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40年所经历的，做得很正确？
前段时间，国内在讨论上海失去电子信息产业的机会。可是，上海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电子产业基地，有知情者给老徐（微信公众号：手抄报）文章留言，40年前上海曾有上千家电子厂。以此计算，上海曾经有近万家大小企业。上海曾经拥有中国最多的名牌，轻工业消费品名牌琳琅满目。
现在，除了美国汽车和一个美国脑白金，你能讲得出大上海有什么名牌产品?
今天看到的消息，上海制定“上海制造”三年计划，要重振上海制造。
我们不得不问，40年前那些上海名牌去哪里了，近万家企业为何关门了?
上海需要制造吗?
改革开放40年，大声歌颂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时候，是否也可探讨一下40年走过的弯路和损失。
而上海制造的陨落只是中国制造陨落的一个缩影。
那么中国制造是怎样陨落的呢?多少企业被 我们抛弃?
40年中国经济大跃进挖了九个大坑，能活下来的制造企业可谓九死一生。
就让我们从40年考察中国制造的衰落轨迹。
一、850亿美元洋跃进
中国经济危机的源头是一场850亿美元的洋跃进豪赌。
毛泽东逝世后，有人就说毛泽东经济发展太慢了，要加经济发展，要大力引进外资。
1977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还有9亿多美元，7月份国家计委提出，今后八年花费65亿美元从国外进口技术设备，重点发展石油化学工业。
政治局讨论时，大人提出可以花100亿美元进口设备，提高中国石油、煤炭和轻工业产量，以赚取更多外汇。8月，国家计委将进口项目提高到150亿美元规模。
1978年6月份，政治局再次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大人说：同国外做生意，搞买卖，搞大一点，什么150亿，搞它500亿。500亿美元的规模。7月上旬，国家计委初步整理，汇总了一个850亿美元的方案，其中400亿引进外资。
当时的外汇储备只有9亿多美元，一下子举债近百倍，当然无法承受，问题很快出现。为了控制宏观经济的严重混乱局面，压缩投资金额。1980年中央一下子停建缓建了400多个大中型项目，1981年又停缓建了22个大型项目。其中就包括上海宝钢、十堰二汽、大庆30万吨乙烯等战略工程。盲目贪大求洋给中国经济带来严重危害，导致汽车、电子、航空等战略产业难以发展。像上海的运10飞机，在研制15年后最终流产。北京电子管厂(现在的京东方)，想上马液晶项目，也因为缺乏国家投资而流产。更严重的危机还在后面。
二、印钞票、涨物价
850亿美元的洋跃进带来财政的危机。政府的财政危机向老百姓转嫁，就印钞票和抬高物价。
不要以为印钞票和涨物价是近几年的事。实际情况是1978年就开始了。近几年还在印，是因为要平稳落地，也就是软着陆，就很要印下去，创造一个时间的缓冲，否则就是硬着陆，还没有能力和时间处置这场危机。
1978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为1132亿元，光是一个上海宝钢项目就要投资300亿元，根本不是中国国力所能负担的。没钱怎么办?开动印钞机!1979年中国人民银行增加了50亿元人民币的供应量。同时期，为了体现改革开放的好处，中央开始给工人涨工资、提高粮食收购价，给老革命家们盖别墅、换进口小轿车，提高福利待遇。
1979年全国在建的大中型项目有1100多个，财政赤字170.6亿元。1980年又新增了1100多项，财政赤字127亿元。上述项目全部建成，还需要投资1300亿元。为了弥补财政亏空，1980年央行又增印了78.5亿元钞票。从此，印钞票如同吸毒上瘾一般，成为中国经济毒瘤。1978年中国全社会的流通现金仅有229.59亿元，到1985年已经暴增至839亿元。光是1984年的钞票供应增幅，就高达惊人的39%。连年狂印钞票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许多物价都至少翻番，高档烟酒等民用消费品价格，甚至直接上涨10倍，以致一些城市出现了“抢购囤积风潮”。到现在中国物价比40年前高涨了100多倍。
印钞票和涨物价就像吸食鸦片一发而不可收，此后一直延续，越印越多，越涨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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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拨改贷抽干企业血液
洋跃进的危机延伸到企业。洋跃进造成巨大财政亏空，政府开始对企业下手，把财政危机转嫁到企业身上。
1984年，为扭转财政亏空局面，盲目实行“拨改贷”政策。以往国有企业从政府财政获得拨款，作为工厂流动资金或技术改造经费。企业盈利后将利润上缴国家财政。这样形成良性循环。拨改贷将政府财政拨款，改为企业向银行贷款，还要支付高额利息。而另一头，企业的利润照样要上交财政。这样政府不仅不投一分钱，反而像从前一样，抽走企业的大部分收入，导致国有企业迅速陷入亏损困境。
正是由于“拨改贷”，使得中国工业遭到致命打击。企业只顾引进外国设备，以尽快投产盈利，缺少科研资金对外国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在文革时期，中国科研投入占GDP的2.32%，与英法德等发达国家相当(2003年世界平均值也仅有2.2%)。比如到1980年代，正是电子产业兴起的关键时期，欧美国家和日本、韩国、台湾纷纷加大对电子产业的科研投入。而中国却在大规模压缩科研经费投入。1984年以后，由于“拨改贷”造成的困境，使中国企业基本无力进行研发，科研经费占GDP比值骤然降到0.6%以下。中国电子工业彻底垮了。
比如像中国最大的半导体企业——上海元件五厂。1980年利润高达2070万元，职工人均利润1.5万元。即使是1985年，上海元件五厂的产值仍然高达6713.1万元，利润达1261.4万元。然而到了1990年，上海元件五厂产值下降至1496万元，利润竟然仅有2.47万元，全厂1439人，人均利润仅有区区17.16元。熬了没几年，这家风光了三十年的中国半导体器件龙头企业，就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破产倒闭了。
四、中央权力下放，全国疯狂引进落后淘汰技术
洋跃进也让以前的企业管理体制失灵，中央政府卸包袱下放权力。
1978年的850亿美元洋跃进是中央政府的成果，然而80年代地方政府又掀起了更加疯狂的洋跃进，疯狂引进落后淘汰设备和技术。
以电子工业为例。1982年，组建电子工业部，主管全国电子工业。该部门继承了毛时代组建的2500多家科研院所和电子工厂，下属职工总数达100多万人，主要研制通信、雷达、电视、计算机、无线电、元器件等设备。产业结构完备程度，仅有美国、苏联可以相比。光是电子工业部下辖的专业电子研究所就有上百家。然而在80年代初，由于中央政府全面停止对电子工业投资，各电子企业要自己去市场找资源。于是中国电子工业的技术升级全面停止，与美国、日本的技术差距迅速拉大。甚至被80年代加大电子投资的韩国、台湾彻底甩开。
1982年，中国国务院成立了“电子计算机和大型集成电路领导小组办公室。1984年至1990年，中国各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大学，纷纷从国外引进淘汰的落后晶圆生产线，前后总计达到33条，按照每座300-600万美元估算，总计花费1.5亿美元左右。这33条晶圆生产线，多数根本没有商业价值。造成这一乱象的根本原因，是电子工业部，将绝大多数国有电子企业的管理权，甩给省市地方政府，又缺乏制定执行产业规划的政策权力。出现了全国疯狂引进落后技术的奇怪现象。还有一个原因是80年代开始，国有企业贪污腐败加剧，借着进口项目的名义，领导干部可以名正言顺地获得出国考察机会。
为了治理散乱差问题，1986年电子工业部在厦门，举办集成电路战略研讨会，提出“531战略”。即“普及5微米技术、研发3微米技术，攻关1微米技术”，并落实南北两个微电子基地。南方集中在江浙沪，北方集中在北京。1988年至1995年，在政策扶持下，中国诞生了五家具有规模的国有半导体企业：江苏无锡华晶电子(原无锡742厂与永川半导体研究所合并)、浙江绍兴华越微电子(1988年设立中国第一座4英寸晶圆厂)、上海贝岭微电子、上海飞利浦半导体(1991年设中国第一座5英寸晶圆厂)、和北京首钢NEC(1995年设中国第一座6英寸晶圆厂)。
1990年8月，国务院决定在八五计划(1990-1995)，半导体技术达到1微米制程，决定启动“九0八工程”，总投资20亿元。其中15亿元用在无锡华晶电子，建设月产能1.2万片的6英寸晶圆厂。由于官僚体系拖延，九0八工程光是经费审批就花了两年时间。然后从美国AT&T(朗讯)引进0.9微米制程，又花了三年时间。前后拖延五年时间，建厂再花三年，导致1998年无锡华晶电子投产即落后(月产能仅6000片)，华晶还要为此承担沉重的利息支出压力，后来不得不甩给了台湾人经营。与无锡华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0年新加坡政府投资特许半导体，只用2年建成，第三年投产，到1998年收回全部投资。
五、市场换丢技术冲击中国企业
放弃毛泽东坚持多年的独立自主，无底线地开放市场引进外资，当然受到人们的质疑，洋跃进的口号之一是以市场换技术，对中国企业和经济的冲击是根本性的。
现在的的资料都证明毛泽东时代中国已经年产轿车19万辆。这个数据不高，但当时的韩国就没有什么汽车，现在就已经是世界第四。而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典型就是汽车产业，被 吴建民这些人天天津津乐道。可是当今天中国汽车每年2500万辆的时候，我们却看不到中国汽车了。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第一的汽车销售大国，但却是以比国外高三到五倍的价格买外国公司在中国组装的汽车。
汽车开放市场并没有换来技术，市场全部沦陷，产业全部沦陷。
还是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
1996年7月，西方33个国家正式签订《瓦森纳协定》，民用技术控制清单包括：电子器件、计算机、传感器等九大类。军用技术控制清单包括22大类。中国同样处于被禁运国家之列。
在各方面严防死守下，中国企业要想获得先进技术，就变得非常困难。而外国企业则凭借掌握的先进技术，在中国市场予取予求，占尽便宜。
1990年，中国大幅降低关税、取消计算机产品进出口批文、开放了国内电脑市场。顷刻间，国外的286、386电脑如潮水般涌入，长城、浪潮、联想等国内公司溃不成军。1991年由美国英特尔和AMD，掀起的“黑色降价风暴”，更是让中国计算机产业雪上加霜。由于绝大多数整机企业，积压了高价买进的芯片，从而背上巨额亏损的包袱，一家家电脑整机厂商，前赴后继般悲壮地倒在了血雨腥风之中。长城、浪潮和联想也都元气大伤。在微电子集成电路方面，国内企业继80年代中后期陆续亏损后，90年代纷纷倒闭，国内集成电路工业，逐步变为三资企业为主的局面。据专家估计， 到1990年代末，中国微电子科技水平，与国外的差距至少是10年。
六、工人下岗企业失根基
40年前，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分田单干开始的。借鉴农村改革，80年代中后期城市企业开始搞厂长承包制，但效果不佳。因为城市工人是一支组织性很强的队伍，他们认为是党全心全意依靠的队伍，是工厂的主人，不像农民那样随意改革。承受着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政府的索求加大，国有企业普遍陷入 困境，1992年起开始“砸三铁”，大规模工人下岗运动出现了。对于这场国企改革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工人要求企业工人选厂长，而政府要把企业握在自已手里，派厂长还要承包，对立很大。工人下岗被说成是减员增效，但主要是消除改革的阻力，工人都下岗离厂了，就没人阻止改革了，政府想卖就卖，想改就改。但对中国企业的伤害就是根本性的，这些工人是30多年积累起来中国工业化的基本资源。建国前，中国文盲率高达80%以上，积累起这样一只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是多么不容易，可一夜被下岗，企业没了工人还能做出好产品?改革者们天真的认为，把进城打工的农民安排到生产线上，工厂立即开工生产，生产效率立即提高。可事实是产品立即做不出来，做出来的产品质量下降，企业失去了根本的基础，更别谈什么技术创新发展，朝夕不保，还有什么未来?企业既不是一包就灵，也不是一砸就活，最后只好一卖了之，一死了之。
到1997年，中国经济濒临崩溃，全国几十万家国有企业破产倒闭，全国下岗失业工人超过4000万人。连小小一个台湾省的GDP，都几乎达到了整个中国的一半。
七、国家科技人才自生自灭
工人下岗了，哪么科技和技术人员呢?
现在我们知道，1972年中国的屠呦呦研制出了青蒿素有效地解决了世界难题疟疾病，国外实现了产业化，2015年屠呦呦获得了中国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可这在此之前，中国谁知道有个屠呦呦和青蒿素，国外引进中国技术产业化，而中国却根本不予重视，甚至给予鄙视。屠 呦呦连个院士也评不上，原因之一是没有外国学历。
中国有多少毛泽东时代的科技被丢弃，有多少科技人员被埋没?
今天中国发展集成电路产业，最大的困难是科技人才缺乏。而曾经何时，中国也曾经人才辈出。
1958年9月，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室,王守觉等人，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批锗合金扩散高频晶体管，频率达到150MHz。后在中科院109厂批量生产，为中科院计算所研制的109乙型晶体管计算机(浮点32二进制位、每秒6万次)，提供了12个品种、14.5万多只锗晶体。后又为计算所研制的109丙型计算机，提供了大量晶体管元器件。109丙机字长48位，平均运算速度每秒11.5万次。该机共生产两台，为用户运行了15年，在我国核武器研制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5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与上海冶金研究所、上海元件五厂等单位合作，开始研制655型数字集成电路大型计算机，由陈仁甫副研究员主持，重点攻克TTL集成电路。1969年在上海无线电十三厂投产，定名TQ-6型计算机，每秒运算100万次，配备磁盘操作系统，语言编译程序。
1971年，上海复旦大学自主研制的719计算机，由王世业、顾芝祥、陈志刚等人参与研制。1975年复旦大学研制FD-753计算机。经过反复研究讨论，结合那时美国IBM360/370、欧洲TSS、日本FACOM等计算机系统和我国DJS-260、北大150等计算机系统，最终确定753计算机系统的主要研制目标是：具有处理速度浮点运算200万次以上的主机系统;实现分时计算机系统;多进程分层管理的微内核操作系统。
1979年上海元件五厂和上海无线电十四厂，联合仿制(逆向工程)成功8080八位微处理器(编号5G8080)。8080为美国英特尔公司在1974年推出的第二款CPU处理器，集成6000只晶体管，每秒运算29万次。自1975年第一台个人电脑诞生以后，8080芯片帮助英特尔在几年后占据了电脑芯片的霸主地位。德国西门子仿制出8080芯片是在1980年10月(Siemens SAB 8080A-C)，比中国还晚一年。日本也仿制过8080芯片。
1980年，日本代表团在上海访问，上海当年的电子工业拥有良好产业基础。上海冶金研究所研制的离子注入机，还曾出口日本。而短短十年之后，上海电子工业全面破产倒闭。谁该承担这一历史罪责?
1989年4月30日，台湾省新竹科技园区，台积电早期的厂房。当台湾人砸重金介入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产业的时候。中国历时30年间积累起来的集成电路科研力量，在“改革开放”的所谓“春风”里土崩瓦解。大批科研人员任其自生自灭。
八、崇洋媚外压制本土企业
这些年不断看到政府代表团到深圳和海外招商引资，我就提出一个问题，你们当地的企业呢?
本土企业基本消灭了，各地政府就希望国外投资者来建厂创造GDP。
看到一个数据，中国43个重要产业 外资控制。
看起来政府是市场经济不对中国本土企业进行投资让利，但却对国外公司花大本钱投资。
比如，在中国本土电子企业土崩瓦解之时，中国政府却在大力扶持国外企业。
2012年1月，韩国政府审批通过三星在华设厂项目。2012年4月2日，韩国三星电子宣布在中国西安，建设闪存芯片厂。项目一期投资将达70亿美元，若三期投资顺利完成，总投资约为300亿美元。西安市为此项目提供了巨额补贴，包括：一、韩国三星需要的130万平方米厂房，由西安市建设，并免费提供1500亩土地。二、西安市每年向三星补贴水、电、绿化、物流费用5亿元。三、西安市财政对投资额进行30%的补贴。四、西安市对所得税征收，进行前十年全免，后十年半额征收。同时，西安市还承诺，将为项目修建高速公路和地铁等交通基础设施。总的补贴金额保守估计在300亿元以上。
面对这种狮子大开口的苛刻索价，西安市竟然全盘接受。三星西安项目，选址在西安市安区五星和兴隆街道，占地9.4平方公里，15个村庄3000多户农民被迫拆迁改造，引发群众抗议。为了调解征地拆迁矛盾，西安市干脆派了一批干部吃住在农村，专门解决拆迁问题。
西安市这种只要面子不要里子的招商方式，实际是用中国土地、中国资金、中国工人，来补贴服务外国企业，帮助它们占领中国市场，压制中国本土企业发展。这在其他国家是极其滑稽的行为。也无怪乎北京、重庆不要这种项目。
三十年来，看看中国尽数破产倒闭的本土电子企业，再看看各省政府，花费巨额资金，补贴扶植的无锡海力士、西安三星、大连英特尔、南京台积电，不禁令人感叹。
九、政府房地产运动
这40年，政府机构大跃进，官员公务员达到史无前列的膨胀。这么多官员公务员需要花钱养，聪明的中国官员发现了房地产。
中国企业开始了“退二进三”的改革，企业把城市的厂房土地卖给政府，政府用来搞房地产，有的企业就在城外在给一块地建厂，有的工厂直接解散，卖地的钱给工人一些补偿，城里的工人不可能随厂搬迁。
比如，中国最大电子基地北京酒仙桥就变成了现代艺术产业基地893，北京、天津、上海等老工业基地就这样被 彻底消灭铲除了，被高楼大厦升级换代了。
请问，北京、上海、天津等当年名牌成堆的城市还有什么工业名牌产品，可能就剩下房地产。
接下来，政府城市运营和城市化，直接接管经济获取财政，政府成了一个权力公司，他们发现不需要企业了，企业成了累赘。卖一块地就赚几亿、十几亿，并且是无本生意，多少个企业才赚到这么多钱，要企业干什么用呢?企业就这么被 政府抛弃了，是生是死随你去，只要有房地产政府官员们活得很潇洒。
中国这一场长达十年浩大无比的房地产运动伴随着城市化和金融化，将中国变成了一个偌大的工地，演变成全民炒房，可快说将中国实体经济冲击得所剩无几。
2016年中央去库存，地方政府卖地3.2万亿元，2017年房住不炒，地方政府更是炒卖土地5.4万亿。今年第一季度卖地1.3万亿，再增长42%。
不得不逼中央下决心出手严格监管地方债和银行，严控资金进入房地产，防范重大风险。
可以说，地方政府、房地产、金融联合谋杀了中国企业!
因此，在最近政治局的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高举起振兴实体经济的旗帜：“一是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营造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发展环境和社会氛围”。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又重新认识企业和实体经济。
但是历史的大坑是难以在一朝一夕填平的，何况权贵们的挖掘机还在日夜轰鸣，他们要挖走最后一笔财富。
为了彻底打垮中国制造业，特朗普也挥舞起了贸易战的大棒，他们不准中国制造业缓过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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