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20大以后,赫鲁晓夫为排斥异己,独揽大权,顺利推行他的改革,于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揭发、批判并清除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最终确立了他在苏共党内的领导地位,结束了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高层的权力之争。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方面的一些知名人物频繁访问苏联,开始了以麻痹和演化苏联领导人为目的的工作。
艾伦•杜勒斯主张不惜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把苏联社会上一切卑劣的东西“神圣化”,使头脑清醒的、忠于社会主义的人变成少数,被“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他说,“我们要把布尔什维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
苏联解体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突出说明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将自己的事业推向前进,就要坚决抵御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图谋,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不能够将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机械地割裂开来。这一方面是说,毛泽东时代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其实的基础,而且毛泽东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先驱。另一方面,不能够因为痛恨精英,就全面否定改革开放。如果毛泽东活得更长一些,他也会顺应世界形势,实行某种程度的改革开放——当然,和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有着很大的不同。
精英集团希望告别革命,但他们也只是向新的毛泽东时代的过渡而已。特别是时代是最好的教科书,让人民明白了什么是资本主义,并且准备了发达的垄断经济,以及数亿赤贫的民众,还包括下岗工人、失地农民、房奴和失业的小知识分子。这是新社会的最好材料,是特色精英为自己安排的掘墓人。近年来毛泽东的威望越来越高,“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这难道不是精英们的功劳吗?
野蛮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如果说以前对于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那么它的作用已经转向了反面。生产力的发展已经突破了它的限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和产品过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资本主义必然被取代,这并不是人们的良好愿意或者是道德的要求,而是历史的必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