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增长得更快，从1990年不到全球商品出口总额的2%，升至2010年的近11%。
令人称奇的是，对于巴西而言，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已经远超美国。中国市场占巴西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已经从1990年的2%，增至2005年左右的5%，2010年已达到15%。
2002年，美国市场消化了巴西26%的出口。到2010年，美国市场的比重已降至区区10%。中国市场占巴西出口的比重比整个欧盟(EU)低不了太多——2010年，欧盟消化了巴西21%的出口，而就在2007年，这一比例仍接近25%。
数十年来，美国和欧盟一直主宰着全球贸易谈判，因为它们的市场规模要远远大于其它经济大国。现在，这种情况已成了明日黄花。
但中国对巴西的影响不仅是规模方面的——尽管这很重要——还涉及贸易构成方面。
中国是一个开放、庞大且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但仍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充斥着大量廉价劳动力。中国崛起为全球经济大国，已经在促使全球贸易和生产格局发生改变：尤其是，中国拉低了相对劳动密集型制造品的价格，并推高了大宗商品的价格。
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这种双重影响，对巴西也极其重要。
因此，巴西贸易最鲜明的特征，是其构成正逐渐转向一种通常会与某个远远落后于巴西的经济体联系起来的格局。在截至2011年4月底的12个月内，主要大宗商品在巴西出口中所占比重，已从本世纪初的22%飙升至46%。如果计入半成品，这一比例将突破60%。与此同时，制造品占出口的比例则从58%降至38%。
巴西出口构成发生变化的同时，该国贸易价格比率——出口与进口价格之比——也大幅改善。
其结果是，2011年3月，巴西贸易价格比率较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平均水平高出30%，较2003年初的水平高出34%。
中国对巴西贸易的最后一个影响，源自它在“国际汇率战争”中的角色——巴西财长吉多•曼特加(Guido Mantega)去年首次提出了这个名词。由于发达经济体奉行低利率、深陷财政难题，资金不断涌入前景光明的新兴经济体。而中国大规模干预汇市，将这些资金造成的冲击转向了包括巴西在内的其它国家。
巴西本币的实际价值的确出现了剧烈波动。
2004年5月至2011年4月之间，摩根大通(JPMorgan)计算的巴西贸易加权实际汇率上涨了119%，而同期内中国的实际汇率仅上涨了20%。
巴西外部竞争力的丧失已达到一种令人震惊和不安的程度。
简言之，中国的崛起对巴西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很可能在未来几年进一步增强：它已改变了巴西贸易的方向和构成；推动了巴西贸易价格比率的改善；在巴西实际汇率的上涨方面，很可能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对于巴西政策制定者而言，面前的挑战是为本国定位，努力从已显著改善的贸易机遇中获益，同时防止其制造业过度萎缩。
巴西永远不会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方面变得有竞争力。但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大国，巴西必须设法扩大自身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实力。
中国崛起带给巴西的压力，定会变得更加沉重。
需要提防的也不只是中国。对于巴西企业而言，印度也很有可能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竞争者来源。
但如果巴西希望实现其国民需要的收入持续增长，就必须直面这个挑战。
译者：何黎
赵忆宁：被“中国制造改变的巴西”
观察者按：本文首发于《社会观察》杂志2012年第1期，为《21世纪经济报道》首席记者，历时数月深入巴西采访。
不一样的中国和巴西
虽同为金砖国家，但作为一个被中国制造严重改变的国家，巴西“金砖”的含金量，与中国存在明显差距。这一点巴西人自己也意识到了。
《圣保罗页报》是巴西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从2010年底到2011年年初，该报有很多文章开始抱怨巴中贸易问题。有外界评论，如果说“顾客永远正确”的话，巴西针对中国的举动看上去就很愚蠢。
但当你看过下面的图，也许就能理解巴西人为何抱怨了。该图显示了巴西对中国的出口结构，2000年资源性产品的出口占其出口份额的68%，制造业产品和半制成品分别为19%和13%；而到2009年，原材料比重上升为77%，提高了9个百分点，而制成品则下降到7%；2010年，原材料出口进一步上升到83%，比2009年又上升了5个百分点，达到83%，而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出口下降到5%和12%。资源性产品出口的扩大趋势步步提高，而制成品与半制成品的出口进一步萎缩。(见图1)
巴西从中国进口的情况更不乐观，巴西进口中国制造业产品，2010年达到惊人的97.5%！半制成品和原材料的进口只有可以忽略不计的0.4%与2.1%，2000年的数据也不太好看，制成品进口90.5%，毕竟半制成品和原材料还占了9.5%。(图2)
千万别忘了，2010年，巴西已是排名世界第十的大国，其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已接近高收入组。如果仅以巴西进口与出口的贸易结构判断，会误认为巴西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国家呢。
如此看来，巴西人的抱怨有其道理。里约联邦大学巴中研究中心主席马里奥•瑞普（Mario Ripper）说：“当一个国家有很多人口的时候，如果它持续依赖采矿或农业来维持增长，其不平等程度会增加。不管是采矿还是农业，正在成为巴西主导产业，巴西的经济体系完全被破坏了。我们应该不是仅仅依附在中国身边生存。”
曾经是工业体系较完整的国家
自由摄影师里卡多（Ricardo Zerrenner）在里约热内卢著名的景点基督山火车站开了一家照片社，出售他自己的摄影作品。他告诉我，他全身上下没有一件东西不是“中国制造”，甚至店里出售的电池，全部来自中国，这些东西都是从网上订购的。他说：中国的商品质量好、价格低，几乎所有东西的价格只是当地商品价格的1/4。
里约热内卢海滩旁有很多出售比基尼、沙滩拖鞋及小食品的小店。其中一个小店的老板是位叫罗纳尔多（Ronaldo）的小伙子，他告诉我，比基尼、沙滩人字拖鞋都是“中国制造”。除了食品饮料外，“巴西制造”用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巴西女孩子出嫁时喜欢买中国产的抽纱制品作嫁妆，一款浙江产成本价几百元的抽纱床单，在巴西能卖到4000元，有的甚至可以卖到8000元人民币。大约90%的中国产品以集装箱海运到这里，尽管巴西海关征收商品成本60%左右的关税，仍不能阻挡中国制造价格的竞争优势。
曾为巴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组成员的雷纳托•弗洛雷斯教授对我说， “中国用我们提供的原材料制造出各种产品，又卖给我们，巴西陷入了对中国人的‘制造业依赖’之中。显然，巴西相当多的人会有这样一种担忧。”
“巴西是一个拥有较为完整工业生产体系的国家”， 巴西科技部国际合作司罗司长罗纳尔多•莫塔（Ronaldo Mota），在伊塔马拉蒂宫的走廊上对我说。
中国商务部来自巴西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资料也显示，巴西工业实力居拉美各国首位，上世纪70年代即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基础较雄厚。主要工业部门有：钢铁、汽车、造船、石油、水泥、化工、冶金、电力、建筑、纺织、制鞋、造纸、食品等。核电、通讯、电子、飞机制造、信息、燃料乙醇等行业已跨入世界先进行列。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药品、食品、塑料、电器、通讯设备及交通器材等生产增长较快；制鞋、服装、皮革、纺织和机械工业等萎缩。 2010年，巴西工业产值8410亿雷亚尔，同比增长10.1%。占国内生产总值22.9%。
秘鲁社会学家阿尼巴尔•奎杰罗（Anibal Quijano）撰文写道：“巴西是唯一保留了重要工业生产结构的国家，而其他拉美国家都被拖入了‘去工业化’的境地。巴西也是唯一拥有重工业的国家。从而可以生产和吸纳先进技术。尽管跨国公司在巴西的存在也十分广泛，在汽车工业等部门更处于主导地位，但多数工业企业的产权依然是巴西的。”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0年巴西机动车千人拥有量为198辆，中国是37辆，从2010年5月份起，巴西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四大汽车市场。不仅仅是汽车，巴西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支线飞机制造商和出口国，也是巴西目前唯一的国有企业。
“中国制造”摧毁巴西工业体系？
但是如果看看巴西的钢铁业就不那样乐观。虽然巴西铁矿资源丰富，按每吨冷轧钢计算，巴西的铁矿成本仅为40美元（中国为75美元），劳动力成本为57美元（中国为26美元），远远低于其他主要生产者。但是近10多年来，巴西年度钢产量一直在2500万吨左右徘徊。
究其原因，是90年代巴西实行世界最大规模私有化的结果。
1990年代末，巴西先后将冶金、矿产开发、石油化工、电力、金融服务、电信等产业部门私有化。最终外国资本在私有化中的参与比重为76.9％，在企业并购中的参与比重为71.4％。
我问过巴西驻中国大使胡阁内，巴西的私有化是否与“华盛顿共识”相关？他一口否认。他说：“巴西之所以进行私有化，主要是因为需要解决国内的高通货膨胀率，以及偿还公共债务，同时，国有公司的经营表现非常差，没有资金进行再投资，对于政府而言已无力运行国有公司。”
自90年代巴西工业企业产权大变动的结果是，工业增长开始变得缓慢，个别行业还出现负增长；面对市场的急速开放，国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对大量进口商品和大批外国投资者的进入所引起的新竞争形势难以预测，通常都是采取一种自卫性的措施，而不敢贸然扩大投资。
正如有评论指出，在产权改革过程中，巴西既没有在原有工业母体上增加多少新的产业，原有产业被淘汰出局的也很少。加上巴西银行利率长期偏高，投资建立的新厂很少，工业制成品制造业一直维持在一般的水平上。
巴西发展银行副行长费迪瓦斯（Joǎo Carlos Ferraz）告诉我：作为资金的流入国，我们的汇率、利率使制造业增长出现长期的停滞，一直处于国际生产链条比较低水平的位置。巴西的私营部门仍然十分谨慎，特别是它们投入创新的意愿非常地弱，所以解决汇率和利率问题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巴西在金融上一直有很大的问题，利率水平在12%左右，维持较高的利率是因为巴西始终对通货膨胀有记忆。
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数据显示，情况远比副行长所描述的要严重。2009年，巴西中央银行基础利率为15.17%，全球排位第九。其商贷利率为44.65%，全球排名第二；可以说巴西是全球资本最贵的国家。而且巴西的投资率只有18.5%，全球排位第107位，中国几十年来一直保持在30%以上。在中国，大约有25%的投资是投向制造业领域的，而巴西只有11%到15%左右，而资本产品占投资的比例则高达75%到80%。
由此看来，“中国制造”是否“摧毁巴西的工业体系”？结论比较清楚：中国制成品的进入只是外因，巴西虽有完备的工业体系，但是其私有化和外资并购只是强调了外资对汽车、电子、电信、信息等产业的控制，进而迅速提高了这些产业的技术水平与产品质量，而相对忽略了巴西本国制造业严重缺乏生产能力与创新能力的问题。
巴西财政部副部长尼尔森•巴博萨（Nelson Barbosa）在谈到进口与巴西工业时认为：“巴西工业生产能力在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后得到较快的恢复，但仍维持在危机前的能力水平上。目前受到尤其是来自东亚的产品进口量大幅增长，巴西工业出口竞争力受削弱。”他认为只是“负面的影响”。因为从整个巴西的进口的情况看，尚未到“摧毁”的严重程度。
“中国使巴西安然度过金融危机”
英国广播公司（BBC）曾经拍过一个纪录片，题目是《The Chinese are coming》（中国人来了）。
巴西是中国人“来了”并大把扔钱的地方。2010年中国购买了巴西全国铁矿石总产量的60%。巴西北部帕拉州的卡拉加斯铁矿日产30万吨矿石，每吨售价120美元。卡拉加斯铁矿经理坦承，其利润率达到50%。估算下来，该矿的年纯利在65亿美元左右。
自2007年以来，全球期货市场的小麦、大豆和牛奶价格分别上涨了82%、65%和46%；铁矿石价格涨了3倍以上。以巴西淡水河谷为例：1997年每吨铁矿石价格为30.06美元，如今已涨到每吨150-160美元。据淡水河谷半年报称，中国进口铁矿石占其销售量的41.9%。
巴西驻中国大使胡格内（Glodaldo Hugueney）对我说：是中国“帮助巴西战胜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以铁矿石为例，我们曾向欧洲和日本出口了很多铁矿石，当金融危机来临时，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增长放缓，其钢铁产量下降，因此减少了进口巴西的铁矿石，当时（2008-2009年）巴西对美国、欧洲和日本出口迅速下降。而中国保持了稳健的增长，持续进口大量铁矿石，崛起成为巴西重要的市场，这被理解为对巴西出口的帮助，使巴西保持贸易顺差”。（见图1）
正如大使所言，当巴西与发达国家贸易量下降时，是中国的增长补充了这种下降，不仅使巴西保住了贸易顺差，也对巴西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使巴西安然度过金融危机”。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次年，巴西经济出现负增长（-0.6%），较之2006-2008年4.0%、6.1%、5.2%的GDP增长率有天壤之别。但一年后的2010年，其经济增长率达到7.5%。从全球范围来看，巴西的经济增长率仅低于中国和印度，居第三位，远高于美国、日本和欧元区国家的增长水平。
据巴西工商贸易发展部的外贸统计，在2009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到361亿美元。中国从巴西的进口额为201.91亿美元，巴方顺差42.8亿美元，中国对巴西外贸出口总额为159.11亿美元；美国对巴西外贸出口为201.83亿美元，从巴西的进口为157.4亿美元，巴方逆差44.43亿美元。而1998-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机，给巴西人留下惨痛的历史记忆。两相对比，正如巴西人所承认的那样，源于“中国的购买”使巴西平安度过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
贸易关系整容
一方面巴西不甘心沦为“资源产品输出大国”，另一方面巴西人担心，他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会导致本国经济不稳定。“一旦中国认为从澳大利亚或非洲进口原材料会更便宜，而减少对巴西的订单，我们的经济就会遭到很大的破坏。”雷纳托•弗洛雷斯教授对我说。
巴西外交部东亚司毛罗部长明确表示，我们要把外贸数量变成外贸质量，这是巴中双边关系的要素，“虽然我们双边关系已经有了肌肉，但现在要为我们的贸易关系整容”。
那么，巴西的诉求是什么呢？巴西驻中国大使胡格内认为：“巴西不仅仅是农产品、矿产品和原油的生产国，还有很大的工业部门。目前巴西向中国出口的唯一工业制成品是飞机，虽然双边贸易的互补性很好，我们愿意继续向中国出口矿产品、牛肉和大豆等初级产品，但我们希望发展其他的领域。”
很多巴西人重复这样的观点。德玛丽斯•蒙迪博士（Damares C Monte）是巴西农科院国际部负责人，她说，“我认为，现阶段的出口主要是原材料，如果有一天巴西能够向中国出口制成品显然更好。”
让中国购买巴西的工业制成品？不是小看巴西，当下的“世界工厂”能够从巴西进口的东西真是不多。那么，有没有可行的选择呢？在巴西采访时，我多次听到人们谈论向中国出口飞机巴中博弈的故事，更多的是抱怨。
我们很难理解飞机对于巴西的重要性。目前巴西是世界最大的支线飞机出口国，所有的飞机产品都是在巴西研发的，包括设计和制造。因此，巴西人对此感到十分骄傲。截至2010年6月30日，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商用航空市场各产品累计交付1537架（自1996年以来），世界各国包括欧美的主要航空公司都在使用巴西的飞机。
中国是支线飞机的巨大市场，在这一领域的需要有很大的增长。巴西是中国支线飞机市场的传统供应商，不但向中国出口，还和中国合资建厂。
据胡格内大使说，几年前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与中航集团合资建厂，以前生产较小的EMB145机型（50座），随后巴西希望进行扩张，在中国生产最大的机型EMB190（98-114座）。在中国进口飞机需要国家发改委许可，航空公司不能自由进口，就这一问题，巴西和中国政府之间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讨论，但现在还没有达成协议。“我们还和中方协商共同生产我们的公务机，因为我们在这一产品上也很有竞争优势，我们希望与中国在飞机制造领域建立起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无论是在中国生产还是从巴西进口都无所谓，我们希望能够延续我们在中国市场的参与。”大使讲这段话的时候非常诚恳，也有些无奈。
巴西对中国的出口结构，飞机是巴西唯一有竞争力的工业制成品。胡格内大使说：“中国市场还有很多空间，有给波音的空间，也有给空客的空间，为什么不能给巴西？”
巴西希望出口到中国更多的工业制成品，而巴西只有飞机。这也仅仅是个信号，以此证明巴西不仅向中国输出矿石和大豆。
胡格内大使直言不讳地提出，中国可以在增加从巴西进口工业制成品方面提供帮助，消除贸易壁垒，取消对从巴西进口肉类产品、工业制成品的限制。
田文林：“夹心层国家”的困惑
观察者按：本文首发于《社会观察》杂志2012年第2期，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
当前，欧元区成员国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并有日趋蔓延之势。而南欧四国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又是欧债危机的重灾区。目前，希腊债务总额约为3400亿欧元，2010年希腊债务在该国GDP总额中所占比例已达145%，远远超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60%的最低安全线。有希腊官员称希腊债务已经失控。而意大利目前有1.6万亿欧元（约2.2万亿美元）未偿付债务，债务规模比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希腊4国债务总和还大。西班牙2010年公共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约为60%，预计2011年升至67%，虽然远低于希腊、意大利等国，但总体情况也在恶化。2011年10月18日，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继标普和惠誉之后，宣布将西班牙的主权债务评级下调两档至A1，这是该国主权信用评级自2010年6月以来第三次遭到穆迪下调。
欧盟一体化摧垮南欧工业体系
在总结债务危机根源时，很多人不约而同地将问题归咎于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炮轰希腊等国政府职员养尊处优，民众安于享乐，由此导致“寅吃卯粮”，乃至最终酿成债务危机。而据此开出的药方就是大幅压缩政府开支和福利开支，实现收支平衡。南欧国家债务问题积重难返，确实与高福利制度有关，但仅从“节流”方面入手思考解决之道，而不涉及“开源”，则忽视了主要矛盾。事实上，南欧国家的债务危机表面看是债务危机，深层看是财政危机，再进一步追究，则是经济空心化造成的国家造富能力不足，以致国家税源不足。事实上，当前一些欧盟国家已经意识到实体经济匮乏的弊端，而开始推动“再工业化”进程。
而南欧国家当前的经济困境又与欧盟一体化进程有直接关系。冷战结束后，欧盟加快一体化进程，欧盟迄今两次大的扩张，前一次用了20年，第二次只用了5-8年时间，就扩大到27国。欧盟东扩前，南欧诸国与西欧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就有差距。而在东扩之后，欧盟内部实际变成了“三个世界”并存：德法为代表的第一世界；南欧国家为代表的第二世界；东欧国家为第三世界。这种先天不足埋下了欧盟“内部殖民化”的隐患。对此，《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一书的曾指出：“欧洲一体化的麻烦在于，它首先将东欧脱工业化，然后迅速与这些国家融合，这就在欧洲的后院形成了一种类似第三世界的失业与半失业大军的欧洲版本。”
相较于劳动力、生产资料等其他生产要素，资本具有流动性强、转移成本小等特点，由此使欧盟内部的全要素流动，很大程度是资本的自由流动。欧盟一体化使束缚资本扩张的诸多障碍（如国家主权、法律规则等）被逐步打破，其直接结果就是使大资本在欧盟内部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间的自由流动更加便捷。而资本的逐利本能决定了其总是在寻求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投资场所。因此，欧盟扩大，实际意味着经济相对落后的南欧国家与东欧国家在欧盟内部展开“寻底竞赛”。相较于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的南欧诸国，东欧国家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无疑十分明显。与此同时，东欧国家为增加自身竞争力，竞相为西欧资本提供条件优越的投资环境，从而使东欧国家相较于南欧国家，具有“谁敢比我惨”的底线优势，因此吸引了不少西欧资本。尽管东欧国家充当的不过是廉价打工者角色，但至少从表面看，这些国家因为各种产业聚集，就业情况相对较好。
在这种内部“寻底竞赛”过程中，南欧国家因为处境不上不下，显得最为尴尬，受到冲击也最大。这些国家过去有一定工业基础，但一体化冲击使其缺乏竞争力的民族工业日趋衰败。尤其东欧国家在“寻底竞赛”中吸引了更多资本后，南欧国家经济空心化现象加剧。
以西班牙为例，1970年西班牙工业和能源产业占GDP的比例为34%，服务业占46.3%，而到2010年，这一比例分别为15.6%和71.6%。希腊制造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下降，经济日趋以旅游、航运和金融等服务业为主。这些国家的“脱工业化”进程，意味着真正创造价值的经济部门减少，由此导致失业问题加剧，如西班牙在过去4年共失去了80万个就业岗位，更多的人依赖政府财政救济。而在欧盟这个大环境中，这些国家的政府与民众难免会攀比西欧国家的高福利待遇，导致政府开支和劳动力成本日趋上升。这样，一方面是民族产业和实体产业发展不足，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民众在消费需求刚性增长的作用下，习惯了高福利，高消费。这种反差使国家财政日趋入不敷出，最终酿成严重的债务危机。
做强制造业才是王道
目前，南欧国家的尴尬在于既无技术和资本优势来提升产业结构、提高创富能力，又无明显的劳动力优势，使其足以在与东欧国家的“寻底竞赛”中胜出，明显处于不上不下的“半吊子”状态。而长远看，等待这些国家的无疑是一种更为没落的前景。南欧国家的“夹心层”状态并非孤例，某种程度上是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背景下相当多国家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究其实质，这些国家之所以走到这步，很大程度上是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流毒使然。新自由主义一直鼓吹自由贸易、市场经济、经济私有化、经济全球化等一系列貌似动人的原则。表面上看，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从而使所有国家从中受益，但实际上，由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生产产品的附加值不同，这种自由流动和产品交换实际上只对那些掌握核心技术、具有品牌和规则优势的发达国家（如德国）有利，而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则很容易陷入“坏的自由贸易”和产业链下游位置。换句话说，要想使地区经济一体化真正实现“双赢”或“多赢”，前提必须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当。
回顾西方工业化的富强之路，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几乎都是先进行产业保护，等到本土工业强大到足以与外部竞争获胜时，才打开国门，祭起自由贸易和门户开放的大旗。但很多国家不明白这个道路，简单地认为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就可以实现富裕，结果导致相对虚弱的本土民族工业逐步被经济强国瓦解，而日趋沦为产业链下游国家。南欧国家的困境就是典型例证。
这对于中国也不无启示意义。中国的经济状况与南欧国家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某些方面又有一定类似性。三十多年来，很多人将“改革”与“对外开放”混为一谈，认为对外开放是包治百病的万能灵药。殊不知，自由贸易只转移财富，而不会自动增加国家财富，只有实体产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才是真正创造财富的“会下金蛋的鸡”。
两名法国学者曾专门研究了iPhone产业价值链。从美国进口一部在中国组装的iPhone手机是178.96美元，其中24美元的闪存和35美元的屏幕是在日本生产的，23美元的信息处理器和相关零部件是韩国制造的，全球定位系统、微电脑、摄像机、WIFI无线产品等共计30美元的零部件是德国制造的，蓝牙、录音零件和3G技术产品等价值12美元的零件是美国制造的。此外，材料费用、各种软件许可证和专利费用，合起来为48美元左右。而在中国组装环节的费用仅有6.5美元。苹果代工企业富士康公司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从时尚而尖端的手机里只能分享3.6%的价值。
很显然，这种经济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中国经济调整面临两难处境：继续参与“寻底竞赛”，靠压榨工农劳动者，靠低工资维持经济繁荣，势必会造成一个庞大的无产阶级，容易出现严重的社会乃至政治隐患；但如果大幅提高劳动者工资待遇，资本在感到无利可图的情况下，很可能将企业转迁到更落后的国家，使中国陷入类似南欧国家那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尴尬处境。
总的来说，一味充当“世界加工厂”，满足低端制造业肯定不行。同时，2008年金融危机教训表明，靠一味发展金融业来壮大整体经济实力亦是缘木求鱼，容易导致“赌场资本主义”。唯有发展和壮大民族工业和实体经济，才是促使经济健康发展、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在这方面，南欧国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
刘峰：违约历史昭示欧债迷局
欧债危机继续向深渊快速坠落。标普公司1月13日和17日分别下调了包括法国和奥地利在内的欧元区9国和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的评级，同时希腊与其债权人的债务重组谈判也宣告破裂。但是，欧盟、欧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扮演的救世主迟迟没有登场。债务危机恶化和实体经济衰退形成恶性循环。一季度日益迫近的到期巨额债务正在把问题国家逼入违约绝地，债务违约和欧元区解体似乎已经指日可待。那么，在需要摊牌的最后时刻，既缺外援又难自救的欧债乱局将如何收场？
历史上的主权债务违约
回顾主权债务违约的历史能为欧债危机的演进指点迷津。主权债务违约从来不是新闻。历史上曾有几次债务违约的高峰，其中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期，以及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初期，这两个时期全世界经济总量近一半的国家都处于违约状态。从单个国家看，历史上西班牙和委内瑞拉都具有主权违约的熟练经验，保持着超过10次的违约记录。
一旦出现主权债务违约，其后果将取决于违约所处的时期。早期，债务关系主要是是由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借贷，债务以债权国货币或贵金属结算。债权国具备较强国力和惩戒手段。这种情况下，违约方可能陷入以下不利局面：一是在武力威胁下承受主权或声誉上的损失，二是被国际资本市场和贸易伙伴拒之门外，三是海外资产有被冻结之虞。
对此，炮舰外交即是明证。19世纪，英国分别入侵埃及、土耳其等无力偿债的国家并掌握了其财政资源；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控制了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关税并随后占领该国，还因债务问题对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和海地展开了军事行动；1936年纽芬兰对外债违约后，沦为了加拿大的一个省。另外，声誉扫地也是债务国的一大损失。希腊1826年和洪都拉斯1873年的违约都导致他们长期无法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苏联1918年拒绝偿还沙皇时期的债务，但是70年后俄罗斯终于能够重回国际债务市场时，它也不得不偿还一部分违约债务。
炮舰外交时代之后，危机解决机制得到改善，债务重组成为主要形式。债务双方通过漫长谈判和反复博弈，一般都会达成部分违约或债务重组的协议。上世纪9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中，美国尝试通过布雷迪计划对失去偿债能力的国家进行债务消减和重组，为债务国恢复经济增长和偿债能力提供喘息之机；1998年俄罗斯债务违约后，一方面以物抵债，另一方面与西方商业银行达成了债务减免和债务重组协议；2001年，阿根廷对约1500亿美元的外债宣布违约，经历了长期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动荡后，与国际金融机构最终达成了借新还旧的重组协议。这些债务违约一般都伴随着违约国货币的大幅贬值和国内严重通货膨胀，但是贬值和通胀在客观上起到了重整经济资源和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
当代债权债务人的转换
当代，经济全球化推动国际债务关系完成了三个重要转变：一是全球经济结构失衡造成债务双方身份转换，发展中国家持续贸易盈余成为债权国，而发达国家赤字攀升沦为债务国；二是债务币种采用债务国发行的国际货币；三是各国经济利益相互依赖和密切嵌合，局部债务风险全球扩散。
在新的债务关系下，控制债务结算币种和发行国际货币的特权，为债务国央行扩张货币、制造通胀和消减主权债务大开方便之门。众所周知，政府可以通过维持低利率和制造通货膨胀消减国内债务，这是对内债务违约的变通手法。同样，发行国际货币的债务国，通过外溢的货币扩张政策压低全球基准利率和制造全球通货膨胀，可以隐蔽地实现对外债务违约，而不需要和债权人签订重组协议。债务国央行的发钞能力保证了他总能够为债务买单，而债权国的话语权将被大幅消弱。具备独立货币政策的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已经借此成功化解了债务压力，证明了这是一条诱人的坦途。货币主权成为债务关系的利益枢纽。
欧元区会不会动用“灭火器”
欧元区具备货币发行权，这是欧债危机最后的“灭火器”，无论是面对主权债务还是银行危机。但各成员国的立场差异阻止他们轻易拱手让出利益，今年希腊和法国的大选为紧缩政策和接受援助制造了更大的困难。欧元区的不团结，正在帮助危机迅速拓展它的危害和期限。而问题国家捉襟见肘的财政能力，使试图依赖财政的救助思路愈发陷入穷途末路。
“灭火器”的使用必须跨越欧元区的政治和法律框架。而这个框架只有在政治和社会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会失效。标普公司调降9国和EFSF评级，正加速这个进程。预期希腊违约带来的骨牌效应，有可能导致欧元区债券市场崩盘和银行业危机，这或将成为欧央行迅速开动印钞机的触发点。触发点取决于多边博弈的很多偶然因素，或早或晚，早则皮肉之痛，晚则刮骨疗毒。欧元的扩张和贬值，在短期是化解债务风险的技术需要，在长期是调整欧元区经济结构的必然回归。2009年美国加州也曾遭遇政府破产之忧，但联邦政府而不是其他州的紧急资金援助帮其脱困，这也可以为欧债危机的救援前景提供暗示。
从历史角度看，货币主权的确赋予了债务国通过货币手段违约的特权。但是，债务迟早要还，区别只是在于付出经济利益还是损伤货币信用，而后者或许更为昂贵。目前，欧元区正在向后者渐行渐近。无论如何，今年上半年都将是大乱大治的历史时刻。
欧元区解体并非可信的威胁，这意味着共输的下场。对任何一方而言，解体后他们必须面对更差的货币信用和更难缠的多边谈判，不符合自身利益。在欧元区框架之内边打边退、争取更多权益才是各成员国的理性选择。并且，一旦欧元区解体，全球的金融市场和经济运行都会立刻陷入巨大的混乱之中，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都不能幸免。
对中国而言，国际金融危机是督促改革的催化剂，必须借机深化经济体制和金融改革。不仅要加强自律，实现国内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而且要致力于推动国际社会建立健康的经济发展秩序和稳定的政治局势。首先，应加强我国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财政自律，设定严格的自我约束机制，降低各种显性和隐性债务；其次，应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增强应对海外金融冲击的能力；最后，还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努力维护安全和可持续的海外投资环境。
约翰•加普：银行业的失信
在将世界推到经济崩溃边缘三年多之后，银行业仍然深陷困境。它们现在面临的，不是正常情况下已经发生的绝地反弹，而是甚嚣尘上的欧债危机。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自2008年起也开始蔓延：“占领华尔街”运动(Occupy Wall Street)从最初聚焦于纾困和银行家薪酬问题，扩大为“99%的人”表达不满的全球标志性运动，就说明了这一点。然而，银行业才是导致这场危机的根源，并且仍然是其核心所在。
银行业造成的麻烦不仅限于金融领域。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头十年，银行业成为西方经济的领导力量之一。它们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份额急剧上升；高盛(Goldman Sachs)之类的华尔街银行把它们的触角伸到了欧洲和亚洲；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银行家们拿到了高额报酬、甚至在人们眼中也变得迷人起来。
如今，人们憎恨它们通过变得“大到不能倒”而把纳税人绑为人质。许多人指出，银行已经偏离它们的基本社会职能——通过发放贷款、承销证券和为企业提供咨询来促进经济增长——变成了受自身利益驱动、不择手段赚钱的机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监管放松之后，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形成了一种薪酬惯例，即在一定程度上仿效老式的合伙制架构、向投资银行家和交易员支付高额奖金。这种惯例加剧了人们的敌对情绪。大金融机构从交易和冒险行为中赚取到了收益，却让社会来承担它们的损失。“银行必须面对关于合法性的深深质疑，”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高级合伙人拉努•达亚尔(Ranu Dayal)表示。“如果人们没有看到银行进行了改革或在经济复苏中发挥重要作用——再或者，因其薪酬架构或赤裸裸的贪婪而倒闭——他们对银行业的深深憎恨还会加剧。”
如果银行不能找到办法清楚地证明自己的有用性、收敛最让外部人士寒心的做法，它们就将面临与监管新规展开的长期“壕沟战”，令自身元气大伤。对经济而言，这可能会抑制一个繁荣发展、专注本职的金融业所能带来的好处。
被推迟和掩盖的风险
长期以来，银行业乘着信贷市场增长的浪潮顺利前行。推动这波增长的，是金融衍生品的兴起、监管和资本金规定的放松、以及下面这种自大的思想：银行业认为，自己已通过某种方式打破了在经济下滑阶段亏损数十亿美元旧有模式。事实上，正如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执行董事安德鲁•霍尔丹(Andrew Haldane)所断言的，这“既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幻觉”。
结果表明，大部分风险只是被推迟和掩盖了，就连银行自身的董事们也不知情。正如英国主要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管理局(FSA)主席阿戴尔•特纳(Adair Turner)去年所说的：“一些金融活动……根本没有从复杂难懂的方式中增加价值，相反却造成了金融不稳定，并产生了经济危害。”
人们对这些危险视而不见。“人们信心满满，以为风险已经被转化、我们所处的银行业模式不同于往昔，”金融作家、前伦敦金融城分析师菲利普•奥格(Philip Augar)表示。“这都是受了政府的鼓惑，而政府则是听信了投资银行家的话，并对他们授以高位。政府人士被告知，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不要挡道。”
银行业以往曾依赖多种业务赚钱，从并购咨询到证券承销，现在则已严重向交易业务倾斜。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数据，外汇交易量在1977年至2010年间增长了233倍，交易业务（尤其是债券和外汇交易）占最大几家银行2010年营收的80%。
“银行从传统的企业银行业务和股票及债券交易，转向了要靠细致入微的了解才能识别其风险的各种新式产品，”达亚尔表示。“银行业的发展超出了监管者所能预见的范围。”
这一度带来了高额的利润，但也使银行有用论无法再站住脚。“投行业已偏离了原本的核心业务，那就是为实业筹集资本并提供咨询服务，”埃森哲(Accenture)资本市场咨询部主管鲍勃•加赫(Bob Gach)表示。
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斯特恩商学院(Stern School of Business)的托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教授估计，银行业占美国GDP的份额，已从1950年的约3%升至2010年的逾8%。与零售业的情况不同，信息技术的密集使用并没有让银行提高效率，它们只是变得比以往更大了。
菲利蓬教授表示，交易业务的增长既没有为证券市场带来更清晰的定价，也没有为实业公司提供更好的金融保障。“过去约翰•摩根(J.P. Morgan)之类的银行家做的业务不比今天的银行业少，而且效率更高。我越是审视交易业务的增长就越是断定，社会丝毫没有从中受益。它根本就是无意义的。”
平衡的恢复
对政府来说，这个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健康银行业体系所具有的重要性，在危机时期，政府和央行历来愿意为存款机构提供支持——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早期的英国次级银行危机，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存贷危机，皆是如此。
但即使是这一点，也被有意地模糊了——央行官员不愿承认有哪家机构“大到不能倒”。而且，这种支持显然并不打算涵盖证券经纪公司和投行。自1934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开始，美国就刻意将投行与商业银行区分开来。
2007-08年的危机毁掉了这种微妙的平衡，不仅迫使欧洲各国政府出手纾困大银行，还迫使美联储(Fed)向高盛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敞开贴现窗口、为它们提供保护。原有的模糊消失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这一受保护的俱乐部扩大了。
但一家银行具有系统重要性——即如果倒闭，将对整个金融市场造成严重破坏——并不意味着它就具有经济重要性。银行最重要的职能也正是它们最朴实无华的职能：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这一职能已与风险更大的交易相关业务交织在一起，难以分离。
最积极的应对努力来自英国。英国政府对维克斯委员会(Vickers Commission)“圈护”(ringfence)零售银行业存款的提议予以了支持。而在其它地方，银行业对像“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这样限制自营交易的监管规则进行了反抗。“监管议程太过温和，以至于无法启动，同时，银行的政治势力强大得令人难以置信，”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MIT Sloan School)教授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表示。
然而，长期一意孤行、同时反抗监管，对银行的合法性无益，对它们所处的经济也无益，而且无助于解决必要的重组问题。而迫使银行展开重组的，是一种基本的经济力量，即银行现在面临的财务压力。瑞银(UBS)和花旗集团(Citigroup)这样的机构，目前很难从危机造成的损失中复原，而欧洲银行业去年总共损失了4万个工作岗位。交易业务收入在2008年危机后曾出现反弹（当时央行下调了利率），但随后已大幅下降。
银行业或许能够通过争辩和拖延来摆脱当前的麻烦、并等待人们逐渐忘记它们存在的问题。但事态的发展未必会产生这样的结果，而且对整个社会而言，这也不是最好的结果。在规模和业务范围上都健康的银行业体系，对于经济健康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监管并非银行面临的唯一挑战，市场也在施加强大的压力，迫使它们做出改变。
与此同时，企业银行业务承受着在增长时期没有得到解决的“产能过剩”。“本质上，银行业是一种大宗商品行业，并且非常成熟，”伦敦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London)卡斯商学院(Cass Business School)教授彼得•哈恩(Peter Hahn)表示，“大部分行业都通过整合来解决这一问题，但银行业的整合并不会减少‘产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银行通过吸纳更多资产，躲过了资产回报率滑至低位且不断下降的局面。它们对资产负债表进行杠杆化，从而将股本回报率推至历史高位。上世纪九十年代，许多银行的股本回报率仅为个位数，而到本世纪头十年中期已升至20%或更高。
回报的降低
尽管监管姗姗来迟，但央行正在提高资本金和流动性要求，使银行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贪婪地使用杠杆。正如债券经纪商MF Global去年破产所显示的，市场也对资产负债表高度杠杆化、资金状况脆弱的机构施加了更严厉的惩戒。
这对银行造成了很大的问题。过去，它们能够通过承担更多风险、扩大资产负债规模来弥补核心业务盈利能力的下降。现在，任何试图这样做的银行，即使得到监管者的允许，也要冒信用评级被调降、融资渠道灰飞烟灭的风险。
如果银行无法创造新的收入，另一个选择便是削减成本，并向其它大宗商品行业一样缩减规模和合并。不过，政府会提防让它们变得大到不能倒，此外，这一代银行高管从未在不断收缩的银行业中从事过经营。
“现在，银行业完全是由一批错误的人在经营，”哈恩教授表示。“这并不是说他们是傻瓜。但是，在这三十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银行业都是一直靠扩张规模和累积风险来获得成功。新时代是效率和成本的时代，而他们谁都不明白这一点。”
一位投资银行家表示，业内人士的头脑是清醒的。“收入和资本都面临压力，并且影响了薪酬和就业前景，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紧张。人们并不消沉，但也不是太乐观。”
过去，大银行有强烈的动机去大举投资新投行业务，并从其它银行那里聘请银行家团队，以求跻身“大牌”全球性银行俱乐部。正如特纳指出的，交易和证券承销这样的业务是“天生的寡头垄断”，市场份额大的银行切走利润蛋糕的大部分。
但瑞银之类的银行现在已退出了不计成本实现增长的战略。相反，它们正尝试把精力集中在它们具有优势的业务上，比如国内零售银行业务、财富管理以及证券托管之类的专业领域。
杠杆降低加上野心受到抑制，可能使银行的盈利能力大大降低。达亚尔预测，“银行业股本回报率将从18%左右降至10%左右”。其盈利能力将回归到与公用事业行业更加类似的水平。
如果股东愿意接受较低的回报率，银行或许能够重新获得一些社会合法性。那些专注于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银行，会有更大的机会被政府视为具有经济重要性的银行。即使是那些专注于证券承销和咨询业务、而不是交易业务的投行，也会有较大的机会。
问题在于，银行业是否能够且愿意转变。一些人对此持怀疑态度。“我不认为投行业到头了，”奥格表示。“它的盈利水平和规模会下降一段时间，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不会再看到那么多想成为全球性银行的银行在奋力跻身顶级俱乐部。但这段时间也不会太久。或许五年吧？”
Jens Nordvig：应制定欧元区解体应急计划
当欧洲货币联盟(EMU)创立之时，不存在有关欧元区解体的计划。实际上，政策制定者特意不说明退出欧元区的任何流程，因为在它们心目中采用欧元是“不可废止的”。但现在，魔鬼已经从瓶子里逃了出来。
那些佯称欧元区不可能解体的人，是在无视现实。欧元区的解体可能有多种形式，从非常有限的解体（涉及一个或少数几个小国）到全面的解体（在这种情况下欧元将不再存在）。大多数人认同希腊很可能退出欧元区的观点，但解体风险不只是希腊独有的问题。意大利国债5年期信用违约互换(CDS)合约表明，意大利违约的概率约为30%，这突显出欧元区全面解体的可能性。
日益增长的欧元区解体风险，已经对投资者行为产生了影响。自2011年中期意大利债券市场承压以来，外国投资者一直在寻求削减其在欧元区各国国债的风险敞口：我们估计，外国投资者在2011年下半年抛售了价值1300亿欧元的欧元区固定收益工具。而他们在2011年上半年购买了3200亿欧元的此类工具。这种巨大的反差突显出外国投资者人气的急剧转变。
在过去两个月，我们还看到欧元的交易动力发生了改变。目前欧元对新兴市场和其他欧洲国家货币走弱，而在去年11月前，欧元的疲软主要还是体现在对美元和日元上。最近欧元全面走软，意味着资本开始逃离欧元区。这将是一种令人不安的进展。
目前看来，欧洲需要宣布一个针对欧元区解体的应变计划。既然对欧元区解体的担忧已经出现、并影响了投资者的资金流动，那么宣布此类应变计划的成本效益分析，就完全不同于1999年的情况。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应变计划将有助于减少、而非增加不确定性。
一旦欧元区解体，该计划必须为欧元计价资产和债务的有序重估提供指引。如果出现欧元区全面解体、欧元不再存在的情形，此类指引将至关重要。欧元区解体涉及许多非常复杂的重估事宜，尤其是大量的资产和债务将按照英国法律（而非欧元区国家的法律）处理。如何重估此类票据，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公平而合乎逻辑的重估方式，将是推出一种新的欧洲货币单位(ECU-2)。这将是与欧元解体后各国出现的新货币挂钩的一篮子货币，类似于最初的欧洲货币篮子。当前欧洲央行(ECB)的资本权重，可以用来界定篮子中组成货币的权重。
ECU-2的价值将与先前欧元区国家的新货币的表现机械地挂钩，重估过程将效仿1999年ECU计价工具转换成欧元时的做法。推出新的ECU，将有助于促进许多工具的有序重估，比如根据英国法律发行的欧元债券、全球各银行发放的欧元贷款以及欧元计价的互换和外汇远期合约。它很难降低欧元解体的难度，但会通过提高效率和降低随意性，对重估过程起到帮助作用。
外国投资者正在撤离欧元区固定收益市场，一定程度上是源于欧元区解体的不确定性和重估风险。一个应对欧元区解体的有序资产重估计划，或许会有助于减轻投资者对欧元区资产的担忧，改善资本流动状况、并降低融资成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目前的危机阶段，宣布欧元区解体指引，甚至有助于降低欧元区解体的风险。
本文是野村证券(Nomura)美洲固定收益研究主管和G10外汇策略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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