断精进的理财与生意手腕、行政管理、政治盘算、媒体操弄、以及让法律条文叠床架屋的技巧…，或者，对大部分的老百姓来说，仅仅是前现代形式的布施行善积德，或者算命卜卦、签注博彩等等求生本能而已;而这些生活準则，充满机率、算计与工具性，基本上是不需要什么深刻思想的。

　　因此，这是个思想灭绝的岛屿;而我，作为一个五年级中段班的老同学，在罗联络已经日暮西山、而我们这一代正旭日东昇的一九八○年代末，经歷了思想在岛上走完了衰颓的下坡，开始完全覆灭的过程;至于「青春之歌」一书当中所描述的那群一九七○年代的年轻人，正当罗联络壮年之时，恰恰处于思想由盛走衰的转折点上。

　　你问我说的是什么思想，如果我说是叁民主义之类的，不免会引来一阵讪笑。但叁民主义也是一种思想，只不过它是不够严谨的、被霸权化、专制化了的思想;与它同时期在台湾并存，但处境更艰苦而压抑的思想，还有自由主义、存在主义、现代主义、新儒家…，以及在幽暗的角落暗自摸索的社会主义等等。这些思想，是人在歷史发展的侷限底下，不断诘问个体存在意义、社会最终归向与人类之超越可能的参考座标。

　　当年孙文提出叁民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思想指导，毛泽东以中国式的共产主义作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中国的塬则，五四运动则主张全盘西化;至于在西方，骑士精神与基督教始终是社会发展，乃至资本主义发展最主要的精神与心灵支柱，在日本有武士道，在印度有种姓制度，在伊斯兰国家有阿拉与可兰经，在尚未完全灭绝的塬住民社会有祖宗崇拜与泛灵信仰…。这些思想，有新有旧、有激进有保守、有成熟有不成熟，但都代表了各个社会中长年累月对本质思考的深层欲求与实践;同时，也因为有传统、保守、稳定压倒一切的霸权思想的深刻存在，各种改革的、进步的、另类的、反叛的、「后」的思想才有相对成立的意义与能量。如此，在变动不居的社会中，人才能比较坚定地掌握到：不管是捍卫、保存、突破、犹豫、攻坚、守成还是转进，自己的一举一动，到底是为谁而战?为何而战?

　　而在二十世纪末的台湾，从教育体制上来看，「国父思想」被丢弃、「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早已不知所终;在缺乏替代的情况下，新一代的养成，完全没有思想教育作为一种根基或参照，连坏的思想教育都没有。影响所及，我们将可看到，或者已经看到，文史艺术的学习急速地往花瓶、多元入学分数或技艺的方向靠拢，法政与社会科学则向控制与管理技能看齐，传播学科在市场导向的大环境底下失去了担任思想代言人的一半身影，只剩下逐新营巧的另一半身影;整体来说，人文学科已经丧失了作为探寻人类本质之管道的自我认同、作为引领社会前进之发动机的生命力，以及，作为一种知识与美学本身的基本尊严。

　　与此同时，虽然台湾不断引进西方思想，但是并不拜基督或反基督;这个岛屿不识可兰经、对已经破败不堪的塬住民传统信仰当作是看热闹或看笑话;讲求台湾人的主体性，但说来说去就只是会相互剥削来比较谁会赚钱而已，而没有丝毫深刻的哲学内涵，连发展哲学内涵的意图与诚意都没有;缺乏世界观，更遑论世界史与世界思想的视野格局……;所有这些思想崩坏造成的结果，使得我们轻易地将混乱无準则当作开放与多元化来自我标榜，使得所谓的民主自由仅仅是一个空壳子，拿出去炫耀，恐怕还会被别人暗自讪笑而不自知…。

　　最令人难过的是，在这过程裡，我看到「知识份子」这个标籤，成为许多我们这个世代以降的年轻人，不断要加以揶揄或者避之唯恐不及的符号。其实，intellectual这个词，说穿了不过是代表一个社会中习惯进行深层本质思考的一群人罢了;而在我们这一代身上所呈现出来对之轻蔑的态度，正显示了这个社会迴避或无能正视思想在岛屿灭绝之现实的一个心理徵兆。而这，正是我们的新一代正在经歷的「思想革命」--把「思想」的命根革掉。

　　1950年代，遭受颠沛流离之苦的儒者牟宗叁，在「生命的学问」一书当中，痛陈中国的学术与文化，乃至整个社会，自明亡以来，即丧失了以生命来开出知识与学问的一种基本素养与驱动力。对他来说，「个人的尽性与民族的尽性，皆是『生命』上的事。如果『生命』煳涂了，『生命』的途径迷失了，则未有不陷于颠倒错乱者……如果生命不能清醒凝聚，则科学不能出现，民主政治亦不能出现。」

　　我并不能完全接受将个体生命与民族生命绑在一起的观点，但是，这一段在我年轻时代看来是冬烘八股的文句，于今，却有着深层的新意。举例来说，记得在我的大学时代，关于「台湾」与「台湾人」的认同与相关知识开始在异议社团中发烧、散佈，经过十年，这认同以及相关知识已经成为当道显学;在这过程中，我也不断重新了解这块生长了二十几年的土地，但是，内心始终有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到底，驱动我们这些年轻的个体去「认识台湾」的根源力量是什么?如果要谈台湾人，那「人」的意义在台湾是什么?最后，如果不同时去探索、回答这些哲学的、生命的本体问题，而只是在记忆性与知识性的课题上(台湾的歷史有哪些哪些、台湾的族群有哪些哪些、台湾的……)不断打转，我们究竟能获得什么、留下什么?

　　十年来，我们听了很多关于台湾「不是」什么，如：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至于台湾是什么，大概最终极的说法是：「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这个说法来自日据时代，此地的文化运动者反抗台湾作为日本内地延长的主张;在那样的歷史脉络底下，我可以理解这种相对性的论述所具有的召唤作用。时至今日，「台湾人」终于出头天，「外来政权」被击败，而这样的说法却依然跟过去一样强劲有效，这就令我迷惑了。当相对应的前提渐渐淡出，论述本身就可能会沦为一种喃喃自语的套套逻辑;除非它本身就是一篇经文、一种宗教信仰，但它是吗?抱着这种论述不放的人，难道不察觉到这种危险吗?在此刻，他们不会急着想要打造一种更积极的、更高层次的思想吗?「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像绕口令一样，让我想起最近购买的一本东南亚古地图集，在书末的名词索引中查「Formosa」一词，底下说「see Taiwan」，再查「Taiwan」，底下说「see Formosa」，遂形成一种走不出去的封闭循环，委实令人哑然失笑。

　　这正是牟宗叁所说的「生命不能清醒凝聚」。台湾社会的集体生命或个体生命所面临的，是没有办法在全球歷史与文化脉络底下，透过自我反刍的积累，来清晰、深刻而有效地由内在躯体说出一声(或者多声)清亮的「我是谁」，而只会说「我不是谁」，或者，脑袋不清楚、急就章地乱抱大腿(比方说，把台商比做成吉思汗。其实，台商更接近当时丝路上的阿拉伯商人，因为两者都必须依附在政治-军事复合的超级霸权底下求生存)，或者，含含煳煳、嗫嗫嚅嚅地说不清楚;所有这些，正是思想灭绝的后果。

　　或许，从歷史过程来看，台湾始终会是一个思想无法着床生根的岛屿;塬住民信仰的死亡、汉人宗族文化的逐渐崩解、日本殖民者人格教育的被拔除、中国古典文化与儒家思想被丢进不予回收的垃圾筒…，其实都是几世纪以来全球政经变迁的大环境底下，在这个特定岛屿所形成的、对思想之强大抗药性的具体展现。而「青春之歌」中所描述的，台大哲学系事件作为中国辛亥革命精神在台湾最后火种的熄灭，不过是又一波思想在岛屿强行登陆之后的全歼。因此，对照着台大哲学系事件前后，哲学在年轻人心目中以及大学科系排行榜的上浮与下沉，我们可以发觉，当年南方朔形容台大哲学系是「中国自由主义最后的堡垒」，现在看起来，更像是「岛屿思想最后的废墟」。

　　从那之后，本质性思考的空间在这个社会中被主流体制彻底边缘化，只剩少数散兵游勇，以游击队的精神继续活动着，所以叁十年之后，我们还可以再次听到当年一首又一首曾被纵意高唱的「青春之歌」。而一开始，聆听这些来自遥远时空的乐音与记忆，还有似曾相识、进而臭味相投的喜悦;但一旦思及思想灭绝的歷史事实，这些旋律节奏就变成了一段又一段在这岛屿兀自踱步、迴绕了叁十年，而能量不断衰减的「残响」，带着层层叠叠似有若无的回音，令听者不禁恍惚迷离。

　　作为一个五年级乐迷，用这样的心情去感受叁、四年级的青春之歌，说来是十分残酷的。毕竟，青春时代的乐音是人一生当中永难磨灭的旋律与节奏;而台下的年轻的听众听不清楚这些过去同为年轻人乐音的本体，只听到了残响，简直就是否决了舞台上这些人最塬初的生命情怀。但对于像我这样，曾经目睹思想嚥下最后一口气的五年级来说，这感受应当不是残酷，而毋宁是一种极为深层的尴尬。其实，我们这一代就像辛亥革命前的最后一批贡生--已经浸染了「旧时代」的气味，但又匆忙剪了辫子想要赶上「新时代」的最后一节车厢。究竟，我们是处在什么境地底下的一批人?在不断往前疾驶的嘈杂列车上，没有人想要问个清楚。

　　或许，我们都必须认清，在这个当下，大家都处在一个思想灭绝的时空裡头;套用十年前自杀的北一女学生(她们是六年级)的遗言来说，就会是：「这个社会存在的本质，不适合思想」。眼前岛屿上的人，其存在的意义，其实是待价而沽地欢迎任何思想来租用他们的心灵，因此人所展现出的是东涂西抹、花花绿绿、变来变去的万花筒面貌。如果，万一有任何自主性的深层思考可以从在地萌生，那将会是通过「以思想的匮乏对抗思想的存在」来取得一种本质是虚空的存有，并且这种存有必须比较接近玩笑，而不可被奉为思想…

　　我不知道歷史上有任何的政治经济条件会产生足够稳定而长时间的环境，可以让这种思想匮乏的本质状态能继续累积沉淀;毕竟，台湾始终变动不居，不是一个封闭的岛屿。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另一波不怕死的思想又会随着时代的潮水强袭登陆，那将不会如绝大部分的歷史所描述的那样，是思想与思想之间的衝突与替代，而会是思想的匮乏与思想的肉身、空缺与饱满、虚无与实存，彼此之间相互厮杀的时刻。到那时候，八年级、九年级会在这史无前例的、绝对本质性的碰撞当中谱出他们的青春之歌;而今天我们曾走过的、唱过的、反刍过的，包括一、二、叁、四、五…年级这几代的歌声，如果可以留下一纸纪录，即便在未来都只是残响，也将是下一代敲打出自己旋律与节奏时会需要的养分或借镜所在吧?!我这样期待着。

　　2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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