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把苏联人民害苦了吗？
——二评《炎黄春秋》何伟《斯大林模式今天怎样影响我们》
奚兆永
何伟在《斯大林模式今天怎样影响我们》一文中说，“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把本国人民害苦了”。我在第一篇评论文章里对此已经有所驳斥驳斥。但是由于篇幅关系，有些地方还是语焉不详，只是提到而没有展开，有些地方只是说到总的情况而没有列出具体数字，以致一些读者还不甚了然。在这方面，应该感谢网友ussvxtzh引用《苏联基本数字手册》（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中的数字资料对某些质疑所作的回应。还有人提出 “你们了解苏联农民在那个时代的悲惨生活吗？”这样的问题，对这样的质疑者应该向他反问：你认为别人不知道，想必你是知道的，为什么不径直说出来而只是放空炮呢？看来你并不知道，只不过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而已。在这里，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当时苏联工人农民的生活，我觉得还是应该再写一篇二评，为大家提供一些资料，做一些补充的说明，作为对何文的进一步批驳和对那位读者的更具体的回答。
一、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为根本改善工农生活创造了条件
十月革命的第二天，即俄历1917年10月26日，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发布土地法令，宣布“立即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不付任何赎金。”“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寺院和教堂的土地，连同耕畜、农具、庄园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给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直到立宪会议解决土地问题时为止。”同时规定：“普通农民和普通哥萨克的土地概不没收。”（《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解决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而在俄历1918年1月27日由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土地社会化的法令中，更明确地规定：“永远废除俄罗斯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境内一切土地、矿藏、水域、森林和自然力的任何所有权。”“从现在起，土地转归全体劳动人民使用，不付任何赎金（公开的或隐蔽的）。”“土地使用权出本法令有特殊规定者外，仅仅属于以自己劳动耕种土地的人。”（同上，第28页）这件从根本上剥夺了地主及其他剥削者利用土地对他人进行剥削的可能，而农民过去每年要向地主缴纳的五亿金卢布地租即可免除。
十月革命后第5天，即俄历1917年10月29日，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八小时工作制的法令，规定“由企业内部规定的工作时间，一昼夜不超过8个工作小时，一星期不超过48个小时，其中包括用来清洗机器和整理工作场所的时间。”（同上，第10页）由于在特别有害艰苦的部门规定了更短的工作日，按照中央统计局的资料，在1925-1925年度工业工人工作日的平均长度为7.4小时。（苏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卷，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569页）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经过长期的斗争虽然缩短了工作日的长度，但是，在当时，他们是享受不到这样低的工作日的。
自俄历1917年12月14日到1918年6月28日先后宣布银行、对外贸易、商船、森林、石油工业和采矿、冶金、金属加工、纺织、电气、锯木、木器制造、烟草、玻璃、陶瓷、皮革、水泥和其它工业部门的 大企业以及蒸气磨、地方公用事业和铁路运输企业的国有化。（《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卷，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8页）
俄历1920年12月21日，由于红军从弗兰格尔和白卫分子的统治下解放了克里米亚，人民委员会发布法令，将黑海海滨的克里米亚疗养设施用于苏维埃共和国工人、农民和所有劳动者的疗养即劳动能力的恢复，同时也用来为各级工会理事会派来的其他国家的工人服务。预定1921年1月份开放床位5000张，春季开放床位25000张。（同上，第200-201页）我们知道，克里米亚半岛属亚热带气候，冬季不冷，气候宜人，海滨景色美丽壮观，过去王公贵族、大地主、大资本家在那里建立宫殿、公馆、庄园和别墅，只有他们才能在克里米亚海滨享受美丽的风景和宜人的气候，现在却成了普通工人、农民的疗养地。应该说，这样的事，在资本主义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能有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做到这一点。据说，此后每年来此疗养的工人、农民数以十万计。建国后，我国也曾学习苏联，在太湖、北戴河等风景区建造了一大批工人疗养院，还在各个城市普遍建立了工人文化宫等设施，供普通工人享用。因此，那时的工人都有一种自豪感。可惜的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这些设施都变了味，许多已经名存实亡，而有些更是名实俱亡了。
虽然那时俄罗斯的工人和农民被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三年外国武装干涉及国内战争弄得精疲力竭，贫困不堪，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给他们带来的却是希望和尊严，他们成了国家和生产资料的主人，他们的社会地位远不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农民所能与之相比的，他们正在走向幸福的新生活，把它说成是什么“悲惨生活”如果不是无知，那就只能是别有用心了。
二、苏联工人农民在上世纪30年代生活改善的一些情况
上世纪30年代，苏联完成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有资料说，苏联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即把价格变动估计在内而算出的收入），1940年同1913年相比，工人的收入增加二倍多（失业的消灭估计在内），农民的收入大约增加二倍半。（苏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42页）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30年代初，苏联就开始在绝大多数企业实行7小时工作制，实现了世界上最短的工作日。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1940年。由于希特勒准备进攻苏联，苏联为了做好战争的准备，劳动者需要更加紧张地工作，才又从7小时工作制恢复为8小时工作制。
还要提到的是，随着城市工人的增加，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非常关心市政建设。早在1931年6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就对莫斯科的市政建设和苏联市政建设的发展问题作出了决议。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大部分的市政经费被用来建设资产阶级和富人居住的街区，而工人居住的贫困区则肮脏不堪，缺少最起码的上下水设施，甚至连电灯也没有。决议指出：“十月革命消灭了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统治，使市政建设从一种加重对工人群众的剥削手段，变成了为工人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服务的事业。”（《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解决问题决议汇编》第2卷，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4页）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即开始了大规模的住宅建设。仅1931年一年，苏联就建造了2900万平方米的住宅。问题当然不仅是进行大规模的住宅建设，而且要对旧城市进行彻底的再规划和改造，以服务于人民的生活需要。1935年7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作出改建莫斯科的总体计划的决议。考虑到莫斯科市区个别区域建筑物过密，人口拥挤，规划将市区由2.85万公顷逐步扩大到6万公顷。规划还决定“在这一区域的外面营造宽达10公里的园林防护带，防护带由等距离大片林区组成，从郊区林区开始营造，用作城市城市净化空气的贮藏库和市民的休养场所。”（同上，第594页）
除了住，对于人们的出行，联共（布）这样的决议也给予了巨大的关注。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早在1931年就已经认识到，“地下铁道能够加快客运速度和降低客运费用，是解决交通问题的主要手段。”（《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2卷，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52页）斯大林对莫斯科地铁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派了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以及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参与地铁建设的领导工作。有关地铁建设的方案甚至提到政治局会议上进行研究，斯大林亲自参与决策。据说当时负责技术工作的工程师罗捷尔主张用德国的露天坑道作业法，而年轻工程师马科夫斯基则主张用英国的隧道作业法；罗捷尔主张用一般电梯，而马科夫斯基则主张用自动扶梯。后一种主张技术上先进但比较费钱，还要动用外汇，两人相持不下，最后由卡冈诺维奇提到政治局会议上解决。斯大林从技术上考虑而不是从财政上考虑问题，同时考虑到战时防空，深挖隧道可以充当避弹所，肯定了年轻工程师的意见。（《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98-101页）从长远看，从卫国战争开始阶段苏联曾利用地铁车站作指挥所看，当时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后来苏联在许多城市和工业中心也都建起了地下铁道，并且大力发展无轨电车，较好地解决了城市交通的问题。反观我国，到90年代，还热衷于发展小轿车，制定了把轿车作为“支柱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有的城市为了赶时髦，还拆除了已经运行多年的无轨电车，结果使城市交通和环境污染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苏联在30年代就形成的上述重视环境的观念和具体经验显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农村，苏联在1935年2月举行的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章程规定：“从公有化的土地中为每个集体农户拨出不大的地块供个人作宅旁园地（果园，菜园）。”其面积（不包括住房占用的土地）规定为“1/4公顷到1/2公顷，在个别地区可达到1公顷”。就是说，在一般地区，每个农户可获得3.75亩到7.5亩的宅旁园地；个别地区甚至可获得15亩的宅旁园地。这显然要比中国的自留地大得多。归集体农户私人所有的还有：“住房、私人的牲畜和家禽，饲养集体农户个人牲畜所必须的经营用建筑物。小农具留给劳动组合成员私人使用。”还规定，“必要时可以从公有化的役畜中拨出若干马匹为劳动组合成员个人服务，但须收费。”在农业区，示范章程规定“每个农户可以私养：1头母牛2头以下小牛，1头带仔猪的母猪（必要时2头母猪）绵羊山羊不超过10只，家禽家兔不限数量，蜂20箱以下。” “畜牧发达的种植区”，数量又要高许多，“每个集体农户可以自养：2-3头母牛，外加小牛，2-3头带仔猪的母猪绵羊和山羊一共20-25只，家禽家兔不限数量，蜂20箱以下。而在“种植业意义不大而畜牧业起决定作用的非游牧区”，“每个集体农户可以自养4-5头母牛，外加小牛，绵羊山羊一共30-40只，2-3头带仔猪的母猪，家禽家兔不限数量，蜂20箱以下。”至于“在种植业几乎无任何意义的而畜牧业是无所不包的经济形式的游牧区”，其数量又要大出许多，示范章程规定“每个集体农户可以自养：8-10头母牛，外加小牛，绵羊和山羊一共100-150只，马10匹，骆驼5-8头。”（《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2卷，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75-577页）显然，苏联当时在这方面比之于我国显然要宽松得多。当然，政策过于宽松也有副作用。由于宅旁园地和自留牲畜等的规模偏大，一些庄员仅仅依靠家庭副业就能够解决生活所需，参加集体劳动的积极性自然会受到影响，以致苏联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所生产的农产品在整个农产品生产中的比重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这对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的商品率显然都是不利的。可以说，这也是一个教训。
三、战后苏联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生活水平恢复和提高的情况
苏联在二战中经济遭到了巨大的破坏，牺牲的人口达两千多万，战后恢复的任务当然十分艰巨。但是，依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在并不很长的时间里不仅医治了战争的创伤，而且还对于新诞生的欧亚人民民主国家提供了经济和军事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取得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巨大成就，工人和农民的生活与战前相比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提高。1952年同1940年相比，工人和职员的收入增加68%，农民的收入大约增加72%，到1953年，工人、职员和农民的收入总数比1952年又增加13%。（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42页）而到1960年时，工人家庭的主要工业品购买量与1940年相比增加0.6倍至15.5倍，而农庄庄员家庭增加0.9倍至18.9倍。购买较贵重和优质品的能力大大增长了。例如，工人家庭毛织品的日常消费量增加3.8倍，而丝织品增加15.1倍，同时各种织品的购买量扩大0.62倍，服装（以货币表示）扩大2.25倍。农庄庄员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也是值得注意的，例如毛织品购买量增加2.93倍，丝织品增加18.8倍，而各类织品的购买量增长0.94倍，各种服装增长1.72倍。针织品日常消费量的迅速增加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工业工人家庭和农庄庄员家庭分别增加3.8倍和3.1倍。而且，在城市和农村家具购买量增长都非常快——分别为4.9倍和3.1倍，新的文化生活用品分别增长15.5倍和12.3倍，自行车、摩托车、小汽车分别增长12.4倍和9.7倍。集体农民日益接近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6卷，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710-711页）
以下是苏联工业工人家庭和集体农庄庄员家庭每个家庭成员平均计算的工业品消费额（对1940年的%）：
工人家庭 农庄庄员家庭
1953年 1956年 1960年 1953年 1956年 1960年
购买
纺织品（总计）207 188 162 171 206 194
其中：
毛织品 438 308 477 275 325 393
丝织品 1431 1569 1603 363 963 1991
鞋子（总计） 143 142 160 134 165 191
其中：皮鞋 174 172 210 129 180 232
购买现金开支（按可比价格计算）
服装 222 236 325 103 181 172
针织品 258 301 481 132 225 414
家具和日用品 276 315 591 157 267 408
文化用品（书、报、无线电工业产品、乐器、手表等）
596 616 1654 247 688 1334
自行车、摩托车、小汽车
600 732 1336 402 840 1065
（《1960年苏联国民经济》第743页，转引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6卷，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711页）
四、斯大林是历史上的伟大英雄，反斯大林者不过是匆匆来去的过客
何文说，“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把本国人民害苦了，所以当叶利钦在坦克上振臂一呼，苏维埃联盟立即垮台，社会主义阵营立即瓦解。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人们80多年（？）的国家，就没有人勇敢地站出来为捍卫苏维埃而进行顽强战斗，表明这一制度已失去人心，这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何文似乎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其实是对历史的莫大歪曲。斯大林早在1953年3月5日就已经去世，而苏联解体却是1991年12月25日发生的事，二者相隔近39年，要斯大林为苏联解体负责显然是极不公正的。这就犹如一户人家，祖辈艰苦创业，励精图治，日益兴盛，终成名门望族，显赫于世；然其子孙不肖，背离祖训，迷信邪说，以致人心涣散，家道中落，终于分崩离析，不再辉煌。试问：世人是应该骂这帮不肖子孙，还是应该责之于其祖宗？答案当然是前者，而绝不应该是后者。
何教授生于1926年，对于1953年斯大林逝世的情景不会不清楚。在斯大林逝世之前，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于3月3日发表病况公报，公布了斯大林3月1日在他的住所得了脑溢血症，这种疾病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脑子的重要部分，使他失去了知觉，肢体瘫痪，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心脏活动和呼吸受到了严重的障碍。四日和五日也都发布了有关斯大林的病况公报。3月4日，毛泽东亲自到苏联驻华使馆慰问，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所有的进步人类，也都时刻关心着斯大林的病情变化。3月 5日晚9时50分，斯大林逝世。3月6日，中国人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级播音员齐越那低沉而充满悲痛感情的声音里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他们留下了热泪，许多人泣不成声，人们为失去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而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不等政府作出有关的决定，人们就自发地在手臂上戴上了黑纱，一切娱乐活动也都自动地停止，大街小巷没有了往日的喧闹，变得一片沉寂。这一切都发自人民内心对于斯大林的热爱。在此之前，恐怕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的逝世曾经在全世界引起如此巨大的悲痛。应该说，这一切都源于斯大林对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所作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这一点，甚至连他的敌人也是不能否认的。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在全世界造成极坏的影响。但是，就是赫鲁晓夫本人在他的回忆录里也不得不承认：“被我们党一而再、再而三提到的斯大林本人的革命精神和他的其他美德是众所周知的。因为他确实是具有卓越的才能和智慧，所以他有充分理由认为自己在我们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他确实超越了他周围的每一个人。”（《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他还说，“我现在仍然认为斯大林的思想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认识到对反对派的残酷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归根到底，斯大林取得党的领导地位并不是偶然的，党支持他反对像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耶夫分子这样强大的对手，后来又支持他反对西尔佐夫和洛米纳泽左右倾集团也不是偶然的。斯大林是一个有力的人物，他为动员全党的力量建设我们的工业和农业，加强我们的军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革命早期 斯大林的名字并不十分广泛地为群众所知，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而他在一个短时期内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把党和人民团结在他的周围。”（同上，第57页）1934年举行苏共17大，赫鲁晓夫被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又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又写道，“多少年来，我全心全意忠于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自从我初到莫斯科，听到斯大林在群众大会上的演说以来，我一直敬佩他清晰的头脑和简明的阐述。我同样为他在较小范围内演说时的简洁和清晰所打动。……我对他的敬仰继续增长。在30年代中期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对别人表现出来的忍耐和同情实在使我神往。”（同上，第82页）
当然，我们肯定斯大林，并不是说他没有错误。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斯大林也不是完人。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他的缺点和错误。著名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的“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里说，“斯大林的错误，有些是原则性的错误，有些是具体工作中的错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错误，有些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错误。”（见《红旗》1963年第18期）这里就说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错误”。在这方面，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在他那本写于1935年6-7月而后封存了50年才重见天日的《莫斯科日记》中，曾记录了6月28日斯大林和他的谈话。斯大林说，“我们很不愿意判罪、处决。这是肮脏的事情。最好处身于政治之外，使自己的双手保持纯洁。但是如果我们想解放被奴役的人们，我们就没有权利留在政治之外。既然我们同意从事政治，你所做的一切就已经不是为了你自己，而只是为了国家；国家要求我们变得残酷无情。”“我们不得不不仅考虑苏联的外国朋友的意见，而且考虑我们本国同志的意见，外国朋友指责我们残忍，国内同志则指责我们过于姑息。我们把死刑事件降低到最低限度。甚至暗杀基洛夫的同谋者，那些知道阴谋、纵容阴谋、希望这次谋杀、但没有积极参与谋杀的人，诸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我们认为有可能不判处死刑。而我们的苏联同志对此感到气愤。”谈到惩处未成年罪犯的法律，他说：“是的！这在西方不可能解释。事情是这样的！……不久前我们得知，几个出身于贵族家庭的年轻妇女得以顺利地钻入党的领导人周围，为的是毒死他们。”（斯大林没有更明确地说明，所说的是谁，但我不久前得知，这个故事涉及的是他本人。一个图书管理员，一个没有引起怀疑的妇女，在企图毒死他时被抓住——这是由于内务人民委员叶努基泽的粗心大意发生的。）“敌人怂恿这些妇女犯罪，而这些妇女想象自己是是夏洛特·科黛。儿童的情况更糟糕。到处出现15人左右的地下少年匪帮；他们联合起来，用刀子作武器，为的是杀死‘先进分子’——优秀的男孩和女孩（而且不是出于政治原因，纯粹是由于这些‘先进分子’是好学生）。……我们应该通过这项镇压性的法律，以死刑来威吓自12岁起的儿童罪犯，尤其是他们的教唆者。事实上我们没有运用这项法律。但愿将来也不会运用它。……。”对于斯大林的这个解释，看来罗曼·罗兰是听进去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听着妇女和儿童的骇人听闻的罪行，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在西方遗忘了那个事实：布尔什维克仍面临与残忍的、野蛮的、陈旧的俄罗斯的长期斗争。”（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4页）毕竟，人们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是生活在阶级斗争的环境里。对于斯大林的某些错误，我们显然不能脱离当时阶级斗争的严酷的现实去作抽象的理解。
至于何文说“没有人勇敢地站出来为捍卫苏维埃而进行顽强战斗”，显然也不符合事实。在列宁和斯大林时代，为了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多少军民与外国武装干涉者及白卫分子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出现了像夏伯阳（恰巴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样的英雄模范人物；在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中，苏联人民更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出现了像马特洛索夫、卓娅和舒拉这样的英雄。在后来赫鲁晓夫直到戈尔巴乔夫的修正主义统治时期，无论是在苏共内部还是在人民群众中，反对他们的斗争几乎一直都有。人们有时表现沉默，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们在内心深处没有是非。赫鲁晓夫为什么会下台？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一度被软禁？难道与这种斗争没有关系？当然斗争是复杂的、曲折的，但是，谁能说社会主义的低潮过后不是高潮呢？
斯大林逝世至今已经57年，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全世界，人们都还在怀念着他，可是那些反斯大林的英雄好汉们，除了那些有特殊偏好的资改派，有谁还会把他们当回事？
斯大林是永载史册的伟大的英雄，而那些反对他的人们不过是历史上匆匆来去的过客！斯大林是一座高山，而反对他的那些人只不过是一抔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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