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苹果公司CEO库克在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之后接受媒体采访，首次谈到了新iPhone不支持5G的理由，他认为目前来说5G还是有一点超前。我们研究了市场发现，整个市场里面不管是基础架构了或者是芯片都还没有足够成熟，还不足以推出一个高质量的产品。
事实上，对于5G尚不成熟的观点，并非库克一家之言。工信部通信科技常委副主任、中国电信科技委主任韦乐平在讲话中指出，5G的真正大规模商用则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韦乐平认为这个时间段将是2021-2027年。目前部署的10万宏基站功耗较高、能力较差，未来可能很快会被淘汰掉，这相当于是要扔掉300多亿的人民币。
中移动董事长杨杰也对5G的功耗颇有微词，并表示要把功耗降下来。而中移动高管则在讲话中提出5G+的概念，5G+中首当其冲的就是5G+4G。
可以说，国内外的实践已经证实，现阶段的5G技术尚不成熟，但令人费解的是，一些地方对5G无比热衷，不仅在红头文件中唱高调，还给予高额补贴。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和一些厂商对5G不靠谱的吹捧误导了“肉食者”，另一方面，也和一些“肉食者”把5G作为新版铁公基有关。
现阶段5G技术尚不成熟
由于现阶段5G在调制、组网、多址、多天线、编码等几项关键技术上，不是沿用4G时代得到技术(调制、多址)，就是新技术增益微乎其微，甚至是零增益(组网、编码)，又或是需要付出巨大的功耗代价来换取有限的性能提升(多天线)，这使5G技术升级疲软。性能依靠暴力提升，进而带来基站功耗大、覆盖差，设备成本高等问题。
虽然某大商人曾公开表示，5G流量会很便宜，5G基站功耗很低，基站体积很小很轻，可以像公文包一样随着带着走。
但根据运营商的测试结果，5G基站能耗将是4G基站的2.5至4倍，4G单站电费约为7000元/年，而5G基站保守估计为2.3万/年。如果中移动建1000万个基站，1年电费就高达2300亿，而中移动一年的利润才1000亿，全年利润不够支付半年电费。
另外，通信行业伴随万物智联而来的海量数据流量将消耗全球20%~30%的电力，电力消耗将直接导致运营商运营成本的大幅增加。
就覆盖来说，国内用中频，在无障碍的情况下，5G基站覆盖可以到300米左右，美国用毫米波，结果更加悲剧，覆盖只有190米左右。这就导致完成5G组网基站数量需要成倍增加。据相关文件，如果要实现较好覆盖，移动5G基站数量要达到1000万左右，电信和联通也要部署几百万5G基站。
此外，5G信号的穿透很差，必须做室分基站，韩国一个厕所内甚至出现了9根5G天线的奇葩情景，室内、走廊、室外到处是天线。
设备成本高也是一个问题，当前试商用期间，单个5G基站价格大约在40到50万左右。成熟部署时期，估计最多降到30万左右。而4G基站只要10万左右。即便按设备单价30万计算，1000万台设备的采购成本就是3万亿。（还记得当年4万亿不？）
就重量来说，5G基站仅AAU就重大45公斤，而4G基站为15公斤，绝非某大商人所言的那么轻巧，可以公文包一样带着走。
因此，运营商对于这种不成熟的5G基站，是缺乏采购意愿的，这一点从三大运营商的投资就可以看出来。
韦乐平主任讲话中“目前部署的10万宏基站功耗较高、能力较差，未来可能很快会被淘汰掉，这相当于是要扔掉300多亿的人民币”的内容，则是对现阶段5G基站问题的最佳诠释。
“肉食者”将5G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版“铁公基”
一直以来，“肉食者”一些做法备受老百姓诟病，那就是在基础设施方面，经常搞重复建设，比如一条路反复挖了埋，埋好了又挖。
还有就是出台一些看似“伟光正”的政策，结果在执行中变形走样，一些偷奸耍滑之徒从政策中套利，产业没能发展起来，反而使政府背负了巨额债务。比如政策对光伏、电动车的高额补贴，无锡对光伏企业的帮扶，反而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最近这些年，芯片成为关注的热点，地方政府大力发展半导体产业，但也闹出很多问题，比如贵州省投资近20亿与高通合资成立华芯通，结果3年左右就关门，海量政府投资打水漂，成为了第二个贵州微硬盘。
又比如从IBM引进技术的宏芯，在成立2年后陷入欠薪风波，现在一直亏损，靠政府输血养着。还有地方政府引进格罗方德，以及引进国外技术成立德淮半导体，都听不到后续声音了，格芯成都注册资本11亿美元，出资方为 GF和成都高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背后是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金融局)，二者分别占股51%、49%。在2018年格芯停止一期的投资之后，之后第二期的FDSOI生态系统建设也已经停摆。
而德淮半导体这个项目，一旦爆雷，可能会使当地Gov背负巨额债务。
虽然上述做法被实践反复证明是存在问题的，但这并不妨碍这种事情重复发生。
由于大家都懂得原因，拆迁、房地产、城市改造等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耗费巨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格外受到青睐。
至于这些做法带来的副作用——Gov高负债、房价高企和产业打鸡血后一地鸡毛，那就不是上位者考虑的问题了。
正是因此，各地都有很多备受老百姓非议的决策。而且机关中，“三门干部”(家门、校门、衙门)是普遍情况，如果说县市一级干部中还有不少有一定基层经验的，越往上走，“三门干部”的比例就越高，因而很多在基层干部看起来非常让人无语的政策就应运而生了。
有的时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确实有地方保护的因素，但在有些时候，也确实是因为上面的政策制定不适合基层实际情况，所以导致基层只能按照“对策”执行。
如今，一些机关对于5G的决策，基本上就是基于铁流刚才说的这些因素，而产生的非理性决策。比如深圳政府出台政策，一个5G基站补贴1万，单个运营商最高补贴1.5亿元。这种决策不是因为5G基站有多牛，而是因为是5G而必须补贴。有的甚至还上纲上线，施压中移动投资5G，出现外行指导内行的情况。
可以说，一些“肉食者”对5G技术到底如何其实并不太在意，决策出发点也不是5G能否落地造福于民，而是这个决策能不能带来GDP，想的是抓住机会大投资搞建设出政绩。特别是在当下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一些“肉食者”将5G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版“铁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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