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波 丁超
一个文学批评家的出走
“是的，‘文学是国民精神的灯火’，可是在今天，这样的‘文学’在哪里呢？这样的灯火又在哪里呢？我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文学，这样的灯火，可惜的是，我还没有找到。”
2002年，已经被视为“新左翼”中坚力量的北大中文系学者韩毓海在一本充满“攻讦与怨怼”的著作《知识的战术研究》中如是说。自1997年开始延续至今的中国知识界的左右大论战中，韩毓海的出现，实在是一件很突兀又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1998年之前，30岁出头的韩毓海，已经是文学批评界相当知名的评论家。短短四五年间，韩毓海连续出版了四本著作：《新文学的本体与形式》《锁链上的花环：启蒙主义文学在中国》《摩登者说》《从“红玫瑰”到“红旗”》。就是放在今天来看，韩毓海当时的这些文学批评性著作，仍然凸显锐气和锋芒。 1991年，26岁的韩毓海博士毕业，其导师是著名的评论家谢冕，韩毓海当然继承了其导师炽热、浪漫的学术品质，且文字多产。不仅是在北大，甚至在全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韩毓海也是众所周知，他“年龄虽小，辈分却高，上学早，出道早，成名早，这是所有神童学者的必由之路”（高秀芹语）。
很难预测，如果韩毓海仍坚守在现代文学评论领域，今日会有什么样的作为。但很明显，韩毓海的雄心并不在自如、优裕的文学批评领域，恍然回首，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经历的人类文明、中华文明迎接大挑战、实现大跨越、大发展、大转变的空前时代。在《知识的战术研究》一书的序言里，他已经明确地说明了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在上世纪末遭遇到的尴尬。90年代，改革开放在经历了1989年至1992年的短暂休克之后，彻底开动市场经济的马达，中国的经济快车开始了新一轮的高歌猛进。文学创作，在市场化的时代，越来越流水线化，并自觉走入资本主导的超市体系，直接明码标价，任人采购。衡量文学成就的标准，从“国民精神的灯火”，转化成了“发行量、版税、销售码洋”等等市场化的标准。与上世纪80年代的整体文化热语境相比，90年代学术文化界分化严重，高雅艺术、精英文化在开放且无引导的大众市场面前遭受前所未有的冷遇，局面相当尴尬。
80年代，正是韩毓海孜孜求学的年代，他先在山东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孙昌熙先生（孙昌熙先生1953年在山东大学首开新中国以来的“鲁迅研究”课程，可谓是吃螃蟹的第一人，1957年孙与他人合著的《鲁迅研究》一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是新中国最早的一部系统地研究鲁迅的专著）。受导师影响，韩毓海对鲁迅下功夫颇深，在此后的著作中，也常见到他对鲁迅独特的解读，如2000年的《世界的疾病》一文，他这样写道：“正如鲁迅1936年的患病和逝世被理解为：巨大的历史灾难，战争、民族的苦难最终凝结为核，在这个多灾多难的秋天摧毁了中国的良心。而他的遗容或者病容被复制为石膏面模，永恒的保存下来，大上海万人空巷，人们在他遗容前动容下泪，幡然悔悟。他的死变成了一个民族复活和苏醒的庆典——这一切恰恰是由于造物主选择了他最伟大的儿子来承担‘一切疾病’并作出牺牲，才使得一个民族从疾病和死亡中彻底摆脱出来，从而走向真正复活和苏醒，走向历史的转折。”一般文学研究者写到这里已经是 “妄语历史的出格之举”，但是韩毓海的气势和雄心远远没有打住，他接下来写道：“而在20世纪的1936年和1976年，绍兴周家的两位长子就是这样，分别以他们的疾病和逝世推动了历史的转折——推动了历史的苏醒和民族的复活。”这才是完整的韩毓海，也是他最有活力的所在。
1988年，韩毓海从山东大学考到北大读博，研究方向从现代文学转为当代文学，他就更有理由直接地跳离书斋，参与到现实的思想界的激荡中去了。随时代的大势，韩毓海是大字小字都写过，步行骑车不落下。可眼看80年代的文化热已成过眼烟云，覆巢之下，文学批评这个本来算是文化热中最热门的行当，却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了。韩毓海导师谢冕先生坚持主办下来的“批评家周末”的活动，也抵不住90年代初起来的“个人”“消费”“挣钱”等等的煽动，慢慢办不下去了。其实，撇开市场经济对人文学科的冲击不谈，90年代的文化界内部本来就流行一种浅薄、单向度声音：凡是“自由”的，宣传“个人主义”的，讲究“无价值判断”，实验的，先锋的，审美的，就是好的，就是超脱一切意识形态影响的、最“纯粹”的文艺；而凡是“左翼”的，强调“革命”的，有“阶层立场”的文艺，都是“没人性”的，是顽固，是余孽，是马列主义老太太，是历史的泡沫和残渣。虽然当时媒体的宣传还有一些些人格分裂的倾向，但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文艺界、思想界内部的价值观反而一体坚固起来，学术界内部的充满思想性和政治性的严肃论争也消弭了，到处弥漫着“历史终结”的价值观。而作为“国民精神灯火”的文学，还能活下去吗？
在这样去意识形态化的语境中，一个操弄“意识形态”武器、以真正的批评为业的文学批判家还有何用？是随声附和，奔忙于各种各样的新书发布会，为形形色色的商品出版物鼓吹站台，还是坚守书斋，焚膏继晷，皓首穷经，做着无人问津的学问，讲着毫无听众的高头讲章？这样的困境不仅困扰了韩毓海，更困扰了无数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几乎所有人都对知识和教育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一方面，物质生活极大提高，物质繁荣，汽车、别墅这些国人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东西走进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教育方面待遇很低，连北大都出现了根本留不住人的状态。1997年，受当时《中国青年》杂志的总编辑彭波的邀请，韩毓海奋笔疾书《北大魂兮归来》一文，并发表在《中国青年》五四专刊上，这篇直抒胸臆的文章满页流淌着书生意气，凸显出韩毓海的才子气概、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但同时，这篇文章也已经接触到当时中国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面对空前的挑战与转变，教育该到底怎么办？百年树人，北大到底该怎么办？当时有人认为此篇文章是给北大抹黑，连主办《中国青年》的团中央也受到很大的压力，杂志甚至差点被停刊。但很快，中央召开了关于发展教育的会议，1998年5月4日北大百年校庆庆典上，江泽民直接提出：在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重点支持国内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985建设从此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现在来看，《北大魂兮归来》一文虽是书生意气，但它表现出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刻的危机意识，却撬动了中国改革中最深层次的问题的解决，功莫大焉。
1994年至1995年间开始的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给出的结论是平面的——人文精神在市场化面前只有失落。其实从始至终，这场讨论只局限在“精英知识分子”内部展开，其讨论的标准仍然是前现代的标准“何为人文”、“守住经典”等等。其结果，市场只按照强势利益集团设定的轨道继续高速运转，怀旧的知识分子继续如窦娥般失落，自说自话。作为这场大讨论的旁观者，韩毓海后来如是评价：“人文精神大讨论中知识分子的这种失落感并没有导向对原有知识的反思，也不意味着这些知识的失落；在现实中，这种‘失落’的姿态反映的毋宁是，在当代经济社会的利益博弈乃至‘分配不公’状态下，知识分子对自己‘精英’地位‘失落’的不满和焦灼。”显然，韩毓海对于这一讨论缺乏实际的内容与内在的深度，颇为不满。
随着自上而下层层推进的市场化的扩展，带来的一个比较“良性”的结果：市场化的经济效益终于溢出，惠及到作为国家重点人才储备库的大学，同时，国家将教育、医疗、文化等也逐渐纳入市场化的轨道，上层“精英”们的机会渐渐增多，批判性知识分子纷纷转型，要不是彻底宅入书斋，淡化思想，积累学术，远避批判；要不就是变身为公共媒体上常常现身的“姿势分子”，半引导半迎合大众审美取向，与大媒体时代合欢而舞。当时寥落的几声对世界终结图景和市场化狂潮的批判，渐渐落得讲者慷慨激昂，听者麻木不仁。
90年代中后期，中国改革遇到了较多深层次问题，特别是资本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极大挑战：中国的过度出口，依赖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国内基层民众的生计提升，依赖于先富者的“滴漏效应”，这种模式的“全球化”是否可以持续？思想界急需更新理论视野和理论方法，以深度分析和批判当代的状况。“人文精神大讨论”没有触及到的思想领域，90年代末必须要进入了。纷乱的时代给思想界出了题目，但答卷迟迟交不出，一场大论战呼之欲出。1997年底，汪晖在《天涯》（1997年第5期）杂志刊发《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这篇批判性檄文高度概括了80年代启蒙主义在90年代的无力与失语，并提出了90年代的新问题：知识界如何在全球性的新自由主义本质化语境中突围，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地欢呼“历史终结”？还是寻找另一种历史的可能？该文提出，中国思想界必须重新唤回批判的精神，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领域。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产生的巨大反响，远超汪晖本人的预想。
什么是当代中国的真问题？1998年，韩毓海以高调的姿态，介入了这一场改变其学术道路的论战。这场“新左翼”与自由主义的论战，不仅撕裂了20世纪末中国思想界的地图，甚至于在今天，分裂始终在加剧，而不是弥合或对话。
韩毓海第一篇关于左右论战的，是刊发于1998年《天涯》第1期上的《市场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批评的困境》。他提出：发达国家和国内先富阶层主导和推动的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正面临根本性的挑战，中国在经济结构、发展模式特别是思想文化思维方式上面临全面挑战，目前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不可持续，支配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模式已经落伍，中国正面临着新一轮思想大解放，以克服广大基层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旧的市场化、全球化发展模式之间的矛盾。在该文中，韩毓海作为知识共同体的一员，对90年代末知识界的庸俗展开了批评：“在这个合理化的，很少被反思的知识体系知识制度中，知识分子无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个日渐温驯的‘博雅之士’。真正造成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并不是笼统的市场化过程，它恰好表现为在这个科层制社会里知识分子的专家化和精英化，而在此意义上社会功能性的丧失与有机知识分子的消失是一个同步进行的过程。”
对比人文精神大讨论时所谓知识分子的“失落”感，韩毓海的判断要准确的多、深刻的多。知识分子是“失落”了，但“失落”的不是知识分子的“特权”，而是“社会功能性”。而在1998年，为新自由主义合法化提供辩护的专家与精英们，自以为是前所未有地掌握了文化领导权，产生乐观主义错觉。而历史终结的最后胜利，恰是专家精英们亲手构造的假象。
1998年，不愿做“埋没于假象中的文学评论家”韩毓海出走了，走向更为广阔的公共领域和政治经济学领域，在“攻讦与怨怼”中横冲直撞，毫无惧色，论战领域跨越大学教育、知识产权、历史地理、城市研究。四年后，韩毓海如是评价自己的这番毅然决然的出走：“一个人只有生活在攻讦怨怼之中，夸大点说，只有生活在真实的斗争中，他才能感到生命的意义。”韩毓海的这番出走，按照他在1998年至1999年一系列的论战文字的说法，是不满于新自由主义体系下的思想界无力状态，是要勘探当下历史的真实图景。而这一真实的获得，只有在更为广阔的对现代中国历史曾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革的强烈关注和探求之中，才能真正明白其内在动因。
触摸革命：历史与经验
韩毓海1965年出生在山东胶东烟台，现代中国的历史，并非与其擦肩而过，恰恰相反，与其家族的际遇紧密相关。中国百年革命与波折，山东几乎都首当其冲：甲午战争，胶东北洋军港，为日本摧毁，洋务运动三十年之艰辛一旦成灰烬；义和团运动，山东是发源地之一；五四运动之爆发，为夺回胶东主权，也是成因之一，抗战军兴与人民解放战争，胶东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如此，胶东的知识分子思考国族命运，不是应有之义吗？
在韩毓海的回忆中，从小一直到十几岁，他都是跟着自己的姥姥姥爷在胶东的农村生活。而姥爷传奇的经历，几乎能勾画出一部曲折的中国近现代史。姥爷很小就闯关东，当时还是伪满洲国时期，竟被选拔去日本学日语，回满洲后，就成为了买卖襄理，后创办了吉顺丝房，对外（主要是日本）出口中国丝绸，曾经去过十几次的日本，日语相当流利，在东北当时的所谓民族资本家中是一个很著名的人物。
但是韩毓海的姥爷最后还是变成了道地的农民，这里有段一波三折的传奇故事。姥爷的公司是靠做日本的买卖维持的，带有买办性质，1945年日本投降后，公司就自然衰弱了。1948年，沈阳围城，他把自己的妻子女儿（韩毓海母亲）送到了北平，后来自己也到了北平，全家投靠一户北平的远房堂哥。但是这户远方堂哥偷偷侵吞了姥爷投靠时自带的财产，没有办法，姥爷只好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胶东黄县继续做农民了。回胶东之后，姥爷什么都没有，只有祖上传下的几幢房子，因此后来土改划成分被定为了中农，而侵吞自己财产的那个远方堂哥，解放后因为说不清楚自家东西的来源，反倒坏事了。
韩毓海就是在这么一个大环境里懵懂长大的。根据韩毓海的回忆，很小的时候，姥姥就一直认为新社会真好，人民公社的时候，每逢组织乡民修河、秋收，她就去自愿做饭，所以家里贴了很多劳动光荣的奖状。为什么经过新旧社会的姥姥会说新社会好？新社会又是好在那儿？姥姥对韩毓海说得很清楚：“人，尤其是男人，一旦有了钱，就会变坏了，你姥爷也一样！现在新社会多好，想变坏都没法变，环境多安定！”
韩毓海对于农村公社的记忆犹新，今天的人看那个时代，总觉得物质上是匮乏的，不过小时候的他感觉并不太明显，因为胶东地区不论什么时候都还是比较富裕的。他清楚地记得当时村里有两个厂，一个是玻璃管厂，另一个是提篮厂，把玉米皮编成草篮子，而且还能出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的姐姐和姥姥就利用晚上的时间编织玉米皮，勾成网袋和垫子，当时幼小的他则负责把玉米最里面那层嫩皮剥出来，当时大家做这个都不能赚私钱，收益都算村集体的福利。
回顾童年时代的生活经验，姥爷对于中国革命的粗浅看法，恰恰给了韩毓海启蒙似的思考空间。姥爷这样一个民族资本家，是如何看待共产党的革命成功的呢？这位从沈阳围城而逃奔出去的“资产阶级”这样讲：“共产党能打仗，日本人打不过他，后来美国人也打不过他，愿赌服输，这就是枪杆子里出了政权，你不服能行？共产党确实把下等人当人，不是当想扔就扔的抹布、想拉就拉的壮丁、想征就征的捐税、想糟蹋就糟蹋的妓女，董存瑞是真的、刘胡兰也是真的，老百姓谁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只要跟上共产党，要地有地、要公道有公道，穷鬼要当家哩，董存瑞、刘胡兰不为别人，为他们自己哩。如果没有毛泽东，就肯定会回到封建主义。毛泽东使社会上层变成了下层，社会掉了个个儿。毛泽东即使犯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老百姓也没有多少埋怨毛泽东的，为什么？毛泽东把话说在前面，大家都是新中国的新主人，成绩是大家的，错误也人人都有份，大家都相信这个话，文化大革命也是群众的事。过去政府的好话，都是说说罢了，没有真干的，共产党不含糊，说了就干，而且还要实现，毛主席的话，那不是说着玩的，毛主席死了，大家害怕，害怕什么？怕没有说话算数的了。共产党靠什么？靠说话算数，做生意必须讲诚信，共产党为什么作成了这个大买卖？人家说得到，做得到哇！”
很难确定少年时代的韩毓海能博闻强记多少书本知识，但韩毓海却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情：1976年的某一天，正是“狗都嫌”的年纪的他，爬进一个果园偷果子，被看园的老大爷抓到，战战兢兢的他正等着挨训，老大爷却已经眼泪盈眶，“孩子，回家去吧，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在了。”淘气的他逃脱了一次训斥，却永远记下了老百姓对毛泽东发自内心的热爱和纪念。多年以后，他在自己的著作《天下》中的《卢舍那》一篇中用最饱含敬意的文字向毛泽东致敬——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人人皆可成佛陀。而所谓佛陀，便是那个为天下饥荒打开自己谷仓的人，是那个为了世上的不平牺牲了全部亲人的人，是那个观看《白蛇传》泪流满面、拍案高呼“不革命行吗？”的人，是那个面对世界上最大的强权，轻轻作了一个手势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人。
无论如何，对中国革命的情感记忆一定是和韩毓海后来的学术研究旨趣挂上钩的。其一，无论是以现当代文学还是历史变迁为出发点，韩毓海的问题意识始终明确：究竟什么才是中国革命的真正内在动力。其二，不以自身体位决定价值偏好，不是“屁股决定脑袋”，不从既得利益出发指责人民群众、哪怕是底层人民的愚昧与错误，而是从来都以人民的根本诉求和内心感受为落脚点。恰如韩毓海在回忆时一再强调的，青少年时代的一切经历都让他产生强烈的探求欲：什么才是中国社会变化的内在逻辑？
从学术路径上说，文学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中国现代文学与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学作品一样，充满如泣如诉的幽怨与横眉冷对的怨怼，这是第三世界国家性格、民族危机锻造的文艺样态。从鲁迅传承下来的整个新文学主流线索，都内在包涵了国家与民族的危机。但文学研究也有其缺陷：叙事的指向，是陈述性的，非论述性；文学的论题是曲折展开的，非直接面对历史。如契诃夫所谓，小说陈述的是“病态”，而不是“大夫”。要搞清楚中国百年变迁的内在理路，单纯靠文学研究，就显得太捉襟见肘。
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一个极有趣的现象：一方面，各学科之间人为设置的屏障越来越多，学人大谈规范问题，甚至不同学科之间，老死不相往来，自己的禁脔他人不得触及；另一方面则呈现相反的趋势，人文知识分子开始关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则大谈文化、哲学，法律学者更是因为其先天优势，被传媒极大公共化。前者是学术科层化的结果，旨在培养专业学者，有意识地淡化知识分子的有机性和批判性；后者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拜现代传媒所赐，也是反学院政治的结果。
回到1997年开始的左右论战，算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内战，而论题的设置，却是全球化、市场化不可预见的后果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韩毓海曾经说，《知识的战术研究》一书算是这场论战的结果，但实际上其身份已然转换。今天回头看当时的论战，更大程度上还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之战，缺少实际的历史内容与现实争辩，西方的理论色彩和思辨性过于强烈，不免影响到现实领域的大众接受，更让人比较失望的是，思想界的左右之争中似乎“左翼”占了道德的上风，但丝毫没有影响到当时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制定跟推广。“左翼”如何寻找自身的历史资源、形成自己更有中国特点的理论并影响执政者的政策制定呢？这似乎遇到了新的瓶颈。
韩毓海2000年左右在韩国访学，在学术进路与现实关切上，他似乎都遭遇了严重瓶颈，他将之定义为“不成熟”——“不成熟”，这实在是让人惭愧的境地，尤其是在我这个年龄的“学者”们都大抵已经自成一家、立言立德的时代。然而比起成熟二字，我还是更偏爱“不成熟”……“不成熟”是最高的境地，是比邻真实的所在——韩毓海如是说。“左翼”在理论辩论之后往哪走，如何去积极影响中国的现实，这确实成了一个真问题。
1999年，北约的导弹精准地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帝国主义，用最实际和粗暴的方式给所有中国知识分子上了一课。外部世界的问题必须还原到内部世界，这是世纪末的新问题，同样又是百年中国革命的老问题。2002年年底，《知识的战术研究》一书出版，同年，韩毓海在《书城》杂志刊发表《一篇读罢头飞雪》一文，结合中国当下的处境，韩毓海重新温习1840年鸦片战争，他在文中再一次强调了费正清的结论：“19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王朝虚位的时代，是一个国家能力极端衰弱的时代。广州作为一个城市的衰落，就是中央国家能力衰落的一个重要表现。”
强调费正清结论并不是韩毓海想说的重点，韩毓海本人更不是费正清观点的拥趸。他要做的事情是重回历史，从历史再出发。2002年至2006年韩毓海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出行东北、华北、中原、西南甚至韩日，以这些行路为起源，结合历史的思考，他以《书城》为阵地发表一系列才气纵横的文章，其中《香巴拉的中国》一文获得了中国作协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2004年的这些文章论题看似分散，有对东北老工业基地、云南香格里拉、上海城市的变迁、北京的水系规划、河南“土寨子”等的研究，还有对日本、美国制度史上的研究和探索。归根到底还是一句话，无论是读书，还是出行，韩毓海要弄清楚什么才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经验。从1998年左右之间的理论战，进入革命历史的内部世界阐发问题，韩毓海在寻找一条应有之道。
2006年，《书城》的文章结集出版，是为《天下》，《天下》出版后，引起了“人民网”“新华网”等主流网站的极大关注，而稍微草根一些的“天涯网” 的“关天茶舍”也组织网友对韩毓海做在线访谈，“关天茶舍”是新自由主义拥趸的大本营之一，访谈中，双方火花四溅。韩毓海在访谈中明确提出考量现实不能从简单的感觉出发，而必须要有“历史学者”的“眼光和方法”——历史学，不仅仅是专属“历史学家”们的，也属于所有思考历史问题的人，而历史学的方法，不仅仅是史料的搜检和论证，更是一套阐释世界变迁、人心变化的综合分析能力。
还是在上面提到的《一篇读罢头飞雪》一文中，韩毓海第一次在公开的文章中使用“国家能力”这一词汇来进入并探讨中国近代以来所遭遇的种种问题，在这之后的一系列文章中，他开始系统探讨该词，并从此为自己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阐释空间。后来集大成者的《五百年来谁著史》这本著作，就是他对“国家能力”此问题的彻底考察的总结。
对国家命运的再思考
新世纪前后的各种有关中国国情的争议，都有比较典型的特质，即从理论辩难转向历史真实的讨论，从对于中国历史的虚无主义一概否定转向比较严肃认真的探讨。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绝大部分学者给中国近500年来的历史定下了“封建保守、闭关锁国”的抽象断语，进入新世纪，500以年来全世界经济数据的公开（中国一直领先到19世纪中叶），再加上关于中国明清以来历史研究的极有洞见的西方著作（《白银资本》《大分流》等）引进中国，如果再简单地对中国历史下“愚昧黑暗”之类的评价已经显得非常浅薄无知。2006年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系列专题片播放更是触发了中国思想界的敏感神经：何为“大国”？“大国”如何崛起？中国如何再度成为“大国”？而这些都是近一百年来中国的志士先贤们最关切的问题。
无论是民间读书界通俗历史热的推波助澜，还是电视媒体讲史节目的热播，背后都是围绕“大国崛起”这个议题下的全面展开。但仅有聒噪的炒作，显然不足以回答真正的问题，学术界呼唤真正有分量的著作。2009年末，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恰逢其时推出。韩毓海在该书的序言中提到，写作本书的一个很大动因，是因为他在去山西长治给当地的基层政府官员讲历史，讲现代中国革命成功的内在动因。他从基层问题入手，开始探讨国家的组织能力兴衰问题。而这之后，他在美国纽约大学进行了半年的访学，纽约大学旁边恰是华尔街，2008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正是从华尔街的次贷危机开始并逐渐席卷全球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让他得以亲身体验华尔街的“哀鸿遍野”，并展开对“货币和金融”近距离的观察和思考。当然，怎么理解“货币金融政策”在大国兴衰中的作用，也成了《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中的核心议题，这也是探讨“中国为何衰落及如何崛起”这一命题中相当独特的视角。韩毓海的大历史观从此布局，即以“基层组织”、 “财政金融”、“世界大势”为三个支点，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中的中国兴衰。
《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回顾了1500年以来的五百年，中国始终处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体系中，从中心到逐渐被边缘化。具体来说，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瓦解过程与中国的衰弱构成了一个同步化的过程。中国的明代时间跨度达三个世纪。开国的恢弘与国家的鼎盛，奠定了在东亚开拓朝贡体系的基础。与一般认为的明代封闭保守相反，明代恰恰致力于与周边（南洋、西洋、北元、俺答、瓦剌）建立稳固的经贸关系。这一关系的建立，在名义上，是以中国对朝贡国加以“恩赐”，而其世纪内容，则是以白银为基础的双边贸易关系。15世纪，明帝国的远洋舰队抵达东非，国家力量辐射整个东亚，从此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初步形成。这个体系有两个重要的内容，在北方与西北，是陆路的交通贸易体系，通过长城两边的关口与贸易点，以中国的茶叶、丝绸，换取蒙古的马匹、皮毛等。而在东北与南洋的朝贡体系，则是通过以琉球为中心的海洋贸易体系的构筑完成。
但朝贡体系在鸦片战争前后，被彻底瓦解了。是什么力量瓦解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贸易体系。在韩毓海看来，正是“国家能力”的下降。“国家能力”下降，首先表现在清朝嘉庆道光朝的纹银外流。英国通过征服印度，获得了在亚洲的据点，从而使得其能大量种植鸦片，并通过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方式来逆转贸易逆差。而中国白银的大量流失，导致国内问题丛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国家支付能力的下降，国内贸易网络也因之衰弱。清代至鸦片战争前后，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国家能力下降这一问题的严重。经学家龚自珍、魏源对于世界格局的重新讨论，对于边疆问题的极端关注，其内在的含义是，中国已不是天然的世界中心。
晚清的格局，一再恶化；上层腐败无能、下层一盘散沙，国家组织能力，不断下降。连清末的改良主义者康有为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500年都没有自主主权货币，货币靠外国进口白银。所以他提出首先需要废除白银，发行国家货币，设立国家银行。这是相当有前瞻性的见解。但韩毓海在书中明确提出，康有为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没有看到实质——清末的国家主权实际上已经遭遇帝国主义的严重瓜分，海关的税收管理者都是外国人。没有主权，何来财政自主？更谈何金融自主权？
再回到历史，孙中山辛亥革命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货币革命，但可惜的是，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1935年，国民党“四大”，蔡元培重提废除白银，采用法币，但是究竟用什么来作为抵押发行货币？借英镑还是借日元？国民政府最后用了英镑。《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反复提到了近现代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中国没有主权货币，没有相应自主的金融系统。而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只有通过共产党革命确保国家主权后才能完成。
从明至清，国家能力的下降的一个外部表现，是领土主权、贸易主权、财政主权的一再被破坏。而内在根本原因，是国家组织能力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中追溯到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的新法改革，在韩毓海看来，宋王朝不是经济不发达，是没有政治，国家没有对地方的有效治理，治理主要依靠士大夫，治理者缺位，下层依赖胥吏和劣绅，也就是今天社会学一再强调的乡绅政治模式。当时的中央权力，只能抵达县级单位，县以下则由不拿正式工资的基层事务员——胥吏和获取功名的士绅治理。这种治理模式势必没有组织能力，没有动员能力，更遑论北边的国防能力，王安石实施新法的起源正在于此。《五百年来谁著史》引述这一段是为了解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为何成功，韩毓海坚持的仍然是“左翼”的立场——共产党人自一开始，就从基层动员、组织、教育人民，反对封建等级制，打破了“乡绅政治”的传统模式，这种组织能力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能力，并由此保证了中国革命的成功。而中国革命的成功的真理是：只有发动组织人民参与进来，才能完成中国的民主化，而不是通过两三个所谓民意代表来鼓吹民主。今天，共产党人遇到的问题，不是民主化不够，而是组织与发动人民的能力严重下降。
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而具体的“国家能力”正体现在“基层组织动员”、“货币政策把握”及“建立世界眼光”等方方面面——这是本书最核心的推论，也是对当下中国最具有启发意义的理论资源之一。
《五百年来谁著史》是一本个人学术风格强烈的著作，却一再成为中国图书排行榜上的常客，在各个读书论坛，反响相当激烈。笔者查阅，该书在某新闻网站上来自新闻报刊的报道，就达到了477条，而在豆瓣社区，仅网友自发写作的书评，达到了37篇之多。这些数据，远不足以概括本书在读书界的轰动效应。日本学者绪形康，将这本著作将其与日本最著名的思想家柄谷行人的《世界史的结构》相提并论，认为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学术成果，目前，《五百年来谁著史》的日文、英文版本正在翻译中。在倡导“以科学发展为目标，以转型跨越发展为主线”的战略转折期，中国党政高层也极为重视这本著作，在一部名为《高层领导推荐著作》的书中，《五百年来谁著史》为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推荐的著作，以注重实践的思想、学者型官员著称的袁纯清推荐，并且结合科学发展观的推行，大力强调改造作风、文风和学风，这是极其令人深思的。在与此书写作动因密切相关的山西，省委的主要领导同志也都极其重视本书，并号召山西的党员干部都来阅读学习本书。为何？山西省是目前国务院批准的唯一在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进行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区域，很明显，《五百年来谁著史》的论点及思路将对山西的全面转型跨越、大力推行科学发展观起到极大的帮助。
自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家力量的上升，一再成为世界各国媒体报道的头条。或是中国威胁论气嚣尘上，或是中国崩溃论哗众取宠。与之相呼应的，是中国内部世界的声音呈现出更为多样化的色彩。左右之争的格局中，山头颇多，新权威主义、新儒家、新自由主义、新民族主义等等，但纵观这些流派，理论多、实践少，爱意气用事、少综合考虑，所以也很少被当政者作为可行性高的理论资源，但为何恰恰是韩毓海的“国家能力的阐释”能被高层广泛接受，究其原因，是因为他进入了更深层次的历史内部去寻找中国的症结所在，强调中国国家能力的提升，就是国家民主决策能力的提升，是应对世界大挑战能力的提升，是人民群众主体性的提升，同时全书展示了新的世界视野与现实考虑，从长期历史和世界格局变迁中，阐发了中国革命、中国改革的划时代和创世纪意义，阐释了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深刻内在联系，这是一条独特的学术进路，却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知行”完美合一。
《五百年来谁著史》写就，韩毓海曾经承诺，这部书还将有下部。现在，这部书只写到了晚清，这接下去的一部，势必是关于中国这一百年来革命的具体讨论。在中国社会组织遭遇严重问题、群体性事件一再喷发的今天，在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结构大调整的今天，如何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提供新的思路，如何以科学发展的方式，解决旧的生产、发展方式与人民群众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当然是一种巨大挑战。在近期的文章和讲座中，韩毓海详细强调了“为应对复杂问题、多元矛盾的创造性实践、博弈能力”、“从最基层组织、动员和服务人民群众的能力”、“从总体的世界历史变迁中进行战略决策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战胜难局，取得胜利的能力，他尤其以重庆、山西、广东、内蒙等省市强力推行科学发展，为新的转型跨越破釜沉舟、“杀出一条血路”为例解释何为“中国能力”，比如党员干部的“三进三同”、铁腕手段的“打黑风暴”、将内需与民生结合，推动经济发展由资源要素向技术、资本和创新要素跨越等等。而对中国近现代革命和建设中，共产党数次扭转局势、把社会变化从量变引向质变的能力，更是韩毓海当下最新思考的内容。
1998年至2010年，12年间，韩毓海从左右论战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霸权、文化同质化开始，进而探求国家革命的历史动力，并转向重点探讨共产党人的基层组织动员能力，以及扭转局势、将社会从量变引向质变的执政能力，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学者在自觉地增强主体内在解决问题的决断能力，并在政治思考和理论实践双向度上走向成熟。
韩毓海是十分幸运的，幸运在于他生活在这样一个空前的大时代，幸运在于因为他积淀在血液中的爱国情怀，始终鞭策他与中国共欢乐、共忧患。
“新左翼”，这个曾经具有强烈批判性的“不成熟”色彩，已在学者韩毓海身上逐渐褪色。走向成熟不是简单的寻求稳妥，而是从批判走向建设的高度飞跃。
这正是韩毓海十余年的大转变，也是“新左翼”代表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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