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曾预言：“美国将会成为世界工业生产力的领导者”[1]，这个结论曾经被两代人所耻笑。然而美国在之后的几十年就实现了预测。其中贸易保护是“美国制度”的核心思想，而关税政策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谓是功不可没。正如麦金利总统所说“美国成了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盖源于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的保护关税政策。”
一、历史进程：利剑的铸造
19世纪美国从早期殖民时期开始，国内产业贸易保护问题就是美国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1、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党人之争时期。
独立后美国的“危机时期”，积弊丛生。松散的邦联体制，邦联政府缺乏管制内外商业的必要权力，除了各州互设壁垒甚至互打商业战争外，更要命的是，在关税保护或自由贸易问题上，州与州立场的不一为外国列强留下了可乘之机。由于没有财政的支持，美国国库空虚，军队也岌岌可危，对外贸易中英国制成品想潮水般地运销美国，“商业已衰败到了极点”(汉密尔顿语)。美国向何处去?逐渐形成了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贸易保护路线和杰斐逊的自由贸易路线，于是展开了美国19世纪的关税之争，实际上也开始了美国19世纪美国保护主义的历程。1789年美国通过第一个关税法，确定对所有进口货物征收关税，并对30种以上货物征收特别关税，其平均税率没有超过8.5%。虽然在1791年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就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美国工业化的宪章)，提出了幼稚工业保护理论，但是国会没有通过该法案，故汉密尔顿主张中唯一落实的是加强了联邦政府权力。但是工业化是大势所趋，“工业立国”战略是美国经济实现赶超的关键。甚至杰斐逊也于1793年发表《关于商业特权和对它的限制的报告》，摆脱了重农思想，并提出了对于美国工业化前途的远见卓识。
1807年“切萨皮克号”的炮声惊醒美国，恰恰是反对保护主义的自由贸易的旗手的杰斐逊开启了保护主义的魔盒，于1807年12月通过《禁运法案》。对该法案的评价莫衷一是。杰斐逊承认：“迫使我们把一部分力量和资金用于国内制造业和交通的改进”。麦迪逊明确指出：“促进国内制造业的加速发展，从而在一些基本制造业产品上摆脱对别国的依赖”。1812年至1815年，美英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和禁运十分相似。总之，两次英美战争对美国具有转折点的意义。美国事实上实施了保护主义政策，短期内使美国经济“受挫”，但“充实国库，巩固中央集权，为工业化奠定基础”的目的基本达到。正是在这个期间，大量商业资本转换为产业资本，奠定美国工业化基础。因此美国赶超战略争论是以汉密尔顿“工业立国”主张获得最终胜利而告终。
2、北部和南部的地区之争时期。
尽管通过禁运和1812年战争确立了关税保护原则，但是美国工业一时间还很弱小。1816年美国颁布了第一个保护关税法案，制造业品的平均税率骤升至25%。此后，直至十九世纪末，贸易保护主义一直是美国的经济政策的基调。1828年的关税法成为南北战争前最极端的保护关税法，平均税率为44%，有税商品平均税率为48%，北部进出口商业利益的代言人的丹尼尔·韦伯斯称之为“可憎的税率”。1836年妥协关税法之后，高关税开始下降。1842年有所回升，但1846年重新开始下降，直到1860年。
这一阶段关税政策的最大特点是税率上下波动、起伏较大。其主要原因就是斗争激烈。如为了反对高关税，南卡罗来纳州不惜脱离联邦。[2]在一次次的较量中，美国形成了以南部种植园主为核心的自由贸易者和以北部制造业集团为核心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两大派别。总的来说，关税的争夺战越来越对贸易保护主义者有利。但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最终导致南北战争。在导致南北战争的两个主要问题中，南方实际上在关税战线上比在奴隶制战线上更害怕。
3、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之争时期。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真正成为独立的大国。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时代，许多国家走上了关税保护的道路，也推动着美国实行高关税政策。美国此前的保护贸易与自由贸易之争已变成了共和、民主两党纲领之争。从1861年至一战期间，仅有3位民主党人入主白宫，前后不过10余年。而共和党是工商业主的代言人，无疑推行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高关税政策。
1861年，莫里尔关税法对钢铁工业重新实行保护。在随后的南北战争中，为筹措经费，美国政府又提高了关税，1866年平均税率连续提高到48.3%。内战后，高关税的形式仍被保留下来。1890年，国会通过的麦金利关税法使进口关税达到内战后最高点，并居世界各国之首，如棉纺织品的进口税率由35%提高到50%，棉线进口税率从35%提高到60%，亚麻税率从30%增加到60%。该法还规定了限制外国工业品向美倾销的措施。此后的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丁利关税法和安德伍德关税法虽然有所变动，但仍将关税率维持在40%多的高水平。
这一阶段美国的高关税保护政策，同国内的自由贸易政策配套，大大推进了其工业化进程，工业化由北向南、向西推进;在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同时，工业结构由资源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
值得一提的是，李斯特从历史教训出发认为，在不失去自己的目标前提下，国家应按照发展程度来改进它们的制度。第一个阶段为脱离未开化状态，国家宜实行自由贸易;第二个阶段是用商业限制政策，促进工业、渔业、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的发展;第三个阶段是当财富和力量已经达到了最高度以后，再行恢复到自由贸易原则，在国内外市场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使从事于农工商业的人们在精神上不致松懈，并且可以鼓励他们不断努力于保持既得的优势地位。值得深思的是，英国在第三个阶段（1840年左右）为了帝国利益，走上了单方面自由贸易却于1890年左右出现败退之势。之后，虽有张伯伦关税改革和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但英国不再风光依旧。
而1894年工农业全面领先的美国，已经建成了产业帝国，但直到1914年，美国的工业更加是在“铜墙铁壁”的保护下进行，平均税率一度达到48.3%。一战后伴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关税保护的重点向农业倾斜，并走向了超保护。1921年的紧急关税法对小麦、玉米、肉类、羊毛等农产品课以高税。随后的一些关税法进一步强化了保护。1929年10月，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到来，美国超保护的关税政策也达到了极点。1930年，产生了美国历史上税率最高的法案——霍莱—斯穆特关税法。农作物原料的平均税率由38.1%提高到48.92%，其他商品的税率由31.02%提高到34.3%。从1932年进口情况看，应税商品的平均税率高达53.2%。可见被认为保护主义鼻祖的李斯特在美国保护主义实践面前，也是相形见拙。
二、思想渊源：产业帝国的设计者
(一)以对手为鉴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英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也是自由放任学说思想发源地。于是大家认可一种说法：英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超级强国是得益于它的自由贸易政策[3]。
那么我们看看英国在起步阶段们都做了什么。都铎王朝时期(1485—1557)：1485年亨利七世鼓励羊毛加工，限制出口羊毛(即：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的进口替代方式)，目的是把东方商人（即汉萨同盟）赶出去。伊丽莎白一世时代(1558—1603)：1587年完全禁止羊毛进口;1598年逮捕汉萨商船英德交恶。斯图亚特王朝时期：1651年《航海法》规定，进出英国港口的货物只能用英国的船，支持航运业;1672年《谷物法》禁止外国农产品进入英国;1699年《羊毛法案》禁止进口殖民地羊毛制品，挤垮殖民地爱尔兰的羊毛业;1700年英国国会宣布禁止销售印度棉布的法案，英国关税70%~80%，印度3.5%。1721年沃波尔重商主义政策改革(乔治时代)：以提升制造业为政策目标。工业革命时期(1760—1830)。1776年，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倡自由贸易，而政策中依然采取保护主义，如1815年新《谷物法》。亚当·斯密也认为，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航海条例》是“英格兰所有商业管制中最聪明的举措”。1846年《谷物法》、1849年《航海法》的废除也仅仅具有象征性意义，真正的自由贸易是在1860年以后。
“美国建国初期的比较优势恰恰是农业，工业谈不上优势而是劣势。按说就应当走杰斐逊路线(也就是有些国内学者主张的发挥比较优势)，难道美国的路线和战略错误，而且一错就错出一个世界超级强国?”(韩毅)。事实绝非如此。李斯特认为这个国家以前被伟大的经济理论家亚当·斯密和萨伊错误地判断为“一个像波兰的国家”，意思是注定要依赖农业[4]。而美国人很幸运，他们基于“常识”和“对国家需要的直觉判断”坚决抵制了斯密的说法，认为“要按英国人做的去做，不要按英国人说的去做”，建立严密的经济体系，而一个国家“不仅富足，而且一个国家的独立与安全都是极大地与制造业的繁荣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法，从产业上看是发展制造业，从政策上来看是实行保护主义，在关税上就是表现为高额关税。
(二)早期美国学派的保护主义思想
早期美国学派的关税保护思想主要是汉密尔顿的一些思想。“如果说华盛顿的性格巩固了新政府，那么使新政府得以顺利地行使职能的，就是汉密尔顿的天才”[5]。他在美国一切处于未定和可塑状态时，以现实和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影响了美国的未来。汉密尔顿的关税思想主要体现在1791年《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汉密尔顿经过严格的社会调查以后，认为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不适用于美国。因为其经济情况不能同英国相提并论，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生产成本高，无法在平等的基础
上进行对外贸易。如果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只会使美国的产业被限制在农业范畴，而使制造业受到极大损失，使美国经济陷入困境。他认为保护关税，尽管是绝对着眼于岁入，却显现出有利于国家的制造商的景象。汉密尔顿认为，为使年轻的美国经济独立，要重视发展制造业，而发展“幼稚”的制造业的利器就是保护关税政策(它认为保护是一个武器，不是一种原则)。同时汉密尔顿认为，制造业关税保护还能解决由于英国的限制政策而导致的农产品外销困难的问题。
美国学派在关税上的思想家还有雷孟德和凯里。雷孟德在《政治经济学要义》(1823)中继承了汉密尔顿关于资产阶级国家具有决定经济作用的理论，断言国家所实行的高额关税和公债制度，是促进资本积累和国民财富增长的重要手段。凯里在其早期著作中也带有自由贸易论的色彩，而后期却竭力把“阶级利益调和论”与“保护关税论”结合起来。凯里把保护关税看成一种永久性的政策；要求把高额关税推广到采掘工业，甚至农业；他还断言废除高额关税会引起工业的集中化，从而引起大资本的专制。
三、政策效应：产业帝国的形成
在高昂的运输费用时代，美国远离欧洲大陆本身就形成了“天然的保护屏障”，加上美国早期几乎是在高关税的“铜墙铁壁”之中发展起来的，对美国的赶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首先，19世纪美国保护关税论标志着从重商主义分离出来的资产阶级国际贸易学说的两大体系已经基本形成，这成为了李斯特“生产力经济学”理论的实践来源，也成为了经济学“另类教规”的重要思想渊源。“在美国学派的影响下，李斯特从民族利益出发，以生产力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一套为经济落后国家服务的、以幼稚产业为保护对象和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国民经济学学说，至今对发展中国家仍产生着巨大影响。”[6]
其次，19世纪美国保护关税思想和政策主张反映的是经济不发达国家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工业的正当要求和愿望，是落后国家进行经济自卫并通过经济发展与先进国家进行经济抗衡的保护贸易学说。美国通过贸易保护摆脱了殖民的命运，没有成为欧洲工业国的附庸。相反，保护关税在财政关税时期成为联邦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在赶超时期，高额关税对美国成为“制造业帝国”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了“美国体系”的核心内容。可见，高关税政策在美国工业发展的初期确实起到了不可比拟的作用，成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繁荣富强的支柱，也成为了二战后日韩效仿的对象。
再次，美国学派早期思想家成为了“美国制造业帝国的设计师”。如汉密尔顿《制造业报告》“几乎可以说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份预言书”[7]，确定了美国的建国方针和路线即现代化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密尔顿的政策取得了立即的和令人惊叹的成功。他不仅为未来的后代拟定了一些计划，还为他自己的时代建造了一座安宁宫。以1790年为起点，继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美国开始了一个扩张和繁荣发展的非凡时期，这是美国的第一个或许是最大的非凡发展时期。”[8]
四、结论与启示
发达国家并非天生就经济发达，几乎每个成功的国家在“追赶”其他国家时都采用幼稚工业保护和其他积极的工业、贸易和技术政策。“14世纪爱德华三世、18世纪罗伯特沃波尔、弗兰德里克、汉密尔顿，到19世纪美国、德国或瑞典的政策制定者们最后一直到20世纪东亚和法国伙伴，看上去有一些共同的原理指引着这些成功的发展战略家”。[9]几乎每个成功的国家在“追赶”其他国家时都采用幼稚工业保护和其他积极的工业、贸易和技术政策。
1、治国理念调整：按美国人做的去做
美国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阵地，鼓吹全球化、自由化。当年美国认为英国“衣被天下群生”的自由贸易政策一切趋向都将有利于英国，而今天他们却把那些“好政策”强行推销给发展中国家，隐藏美国(乃至所有发达国家)赶超的经济政策史，隐瞒自己曾经的历史，不是“对传统无知的结果”，一是不愿说，二是不能说，背后都是国家利益使然，即用所谓的比较优势让发展中国家永远被奴役。“抽掉梯子”的目的是不让发展中国家沿着“梯子”爬上来。实践中，美国依然是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的发源地和堡垒，本次金融危机以来对中国50多次反倾销就是明证。只不过保护形式不断变化，更多地使用更具有隐蔽性、歧视性和灵活性非关税壁垒来保护，因而对贸易保护所起的作用更加有效。非关税壁垒主要有两类：制度性非关税壁垒和技术性壁垒(TBT)。前者如进口配额、许可证、反补贴、反倾销、海关估价、原产地原则、政府采购等;后者如技术标准、质量标准、环境标准、商品检验、包装、182标签等。此外，还有劳工标准、动物福利标准等社会壁垒。可见，美国一直以来实施的才是重商主义经济政策。
所以，国际贸易保护与否与该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是没有关系的。只不过起步阶段是对幼稚产业较全面的保护，而发达阶段则是结构性保护。因为“经济都是情景脉络特定的”(耐纳特，2007)。
中国改革30多年总体成绩不小，但问题不少。如经济总量大但是人均经济总量小;外贸总量大(外资企业约占进出口的“半壁江山”)但是竞争力小(其中加工贸易占50%以上，高新技术出口中外资企业占88%以上);“三农”问题依然严重;服务业比重依然偏小;企业改革方向不明等。所以中国经济仍然不容乐观，受制于人的地方还有很多。根本上说就是陷入了主流经济学为发展中国家设置的“富国陷阱”。鉴于此，套用一句话就是“要按美国人做的去做，不要按美国人说的去做”。
2、发展战略转变：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
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运用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的外向型发展战略，提出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政策。这一战略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一段时期内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释放了市场的能量。然而我国外向型发展战略越来越带有依附性、缺乏目的性。历史反复证明向海外追求财富虽然重要，还有比这个更加重要十倍的是对国内市场的培养与保卫(李斯特)。难以扩大内需，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培育好国内市场。为此，首先要利用非关税以及关税等各种手段支持民族产业并严格禁止外资对民族产业的收购和控制，为扩大内需提供产业和收入提高的基础;其次对内要拆除竞争性政府的条块壁垒，让国内充分地自由竞争，因为国内自由竞争才是提高国内技术能力和国民纳税能力的根本。以上两点其实就是19世纪美国学派和政策的核心。
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关于“发展中国家存在贸易条件长期恶化趋势”的论断，在今天依然适用。只不过情势发生了变化，即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贸易条件也在恶化，即“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只是“劈柴挑水”的活。所以对于我国没有可随意加入的“游行花车”，目前对要保护和发展的产业要进行精心选择，同时寻找新的“技术窗口”，否则就会是“冲向底端的竞争”。
[参考文献]
[1]、[3]、[4]、[5]、[9].张夏准.富国陷阱[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01，2，7，201).
[6]贾根良.19世纪的美国学派：经济思想史所遗忘的学派[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9).
[2]韩德强.美国崛起之路对中国的启示[J].经济纵横，1999，(8).
[7]塞缪尔，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367)
[8]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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