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
第十四章 战争：国家生机勃发之象征
“战争乃国家生机勃发之象征”，激进作家伦道夫·伯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样说。确实，当欧洲国家于1914年开战时，各国政府终于摆脱危机，得到了暂时的喘息机会，民众的爱国热情急剧进发出来，各阶级间的冲突也停止了，牺牲在战场上的年轻人数量大得惊人——他们常常是成批成批地倒在不足百码的土地上，甚至是同一条战壕里。
然而，在美国，政府尚未宣布参战，人们就已对这种“国家生机勃发之象征”感到了不安。社会主义力量在日益增长．产联的势力好像无所不在，阶级冲突极为剧烈。在1916年夏旧金山举行的战备日游行中，一枚炸弹爆炸，9人遇难。当地两名极端分子汤姆·穆尼和沃伦·比林斯被捕并被判处20年监禁。此后不久，纽约州参议员詹姆斯·沃兹沃思便建议对所有男性进行强制性军事训练，目的是要避免“我们中的这些人分裂为不同阶级”的危险，不仅如此，“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年轻人明白，他们对国家负有某种责任”。
人们在欧洲最大限度地履行了对国家的责任。在那里，1000万人丧命于战场，另有2000万人死于与战争相关的饥饿和疾病。从那时开始，没有人再能振振有词地说，这场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任何一种收获可以抵得上一条人命的价值。社会主义者所用的“帝国主义战争”这一术语现在看来是恰当的和无可争辩的。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在为边界、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而战，为争夺阿尔萨斯－洛林、巴尔干地区、非洲和中东而战。
20世纪伊始，人们（或许只是西方世界的精英分子）尚沉浸在进步和现代化的狂喜之中时，战争就来临了。相互杀戮在迅速蔓延，而且规模巨大。在第一次马恩河战役中，英法联军成功地阻止了德国向巴黎挺进，双方各有50万人的伤亡。1914年8月，志愿加入英军者必须达到5.8英尺；到11月，标准已降至5.5英尺，当月的伤亡为3万人；随后，只要身高5.3英尺就可以应征入伍。在战争的头三个月里，所有最初入伍的英军士兵几乎已伤亡殆尽。
事实上，经过3年的鏖战，战线仍维持在法国。战争双方在数码或数英里的地带进行着艰苦的拉锯战，而每一次往复都是尸骨如山。1916年，德军试图突破凡尔登防线；英法联军则在塞纳河沿线发起了反攻，向前推进了几英里，但却付出了损失60万人的代价。有一天，英王属约克郡轻步兵第九营800人发起了一次进攻，24小时后，只有84人幸免于难。
在后方，英国人避而不谈这些屠杀。德国方面也是如此，就像埃立克·玛丽亚·雷马克在其著名小说中所写的那样：当成干上万的人在枪林弹雨中丧生的时候，官方却在散布所谓“西线无战事”的消息。
1916年7月，英国将军道格拉斯·黑格命令11个师的英国士兵爬出战壕向德国防线挺进，德军6个师用机枪向他们扫射。结果，发动进攻的11万人中有2万人阵亡、4万人受伤。敌对双方战壕之间的无人地带布满了死尸，一派阴森可怖的景象。1917年1月i日，黑格晋升为陆军元帅。威廉·兰格在《世界历史百科全书》中简明扼要地描述了这个夏天的战况：
黑格满怀希望地发起了总攻。第三次伊普雷战役是连续八次的猛烈冲锋，冲锋是冒着瓢泼大雨、踏着满地泥泞进行的。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总的收获不过是得到了5英里的土地……而其代价却是约40万人的生命。
法国和英国的人民并不知道伤亡的程度。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德军向索姆河发动了猛攻，英军伤亡达30万人，当时伦敦的报纸这样写道：
在这场危机中老百姓能帮什么忙？
欢呼吧……
写信鼓励前线的朋友们……
不要认为自己比黑格更高明。
到1917年春，美国也落入了这一死亡和欺骗的陷阱。法国军队中开始出现士兵哗变。不久，112个师中有68个师发生了兵变事件，629人被判处徒刑，50人被执行枪决。当时情形急需美国军队的介入。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已许诺美国将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一个民族因自尊心太强而不屑一战，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是，1917年4月，德国却宣布他们将击沉任何向其敌人运送物资的船只，并且他们已经击沉了一些商船。到了这个时候，威尔逊声言，他必须保护美国商船在战争地区航行的权利。
美国向德国的敌对国运送大量战争物资却又希望德国把自己看成是中立国，这显然是不现实的。1915年初，英国客轮”卢西塔尼亚”号被德国潜艇用鱼雷击中，该船于18分钟后沉没，1198人丧生，其中包括124名美国人。
美国声称“卢西塔尼亚”号装载的是非战争物资，因此，德国用鱼雷攻击它是一种罪恶滔天的暴行。事实上，“卢西塔尼亚”号却满载军火：它装有数千箱弹药。但它的声明却歪曲和隐瞒了这一事实，而英美政府也在装载货物的问题上撒了谎。
1914年，美国经济开始出现严重的衰退。但到1915年，协约国（特别是英国）的战争订货却刺激了经济增长。到1917年4月，美国已将价值20多亿美元的物资出售给协约国。现在，美国的繁荣已同英国的战争联系在一起。
经济繁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外市场，国家领导人对这一原则深信不疑。在其担任总统之初，伍德罗·威尔逊把他的目标描绘成“向世界开放门户”，而1914年他则声言要支持“正当地占领外国市场”。
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越来越成为美国商品和付息贷款的市场。J.P．摩根公司成了协约国的代理商，它大量放贷，不仅获取了巨额利润，而且把美国财政与英国对德战争的胜利之间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实业家与政治领导人喋喋不休地谈论繁荣，就好像这繁荣是超阶级的，好像每一个人都能从摩根的放贷中得到好处。确实，战争意味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就业机会的增加，但是，钢铁工厂的工人所得真的像美国钢铁公司那样多吗？该公司仅1916年一年就获利3.48亿美元。美国介入战争后，正是富翁们更直接地接管了经济：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领导着战时工业委员会，这是战争时期权力最大的政府机构。银行家、铁路巨头和企业主们控制了政府的各个战时机构。
1915年5月的《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性质的极具预见性的文章《非洲是战争的根源》，是W.E.B．杜波依斯。文章说，这是一场帝国主义的战争。德国与协约国之间都是在为争夺南非的黄金和钻石、安哥拉和尼日利亚的可可、刚果的橡胶和象牙以及非洲西海岸的棕桐油而战。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确实比以前提高了。但是，“新财富来自何处呢？……它首先来自于世界上的那些所谓黑暗国家——亚洲和非洲、南美洲和中美洲、西印度群岛和南洋群岛”。[1]
杜波依斯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狡猾之处在于，它试图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联合起来，为爆炸性的阶级冲突制造一个安全阀：“现在已不再仅仅是豪商巨富或者贵族式的垄断集团甚至也已不再是整个剥削阶级在掠夺世界了，这种掠夺现在是由整个的国家，一个由联合起来的资本家与劳动者组成的新的民主国家来进行了”。
美国的情形与杜波依斯的观点非常吻合。美国资本主义需要国际性的竞争以及周期性的战争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制造一个虚假的利益共同体，以代替那不时发生的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穷人们的真正的利益共同体。举国一致支持战争是必需的，而政府也很快便促成了这种全国性的一致。征召青年服役、精心策划的全国性宣传运动以及对拒绝入伍者的严厉惩罚，这一系列的强硬措施都表明，人们并没有自发的战争欲望。
尽管威尔逊发表了颇为振奋人心的讲话，声言美国所进行的是一场“结束一切战争”和“保障世界民主”的战争，但应征入伍者却并不踊跃。需要动员100万人开赴前线，而宣战后的前六个星期里却只招募到了7.3万名志愿者。于是，国会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征兵法案。老报人乔治·克里尔成了政府的官方战争宣传员，为了说服美国人，使他们相信这场战争是正义的，他建立起了宣传委员会。在该组织的赞助下，7.5万名演讲者在美国5000个城镇中进行了75万次四分钟演讲。这是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其目的在于试图说服不愿参战的民众。
就在国会宣战的第二天，社会党在圣路易斯召开了紧急代表会议，指责国会发表的战争宣言是“反对美国人民的犯罪行为”。1917年夏，明尼苏达州社会主义者的反战集会发动了大批的群众（5000、1万乃至2万的农民）抗议战争、征兵法及投机活动。俄亥俄州的保守派报纸（阿克隆—灯塔日报）说，“如果现在进行选举，社会主义的滚滚洪流将会吞没整个中西部”。该报指出，国家“还从未进行过如此不受欢迎的战争”。
在1917年的市政选举中，出乎喧嚷的舆论宣传与激昂的爱国热情意料的是，社会党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他们推举的纽约市长候选人莫里斯·希尔奎特获得了22%的选票，这是社会党在此地正常得票率的5倍610名社会党入进入了纽约州议会。在芝加哥，该党的得票率从1915年的3.6％增至1917年的34.7%；在布法罗，其得票率从2.6％增加到了30.2％。尽管一些社会主义者如杰克·伦敦、厄普顿·辛克莱尔、克拉伦斯·达罗在美国参战后支持了战争，但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仍然坚持反战立场。
1917年6月，《反间谍法》由国会通过并由威尔逊签署生效。如果单从名称上看，人们可以认定该法案主要是反间谍的。但其中的一项条款却规定，“在美国处于战争状态时，任何人蓄意引起或试图引起不服从、不忠诚、叛变或者拒绝承担应负的对美国陆海军的义务，或者蓄意妨碍美国的征兵与服役……”，都将受到直至20年监禁的处罚。该法案是用来惩处那些进行口头或书面反战宣传的美国人的。
就在该法案通过两个月之后，一位名叫查尔斯·申克的社会主义者因印制和散发了1.5万份谴责该法案与这次战争的传单而在费城被捕。他在传单中说，征兵制是“为了华尔街金融家的利益而摧残人性的罪证”。申克被起诉并被判处有罪，他因违犯《反间谍法》而被判6个月的监禁（这是此类案件中被判刑最短的案例之一）。申克以要求言论和写作权提起上诉．认为《反间谍法》与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相抵触，该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
最高法院作出了全体一致的判决，判决书出自法院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手笔。申克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吗？霍姆斯说：
严格保护言论自由并不是要保护在剧院里大声谎称失火而引起恐慌的人……对于每一个具体案件来说，问题在于这些言论是否适合于具体的场合，并且这些言论是否具有构成实质性犯罪行为的明显而现实的危险，国会只是对这种言论才有权制止。
霍姆斯的分析颇富机智和迷惑力。几乎没有人会认为言论自由应该赋予某个人在剧院里大喊失火而引起恐慌的权利。但是，这个例子适用于对战争的批评吗？难道战争本身不就是一种“明显而现实的危险”吗？事实上，难道它不比任何反驳它的论据更明显、更现实和对生命更具危险性吗？
不久，尤金·德布斯案也被提到了最高法院。1918年6月，德布斯探望了因反对征兵法而入狱的3名社会主义者，紧接着，他又在监狱对面的大街上对如醉如痴的听众们发表了两个小时的演讲。他是国内著名的演说家之一，他的演讲不时被一阵阵的笑声和掌声所打断。
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拥有极大自由的共和国里，我们的制度是民主的，我们是自由的和自治的人民。这种话我们早就听够了，简直就是儿戏……
历史上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征服和掠夺……句话，战争就是战争。统治者只管宣战，而征战沙场的却总是被统治者……
德布斯以违犯《反间谍法》而被捕。因为在听众中有达到应征年龄的青年，他的演讲“妨碍了征兵和应征”。
他的演讲甚至包含着比这还要多的内容：
是的，在适当的时侯我们将夺取国家直至全世界的政权。我们将摧毁所有奴役性的、没落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重新创造一个自由、人道的世界……社会主义的太阳必将冉冉升起……这一时刻会不可避免地到来，这项伟大事业的胜利……将宣告工人阶级的解放以及全人类兄弟般关系的确立。（雷鸣般长时间的掌声。）
在庭审时，德布斯拒绝为自己进行辩护，也拒绝证人为他作证。他对自己所说过的话一概供认不讳。但在陪审团开始审议前，他对他们说：
我被指控犯有妨碍战争罪。我承认这一点。先生们，我憎恶战争。即使我孤立无助，我仍然会坚持反战……我同情所有在痛苦中挣扎的人民，无论他们生在何处，长在何方，我都一视同仁……
陪审团判决他违犯了《反间谍法》。德布斯在判决前对陪审团说：
尊敬的先生们，早在数年之前，我就认识到了自己与一切生灵之间的亲密关系，我承认，自己并不比地球上最卑劣者强多少。那时我曾说过，并且现在我仍然这样说：如果存在着下等阶级，我将是其中的一分子；如果有犯罪分子，我也必将是其中的一个；只要有人身陷囹圄，我将不会是自由之身。
法官谴责了那些“在国家尚在对付外部残暴势力之际试图打掉它手中战剑”的人，并宣布判处德布斯10年监禁。
德布斯的上诉直到1919年最高法院才予以受理。这时战争已经结束了。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在法庭全体一致的支持下认定德布斯有罪。霍姆斯说，德布斯暗示“劳动者与战争无关”，因此，其演讲的“客观效果与主观意图”都是要妨碍征兵。
尽管德布斯已被监禁了32个月之久，威尔逊．总统仍拒绝宽恕他。1921年，66岁的德布斯被沃伦·哈定总统赦免。以违反《反间谍法》之名被投入监狱的大约有900人。新闻界与政府相呼应，更加剧了对可能出现反战运动的恐惧气氛。《文摘报》要求其读者“将任何认为具有煽动性和叛国倾向的社论剪下来寄给他们”。《纽约时报》则发表社论说：“把任何引起注意的富有煽动性的罪证通报给有关当局，这是每一位好公民的义务”。
1917年夏，美国防务协会成立。《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说：”昨天，在美国防务协会办公室里，100多人报名参加了美国治安巡逻队……成立巡逻队是为了制止煽动性的街头演讲”。
司法部发起的美国保卫联盟，到1917年6月已在600个城镇拥有分支机构，其成员几近10万人。报界报道说，联盟成员都是“各社区的头面人物……银行家……铁路职工……旅馆服务员”，他们截取邮件、破门入户、私闯办公室，并声称查明了300万起“不忠诚”案件。
克里尔的宣传委员会大肆宣扬说，人们应当“举报那些散布悲观情绪的人，向司法部举报他们”。司法部长在1918年时说道，“可以负责任地说，在我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如此戒备森严过”。
为什么如此不遗余力？1917年8月1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说，纽约市第一批100名应征人伍者中有90人要求免除义务。在明尼苏达，《明尼阿波利斯日报》在8月6日和7日的大幅标题分别是“反征兵运动迅速波及全州”和“应征入伍者在撒谎”。在弗罗里达，两名黑人农场工人为逃避兵役携带短枪进入树林自残：其中一人打掉了自己一只手上的四根手指，另一人则打断了半只手臂。
佐治亚州参议员托马斯·哈德威克说：“制定征兵法无疑遭到了许多人普遍而广泛的抵制。该州各处人山人海的集会都是在举行抗议活动……”逃避兵役者最终竟达33万多人。
在俄克拉荷马，社会党和世界产联在佃农和谷租佃农[2]中很活跃，他们组成了一个“工人阶级联盟”。联盟准备组织全国的反征兵者搞一次向华盛顿进军运动。但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联盟成员就被一网打尽。450人很快便以谋反罪被关进了州监狱。领导者被判处3至10年的监禁，其他人也受到了关押60天直至2年的处罚。
1917年7月1日，激进分子在波士顿组织了一次反战游行，他们的标语上写道：
这是一场受人民欢迎的战争吗？为什么要征兵？
是谁窃取了巴拿马？是谁摧毁了海地？
我们要和平。
据纽约《钟声》报道，8000人参加了游行，其中包括“4000名中央劳工联盟成员、2000名列特族社会主义者组织成员、1500名立陶宛人和披风行会的犹太人，此外还有其他支部的一些成员”。游行队伍受到了奉命而来的士兵和水兵的攻击。
邮政部取消了印有反战文章的报纸杂志的邮寄免检权。一家社会主义者主办的政治、文学和艺术性刊物《民众》杂志被禁止邮政发行，因为它刊登了马克斯·伊斯门于1917年夏写的一篇社论。社论说，“你们究竟是为了什么特别的目的，把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运往欧洲呢？对我来说，我认为政府没有权力征募我去参加一场我本人并不相信其目的的战争”。
在洛杉矶，上演了一部记述美国革命、控诉英国对殖民地居民所犯暴行的电影《1776年精神》。电影制作人以违犯《反间谍法）的罪名被起诉，因为，按照法官的说法，该电影有一种“对我们的盟友大不列颠可靠的信任关系表示怀疑”的倾向。结果，他被处以10年监禁。该案被官方编目为“美国诉《1776年精神》案”。
各学校也都禁止反战活动。在哥伦比亚大学，J．麦基恩·卡特尔被解雇，他对董事会管理大学长期持批评态度，同时也是战争的反对者。为了抗议校方的这一行为，著名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也于一周后辞去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职务。
在国会中也出现了公开的反战声音。众议院第一位女议员珍妮特·兰金在唱名呼吁通过战争宣言时表示了沉默。在又一轮唱名时，她站起来说：“我愿意支持我的国家，但我不能投票赞成战争。我投反对票”。当时的一首流行歌曲唱道：”我不能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战士”。然而，绝大多数的歌曲却是诸如“到欧洲去”、“一面伟大的国旗”和“约翰尼，拿起你的枪”之类。
社会主义者凯特·理查兹·奥黑尔被判处在密苏里州监狱服役5年。她在监狱里继续进行斗争。因为牢房上面的窗户一直关着，室内缺少空气，她与难友们一起开展了抗议活动，她为此被守卫们拖到走廊里倍受折磨。她手里拿着一本诗集，当她被拖出去的时候，她用力把书抛向窗户，窗户被打破，新鲜空气吹了进来，难友们欢呼雀跃。
爱玛·戈德曼与其战友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伯克曼因反对征兵而被判刑。她问陪审团：“毫无疑问，像我们这样民主少得可怜的国家，又怎么能给世界以民主呢？”
就在宣战前，世界产联的报纸《产业工人》这样写道：“美国的资本家们，我们将同你们进行战斗，决不会支持你们！”现在，战争给了政府摧毁这个激进工会的机会。
1917年9月初，司法部的秘密警察在全国同时袭击了48个世界产联的集会大厅，搜获了足以作为法庭指控证据的通信和印刷品。1918年4月．101名世界产联领导人以阴谋妨碍征兵和鼓动逃避服役而受到审判。一名“无定见分子联合会”成员在法庭上说道：
你们问我为什么世界产联不热爱美国。如果你是一名衣不蔽体的流浪汉；如果你抛妻别子到西部谋生，而从此再没有他们的消息；如果你的工作从来不能保证你在一个地方居住到获得投票权；如果每一个代表法律、秩序和国家的人都毒打你，而那些善良的基督徒们却在一旁欢呼和鼓劲，难道你们还期望这样一个人成为爱国者吗？这是一场为了商人们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我们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为阻止我们感到欢欣鼓舞的事态发展而去送死呢？
陪审团裁定他们所有的人都有罪。法官判决海伍德等14人20年监禁，另有33人被判处10年监禁，其余的人也被判处了短期徒刑。世界产联被摧垮了。海伍德在保释期间逃到革命的俄国，他在那里一直住了10年，直到去世。
战争于1918年11月结束。在这场战争中，5万美国士兵战死沙场。战争结束后不久，伤痛与幻灭感开始在全国蔓延，甚至也波及到了爱国者们。这种情感在战后十年的文学中有着明显的反映。欧内斯特·海明威写下了《告别武器》数年之后，大学生欧文·萧创作了剧本《死者的葬礼》；好莱坞电影剧本作家多尔顿·特朗博写出了颇富影响的反战惊险小说《约翰尼拿起了枪》，它描述的是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侥幸生存下来的仅剩下躯体和大脑的伤兵的故事；福特·马多克斯则创作了小说《不再有游行》。约翰·多斯·帕索斯在其小说《1919年》中是这样描芳约翰·多伊的死亡的：
在马恩河畔沙龙镇的一间涂有焦油的硬纸板围成的、散发着漂白粉和尸臭的陈尸所里，他们挑选了那只松木箱子，把约翰·多伊……留下的所有遗物都装在里面……然后，覆盖上美国国旗
司号兵敲响了安魂鼓
哈定先生向上帝祈祷，外交官、陆海军上将、高级官员、政客以及来自《华盛顿邮报》社交圈里的穿着漂亮的贵妇们庄严肃立并想着
当着司号兵敲响安魂鼓、三声排炮震耳欲聋的时候
这对于上帝之国的国旗来说该是怎样的哀荣啊。
他们要为他别上一枚国会勋章，可是，他的胸膛在哪儿呢……[3]
尽管经过了战时的监禁、威胁和民族整合运动，战争结束后，当权者仍然害怕社会主义。面对革命的威胁，看来有必要继续采取改革与压制的双重策略。
前者是由威尔逊的一位朋友乔治·L·雷科德提出来的，他在1919年初写信给威尔逊说，“为了对付社会主义的威胁”，必须为经济民主做些事情。他接着说，“你应当成为美国激进势力的真正领袖，并且应当为根本性的改革拿出一个建设性的纲领，这个纲领将成为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纲领的一个替代方案……”
1919年夏，威尔逊的顾问约瑟夫·塔马尔蒂提醒他说，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面临着共同的威胁——社会主义。相比之下，两党之间的冲突是非常次要的，“因为在这个工业化和社会动荡的时代，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两党都已声名狼藉……”
同年夏，一枚炸弹在威尔逊政府的总检察长A ·米切尔·帕尔默的家门口爆炸。6个月后，帕尔默开始了他对外国侨民（那些没有公民身份的外国移民）的第一次大规模行动。国会在战争临近结束时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那些反对现政府和支持破坏私有财产的外国人将被驱逐出境。1919年12月21日，帕尔默的人把抓获的包括爱玛·戈德曼和亚历山大·伯克曼在内的249名俄籍侨民塞进了一艘货轮强行驱逐到了苏维埃俄国。
1920年1月，4000人受到全国通缉。他们在长期隔离、秘密审讯之后又被驱逐出境。在波士顿，司法部密探在地方警察的协助下用突袭会议大厅或凌晨入室的方式抓获了600人。这些人被戴上脚镣手铐游街示众。
1920年春，排字工人、无政府主义者安德烈亚·萨尔塞多在纽约被联邦调查局的密探逮捕后，被关押在帕克罗大楼十四层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达8周之久，井且不准与家人、朋友或律师接触。后来，他的血肉模糊的尸体在楼下的人行道上被发现，而联邦调查局则声称，他是从十四层的窗台上跳楼自杀的。萨尔塞多在波士顿地区有两个工人朋友，也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得到他死亡的消息后开始携带枪支防身。两人在马萨诸塞州布劳克顿的一辆市内有轨电车上被捕，并被指控与两周前发生在一家制鞋厂的一起抢劫谋杀案有牵连。这两个人就是尼古拉·萨科和巴特洛米欧·范塞蒂。
他们受到审判并被判有罪，在监狱中度过了7年时光。他们在此期间一直不停地上诉，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民也都关注着他们的案情发展。审判所提供的证据及背景材料显示，萨科与范塞蒂将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外国人。1927年8月，警察连抓带打冲散了游行队伍及其纠察队，与此同时，军队包围了监狱，两人被以电刑处死。
萨科用他那煞费苦心学来的英文给儿子丹蒂写了最后一封信，这封信也是写给千百万其他后来者的：
因此，孩子，不要哭，要坚强，这样才能安慰你的母亲……带她去幽静的田野里散步，到各处采集野花……但是，丹蒂，你要永远记住，在享受幸福生活时，不要只是想着自己……要帮助那些被迫害的人和遭难者，因为他们都是你的好朋友……在这一为生命而进行的斗争中，你将会发现很多的东西和爱，你也将会得到爱。
一些改良措施得到施行，战时的爱国热情也不断地被唤起。法庭和监狱被用来加强这样一种观念，即某些观念、某些抵抗是不能容许的。但是，一种信念依然在传播着——它甚至从死囚牢里传来：在美国这样一个据说是无阶级差别的社会里，阶级间的战争依然继续着。确实，在整个的20年代和30年代，它一直在继续着。
[1] “黑暗国家”、”黑暗大陆”都是殖民全义者对殖民地的蔑称。
[2] 指美国南方用谷物交租的佃农。
[3] 这段引文标点原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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