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灾后的医疗
公元1232年，蒙古大军围汴梁（河南开封），“京师戒严，迨三月下旬，受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凡三月”百万余人的大疫，促使当时的医生们纷纷思考治疗的方法。其中有叫李杲字东垣的医生认为，时人城围粮少，惊惧奔号，战伤频仍，劳乏不断，致内已伤于饥饱劳倦，脾胃功能低下，外即易感于风寒不正之气，故有此大疫。遂创立了补脾胃，升清阳，降浊阴的补中益气法门，以治疗相关疾病，而成为一代宗师，居金元四大家之一。后人认为这次大疫乃黑死病（鼠疫）的全球暴发，八十多年后，该病乃袭击了欧洲，导致了2500多万人的死亡，西方世界因此元气大伤，而中国却籍此推翻了元朝的统治，迈进了朱明时代。后代医家们发扬了李杲的学说，衍生出了温补一派，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继续作出了贡献，这是后话。
本次汶川地震灾区的伤员们似乎正在经历着某种类似的病态（不是说鼠疫）。饥饱劳倦那自不用说，恐惧、创伤更加普遍。灾民和救灾人员都同样面临着这一基本问题：对体力的消耗、对感染的抵抗、对创伤的修复，致使大量气血消耗于外，虽然有精神的支持，但人胃肠道的供血是严重不足的，对营养的吸收、利用能力低下，整个人体即缺乏了后劲，免疫系统就有了大缺口，而身体储备的能量是有限的，精神力量也是会松懈的，到时，人拿什么来和疾病作斗争，拿什么来重建家园？目前已注重了水源控制、饮食卫生、环境消毒，对伤员的救治是手术也做了，多联抗感染、抗破伤风也用了，但所有的只是考虑了外因，对气候、内因（内环境）及其之间的关系却缺乏必要的考量。西医学也认为创伤后机体会动员神经内分泌的代偿能力以对抗损害，而同时身体的吞噬细胞、淋巴细胞和细胞因子却不同程度的功能减弱，但在机体受伤后出现高分解代谢的情况下，修复与消耗的矛盾如何处理？大量的抗菌素用了，在对抗感染的同时也分解了大量的毒素，人体要自我修复，又要对抗感染，还要对抗毒素，同时因为创伤、工作、环境的原因，人大量流汗散热、体力消耗、饮食质量低、进食不规律、长途转运病号…即便挺过了急性阶段，但漫长的病期还有多少能量来支持呢？天气越来越热，不时的还下阵子雨，这湿热的环境正是微生物的天堂和消磨人体正气的杀场。这“外热内寒”的格局使人本身的免疫受了抑制，即便给更多的针水、液体支持，也只不过加重了人的负担，进一步分散了人体正气的兵力而已，何惶及于传染性的疾病呢？中医所缺的乃是公共的卫生防疫手段，但并不缺防疫的理念和特有的内治方法。针对这种情况，李杲的学术就非常的适用了，视其是脾胃虚弱或者湿邪内阻又或者二者兼有，即可分途治之，出现胃肠道情况时更应该注意；再加上外伤及兼症的或活血化瘀、或清热解毒、或解痉舒筋、或温阳化湿等方法，可以加速伤员的痊愈，减少抗生素的用量，减少危重病人的出现，更会大大减少医疗的费用，并有利于防止灾后一段时间可能出现的疫病流行，减少甚至杜绝伤员、救护人员的病死可能。建国后许多次传染病流行都可以证实中医的巨大作用，惜乎有些人不愿承认而已！
只要是真正的为民着想，真正的本着科学精神，真正的“不惜一切代价的救助伤员”，就不应该放过任何的治疗手段和机会，应放下偏见，撤开制肘，尽最大努力综合最有效的方法治疗患者，而不是讲形式、借此宣传或以人命来实践主观主义。重建家园需要人力、物力、财力，我们医疗也要讲究“多、快、好、省”，以使资源能更多的留给后续工作。千万不要像“非典”时期，非要几个白发老头上北京请“命”了，不要再用命来换中医治病的资格了，否则，拥有中医这项“屠龙术”的中华民族是真要贻笑世界的！鄙人人微言轻，希望借助广大网民的热情，能为中医奔走相告，让中医有资格为灾区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不被压制于帝国主义（跨国资本及其所谓科学文化的抓牙）、封建主义（现代中医建立在清末民初学术上的教材体学术）和官僚主义（所谓医学权威，中西医既得利益者及医学行政机构）的三座大山之下。则患者幸甚、中国医学幸甚！
论手术之力有时而穷
大量汶川地区伤员的救治需要综合全面的手段分阶段进行，手术是首当其冲的第一阶段，而当清创、复位、固定，甚至截肢以后呢，必定是抗感染治疗，而且也只有以抗感染为主的治疗（有条件者或许还运用一些肢体锻炼恢复手段）。一个完整的人体，一个连贯、动态的病理变化被截取得只剩下了局部内容。
我们许多的医生和病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手术作得非常完美，该拿的都拿了，该接的、装的也都接了、装了，创口很小，缝合得也漂亮，但下手术台的病人却死了。在这里，手术的完美与病人的整体变化似乎产生了一种矛盾。这样局部的处理并没有代表和改变宏观的、动态的疾病变化，有时反而促使了整体的崩溃，或者说是让大家都忽视了人作为整体的存在。人们对手术的崇拜似乎超出了手术自身所能承担的责任，在手术之余没能更多地考虑利用、增强人自身的作用。虽然有时侯局部问题可能暂时充当主要矛盾，就像汶川地区地震目前是整个中国问题的重中之重一样。但永远都还有其它的重点，永远会有发展变化。整个社会对地震灾区伤员的搜救就好比是手术一样，搬开了废墟（清创），救出了大量人员，恢复了行政机构或者是有新的机构代其行使了职权（保存了有生细胞，甚至是恢复了部分器官组织的功能），但还有安置工作，保证日常生存生活工作，物资补充支持工作，运输工作，人力的有序、合理地安排，社会治安工作，乃至灾后重建的巨大艰巨的工作等在后面，还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何况奥运的临近及国内外的经济、政治、外交等其它重要的工作呢？哪里可能一劳永逸呢？而且，更重要的是，不管是灾时，还是灾后，强调的都是自救，中国独立自主的自救，社会的自救，每个人的自救，政治动员、行政命令只不过是一种外力的促使，一种方向的指引，如果每个个体，每个组织不予理睬、不予配合，不上升、汇聚到这个主要矛盾上来，缺乏了“内力”（个人的心理承受力、责任感、使命感和整个民族国家的凝聚力），瘫痪了，崩溃了，一切等着别人、别国的帮助、给予，把自己变得真的像无奈、可怜的灾民，那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的“免疫力”就不会得到促升，“体能”就不会得到超越了。可喜的是，我们的国家的人民一直充满着活力，在灾后依然保持着自信、自尊、自强不息，依然以一种开放、开阔的胸怀面对世界，平常生活中的一切矛盾都退居到了次要位置，内外合力，何事而不成呢？
但我们的医疗却不是这样的。不论手术治疗，还是后续的抗生素治疗、液体支持治疗，毫无例外地都是“外力”的作用，是外在的给予、支持，而不管内在的自我组织，自我修复；自体的生产、分泌、储备、调动、吸纳、利用、排泄的完整性、有序性，对“内力”的认识也就停在了比较被动的能恢复多少就恢复多少，出现了什么问题就临时对症处理，对机体内在的机制缺少预设与宏观把握，一般的“规范”手段用了无效后就截肢或加大外部药物的干预量，结果就像是伊拉克战争一样，干预得越多，创伤、损害就越大。手术与抗菌就好比是战争，其雷霆之力为时所必须，但不是也不可能是贯彻始终的方法。岂能“唯武器论”，“唯军事打击论”呢？
而医疗就仅只于此吗？我们充分利用、发展了外来的医疗手段与方法，偏偏却厌弃了本民族的内生的医疗手段和方法，而这个系统的方法却恰恰是以“内力”作为中心的。其中的针对外感、外伤的治法，正是用解表、调和营卫的方法，集全体之力量，不论“肝心脾肺肾”五藏的分属，一致对外，集气血之全力以配合、促进身体的应急反应，使力量集中于损伤之处或身体提示的正邪交争之部、病理产物聚集之部。与社会的机能何其相似，论有机性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针对脾胃、气血的虚弱（就如同物资的运输、储备、调动不足一样）则调补之；针对大小便及气机的不畅（如同废弃倒塌物的壅积，道路的阻断）则通畅、排汰之；针对局部的热肿瘀痛（就如同灾区人员、伤员的拥挤，地区容纳能力不足，反而出现混乱、磨擦）则清热散瘀以疏利、秩序之；针对心肾的虚弱（就如同资源的不足，分配混乱，政策指令不足）则温心阳补肾气以调动身体储备，加强“政策干预”…最为关键者在于中医药的作用是促进机体的主动能力，调动每一个“个体”，帮助其进行机体的修补、建设，而不须谁的命令，没有利益牵制，或乘势的投机，无须被动的承受、接纳外援带来的附加后果。所不同者，是社会性的外援有人的理性、感情来制约；而药物、机械的“外”（相对于身体的内）援是冰冷的器械与化学的无情，人往往反被工具所制约。
全面救灾行动是当下社会的主流，但中医学却不是“中国”医学的主流，中医界在救助伤员和接收转运病人的行动中是没有资格参与的，这不能不令人遗憾和痛心。少数以中医名义参与的不过是西化的手术与比附抗生素的清热解毒，一般中医更不敢、不知如何运用自己的学术以实践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以长远来看这比自然灾害更为可悲！就目前的医疗实践看，单单讲医疗费用及残疾人士的增加就将使国家背负上巨大的负担，而中医的介入最起码可以减少费用（“非典”时中医救治花费最高5000元，西医则需10万元，而且还有大量激素后遗症——股骨头坏死）难道我们不应该打破偏见，积极采用中医治疗，以成为真正辩证的、科学的、全面的医疗救治吗？愿大家深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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