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将就木，我的亲人们在床边哭泣。我抬眼望着窗外，一轮圆月挂在天上。如果我死了，安放在月球表面的大量服务器会使我再生，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而不是像我从未经历过的古老年代的死者一样，“永远活在人们心中”。我点头示意开启信息板页面，进入我的个人账户，找到“删除全部个人信息”选项，没有犹豫，按了下去。
2043年，我22岁，刚刚从哲学系本科毕业，对世事还不甚了解。那年，中国一些城市爆发了抗议活动，要求互联网公司保留离世之人的虚拟遗产。这个问题如果放到我刚出生那会儿还很奇怪，那时候并没有太多的互联网用户过世，虚拟遗产还只停留在学者们探讨的层面，没有专门的法律，纠纷只发生在少数场合。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互联网公司有足够的存储能力存放所有人的数据，无论死人还是活人。
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按照我爷爷的说法，这根本不是互联网原初设计者预想的未来。世界进入了一个被历史学家称为“数字冷战”时代。世界上的互联网四分天下：中国、美国、欧洲和俄国。他们有强大技术能力开发自己的域名系统和操作系统，美国仍然是最强的。其他缺乏独立能力的国家不得不依附各大阵营，使用它们的产品和互联网服务，俨然上个世纪核冷战的架势。所有国内互联网公司都纷纷从美国纳斯达克退市转到国内A股市场;更为严厉的《网络安全法》进一步限制了向国外转移个人数据的商业实践。同样地，中国巨头向海外扩张也受到别国的严格审查。虚拟世界真正实现了主权化，同时带来了分裂割据的现实。
“还记得我经常提及的那篇《赛博空间独立宣言》是怎么说的吗?”爷爷指的是美国歌手巴洛于上世纪末写下的一篇檄文，“工业世界的政府们，你们这些令人生厌的铁血巨人们，我来自网络世界——一个崭新的心灵家园……在我们这里，你们并不受欢迎。在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没有主权。”直到我上了大学，才真正明白这话的意思。
爷爷告诉我，“数字冷战”时代肇始于2013年斯诺登事件，斯诺登的曝光激起了各国对美国国际电信权力的不信任，后来欧洲各国情报局纷纷同美国决裂，不再同美国分享情报数据，并基于欧盟的统一数字市场计划重构了互联网基础设施。中国和俄国也同时强调维护互联网主权，加快了实践步伐。在互联网时代，数据作为一种战略资源的地位自不待言，围绕数据产业链条(特别是数据的存储和加工)的争夺也愈演愈烈。
“您不是说过以前的互联网存储成本非常低廉吗?”
“是的，互联网商业化以后得以吸引投资者的原因之一是摩尔定律的存在，它告诉人们，信息处理能力每18个月就会提高一倍，信息存储技术也不断提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到处都是云储存和云计算，人们不再需要自己的储存空间和计算终端，完全依靠这些无处不在的互联网公司。但是没有想到，数字冷战开始后，摩尔定律终于失效了，数据处理能力一路下滑，数据存储成本不断上升。尽管科学家们还在努力开发新的数据计算与存储方式，但大家都感受到了数字经济增长的尽头。一旦存储的空间停止增长，现有服务器和数据中心资源就变得稀缺。拥有它们的巨头公司股票炙手可热，各国政府也在帮助这些公司在海域和空域展开争夺。”
“这个我知道，寻求自然环境优良的地方建设数据中心可以极大减少耗费的电力，并借助像风和水这样免费的自然能源加快给服务器降温。”我抢答道。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公海都被瓜分殆尽，关于南极大陆的谈判正在继续。
爷爷和我都没有提到的是，在各国纷纷开拓对月球和火星的探索之时，已经有国家提议在月球上安放服务器了，将信息通过卫星传输回地球。星际联网技术开发了几十年，不想是以这种方式最先派上用场。
当时中国20亿人口全都被拉入了虚拟世界，数字鸿沟在形式上得到弥合，一切复杂的社会生活都依赖于计算，这对数据储存的需求量可想而知。国内互联网完全被几大巨头把持，成为寡头垄断;巨头的形态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从无所不包的互联网帝国浓缩成各类数据的储存者和分析者，并将实时的分析结果卖给其他有需求的商家。它们共同主导了这个国家用户数据的分析权力，并占有安放在从青海湖边到贵州山坳的大量服务器与数据中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虚拟遗产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互联网使用者不断离世是一个主要原因(特别是我爷爷同辈的第一代互联网使用者们)，他们的呼吁帮助设定了政策议程。但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公司不愿意继续为死者们储存数据了。在资源稀缺条件下，免费储存不再是公司用来吸引用户的手段，它们认为没有必要保留这些“过时”的数据。事实上人们都知道这套说辞背后残酷的真实：互联网公司通过数据分析可以清楚地知道哪些人是富人，哪些人是穷人。对于消费能力水平的低的穷人，其数据也就没有保留的太大价值。
在学术界，围绕虚拟遗产的争论仍然没有休止。个人信息是否应当财产化争论了二十几年，到抗议爆发那一年仍然没有定论。实际上每个人的个人数据早已成为互联网公司的资产，用户通过用户协议转移了数据的永久免费使用权，对自身数据的控制能力几乎为零。法学家们追求概念边界的精确，他们发现，虚拟遗产既可以包括用户在互联网上留存的一切信息内容，也包括他们在虚拟世界中的一切痕迹，甚至还包括虚拟货币。
立法的困境在于，如果赋予用户对其信息的绝对财产权利，互联网公司的力量便会遭到削弱。比方说，互联网公司破产后仍然有义务永久保留这些数据，更不要说收益分红这类极端的提议了。这将会极大减少它们的利润，并改变现有的商业模式。强大的互联网游说集团在北京通过各类场合的渗透，已经争取到相当数量的立法者和高级官员的支持。互联网公司希望无限期推迟《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进程，只要不碰触威胁国家安全的底线，政府对用户数据的深度挖掘不加干涉。
每个人在虚拟空间中留下的痕迹越来越多，这些痕迹远比个人创造出的作品、储存的文档和拥有的虚拟货币更有价值，也占据了个人数据的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当人们要求保留死者的虚拟遗产时，很多人想到的是这个人的数字档案完整性，另一些人则希望继续从死者的数据中获益。
我加入了抗议队伍，不是为钱，是为我爷爷。作为中国第一代互联网使用者，爷爷打我出生起就不停地吹嘘他的一只能拨号上网的“猫”和3.5英寸软盘(如今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见得到那些老掉牙的玩意儿)，在谈到早期BBS和互联网开放精神的时候更是两眼放光。在2043年全国各大城市的保护虚拟遗产抗议活动愈演愈烈的时候，伴随着电视画面中汹涌的示威人潮和群情激奋的呐喊声，爷爷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大量关于他个人的数据都被保留在巨头服务器上。按照用户协议，用户去世后账号自动注销。那边派出所刚开出死亡证明、注销户籍，这边公司就发来了账户注销提醒，要求我们在七个工作日内清空爷爷的账户，保存一切可以保存的资料;否则直接注销，全部删除。也就是说，就像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一样。爷爷从来没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开什么玩笑?谁给予它们这样的权力?拥有同样想法的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也想不通，他们很多是2020年前后受惠于二胎政策而大量出生的，对亲情比我体会得更深。于是我们共同走上了街头，为逝去亲人，也为终将作古的自己。
事实上，在抗议爆发之前，全国已经有数起法院判决宣告用户并不直接享有和互联网公司财产相关联的数据权利(例如依赖于网络游戏的装备、个人账号等)，有些律师在摩拳擦掌准备一场意义深远的集体诉讼。显而易见，逝者家人只能低效率地导出逝者生前发布的信息内容，却不能占有他/她的任何活动记录，这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他们认为这些记录应当是逝者在虚拟世界中完整不可或缺的部分，他们应当享有遗物完整性的权利。还有不少人怀疑互联网公司并未真正删除数据，而是继续在使用死者的信息获利。巨头公司的态度一直暧昧不清，还在依靠媒体和学术界的关系为其暗地制造声势，不愿意承担无价值数据的经济成本。
虚拟遗产问题引发了全民大讨论。在我大学的三角地到处都张贴着支持或反对某种观点的大字报，只不过这些大字报不是爷爷小时候经历过的那种写在纸上的大字报，它们以电子形式出现，需要有一个注册社团的成员身份才会被允许在电子三角地公告板张贴，同时允许使用匿名弹幕技术评论和互动。在网络群组大行其道的时代，保留电子三角地在我看来就是对古老时代的回忆和回应。三角地反映和转载了社会上各类不同的观点，我当时因为在报社实习，为撰写相关报道而到三角地发掘有代表性的一手材料，大致摘抄如下，有些显然已经超出了纯粹遗产范畴的争论：
法学者
虚拟遗产是个争议已久的老问题，一直没有定论。这主要是因为很难在立法技术上把用户产生的日常大量信息归为“遗产”，它和有价值的著作还不太一样，受限于互联网公司的服务本身;《继承法》规定了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可以继承，但数据就很难解释得通。另外，在未征得逝者同意就把他过去的信息交给哪怕是其最亲密的人也有违其隐私，法律至多只能要求继承和被继承人和继承人有共同交集的那部分信息内容。
弹幕：个人信息保护法久拖不决是否也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
环保主义者
互联网经济是一条对生态文明破坏更重的经济，每天的服务器都排放大量热能到大气中，过去几十年中不断有研究表明，服务器散发的热量推动了全球气候的进一步暖化，也给青海和贵州本地的生态带来了负面影响。人类不应当迷恋数字文化和数字经济，现在是一个教育国民的极好机会，应当告诉他们不要把心思放在信息存储上，这会破坏我们的生存环境，应当让孩子们多接近和感受大自然!
弹幕：赞!人类还是应当回到田园农耕时代比较好。
老年人协会发言人
本协会致力于全体老年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对于最近的虚拟遗产问题，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坚决支持每一位老年公民依法获取自己数据的权利，并将为其任何可能的诉讼承担费用。
弹幕：老年人去世后你们还支持他们吗?
数据权论者
不要把我们诬蔑为神秘的祖先崇拜团体。我们主张，数据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人死后，遗留的全部数据均应由家属继承。这不仅是对死者的尊重，更是对中国几千年悠久文化的发扬。不能说人活着的时候需要他们贡献数据，人死了就一脚踢开，什么都不让留下，更是和数据本身有没有价值没有任何关系。
弹幕：请问这项基本人权的成本应当由国家支付吗?另外，如果人们希望删除自己全部数据怎么办?如果他们又后悔了呢?
数据价值论者
个人信息成为有价值的资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希望保留自己的数据，那么就让它变得更有价值些吧!信息资源不能也没有必要永久保留下去，而且人死后导出备份信息也是没意义的，如果不依托于既有平台，那些信息就纯粹是一团数字而已，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弹幕：如何判断你的数据有无价值?是看看你对中国GDP贡献了多少么?
马克思主义者
一些极端市场主义者的论调已经充分暴露出资本家的丑恶嘴脸。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应当有权拥有在实践中造就自身的生产资料，并拥有生产工具。既然数据产生自人民，应当用之于民，数据应当成为一个公共池，全中国人民都有权从中数据产生的价值中获益，就好比国有企业应当向大众分红一样，让他们共享改革成果。
弹幕：这样抽象来谈似乎很有诱惑力，但数据价值的生成和二次分配可能都会遇到以往国有企业的问题。有没有考虑过设立专门基金，或者干脆像欧洲那样，管互联网公司征一笔“数据财产税”?
未来学者
国外已经有技术将人的意识通过一套算法还原成另一个“自我”，通过保留我们每个人的海量数据，未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重生和再造!所以请保留我们的数据!
弹幕：人类已经无法阻止火星人了!都2043了，说好的奇点呢?
人类学家、传记和历史学家
从我们的专业立场出发，我们强烈呼吁尽可能保留所有人的数据，这是研究中华历史和文化不可多得的原始素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允许我们拥有这样丰富而细致入微的一手数据，有效的软件工具也会帮助我们筛选分析这些信息，这是以往的研究者做梦也想不到的优势。
弹幕：但那还是私人所有的吧，就算是去世了，如果家属不同意你跑到人家邮箱里查找某封邮件咋办?
《光明日报》社论
最近关于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再次引发热烈讨论，既说明中国网民权利意识的再度觉醒，又说明这个问题可能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如何处理好国家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创新和个人权利保护三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过去指引我们解决互联网带来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的主要原则。
弹幕：(已关闭)
校园里的大字报讨论还是多少带些学生和学究气的，在社会上也很难说能掀起多大风浪。政府开始限制各类网站讨论此类话题，防止意外情况发生;新闻焦点也开始转向四大互联网主权国围绕月球表面使用权的商谈。这时的一个偶然事件成为促成群众抗议的导火索。历史学家们事后考证，认为2043虚拟遗产风波源于国内最后一个有影响力的移动社交网站的关闭。那时的社交服务早已摆脱了需要聚合人群到某一个网站上注册的老式套路，人们通过信息板就可以自由结识经过系统认证的朋友，像爷爷那个时代的Facebook、人人网早就因经营不善退出了历史舞台。人们在该网站上发表了大量有关自己的文字和照片，倾注了努力和心血，然而在关站的时候，该网站只是发布了一个通知，在承认给用户带来不便的同时，要求他们在一周内清空账户，否则“一切数据将会被永久删除”。
这一通知激怒了该网站的新老用户们，更不啻于是对即将辞世的老用户的一纸战书。耄耋老人和他们的孙辈都加入了抗议，为了他们自己、自己的长辈们和未来的自己。最开始抗议只是针对该网站，人群小规模出现，后来则吸引了更多的人，抗议目标也慢慢指向了如日中天的几大巨头。鉴于第一代互联网用户多居住在城市，抗议人群也多集中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他们聚集在巨头公司的总部面前示威，要求立即同意无条件保留逝者的一切信息。一些老人为了自己的信念因为酷暑难耐不幸提早去了另一个世界。后来人们逐渐意识到，仅仅占领巨头总部的威慑力不大，重点在于服务器和数据中心，那里才是新经济的命脉所在。因此有些年轻人居然又为了革命理想乘车上百公里跑到贵州、青海等大数据存储和交易中心，扬言要接管这些地方。所幸没有出现破坏这些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勒德主义行为，否则历史将是另一种写法了。大部分人的诉求非常明确：保留逝去亲人在虚拟世界中的一切。
爷爷生前并未困惑于自己的数据是否应当保留这样的问题，也许是因为和我们“数字一代”相比，他们那代人有不少资料并没有联网和数字化，而是以纸质档案形态一直存放在工作单位，在价值上也远远没有被商业化开发。当我们闲聊起这个话题时，他也并未觉得失去这些所谓“遗产”是多大的损失，只是和我谈起了起源于欧洲的“被遗忘权”。这一权利在欧洲以外基本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响应和支持，因为这一权利对互联网公司来说徒增成本，无助于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爷爷说他希望有一天中国网民真正能够自主选择是否保留某些个人信息;这个社会应当学会遗忘，学会让它的成员们不断成长，而不是被过去的羁绊影响终生。他教给我应当如何看待自身生命的完整性，也教给我应当有勇气向前看。这是爷爷体会到的互联网原初精神吗?
风波平息的速度和它兴起时一样迅速。电视里“适时”传来了好消息：四大互联网主权国商定了在月球上的势力范围，中国将有权使用月球表面的 “东方海”等盆地区域。这意味着即使是穷人的数据也可以被放置在那里的服务器中，接受相对较差的服务。这对巨头公司无疑也是利好消息。更重要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顺势修改了《继承法》，在第三条有关“遗产”的定义中，增加了一项“虚拟物品和个人信息”。这等于承认了月球服务器的法律地位，但距离很多人设想的真正信息财产权还差得远。
人一生的数据积累起来有几PB，用三个大硬盘可以装得满满的，但仔细想想又能有几何?我可以一下子列出一打告诉你如何对待死亡的哲学家，他们却没有一个能告诉你应当拿你身后的数据怎么办。如果说信息是主体在虚拟世界中的延伸，它也应当被赋予了某种不可剥夺的神圣主体性。可这一主体性是借助技术手段人为建构起来的，离开了原来的主体，它将丧失赋予其特定价值的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代心灵哲学家们还就意识和不朽展开了思辨，我当初在阅读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好奇和困惑，但现在却无比透彻：信息的全部价值是使我们当下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如果你怀念老人，还是多花些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吧。我想起了爷爷的音容笑貌，想起了他每一次给我讲早期上网的精彩故事，他会活在我心里，并通过这类口耳相传的小故事永远传给我的后代们。这故事的形成无疑是专断而偶然的，通过个体和社会有限的记忆进行整理加工，但正因为如此才更宝贵和动人，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故事概莫能外。
在风波结束后的若干年里，有公司开始开发出基于用户过去的数据而形成的数字模拟偶像(通过生物信息进行的克隆实践仍然被严格禁止)，可以和活着的人就过去的共同记忆开展对话。我的不少同学也被招去研究这类准人工智能的社会和哲学意涵。和许多科技创新一样，一开始只有富人才用得起，随后才慢慢普及大众。不平等会持续，类似的抗议某一天可能会再度兴起，这毕竟涉及到祖先、亲人和情感。但我的想法变了。
我钦佩那些坚定的数据权利主义者们，他们宁肯死守一块冷冰冰的硬盘。我内心能直觉地感到，这并不是逝者想要的。毫无疑问，不同的人通过这场风波获得了不同结果，一些人认为民众获得了虚拟世界中的政治自由，即不依赖于巨头公司的自主权;另一些则看到普世的经济自由还有待进一步争取;就连那最后的社交网站也幸运地免于破产，被当作政治宣传的典型奇迹般地获得了银行贷款。而我始终在思考我们和祖先——最终是和我们自己——的联系。通过挖掘一堆数据、压缩进供奉在桌上的存储设备，或者创设成虚拟偶像，人生存在的意义实现得未免也太容易了些。
我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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