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专家学者倾向于认为，美国正在藉第三次工业革命大潮来实现制造业的强势回归，并以此重构全球分工体系。真相到底如何?我们该怎样应对?这是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一、危机以来美国制造业的回暖
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从产业价值链看，一个重要的趋势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逐渐向具有高附加值的价值链两端延伸(主要指市场与研发)，而将处于中间环节、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转移。这一分工的结果，使得自上世纪70年代起，发达经济体制造业普遍经历了趋势性萎缩。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总和的近40%，到2002年这一占比降至30%，2012年进一步跌落至17.4%。在此期间的2010年，美国保持多年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地位被中国取代。
但自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制造业萎缩的趋势似乎发生了“逆转”。相对于其他行业，近年来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及就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数据表明，1970—2009年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从24.4%降为12%，但此后开始企稳，在2012年回升到12.3%。从绝对值看，近年来美国制造业的增长(扣除价格因素)也快于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等主要工业国家，同日本的增速相近。许多人将此称作美国制造业的回归。
其实，在2011年，波士顿咨询集团(BCG)的经济学家就旗帜鲜明地支持美国制造业全面复苏的观点。他们的分析表明，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快于生产率的改进，加之廉价美元、新兴市场的发展以及中国之外的其他后发经济体的承接能力不足等原因，使得美国至少在针对北美市场的制造品生产中逐渐占优。依目前趋势看，约在2015年前后，美国的竞争优势将较为充分地得以发挥，而向中国的产业转移也不再是美国企业的“当然之选”。
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通过计量分析发现，美元汇率的竞争力、页岩气革命带来的廉价能源、与新兴国家在劳动力成本上差距缩小等因素，推动了美国制造业的复苏。特别是，该报告通过对比美国在历次衰退前后的制造业状况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唯有在本轮危机发生之后，美国制造业不仅得以较快恢复，还迅速地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
二、美国制造业回暖的原因
一般认为，促成美国制造业回暖主要有四个因素。
首先，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由于生产率提高和劳动市场变动等因素，近年来美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2002—2011年间，在主要发达国家中(G7集团)，美国是唯一经历了单位劳动成本下降的国家。而在同一时期，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却出现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快于生产率提高的势头。
其次，随着近年来本国廉价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美国经历了所谓的能源繁荣，使其能源整体自给率有所提高，能源价格走低。特别是在页岩气革命推动下，美国天然气出口增加、进口下降，两者比率从2008 年的24%跃升至2013年的55%。据预测，美国的油气产量在2020年前将增加10%至15%，甚至高达30%至50%。能源繁荣为美国制造业发展提供了能源成本优势和新的投资增长点。
再次，早在新千年伊始，美联储通过各种传统工具和融资渠道创新，在较长时间内推行宽松货币政策，造成了所谓的“廉价美元”局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01年到2013年，美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从约130降至92。这为美国制造业及相关出口带来了明显的价格优势。有计量分析表明，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对本国制造业部门的增长有显著的负向贡献，即相对于贸易伙伴本币币值降低或提高，会促进或阻碍本国制造业的增长。
最后，长期以来，支持和推动制造业发展，是美国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危机影响下，近年来美国对制造业的政策支持力度明显加强。如在危机高潮时，美国政府向濒临破产的通用和克莱斯勒公司提供了高达650亿美元的救助贷款。其后，在2010年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总统提出了在2015年前实现出口翻番的发展计划。为此，美国商务部推出了所谓“国家出口行动措施”。经过努力，这一计划的成效开始显现。在2012年，美国全年出口额达到创纪录的2.2万亿美元。其中，作为最主要的制造品出口在2009年至2012年之间增长47%，出口额一路刷新纪录。
三、不应夸大美国制造业的回归
以上分析指向了美国制造业的“回归”，很多学者也接受了这一看法。但实际上，这一提法充满争议，我们不应夸大美国制造业的回归。
其一，在与新兴市场竞争方面，美国制造业并不具全面的优势。美国页岩气革命以及机器人的使用，的确使美国制造业成本下降，但由此认为美国制造业获得了全面优势还为时尚早。美国制造业的回暖更多地反映了其在国际分工中的角色转换。以前美国出口大量高附加值的小件商品，而将低附加值产品及组装外包给后发国家。现在这一形势发生了某些逆转，个别企业出于物流方面的考虑，将某些笨重低值产品的组装重新安排在国内，而将高价值的配件生产仍安排在海外。尽管如此，从全球范围看，新兴国家的比较优势还很明显，制造业的发展潜力尚存。现代产业内贸易理论表明，一旦某个国家在某个行业或产品形成优势，由于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等因素，会使这一优势强化。因此，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制造业转移后，中国等后发国家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已经形成，这是对美国制造业回归的很大挑战。
其二，能源繁荣对美国制造业的需求拉动效应有限。目前，油气密集型产业只占美国GDP的1.2%，只占到美国制造业的百分之十几。即使到2020年，能源繁荣仅会使美国制造业增长每年提高0.1至0.3个百分点。因此，能源繁荣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有限的，且对经济增速无长期影响。尽管就出口而言，油气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确实增加很快，但其规模尚小。如在2012年，油气密集型产品出口达到236亿美元，但整个美国制造业的贸易逆差却达到7794亿美元。油气密集型产业对规模庞大的美国经济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
其三，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比较看，美国制造业的复苏基础都极不牢固。从总体看来，至少从1970年开始，美国及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规模即开始了趋势性的下降，而近三四年来的所谓企稳回升不但力度微弱，且在过往经验中也不乏先例。同时，在公众更为关切的就业方面，2002—2011年间，美国制造业就业的下滑甚为明显，在G7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二，仅强于英国。2009年，在危机冲击下，美国就业指数在一年间陡降近10个点，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降幅。
其四，美国的真正优势在服务业，所谓制造业回归很大程度上有造势之嫌。美国在强调重振制造业和出口翻番的同时，依旧高度重视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一贯积极推动服务贸易的开放。2012年美国主导的服务贸易协定谈判就很好地反映了其战略意图。事实上，时至今日，美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领域仍然是金融和科技研发等服务部门，美国也长期保持世界第一大服务出口国的地位。另一方面，大量分析显示美国制造业产值和出口的复苏快于就业复苏。这虽反映出美国制造部门生产效率的较快提高，但也凸显了社会政治基础的脆弱，即相关政策难以得到公众认同。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说，在全球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转型(即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大背景下，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导致就业下降。也就是说，由于发达经济体比较优势的变化，美国社会不可能指望制造业真的会回归并带动就业的上升。
四、积极应对美国制造业回暖
由此可见，本轮危机以来，美国制造业“触底反弹”还十分脆弱，前景并不明朗。美国是否正在经历趋势性的制造业回归尚难定论。但不管怎样，我们应密切关注这一态势的发展，认真评估美国制造业回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尽早准备应对预案。
从比较优势看，“美国制造”最突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产品承载的科技含量与创新能力。美国制造业的相对复苏，必然首先冲击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起步不久的高端制造部门。如美国国会研究所的报告指出，美国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强度远远高于德国、韩国、中国等国家，并且研发活动集中在高科技领域。其在制药、电子设备等高端行业的研发优势不仅远超我国等后发制造业大国，甚至也领先于其他发达的制造业强国。这就是说，美国制造业回归实际上并未改变美国以服务业为重心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因此，我国不应夸大美国制造业的短期复苏而打乱既定的产业发展战略，改变产业结构调整的长期方向。在国际分工急剧变动时期，我们更要冷静判断全球技术革命和产业转型趋势，正确估量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未来生产要素结构变化和潜在增长率下降等因素，我国应兼顾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以来，同制造业规模萎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研发强度不断上升，这为“美国制造”的复兴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另一方面，无论是中美两国在劳动力实际成本(相对于生产率)差距上的减小，还是美国能源繁荣与中国日益加剧的资源环境压力的鲜明对比，都表明以往建立在廉价的人工、资源成本基础上的中国制造业优势正在消失。中国较为低端的劳动、资源密集型的制造部门将深受其累。因此，聚焦中国的制造业部门，未来我国可以从研发创新和市场布局入手，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提升竞争力。在供给方，提高制造业的科技含量与附加值，建立有利于研发创新的制度环境，改进劳动力素质和专业化水平，协同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在新环境下重塑“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在需求方，应调整制造业的市场布局，将更多力量用于开拓国内和周边市场。这是因为，随着中国和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对制成品特别是高端产品的需求将不断提高，由此持续扩大的市场规模将为“中国制造”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此外，我国应吸取以往经验教训，在技术前沿与国际规则领域协同作战，防止被国际分工体系边缘化。这次危机之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技术前沿与国际规则领域谋篇布局，重构国际分工体系，美国制造业回归只是这个大布局中的一个安排。近两年来，美国积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服务贸易协定等国际新规则，这一动向值得我们警惕。为防止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被边缘化，我国需要在技术前沿与国际规则领域两线作战。一方面，应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提高中国制造水平，实现向价值链中高端的攀升;另一方面，应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酝酿和修订，扩大国内自贸区试点，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张晓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研究员;李 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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