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驳李锐对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的污蔑
—评李锐“非毛反毛”(48) 岳青山
近三十年来，李锐总是拼命诋毁和攻击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上一篇《驳李锐对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的污蔑》，我列举了五十年来毛泽东“始终”重视、尊重和信赖知识分子的历史事实，批驳了李锐所谓毛泽东“始终敌视”知识分子的无耻谰言。本文拟对李锐诋毁和攻击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进一步全面评述一番。
李锐在1998年抛出的《反左文集》中说：毛泽东“长期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理论上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是‘毛’，附在工人阶级的‘皮’上面。为什么对知识分子持为种态度？我认为我们大家应该回顾一下，把问题弄清楚。对待知识分子，从理论到实践，我们长期执行了错误的政策和错误的认识。”（第365页）
李锐又说：毛泽东“从世界观这种抽象思维来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得出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种不合实际，也不合逻辑的看法，毛泽东是由来已久的。”（《毛泽东秘书手记》第305页）
李锐还说：“毛泽东一生都关心农民和关注农民问题。他只讲过一句‘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也是从农业合作化的困难而言。他对农民的革命性总是估计过高。一直鼓励知识分子甚至工人、干部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认为这种‘劳动化’才能洗面革新，脱胎换骨，改造世界观。他对知识及其载体知识分子，都打上资产阶级的烙印。认为知识分子不劳动化，思想感情就不能同工农打成一片，遇事就不能站稳立场。”（《毛泽东秘书手稿》第307页）
这里提出三个问题：如何正确看待知识分子的阶级成份？知识分子要不要同工农相结合？共产党应不应当提出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转变世界观、造就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的要求。
这是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的三个原则问题，不可不分辩清楚。
一、 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阶级成份？毛泽东的“皮毛论”何错之有？
李锐诬谓毛泽东之所以始终把知识分子看成异己的力量、敌对势力，“有理论上的原因”，就是把知识分子看成“毛”，总要附在某个阶级“皮”上。说什么这就“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绝对化，将知识分子与剥削阶级完全等同起来，把他们完全归属于旧的统治阶级，从而总是将知识分子当作异己力量看待。”（《反左文集》第261页）
诚然，毛泽东在论及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之时，确曾把知识分子与其附于的阶级，形象地比喻为“毛”之与“皮”的关系。毛泽东的这种“皮毛论”内含三层意思：阶级是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形成的“社会集团”，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或者阶层，总是要附属于某个阶级，二者的关系是“毛”与“皮”的关系；此种“毛”与“皮”的关系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可变的，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不变的；党的方针政策固然是希望和促进知识分子要自觉地“附”到无产阶级的“皮”上，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但又不能不看到，总有极少数知识分子要顽固地“附”到资产阶级的“皮”上，因而不宜于简单地、完全地把知识分子说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毛泽东的这种“皮毛论”是深层的理论的、历史的思考的结果。这是李锐颠覆不了的。
其实，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不难清楚看到，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是立足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之上的。 他认为，正确判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要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先搞清阶级的产生和区分，再看知识分子在社会的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很值得注意。
这就是 1948年2月15日 《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的指示。在这个重要指示本来是讲如何正确“划分”社会阶级的，而毛泽东却增写了第一章“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第二章“中国目前的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在这里，他论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原原本本引出马克思自己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社会意识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从唯物史观看来，“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的一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
既然阶级是“在历史上的一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导致其他 “四个不同”，所形成的社会“集团”，那就不难看到，知识分子并不是“在历史上的一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的“一个集团”，也就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
同理，知识分子也不是一个特定的阶层。
这就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所说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换言之，知识分子按“一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的不同”，从而附属于不同的阶级。
因之，分析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就是要看其在“历史上的一定生产体系中”或“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究竟依附于哪“一个集团”，附属于哪个阶级？服务于哪个阶级？
正是基于唯物史观的这种思考，毛泽东就曾把知识分子与所附属的阶级，形象地比喻成“毛”与“皮”的关系，知识分子为“毛”，其所依附的阶级是“皮”，“毛”总是附在一定的“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并且指出，这种“毛”与“皮”的关系，即知识分子和所附属阶级的关系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 。同一根“毛”此时此地附在这张“皮”上，彼时彼地又可以转附于另一张“皮”。
1957年4月 10 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乔木等人开会时说：“现在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这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现在应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现在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知识分子要解决这个‘身心在汉’的问题，要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粘得很好，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又说：“社会大变动时期使知识分子吃了苦头，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这里有过经济基础的问题。过去五百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没有变过来，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强迫人家信，要人家相信，要有一个过程。”（《毛泽东传》上卷，第665、666、672页）
毛泽东的这种“皮毛论”并非理论的“创新”，只不过是形象地表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早就指出：“正象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马恩选集》第1卷，第261页）这里讲的也是“皮毛论”，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总是附在不同阶级的“皮”上，而且不是固定不变的。
这是历史的真实
自从阶级产生以来，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社会形态都无所谓“知识分子阶级”，他们总是附属于不同的阶级，“各个阶级都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在奴隶社会中，只有奴隶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和极少数奴隶阶级的知识分子。到了奴隶社末期，还有新兴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大多附在地主阶级“皮”上，成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只有极少数人附到农民阶级“皮”上，成了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待到封建社会解体时，又有不少“知识精英”转附到新兴资产阶级“皮”上，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队伍空前壮大，但同样不可能集结成独立的“知识分子阶级”。他们仍然是“毛”，按其所附阶级论，就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农场主阶级知识分子，农业工人知识分子。
解放前的中国也是这样。知识分子是分别依附于不同阶级的，就有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 1925年12月25日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把大多数知识分子归入“小资产阶级”，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并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9页）这里讲的附属于帝、官、封的“反动知识界”，是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
总上可知，毛泽东正是基于理论的和历史的思考，看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总是附属于不同的阶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由此毛泽东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即使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也不宜于简单地、完全地把知识分子说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他看来， 党的方针政策是希望和促进知识分子能够自觉地“附”到无产阶级的“皮”上，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但不能不看到，总有极少数知识分子要顽固地“附”到资产阶级，乃至别的反动阶级的“皮”上，因之，简单地、完全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不合乎客观实际的。
可见，李锐却胡诌毛泽东的此种知识分子“理论”，就是“将知识分子与剥削阶级完全等同起来，把他们完全归属于旧的统治阶级”，不把知识分子看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是什么“既不合逻辑又不合事实”的错误理论。
这是完全无视客观的历史，信口开河！
为了进一步驳斥李锐的污蔑和攻击，还可以列举如下五桩事实：其一、毛泽东反复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也是知识分子”；在我国，最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人也是知识分子。
试问李锐：这是把知识分子“完全归属于旧的统治阶级”吗？
其二、1950年政务院《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第八节“知识分子”中说：“知识分子不应该看做一种成份。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依其家庭成份决定，其本人的阶级成份，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决定。例如本人地主的是地主，本人当资本家的是资本家，本人当自由职业者的是自由职业者，本人当职员的是职员，当军人的是军人等。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当著作家、当艺术家等的时候，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此种脑力的劳动者，受到民主政府法律的保护。把当教员、当医生等看做不是劳动，这是不对的。”
试问李锐：这一新中国划分社会各阶级的法典，对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阶级属性，规定得如此清楚明白，凭什么说毛泽东是把知识分子“完全归属于旧的统治阶级”吗？
其三、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的讲话》中，对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作过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那就是指明：我国从旧社会过来的五百万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步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 大多数知识分子则处在转变的过程中。
试问李锐：毛泽东这种论断能说是“既不合逻辑又不合事实”吗？能说成是“将知识分子与剥削阶级完全等同起来”、把“他们完全归属于旧的统治阶级”吗？难道指出我国知识分子中“少数人”，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极少数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不是客观存在事实吗？如果把这些人也戴上“工人阶级”的桂冠，他们能同意吗？胡跃邦不是为茅于轼被打“右派”改错平反，并且封为“工人阶级”，可此人并不领情，不仅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荣，而且公开扬言自己是57年打成的“真实右派”，这不是对那些宣布知识分子成了“工人阶级一部分”的人打了一记大耳光？
其四、改革开放初期，方励之、王若望、陈一谘等一批“知识精英”不断掀起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直至挑起“六四”反革命暴乱。他们在美国帝国主义特务的帮助下，纷纷叛逃外国，成为美国豢养着，颠覆共和国的急先锋。
试问李锐：这样一群叛国“知识精英”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吗？
其五、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所说的那些早年“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知识分子，像李锐、谢涛、辛子陵、杜正导、杨继绳、李慎之等等，不是“一遇机会”，就原形毕露，争先恐后转附于新资产阶级“皮”上，以至公开亮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幡，充当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试问李锐：你们这些人如果也算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岂不是对工人阶级的莫大污蔑？
总之，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的客观真理性，也证实了李锐自己的“理论”的荒谬性。
二、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队伍
毛泽东鉴于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们是人民的“教员”，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但也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就反复提出要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的历史任务。这是逻辑使然。
1957年10月 9 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问题》中提出，无产阶级要有自己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他说：“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在这十年内(科学规划是十二年，还有十年)建立无产阶级的这样的队伍。”(《文集》第7卷，第209页)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指出：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民的“秀才”。他说：“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60页）
1968年9月 10 日，毛泽东在《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的批语和修改》中又重申要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他说：“建立这样一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必须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走从工农兵中培养技术人员及其他知识分子道路；同时，还必须对大量从过去旧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争取和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文稿》第12册，第560页)
那么，怎样建立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
毛泽东提出两方面的基本任务：一方面，要对学校教育进行改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学校教育的领导地位，使各级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培养的学生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毛泽东其所以那么注重学校的教育改革，大抵都是出于这样的战略目标。
另一方面，必须对从旧社会过来的几百万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和改造，使他们把立足点和世界观逐步转变到无产阶级上来，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在这方面的思想轨迹，有三点值得注意： 要求知识分子要把“立足点”移过来；强调“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倡导知识分子“学习和熟悉马克思主义。”
知识分子既然不是一个阶级，那么，附在哪个阶级？这就是“立足点”的问题。
毛泽东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尖锐而又鲜明地提出，延安文艺革命者、知识分子首先要解决“立足点”的问题。他说：我们的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我们的文艺工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6、857页）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文艺工是这样，一般知识分子也应是这样！
进而，毛泽东还提出，知识分子要逐步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众所周知，知识分子是教育者，很多人手握文教舆论大权，这就有一个把中国引向何方问题。质言之，就是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中国，还是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中国的问题。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振聋发聩地提出：知识分子一定要逐步实现的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否则“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他是这么说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不能迁就你们，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靠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5－876页）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中说：“广大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为人民的工作和学习过程中，逐步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5页）
毛泽东的这种政治主张，既凸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又体现了党对广大知识分子的真诚关爱。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毛泽东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主张被当作“左”的错误加以废弃，从此知识分子天然地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成了最先进的阶级，什么“立足点”转移，什么“世界观”的转变，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都被抛置九霄云外！由此产生的恶果，大家有目共睹。
最后，为了促使知识分子完成世界观的转变，毛泽东还要求知识分子要学习和熟悉马克思主理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1957年2月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的讲话》中，对我国知识分子接授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就五百万的总数来说，这些人是少数，但是他们是核心，有力量。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在五百万总数中占大多数的这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状态。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抱敌对态度的人，是占极少数。”（《毛泽东文集》第7，第269页）
毛泽东为何如此重视知识分子学习和熟悉马克思主义呢？因为在他看来，资产阶级，乃至国际帝国主义，总是要同无产阶级“争夺”知识分子，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产阶级怎么办？除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外，就是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广大知识分子，占领思想阵地。只有这样，“大家才有共同的语言，事情就好办多了！”
三、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
毛泽东为了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提出并坚持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的方针。
1939年5月1日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中尖锐提出知识分子革命与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说：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与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实行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9－560页）
接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我国的文艺工、作家、艺术家，都应当深入工农群众中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三年后，他高度赞扬延安的知识分子，实现了同工农群众相结合，“从此天下太平”。这就是他所说的：“直至去年春季，赵毅敏同志带着杨家岭组织的秧歌队，跑到安寨扭秧歌，安寨正在开劳动英雄大会，那些老百姓也组织了秧歌队，和杨家岭的秧歌队一块扭起来，我说从此天下太平矣。因为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的老百姓一块扭起秧歌来了。以前老百姓见了他们是敬鬼神而远之，现在是打成一片了。”（《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9页）在这里，毛泽东把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视为“天下太平”，即社会稳定的重要，是很有见地的。
建国后，毛泽东一如既往地坚持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的方针。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的讲话》中专门讲到“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他说：“知识分子既然要这工农群众服务，那就必须首先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一辈子不同工人农民见面，这就不好。我们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顽强拼搏接近工人农民。有些人可以在工厂农村看一看，转一转，这叫‘走马观花’，总比不走不看好。还有些人查以长期在住下去，这叫‘下马观花’。……我们要把接近工农群众这件事，造成一种风气，就是说要有很多知识分子这样做。当然不能百分之百，有些人有各种原因不能去。但我们希望尽可能有比较多的人去。”（《毛泽东文集》第7卷同，笼272页）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同样号召从旧学校毕业出来的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接受“再教育”。诸如，他在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坚定不移地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加过这样一段话：“本报 七月二十二日 编者按中说：‘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说错了吗？完全不错。这里说的是‘轻视工农’又有架子的那一部分大学生，而不是指那些重视工农、愿意向工农学习的大学生。轻视工农而又以为自己了不起，这种极端错误的态度，难道还不该彻底改正吗？”（《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22页）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如此执着地坚持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呢？其主要的考量有三：
首先，毛泽东的基本出发点在于坚信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工农大众是革命和建设的最主要的力量。他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做了科学分析后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而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的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又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成了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因之，工农大众就成了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而知识分子虽然是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的方面军，但不是主力军。这就一方面必须懂得，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可能胜利；一方面也必须看到，知识分子如果不同工农相结合，那也就一事无成。质言之，只有知识分子同工农大众相结合，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才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939年5月 4 日，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已经“组成了一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但是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和学生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青年学生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564页)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也是这样。
李锐一类如同俄国的民粹派，把工农大众视为无知的“群氓”，在历史的进程中的作用仅是一连串的“0”，只有在其前面加上知识分子这种“实数”，才能在历史的发展中起作用，那就当然无所谓知识分子要同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问题了。
李锐攻击和批判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的正确方针，其源也盖出如此。此人自持高明，目无工农，反对同工农结合，乃逻辑的必然！
其次、教育者必先受教育。
1957后2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的讲话》指出：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又是教育者。我们的报纸每天在教育人民。我们的文学艺术家，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我们的教授、教员，都在教人民，教学生。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种先爱教育的任务。在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期，尤其要先受教育。”（《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0－271页）
与此同时，他《在同文艺工的谈话》也指出：“报纸、广播、文工团、剧团、文学艺术都是教育人民的。‘有人说，不讲教育，说娱乐好了，这也可以，但你演戏，总要影响人，所以教育者应当先受教育，这是马克思说的，我们这样一些人应当受教育，说不用受教育是站不住脚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2页）
最后、知识分子有自身的优点，也有自身的弱点。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情况的估量是一分为二的，既肯定他们鲜明的优点，又看到 其明显的缺点。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就高度赞扬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失学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 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觉悟，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作用和桥梁作用，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大传播的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 ，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 ，是不可能的。”(《毛选》第2卷，第641—642页)
但知识分子也有其明显的不足。这就是毛泽东说的：他们“在其未和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决心为群众的利益服务并志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他们往往对自己估计过高，以至于轻视工农大众，与工农群格格不入；许多人“在灵魂深处还有一个小资产阶级王国”。因之，知识分子除了在自身的工作实践中学习外，还须要到工农群众的广阔天地中去，在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实践中，在生产劳动中，厉练自己，发扬长处，改正短处，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总上可见，毛泽东是基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知识分子是教育者，既有其突出优点，又有明显的缺点，因而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
毛泽东正是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考量，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工农大众是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知识分子是教育者，教育者应当先爱教育，同时，也有其自身明显的缺点和弱点，因而提出并坚持知识分子同工农相方针。
应当承认，这个方针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拥护，在实践中也是卓有成效的。
《炎黄春秋》2010年第6期刊登《叶圣陶日记的1958》，就是力证。 6月13日 日记：“教育部办公厅刘子余来电话，言国务院动员部长、司局长到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问余身体状况如何，能否参加?余言愿参加，劳动当然非所习，但愿一试之”。叶圣陶参加了一周劳动后，26日日记对此次劳动有过总结：“此次来做体力劳动，人人言大有意思。有谓‘劳动思想健康三丰收’者。或言宜定为制度，每年劳动二、三次。余之来此，意在实验自己是否吃得消。今知勉力为之，因未始不能也。”这不是有力地证明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的方针，不仅是无产阶级的方针，而且为广大知识分子所拥护吗？
总上所述，知识分子是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不能成功，建设难有成效，文化更无从谈起；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无产阶级应当尽力争取和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建立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学习和熟悉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就是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它显然是马克思主义的。
李锐竭力污蔑和攻击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用心不可不谓良苦。
毛泽东早就尖锐指出的：“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是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转引自1967年第9期《红旗》）这是几千年阶级斗争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真是至理名言！
李锐铁心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其阶级基础当然是新资产阶级。但除此之外，他们还总得找到某些“依靠势力”。而难题在于，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还能依靠谁？依靠广大工人、农民？他们害怕打扁担。出路只剩一条，就是寄希望于“知识精英”。这就要同无产阶级“争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正好又是掌握着“舆论”大权，是必须“争夺”的重要力量。而“争夺”的最好办法，就是尽力污蔑、诋毁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激起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党和社会主义的仇恨，从而附到新资产阶级的“皮”上，充当复辟资本主义的先锋。
李锐的阴谋确也捞得了部分的成功，目睹那么多“知识精英”疯狂非毛，否定马克思主义，公开鼓吹中国的发展前途只剩“一条路”，当美国的孙子，李锐露出了一幅狡诈的笑脸。他自以为得计，然而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由于受到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长期教育影响，又有两个“三十年实践”的强烈对比，反倒很快就识破李锐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的真正面目。 这就是搬走石头砸碎了自己的脚。
历史的辩证法本来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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