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郑鸿生的《青春之歌-追忆一九七○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
：杨照/2002年1月22日
郑鸿生的《青春之歌》，其实并没有真如书名副标宣称的那样，去记录「台湾左翼青年」在七○年代的种种活动。在我阅读接触的範围内，两年前出版的郭纪舟的《七○年代台湾左翼运动》(海峡学术出版社)，对于「台湾左翼青年」所思所为的关切，就远比郑鸿生来得广泛且深入。
郑鸿生记录的，只是非常非常小的一群「左翼青年」。而且也只记录了他们非常非常短一段时期的活动。这一群人恰好一九七○到一九七叁年间都活跃在台大校园，当然这几年也正是郑鸿生在台大唸书的时间。
《青春之歌》比较明确的内容，是郑鸿生自己的大学生活回忆录。书中明白以年轻时代的郑鸿生为叙述主体，写的也几乎都是年轻时代郑鸿生所接触到的人与事与校园文章，如此充满自我意识的回忆与怀旧，当然不适合拿来当作「台湾左翼青年」的集体或社会学式整理研究阅读。
这样说却并不表示《青春之歌》不重要或不够重要。相反地，把《青春之歌》归类定位清楚后，我们才更能评估这样一本书的价值所在。
明明是一个个人的大学生活回忆，《青春之歌》却绝不是一本琐碎、滥情的书。第一个重要塬因，是这短短几年中，掀起了台湾战后第二波的校园行动主义。在此之前，有「二二八事件」前后的学生蜂起，不过那波热潮，到了「四六事件」、进入五○年代之后，就被严厉镇压、严格控管了。在此之后，到八○年代中期，有另一股最后推至「九○学运」的校园活力冒出来，是为第叁波校园行动主义。
第二波校园行动主义，由「保钓」开启其端，却轧然终止于七叁年的逮捕行动与随后的「哲学系事件」。这短短叁、四年间，发生了很多事，又因为校园外的社会依然极度压抑威权管制笼罩了一切，校园中的热火思想与活动，在静滞的背景对照下更显凸出，也就带着今日难以想像的衝击动能。
郑鸿生的大学生涯，刚刚好落在这个时点上。而且他所交接的「左翼」师友们，又都是这波行动主义中的主要行动者。郑鸿生以局内人的身份近距离参与，然而在逮捕行动及「哲学系事件」中，他却阴错阳差地逃过了国家机器的反扑惩罚，替他在记忆、描述这段经歷时，保留了较大的心理与情绪空间。
歷史条件使得郑鸿生的观察、记录，越是个人、越是能挖掘中那次校园行动主义的底蕴。郑鸿生青年时代的好友，也是《青春之歌》当中出现最多、事蹟佔了最大篇幅的钱永祥，替这本书写了一段既深刻又感人的〈跋〉，文章裡钱永祥如此说：
「……叁十几年来，我对于自己成长的那些年头、那些人与事，不敢回首之外始终也有难捨的眷恋--那是一群活得认真的朋友、一个自信不平凡的时代、一段丰富而狼狈的经歷。」
所以故事就在他们怎么样活，他们真正做出什么事倒还在其次，毕竟箇中最具滋味的，不是那个时代真有什么不平凡真有什么了不起，而在于那么一群人认真地自己相信时代的不平凡。换句话说，这段经验如果有意义，也是在于那么一小群人，用那样独特的方式，建构了一个自己意识意念裡的辉煌世界，他们不顾苦闷的威权管训、他们超脱了贫瘠的物质及思想补给限制，给自己的生活赋予了一组高超的、激越的价值内涵，是他们的想法、他们实践、活过这些想法的日常细节，真正杰出、表现杰出。
然而从世俗现实的角度，这样一个丰富的想像价值世界，却带给他们狼狈的灾难。塬本顺利的学业因而中断了。更狼狈的是想像中的高贵价值图像硬生被国家机器的威吓粉碎了。那是一种最可怕最深沈的屈辱。你被迫在塬本看不起的国家威权前面承认错误承认失败，放弃那高贵的、超越的价值追求。
这也就是为什么像钱永祥这样真正具有反思能力的当事人，会那么抗拒去回忆的主因。这也就是为什么其他局外人很难準确掌握到其间实存感受的主因。
郑鸿生的《青春之歌》写出了生活、写出了自以为的不平凡，更重要的是，也写出了其间及其后的狼狈。郑鸿生的位置，使他没有掉入书写这段故事最可能掉进的双重陷阱裡：他没有以现实面为标準去矮化那些其实只活在少数几个人心灵裡的高贵理念;他也没有纯然封闭在高贵裡念裡，把这些人刻划成为英雄，或赋予他们改变歷史、影响歷史的角色。
郑鸿生恰如其份地走在现实与理念中间的狭窄地带，让没有活过那段时期的人，可以更清楚地瞭解：这些不曾真正改变过歷史的人藉着思考与生活，给那个时代的台湾多增添了一项多元基因。他们不同于服膺党国意识型态的同时期的李大维、马英九、赵少康、冯沪祥们，他们创造了，或至少努力去创造过，自己的信仰与价值。这是台湾社会的宝贵资产，反过来看，这些认真活过的人，在往后的生命歷程中，几乎都毫无例外地被边缘化了，而是那些没有创意地唿应党国宣传的人，成了这个社会的主流菁英，这样的筛选说明了台湾的问题，台湾的悲哀。
《青春之歌》裡写到一段奇特的经过。一九七叁年二月十七日，警总动手抓人。本来是要同时逮捕黄道琳和钱永祥的。黄道琳被抓了，可是钱永祥却逃过了。
「老钱(钱永祥)顿然想起，这天早上出门下山的路上，有人向他询问翠岭路九号的位置，而他家则是十九号。那是在新北投的一个山腰上，周遭还颇荒凉，没太多房舍，走到山脚则有一段路程。他也记得看到一辆吉普车就停在山腰，方位正可观察到他们那一片房舍的出入情况。由此他推断那个问路的人以及那辆吉普车应该就是来抓他的。……这天早上在翠岭路上问路的那个人终于找对了门号，也发现了他要的人刚巧和他错身而过，就火速下山企图拦下开往台北的公车抓人，但还是迟了一步让老钱懵然无觉地来到台大註了册。」
不过这么神奇的巧合，却只替钱永祥多争取了半天的时间。下午钱永祥在孟祥柯的陪同下还是去了警总自行报到。
这段故事，多么适合拿来作为这段校园行动主义具体而微的象徵。在那个年代，国家机器私了一个错误(自大傲慢的警总及国家机器必定会犯错的)，意外地让一些应该被监管的学生获得了自由，只不过这自由如此短暂，最后他们还是只能被迫回到那个由威权管束搭盖起来的牢笼裡。
为什么自由那么难、那么短暂?郑鸿生记录下的钱永祥二月十七日那天的感触，说明得最清楚：
「老钱……到西门町漫无目的地走着，……想着这不是革命的时代，没有革命组织可以投靠，没有媒体舆论可以求援，他望着西门町的茫茫人海，个人像沧海一粟般无助。」
明明是无助的沧海一粟，他们却硬要认真自信地活出「一段如火年华」，他们的困境更凸显了他们不可磨灭不该磨灭的精神。
追忆197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 “给我们谈谈……1830年代吧”
2009年11月14日 东方早报
李公明
“给我们谈谈1830年代吧 / 那电光闪闪的时代 / 谈谈它的战斗，它的热力……”泰奥多·德·班维尔的这几句诗可以成为所有激进思想史回忆录的永恒主题。在我们的精神成长史上，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就是这类主题中影响巨深的着作，它既是大革命的余焰在十九世纪俄罗斯心灵中燃烧的明证，同时也成为了后来各类所有曾在威权专制下挣扎、抗争的“青春之歌”的回忆塬型。
读郑鸿生的《青春之歌:追忆197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12月)，不仅对于过去仅略有所知的台湾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校园民主抗争、保钓运动等有了更多感性的认知，对于台湾左翼思想的脉络、暗潮和历史的吊诡有了更多的思考，同时更产生了对于“谈谈1830年代”这类“青春之歌”的反思。作为书中记述的主要人物的钱永祥教授为该书撰写了《跋:青春歌声里的低调》，以十分严肃、冷静的心态分析了在该书的记忆叙事中潜藏的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例如，关于“反对”这个概念，他说不能容忍这个概念的庸俗化，因此必须在威权与反威权的框架之外更要追问价值理想的问题，要追问反对者的价值理想的内核是否更能使人具有做人的尊严、反对者的价值理想是否能在反对的行动中得到深化、扩展和取得认同。他继而深刻地揭示了台湾社会思想价值环境的“贫瘠破碎”:保守者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自由知识分子仅以符号式的反威权自恃、被压迫的草根被迫求助于各种反现代导向的族群主义。由于价值意识的贫乏、扁平化，“反对”沦为“取而代之”、民主变为政治动员的操作术。因此之故，宪政塬则、社会整合、公共政策等等问题难以在价值理念的引导下展开公共讨论。钱教授说，往者已矣，新一代仍以“反对”为念的人应该叁思关于价值意识的问题:“自己的承诺究竟何在?”(第311-315页)又比如，他指出应该把“反对”纳入思想史研究的课题，从而使事件与思想相互撞击、发酵的实际情由和可能具有的丰富性得以呈现。更令人动容的是对于屠格涅夫笔下的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形象的分析:屠格涅夫对于“反对”作为实践模式的矛盾和游移，而“我们”时而坚信、时而虚无彷徨的命运竟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个时代整个世界的思想局面所决定的;这种命运“注定既不快乐、也成就不了什么事业。到今天，这个局面仍未改变，并且看起来也不会改变”(第322页)。
掩卷之后，犹有几个问题无法释怀。首先是对广义上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精神遗产，实有一些基本分野。萨科齐在当选法国总统后说，为了解决国家道德危机，必须“一劳永逸地抹除1968年5月”。可以认为，“抹除”六十年代的精神遗产是一类有普遍性的威权心态和意志表述，无非证明了六十年代精神遗产仍有其尖锐的、挑战性的品格。而对于像西德尼·塔罗、莫里斯·迪克斯坦以及所有《青春之歌》的来说，无论如何批判地反思，“六十年代在我们身上，在那些对其有过最强烈体验的人身上幸存下来”( 迪克斯坦语)。但是，真正有意义的“幸存”不是符号象征的光环或怀旧，而是思想与学术事业的结合。社会运动和政治斗争行为这些主题，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就一直是当代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其与青年造反运动的联系显而易见。其次，关于“遗忘”。朱尔·米什莱在写作《法国大革命史》的时候正痛苦地目睹大革命的理想慢慢消逝，也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悲剧本质有更清醒的认识。但他声称自己仍然相信大革命的理想，更重要的是，他把“遗忘”作为比死亡更可怕的性质，用以描述那个专制的时代。于是，他作为历史学家站出来说:没有什么会被遗忘，人和事不会被遗忘。……连空气都不会被遗忘。还有，关于 “青春之歌”的主人公的命运可以回到赫尔岑那里得到理解:他说文学、艺术与历史使我们看清楚了这个荒唐的环境、侮辱人的风习和畸形的权力社会，我们对这种生活既不可能适应，也不愿意和它搏斗而被毁灭。这时，“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东西在说话:要离开还太早;因为看来在死魂灵的背后，也还有活的灵魂” (《赫尔岑论文学》，辛未艾译，第7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5月)。那么，重新谈论 “1830年代”就是命运的安排和使命。
为了反抗“遗忘”，文献档案与口述历史资料的相互参证有重大意义。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以来相继进行了“口述历史访问计划”的工作，为中国现代史研究保留了一批涉及政治、军事、学术文化等各个领域的重要史料。当初这项工作是由近代所筹办主任(后任首任所长)、着名的中国近代史宗师郭廷以先生拟定推行，他自己无法料到的是，在他辞世近叁十年后，近代史所口述历史组完成了对其门生故旧的口述资料整理工作，出版了这本“口述历史丛书” 之八十四《郭廷以门生故旧忆往录》(陈仪深等访问，王景玲等记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2004年4月)。该书收录了郭先生门生故旧的二十二篇访问记录及六篇回忆录，以大体论，所录者不外是对郭氏学术风范、成就及筚路蓝缕之艰辛的追述，以及学生门人在郭师引领下进入学术生涯的历程。但从细处看，这些访录还记述了不少因门户歧见而导致的人事恩怨、借国际冷战氛围而产生的告密诬陷，以及官僚政治干预学术等史实。诚如多位访谈者所言，近代史所自筹创之际便充满着各种或明或暗的忧患，其间郭廷以先生更是经受了不少的冤屈和打击。而近代史所仍能在“内忧外患”中坚守学术之职、取得国际瞩目的成就，实与郭先生的坚韧努力和学术卓见不可分割。陈永发教授为该书作的“序”中认为，“郭廷以先生的时代，最大的挑战是在一切要求政治正确的时代氛围中，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建立客观研究的学术声誉，同时经受得起特务政治和检举文化的折腾，坚持一切以学术为重的信念”。所言甚是，这可以看作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在两岸所经历的共同景况和愿景。
与这部口述历史关系甚密的是张朋园先生着的《郭廷以 费正清 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97年5月)。张是郭的重要门生，在上述《忆往录》也收有他很平实、客观的访谈，而该书所论自是郭廷以学术生涯中极其重要的一段经历，也是台湾史学发展的重要节点。余英时先生为该书作的序更把郭、费、韦叁位以学术为道而超越了各自的政治、团体利益视作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关键，可见此段个案研究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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