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新左翼的中国意识形态分析谈起

                            1

2011年10月，日本某新左翼系组织的机关报上有一篇关于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问题的分析文章，现略述其大概如下。　　

文章一开头谈到了“明年”（今年）将召开的十八大、“胡·温时代”的结束与习近平时代的到来以及中共领导层基于年龄限制的10年一次政权交替在事实上的制度化——文中还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笔误,即把“胡锦涛·温家宝时代”错写成了“胡耀邦·温家宝时代”。这大概是由于《产经》之流的日本反动媒体一直传说家宝相国与耀邦同志情同师徒父子，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大意之笔吧。　　

文章接着回顾了在这一过渡时期内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各种重要事件和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刘某人的“获奖”、高铁和上海地铁的事故、失业、征用土地所引发的“暴动”......而这也造成日本的舆论蔓延着奇妙交织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批评了日本主流舆论在分析中国问题时那种“民众—体制”对立的简单两元论观点，指出在“改革开放”政策下，既有资本家、中产阶层想继续推进阶级·阶层的分化，追求所谓民主化和资本主义化；也有希望消除两极分化，追求社会主义化的左派力量，而左派之中对于何为马克思主义、何为社会主义，在认识上也并非完全一致。应该说，这样的分析还是基本把握住了中国意识形态问题的复杂性。能从单纯的两元论中摆脱出来，是日本新左翼思想的历史优点之一；而与之相比，今天中国的某些“革命者”把中国的主要矛盾定性为所谓“上—下”矛盾，则是完全跌落到两元论里去了。　　

此文的中心段落是详细介绍了2011年3月，由社科院李慎明副院长主编的、作为“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的最终研究成果”——即《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的出版情况。在对该书的基本内容做了一番概述之后，将目光转回到了当年的中苏论战，指出《居安思危》中所阐述的观点就仿佛是中苏论战时期中方的反修防修文献，这无疑是一个很有趣的见解。随后，提及了2011年4月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包括了多国学者以及原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贡·克伦茨等人参加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苏联解体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信息。⑴　　

文章的最后部分追溯了自“改革开放”后左派边缘化到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左派在意识形态斗争史中的曲折历程：左派“万言书”事件、“尖锐批判”某某的左派杂志《中流》、《真理的追求》在2001年的被迫停刊，然后，由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贫富悬殊加剧，使得左派的主张重新获得了群众基础等等。将中国的左派大致分为三派：成长于苏联式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代为老左派；具有文化大革命经验的一代为中左派；吸收了欧美思想文化——准确地说是西方的左翼思想资源——的一代为新左派。这种划分显然与我们一般对老、中、新左派的定义不完全一样。还引用了“右派著名的评论家”马立诚的观点，即左派的影响力急速扩大，“民主派阵营”要提高其“危机意识”云云。　　

作为象征性的举例，该文以“自由化”的先锋广东与打击“黑手党”（マフィア），唱革命歌曲，读经典的“红色重庆”相对峙的构图结尾，并强调了“明年”的十八大对于党内外各派政治力量的重要性。　　

                       2

在日本社会整体保守化，左翼运动——无论“新”老——普遍委靡难振的今天，日本的新左翼至少还保留了过去的一些优点，比如有一个相对宽广的视阈。从历史上看，日本新左翼思想在亚洲的地域面向主要是三个：中国、朝鲜半岛、琉球。通过上文可知，他们的这一地区关注的传统仍在，这也值得我们学习。而作为目前日本主要左派力量的日本共产党，尽管像董炳月、赵忆宁等严肃的学者给予其很高评价⑵，但我始终对日共怀有一定的疑问。　　

说到日本新左翼，恍然记起今年是日本新左翼运动史、同时也是日本毛派运动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可惜是悲剧性的——联合赤军运动惨败40周年。　　

40年前那个寒冷的2月，被包围在长野县轻井泽“浅间山庄”的5名“联赤”成员与大批机动队进行了最后的绝望的枪击战，几乎所有的日本电视观众都在屏幕前目睹了这历史性的一幕；权力一方首次在日本利用了“电视战略”⑶，成功地把联合赤军从“权力之敌”变成了恶魔般的“国民之敌”⑷。“联赤”的惨败使得日本的学生运动、新左翼运动、反体制运动在此之后一蹶不振，直到今天都无法缓过神来。　　

对于“联赤”，我毫不怀疑他（她）们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热忱，而且因为这种热忱我对他（她）们的行为抱有很大的同情；但是热忱是一回事，实践又是另一回事。军事冒险主义（“唯枪主义”）、教条主义，进行盲目的所谓“长征”，在山岳中建立孤立无望的“军事根据地”；在极端封闭与压抑的政治环境中，以所谓“共产主义化”的美名，最终走向“杀同志”的阴惨“总括”之路。结果在向敌人开出第一枪之前，自己的同志已经倒下一片。　　

我们大可以用“小日本变态”或是这样那样的理由来与这幕悲剧撇清关系，但是当我们翻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时，就会清楚这绝非孤立的事件。布莱希特好象写下过如此的诗句：“共产党员的钢盔上布满了弹痕，有几颗是敌人打的。”（大意）　　

日本新左翼的衰落，其重要内因之一就是无止尽的内斗。在黑木和雄那借古讽今的《暗杀龙马》的尾声，当“革命者”暗杀掉了另外的“革命者”，下楼来到大街上之时，突然发现无数百姓跳着“不亦善哉”的狂舞，将他不由分说地裹胁进了狂舞者的人潮中；倾力于“杀同志”的日本新左翼，当其猛然觉悟到自己已经无法再把握群众运动的方向时，为时已晚了。遗憾的是，历史的教训好象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后人汲取的。　　

1980年代，秘鲁的毛派⑸游击队“光辉道路”已具有夺取全国之力，但是该组织自恃势强，不断地宗派化和极端化，不仅与政府作战，还与秘鲁另一大左派游击队“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打得不可开交，甚至袭击在秘鲁境内的中国、朝鲜、苏联公民，结果一夜之间，前功尽弃，现在虽然还在活动，但已不复当年盛景。　　

尼泊尔的人民战争曾让世界上无数左翼激动：他（她）们不仅看到了21世纪第一场革命胜利的曙光，而且还重新发现了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这一经典但或许已经过时的模式在21世纪的有效性。但如今的尼泊尔毛派却因为普拉昌达、亚达夫等领袖的对立分裂而自我削弱，尼泊尔革命也陷入到困局之中。　　

“要团结,不要分裂”。这是毛泽东晚年最重要的告诫之一。可惜即使是那些宣称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组织，也往往失败在这一点上。　　

中国左翼能有今天的发展，一方面是客观条件所赋，另一方面也是过去在面对各种艰难时，能够桴鼓相应，同舟共济的结果。今年是各派政治力量相角力的关键一年⑹，在我看来也是真正考验中国左派智慧与成熟度的关键一年。当年日本的新左翼受中国革命的激励而全面崛起，但也因中国革命的退潮而彻底败走；而今天中国左翼的举手投足同样会对包括日本新左翼在内的世界左翼起到示范作用，中国左翼应该具有这样的世界意识。　　

但愿，“杀同志”的历史——不管是用枪还是用笔——能够从此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