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述五六十年前台湾的白色恐怖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6月06日 10 版)
《走出白色恐怖》，孙康宜著，三联书店2012年4月第一版，24.00元
1950年春天的一个深夜，从中国大陆来台湾四年的台湾梧栖港务局副局长孙裕光在家中突然遭到逮捕，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刑10年，家产尽被查抄。如他日后所写：“大祸忽然临到我们全家，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一夕之间坠入忧伤痛楚的流泪之谷。”其时，孙裕光的长女孙康宜未满六岁，长子康成不满三岁，次子观圻一岁零八个月。
此后十年，孙康宜随着母亲和两个弟弟避居台湾南部。与此同时，孙裕光先被遣送绿岛，再移回台北监狱。1960年孙裕光刑满获释，此时孙康宜已经高中二年级了。
在父亲坐牢的10年间，也即孙康宜6岁到16岁的漫长成长期间，孙康宜一直不断地告诫自己，除非不得已，绝不向人说有关父亲被捕的事情。动乱时期的冷酷之一就是，连小小年纪的孩童也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舌头。
50年后，孙康宜试着把那压抑了五十年的记忆写出来，以几个较为熟悉的人物为枢纽，试图通过这些人的故事去追寻逝去的时光和岁月。
读书报：在1980年代言禁开放之前，白色恐怖一度是台湾历史上的禁忌话题。您父亲因大舅陈本江的牵连，蒙冤蹲了10年的监狱，一家人也因此遭受了无尽的痛苦和磨难。回叙这段历史，您需要足够的勇气吧?
孙康宜：回叙这段长期被视为“禁忌”的历史，自然需要“勇气”。但我想，这主要还是因为我个人有一种见证历史的强烈欲望。就如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所说：“作为人子，岂能容父母和他们那个时代所曾经受的苦难就此淹没?”其实早在1960年代末期我刚离开台湾时，就已经有撰写白色恐怖的初步想法了。可惜当时时机尚未成熟，而且我还在专心于自己的学问和事业，所以这本书的写作计划就这样给耽搁了，一拖就拖了几十年。
读书报：沉默了那么多年，是什么样的契机触动您写作这本书呢?
孙康宜：“沉默”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态。从前在台湾的白色恐怖期间，人们(尤其是受害者及其家属)由于对政治的极度恐惧，大都养成了凡事沉默的习惯。可以说，沉默乃是受难者的“保身”秘方。所以从小我就学会了如何控制自己的舌头。
不过，有关白色恐怖的话题，我在美国之所以“沉默”了那么多年，一直到本世纪初才得以述说出来，主要还是由于外在的因素所致。首先，离开台湾愈久，我与过去事件发生的现场，自然产生了隔阂。而且家人和亲戚们一向不愿谈论过去;他们宁愿让痛苦的记忆从这个世界静静地消失，因此我很难从他们那儿得到第一手的资料。
一直到1995年我偶然从别人那儿听说，原来我的大舅陈本江(陈大川)就是1950年代初台湾“鹿窟事件”的领袖之一，而我父亲坐牢十年乃是受大舅的连累。据说当时台湾保密局的谷正文先生因抓不到陈本江本人，就把目标转向陈的亲戚和朋友们。由于我父亲当时的身份和地位较为显著，他又是陈的妹夫，因此就不幸成了代罪羔羊。
在得知有关大舅的资料之后，我开始展开对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研究。不久我的母亲在加州去世，更加令我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想起我们一家人当年在台湾所遭遇的风风雨雨，脑海中顿时浮现了历历如绘的回忆。后来哈佛的张光直教授出版了他的回忆录《番薯人的故事》，详细记录他17岁时被捕和入狱的经验，也给了我很大的触动。于是，我决定要把自己童年时期所遭遇的白色恐怖经历写出，让自己生命中沉睡了半世纪以上的记忆公诸于世。当时我的朋友黄进兴博士也再三督促我：“你若不赶快写出来， 那段记忆就丢失了。”此外，自从我母亲过世后，父亲开始主动谈起他当年被捕和坐牢的经历，于是给我提供了不少宝贵资料。最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他过世之前，父亲还为我校对《走出白色恐怖》一书的初稿。
所以我说，这本书乃是为纪念我父母和他们那个受苦受难的一代人而写。
读书报：考古人类学权威张光直先生还是一个中学生时，便有过被捕的经历，此外，当代中国诗词研究大家叶嘉莹教授五十年代初受到家人牵连，也曾入狱。日后雷震借《自由中国》杂志鼓吹民主自由遭到长期软禁，陈映真因为参与读书会而锒铛入狱。可以说，这场白色恐怖几乎席卷了整个台湾知识界?
孙康宜：我想，在1950年代所谓白色恐怖的“高峰”时期(即张光直被捕、叶嘉莹被牵连的期间)，其高压迫害的恐怖程度确实“几乎席卷了整个台湾知识界”。而我父亲也不幸于这段期间坐牢10年。但据我个人的观察，1960年代以后(即雷震被长期软禁、陈映真被捕的期间)，其迫害的规模和方式已经变得较为缓和。但即使如此，只要被迫害，每个受难者都经历了难以弥补的创伤。那是个不幸的年代。
读书报：您的学术生涯一路顺畅，在学术上也开辟出了自己的领域，成绩不凡。作为一位华裔女性，您担任耶鲁东亚系的主任六年，成为耶鲁三百年历史上的首例。除了天分和勤奋之外，早年家庭的遭遇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您?
孙康宜：其实，我的学术生涯和事业并非如你想象的“一路顺畅”。我想所有曾在美国学术界奋斗过的学人都会同意：这并不是一条容易而“顺畅”的路。如果不能长期地坚持和努力，那一道道考核晋升的大关是很难通过的。
当然，你说的也有些道理，或许我早年的人生经验在某些程度“影响”了我。由于童年时期不幸的“家庭遭遇，”我从小就养成了努力工作的习惯。当时母亲为了养活我们， 开了个裁缝班，每天都在一针一线中过日子，我经常陪她开夜车一直到深夜。长大以后，我继续效法母亲，除非不得已，绝不放弃任何努力的机会。
读书报：作为那段历史伤痕的见证者，在这本书的写作上，您是否考虑过叙述方式问题?采取非系统的单篇散文形式是否与此有关?
孙康宜：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有关本书的叙述方式，我的确是再三考虑过的。首先我考虑到：因为我不是白色恐怖的“直接”受害者，我从未被捕，也没坐过牢，所以很难像张光直一样，写出一本以年代先后为序的回忆录。我所能叙述的只是我的童年记忆之片断，当年我的年纪太小，有关一些人的事情或许体会不出来，如今终于领会了，所以我愿意试着把我那压抑了五十年的记忆写出来。而且，我一向喜欢观察人物，喜欢通过某个人物角色来看世界，来思考真实人生的处境。所以我最后决定采取单篇的散文形式，并以几个较为熟悉的人物为枢纽，企图通过这些人的故事去追寻逝去的时光和岁月。
读书报：据说，您的第六张书桌是专门用来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这是您回忆、叙述这段历史的衍生品吧?目前，您的吕赫若研究进展如何呢?
孙康宜：有关我对“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研究，的确是我回忆白色恐怖、叙述这段历史之后的衍生品。但那是在《走出白色恐怖》的初版已经发行之后，我才偶然发现大舅与吕赫若的一段生死与共的情谊。原来1949年他们两人一起逃入鹿窟，可惜吕赫若后来遭到毒蛇咬伤而死。吕赫若的故事很感人，但我从前没读过他的作品，所以我开始大量阅读他的小说，也参考吕芳雄的那篇《追忆我的父亲吕赫若》的文章，以及蓝博洲的作品《吕赫若党人生活》等。后来我写了一篇有关吕赫若的英文文章，那篇文章的中译就成了这个北京三联的增订版(第11章)的一部分了。
有人说，我的“第六张书桌”是专门用来研究吕赫若的。其实那是开玩笑的话。许多年前，台湾的作家林贵真和他的丈夫隐地来到康州访问，也顺便参观了我的书房，回去之后就发表了一篇《拥有五张书桌的女人》的文章，以为纪念。有趣的是，从此以后“五张书桌”就成了我家书房的一个典故。后来有朋友来访，发现我的书房又多出一张新桌子，而桌面上却堆满了有关吕赫若的书籍，所以他们就把我的“第六张书桌”和吕赫若联系在一起了。其实我并没打算进一步研究吕赫若，这是因为吕赫若的小说(除去最后四个短篇以外)，全是用日文写的，而我的日文阅读水平并不高。
读书报：关于白色恐怖，您还有其他的写作或研究计划吗?
孙康宜：有关这个题目，我并没有其他的写作计划。唯一必须说明的是，本书的英文增订版(题目为 Journey Through the White Terror：A Daughter’s Memoir，Second Edition)将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与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合作)出版，不久可由Amazon 书店采购。所以，关于白色恐怖这个题目，我想我可以给自己画上句号了。
本报记者 陈菁霞
内容简介
这本书是孙康宜一家走出苦难、超越困厄的回忆。的父亲是天津人，母亲是台湾高雄人，国共内战期间，一家辗转到台湾，不想却是厄运的开始。五六十年代，被称为台湾“白色恐怖”的高峰期，军事法庭受理的案件多达三万多件，被长期监禁、被处死者，保守估计也有七八千人，知识分子、军人、工人、农民均有被打击的对象，著名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因思想问题而被捕，研究中国诗词的叶嘉莹教授也因家人受牵连入狱……1950年初，孙康宜的父亲因她舅舅参加了反抗当局暴政的活动，以莫须有的罪名下狱，判刑十年，家产尽遭查抄。母亲带领全家躲到农村，坚强生活，供儿女求学读书，狱中的父亲也通过信仰找到精神寄托。之后全家迁至美国，展开另一段生活。书名之所以用《走出白色恐怖》，是因为“写在这里的章节大多与白色恐怖有关，但这本书并非控诉文学，也不是伤痕文学，相反地，这是一本‘感恩’的书——对那些给我们雪中送炭的朋友和亲人，我的感激是一言难尽的”。想纪念的却是一个个在集权下生活的平凡而善良的人，以及对他们的感激与怀念之情。“我原来以为从前幼时所遭遇的患难是我生命中的缺陷，但现在发现，那才是我的心灵资产。”文中还带出张光直一家、沈从文夫妇、杨宪益夫妇等浮光掠影，都很令人回味。而关于的大舅舅陈本江和“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部分，更是对台湾政治迫害年代有志人士的深切纪念。
目录
序言：从吞恨到感恩——见证白色恐怖 王德威
新版自序
1.张我军、张光直和我们家
2.“二二八”的联想
3.六岁
4.雪中送炭恩难忘
5.探监途中
6.父亲的故事
7.母亲的固守
8.出狱
9.骨灰的救赎
10.在语言的夹缝中
11.大舅陈本江与“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
12.虎口余生记
13.红豆的启示
14.两岸的受害者
15.务实的拓荒者张绿水
16.最后一张卡片
17.台湾女子典范陈玉銮
18.Moses、Charlotte与我
19.女儿十六岁
20.大弟游绿岛
21.父亲的手
成长年表和有关事件
走出(台湾)白色恐怖(1)
楚天都市报讯
孙康宜教授是美国耶鲁大学讲座教授，也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在英美汉学界，论治学之严谨、任事之认真，孙教授是公认的模范。她丰姿优雅、诚恳谦和，永远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然而这样的学者风范下却藏着一个忧伤的故事：她曾经亲历台湾的白色恐怖，而且是受难者的家属。
白色恐怖是台湾政治史的一大污点。近年来，孙康宜教授在海外默默写下了这部《走出白色恐怖》。
并非控诉文学，也不是伤痕文学
我父亲是天津人，母亲是台湾人。20世纪30年代，他们到日本留学，相遇于东京。在天津结婚。1944年我在北京出生，2岁时随父母从上海黄浦江登上轮船，越洋过海到了台湾。3岁时(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6岁不到(1950年)父亲蒙冤坐牢10年。那时正是台湾白色恐怖的年代。
这几年我父母相继去世，对我们一家人经历的风风雨雨，事过境迁后，想起来有千言万语要说：其中有令人难忘的生死之交，有奇妙的两岸姻缘，有人性的软弱和刚强，亦有道德情操的升华。
我至今难忘，1965年(21岁那年)自己很自然就选了美国小说家梅尔维尔的小说《白鲸》作为大学毕业的论文题目。一生命运的坎坷，使我联想到自己在白色恐怖期间所经历的种种困难。在与指导教授见面时，我特别向她透露了家父不幸坐牢10年的遭遇。可惜处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我还没有勇气写下自己的经验。
1968年我越洋移民到了美国。多年后，我游历加州西海岸，登上轮船到了天使岛(Angel Island)上,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对许多移民美国的华人来说，旧金山对岸的天使岛是个充满伤痛的历史印记。在1910—1942年极其漫长的30余年间，美国法律是不准华人移民美国的。所以在那段期间，所有入境美国的华人(总共17万5千人)全都被关在荒废的天使岛上，一律被当成犯人来看守着。可以想见，这些华人所遭遇的种族歧视和侮辱自是苦不堪言。他们在孤独无助时，唯有靠文字来宣泄内心的痛苦。直至今日,天使岛上“移民站”的四周墙壁仍充满了无数中国诗歌的遗迹。那一行一行的题壁诗真实写出了早期华人的辛酸史，也是创伤心灵的文字见证。
天使岛上的文字见证深深地感动了我。那以后不久，我决定要把我从前在台湾所遭遇的白色恐怖经验写成文字，让悲剧伤痕化为历史的见证。
写在这里的章节大多与白色恐怖有关，但这本书并非控诉文学，也不是伤痕文学。相反的，这是一本“感恩”的书——对于那些曾经给我们雪中送炭的朋友和亲人，我的感激是一言难尽的。
这本书也叙述了自我追寻和自我反省的过程。当我站在今天的高度来回忆过去时，我发现我又学到了许多。我原来以为幼时所遭遇的患难是我生命中的缺陷，但现在发现，那才是我的心灵资产。我感谢早期那段艰苦的人生历程，是它让我在成长中提前成熟，也让我在缺憾中找到了完整的自我。就像诗人席慕蓉所说：那时候你就会明白/生命中所有残缺的部分/原是一本完整的自传里/不可或缺的内容……
走出白色恐怖——见证台湾的非常年代
：小詹1949年国民党撤退台湾。为了坚守最后的弹丸之地，在岛上大举肃清异己。当时被捕处死或遭受长期监禁者，保守的估计约有八千人之多，军事法庭受理的案件将近三万件，而被罗织株连，或遭误审冤狱的例子，更不在少数。白色恐怖的打击对象包括知识分子、文化人、军人、农民、工人;左翼和社会民主运动分子则首当其冲。这段高压统治主要发生在五六十年代，日后被称为“白色恐怖”高峰时期。
走过死亡的幽谷
孙康宜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也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她专攻古典文学，除了个人专著多本外，曾主持《中国女性诗歌诗论传统》以及《剑桥中国文学史》等巨型出版计划。孙教授治学严谨、诚恳谦和，这样的学者风范之下却藏着一个忧伤的故事：她曾经亲历台湾的白色恐怖，而且是受难者的家属。国共内战期间，一家辗转到台湾，不想却是厄运的开始。1950年初，父亲因莫须有的罪名下狱，判刑十年，家产尽遭查抄。母亲带领全家坚强生活，供儿女求学读书，狱中的父亲也通过信仰找到精神寄托。之后全家迁至美国，展开另一段生活。
近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孙康宜一家走出苦难、超越困厄的记忆——《走出白色恐怖》(新版)。这本书并非控诉文学，也不是伤痕文学，相反地，这是一本“感恩”的书。认为那段生命中的患难，并非人生的缺陷，而是心灵的资产，她也要纪念一个个在集权下生活的平凡而善良的人，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与怀念。这本书以社会与历史背景为线索，以散文的形式、纪实的史笔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件真相;此外，其更以质朴的讲述，温情的人性流露，描绘了白色恐怖下一个个正直、善良的普通人的形象，展示了人性的仁爱与尊严。
此次三联推出的新版，孙康宜作了大量修订。学者王德威撰写了序言，序言中不仅对台湾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历史做了简单介绍，而且用很动情的文字称许了孙康宜笔下的人物以及本人的写作态度：“往事不能如烟：不能忘记的不只有苦难和冤屈，还有仁爱与自尊。”
在台湾白色恐怖下：一个家庭的伤痛记忆
白色恐怖是台湾政治史的一大污点，多年来也是岛上的禁忌话题。1980年代末言禁大开，以往的斑斑血泪浮出地表，成为社会共同追记、反思的宿业。孙康宜也在海外默默写下《走出白色恐怖》，铺开自己一家人在台湾白色恐怖下的伤痛记忆。
孙康宜的父亲孙裕光是天津人，母亲陈玉真是高雄人，两人在日本留学时相识相恋，之后回到祖国完婚，孙裕光曾在北大担任讲师。国共内战，一家辗转到台湾，不想却是厄运的开始。1950年初，孙裕光因莫须有的罪名下狱，判刑十年，家产尽遭查抄。如他日后所写道：“大祸忽然降临我们全家，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一夕之间坠入忧伤痛楚的流泪之谷。”这年孙康宜六岁。她所记得的是半夜军警突然闯入家中，将父亲用手铐押走的混乱;是母亲走投无路，携带三个年幼的子女逃到高雄乡下避难的惊恐。我们不难想象，这样的经验给一个刚懂事的孩子所带来的惶惑与屈辱。以后十年，孙康宜随着母亲还有两个弟弟避居台湾南部，过着寄人篱下、苦中作乐的日子。她的母亲坚此百忍，付出一切心力维持家庭。与此同时，父亲先被遣送绿岛，再移回台北监狱。探监成为这个家庭最重要的假日节目。 1960年父亲刑满获释时，孙康宜已经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了。
1990年代中期，此时已移居美国的孙康宜才找出真相：保密局逮捕她的父亲孙裕光，是想套出她的大舅陈本江的下落。陈本江是1950年代初期曾经号称为岛上最大的左翼武装根据地--鹿窟的领袖之一。孙裕光坚持不合作，被判刑十年。在“鹿窟事件”(1952年鹿窟为国民党军歼灭)之后，为了显示国民党的宽大，陈本江只坐了三年牢就被释放，但他后半生颓唐失意，英年早逝。白色恐怖为两人的生命带来重挫。时隔半个多世纪，孙康宜的这本《走出白色恐怖》留存了这段记忆。
诉说伤痕：思考暴力、正义、创伤与救赎
缅怀往事，是孙康宜最艰难的挑战。在台湾“解严”以前，白色恐怖是不能闻问的禁忌，官方刻意抹杀，当事人也多半讳莫如深。对她的父母辈而言，往事不堪回首，就算有话要说，也有不知从何说起的困难。失语的痛苦不只是因为来自外部的压力，也更是因为当事人内心驱之不去的创伤。孙康宜的父母在1978年随子女到美国定居，父亲孙裕光此时已是虔诚的基督徒，宁愿以宽恕的心面对过去。但作为人子，岂能容父母和他们那个时代所曾经受的苦难就此湮没?往事不能如烟!孙康宜的这本回忆录不厚，却是积蓄了多少年的勇气才写出的见证。
孙康宜是白色恐怖间接的受害者，她自己也曾深陷失语的痛苦。孙康宜生于北京，在说京片子的环境中长大，即使到了台湾，也依然随着父亲京腔京调。1950年父亲入狱后，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回到高雄乡下避难，为了适应周围的环境，她很快就把北京话全忘了，此后一年，她整天只说台语。一年以后，孙康宜又开始学起 “国语”，但因为老师有本地口音，这次学得的国语是台湾腔的“台湾国语”。此时正值国民党政权推动文化正统性时期，全民说国语是首要目标，相对于此，台湾话是方言，是粗鄙落后的语音象征。这一口台湾腔国语成为孙康宜成长过程中伤害的印记，有很长的时间，这使得孙康宜自卑甚至自闭，深陷“语言的牢笼”。这语言的牢笼也正是白色恐怖--或任何颜色的恐怖--的症结。在威权政治统治下的人是没有随心所欲地说话或不说话的自由的。孙康宜的大舅陈本江为了表达革命理想，不惜放弃大好前程。孙康宜的父亲因为没有说出保密局要听的话，落得十年监禁。他日后在基督信仰里找到与上帝对话的管道，即使如此，他始终不能从人间失语的症候群里复元。
《走出白色恐怖》最值得注目的意义不只是在于挖掘、哀悼那曾经使人失语的原因或痛苦，更是要探问：一旦理解了失语的前因后果，我们的下一步是什么?哪怕暴力带来的恐怖难以述说，我们也要说出这恐怖的“难以述说性”，以为抗衡。归根究底，述说历史不难，述说历史的“难以述说性”才难，因为那是永远的心灵挑战和道义承担。《走出白色恐怖》提供给了我们又一次思考现代中国暴力与正义、创伤与救赎的例证。
真正的走出——从吞恨到感恩
孙康宜不愿意只扮演“吞恨者”或为“吞恨者”发言的角色;她更要做感恩者。她的回忆录《走出白色恐怖》不只是见证不义，诉说伤痕，更是一本感恩之书。她要强调在暴力的彼端，更有强大的救赎力量--家族的，社会的，甚至宗教的。她认为这才是“走出”白色恐怖的关键。
《走出白色恐怖》在种种有关迫害、离散、监禁或死亡的叙事中的亲情表述--尤其是夫妻的恩义之情、家族和手足的呵护之情、人子的孺慕之情--为冰冷的历史注入一股暖流。孙康宜的父亲入狱后，她的母亲却傲然独立，不畏旁人眼光，教养三个子女，等待丈夫归来。她在乡下开洋裁班，挣来辛苦钱养活一家;她不辞舟车劳顿，一次又一次带着孩子到北部探监。母亲一向被称作美人胚子，但对孙康宜而言，她的美来自她坚毅的性格，她对家、对生活本身的信念。孙康宜的父亲在监狱中历尽痛苦，以致在绿岛服刑期间曾经企图自杀。但在偶然的机缘里，他竟在岛上发现一颗台湾少见的红豆--相思豆--并且珍而藏之。多少年以后，这颗红豆转到孙康宜手里，此中包含着无限的情义传承，从夫妻到父女。孙裕光最终从宗教里找到寄托，苦难开启了救赎的契机。一个被屈辱的灵魂在另一个天地里发现信仰与爱的真谛。
孙康宜的有情之笔更及于家族以及家族以外的人。孙裕光落难后，全仗妻子方面的家人伸出援手。她的老师同学、教会长老、美国友人，甚至萍水相逢的三轮车夫，他们或是见义勇为，或是出于恻隐之心，及时给予帮助，陡然使孙康宜的世界充满温暖。孙康宜的文笔平和、亲切，带出的张光直一家、沈从文夫妇、杨宪益夫妇等场景，也都令人回味，特别是写到的大舅舅陈本江和“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那部分，是对台湾政治迫害年代有志人士的深切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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