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今天，以信息技术为先驱，以云计算、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不仅推动着人类社会日新月异，而且渗透进各种社会关系之中，使围绕技术展开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为获得领先优势或超额利润，世界多国和众多企业正在努力把握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和战略先机。这一轮新技术革命得以迅速地对人类社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关键在于“资本+新技术”驱动的经济全球化正在重塑全球生产和流通链条，使新技术革命呈现出体系化、规模化、整体性的特点。因此，当前新技术革命不仅具有政治性意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并服从于经济全球化。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之下，世界各国的国家能力正处于不断分化的进程之中。
一、并非“中性”的新技术革命
“我们通常认为，技术既可以是一种好的工具，也可以是一种坏的工具，取决于其被用于行善、作恶还是居于其中的某种目的。但是，我们一般不会停下来思考，是否在某一件技术品被使用和实现其预设的使用效果之前，设计和制作该技术品的过程中就可能已经产生一系列逻辑结果。”[1]
这是20世纪关于技术的一种普遍性认知，即“技术中性论”。问题在于，技术只是一种工具或手段吗?技术品自身没有任何向善或作恶的道德倾向，就是“中性”的吗?技术品不会因其自身属性形成有别于设计预期的用途吗?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与应用的负面效应的彰显，“技术中性论”早已被不断批评，取而代之，“技术价值论”成为技术哲学界的主流。[2]技术的政治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表现为技术不同层面的政治化。[3]当前，新技术革命的政治性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技术作为一种工具或手段，服务于其应用目的;另一方面，技术是属人的行为，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因而技术设计和运用是承载社会价值的创制过程。新技术革命的“非中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新技术革命的工具性
技术的发生表现为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改造和利用，也就是说，并非技术决定人类进步(对技术决定论的否定)，而是人类通过技术性创制改变人类社会进程。例如，推特(Twiter)、脸书(Facebook)、微信(Wechat)、微博等社交媒体充分运用了信息技术，彻底改变甚至颠覆了传播生态，导致政治社会生活的运行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但这种改变进程取决于使用者的意愿和能力，如“阿拉伯之春”、乌克兰乱局等“推特革命”是公认的美国创制的社交媒体被欧美力量政治化利用案例;又如，特朗普的执政个性和传播策略等决定了他以“推特治国”著称。特朗普善于利用社交新媒体与选民、支持者直接进行互动，忽略、跳过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传统精英政治的主流媒体，甚至直接与它们发生冲突，从而改变了华盛顿的政治生态圈，构建了美国的政治传播新生态和政治决策新格局。
(二)新技术革命的社会性
技术是由人设计与构造的，因此，设计者和使用者对世界和具体所处社会现实的认知必然影响到技术本身。例如，脸书(Facebook)是基于对美国社会的理解，基本设计为面向广泛受众的、开放的社交平台;而微信是根据华人社会特点设计的、更注重通信加密和隐私保护的个人通信工具和社交网络平台。尽管这两个社交媒体的设计本身体现出各自原生地的社会形态特点，但是，它们共同实现了一个重大的改变：不仅分布在各地的人们因连接方式的变化而更容易形成网络群体，社会的信息传导方式也在变化。
传统媒体因其左中右的分野和受众相对被动的地位，使得相对多元的声音能够被“灌输”给受众。社交媒体看上去提供了一个更为开放、自由和便捷的交流平台，曾经被动的受众可以主动选择加入某些社群网络，甚至成为自媒体创。与此同时，做内容的媒体为了稳固已占有的市场份额，倾向于发布符合自己目标群体价值定位的内容;社交媒体通过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实现了看似人性化的智能自动推荐，也就是基于个人的选择偏好而自动推送其感兴趣的议题与产品等——其结果是，大量不同的声音因个人主动“选择”与人工智能推送而屏蔽了，实际上个人越来越因为其政治倾向、价值观点、兴趣爱好、种族等因素而处于相对封闭甚至排外的社群网络之中。所以，现实世界里的矛盾和冲突容易被社群网络扩大化和极端化，基于自由、多元和平等精神的跨社群的交流和协商越来越困难，信息技术发展原本设想的扩大言论自由变成了“信息社群化”。
也就是说，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社交媒体所建立的社群网络，相当程度上正在使各国社会陷人不同维度的割裂之中，个人越来越被“技术性地”隔离于不同声音，因此越来越形成排斥不同声音的意识形态趋向。这不仅导致此类社交媒体可以被在信息技术和国际话语权上占据主导的国家用来冲击其他国家的政治安全，而且正在深刻地改变发达经济体自身的政治生态。例如，被称为无领导、无组织、无规矩的“三无社会运动”的法国“黄马甲运动”，就是植根于社群网络而深刻影响现实世界的基于某个或某些议题广泛传播而组织起来的社会抗议;它给马克龙领导的法国政府“找谁协商”提出了难题，也给西方民主政治惯有的政府与社会群体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通过博弈和协商达成妥协等传统运行机制构成了巨大挑战。
(三)新技术革命塑造了超级行为体
新技术革命的最重要推动者和受益者是迅速崛起的大型新技术公司，如苹果、谷歌、亚马逊、腾讯、阿里巴巴等，它们是当今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公司。尽管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大国仍然掌握了大部分的制度制定权，政治国家仍是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武力的实体;但是，新技术的普遍运用改变了政府的信息交流方式和权力运行机制，大型新技术公司日渐成为公共管理的重要参与主体之一。然而，互联网因素的管理规定至今含糊不清，如何在数字化与其他方面的安全、隐私等之间实现平衡，迄今仍是新技术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博弈焦点，这些公司对大数据的掌握与运用使其与所属国家的关系处于不确定之中。一部分超大规模的新技术公司成为新技术革命时代的超级行为体。
这些新技术公司对先进技术的掌握使其有充分的谈判筹码，它们有能力改变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和社会组织的运行模式并衍生出“新的政治空间”：不仅压缩了传统行政权力的覆盖范围和管治能力，而且正在重塑“国家一社会”关系。[4]并且它们通过对大量数据的掌控和利用而形成了某种“技术统治”其典型如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所彰显的新技术公司与政治的联合，2018年爆发的Facebook用户数据丑闻，2019年搜索引擎巨头谷歌与美国阿森松医疗集团(Ascension)合作私下收集数百万美国民众健康数据等。
这些大型新技术公司还与其所属国家通过某种形式的利益捆绑来共同推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的地缘政治博弈。例如，针对2019年中国香港之乱，不仅美国多个政界人士公开积极支持乱港人士，而且两家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脸书、推特，以“官方散布假新闻”为由，把近千个揭露香港抗议分子暴力行径的中国内地账号给关了。这一事件不仅凸显了脸书和推特这两家新技术公司与美国政府之间积极的互动关系，而且表明它们对其他国家甚至世界各地所具有的舆论掌控力。由此可见，脸书和推特这两家新技术公司已经具有相当突出的地缘政治能力，已经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超级行为体。
二、经济全球化与新技术革命的相互作用
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增强了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推动了全球社会分工协作，也使席卷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成为可能。经济全球化不仅表现为跨国商品和服务的贸易，以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迅猛增加和流动形式的复杂多样，还表现为各种新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大型新技术公司等超级行为体的不断膨胀同样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
诚然，经济全球化的多阶段发展历程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具有时间上的近似一致关系;但是，新技术革命的工具性和社会性等属性决定了“科学技术不是独立于主导意识形态或者可以对它有免疫力的。它们作为生产力，服从于这个生产过程并和它整合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质”[5]。所以说，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处于相互作用之中：一方面，新技术革命对经济全球化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和服从性;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也对经济全球化具有反作用力。
(一)新技术革命对经济全球化的依赖性和服从性
经济全球化带动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或重组，这不仅促使企业能够跨越国界限制、在开放状态下从事技术创新并向全球传播新技术，而且使跨国公司得以在全球范围内从事投资或获得融资来进行新技术开发。生产全球化、市场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等不仅加剧了国家间的竞争，而且加剧了企业之间的核心竞争力的比拼。在利益驱使之下，这些跨国公司进行全球经营战略，大大推动了生产的跨国组合、国际贸易的繁荣以及国际投资的增加。它们在加快技术创新的开发进程、实现新产品的本土化等的同时，还结合各种技术联盟形式——例如校企合作等来进行跨组织开发，有力地推动了科技全球化进程。例如，微软一方面迅速将其研发的新技术通过在线更新等形式应用到其产品上，从而实现了全球迅速普遍化使用;另一方面，它不仅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在北京设立微软研究院，直接结合中国情况进行技术研发，迅速在中国直接推广由该研究院研发的本土化新技术产品。又如，跨国企业用以从事技术开发的资金来源也具有全球性特征：可以依靠自身研发资金，从研发地所在国家或地方政府获得研发资助，从国际金融组织获得资金支持，还可以从证券市场获得资金或者通过各种合作开发形式从其他渠道获得资金等。
但是，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是资本。一旦某项新技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某个难题，而且该技术被投入商业应用后得以普遍采用，那么这个盈利点就逐渐消失了。所以，2018年高盛发布一项题为“能让病人治愈的商业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的报告，其中以Gilead Sciences的丙肝疗法为例指出，可以治愈患者的药物并不利于长期利润，长期治疗才能够实现医药公司的利润最大化，最好的药是治标不治本，因此应该将注意力集中于常见或者正在变为常见的疾病，以及探索治疗“衰老疾病”的可能性等。高盛这份报告清晰地表明，资本的天性是获取利润。这就意味着资本对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并不总是积极的，因为获取最大利润是其终极目标。
(二)新技术革命对经济全球化的反作用力
新技术革命对经济全球化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以互联网等为标志的全球新传播网络的发展带来了大容量、微成本、即时性的信息传递，使得地球上任意两点之间的空间距离不再成为技术传播的阻碍，新技术的找寻、转移和学习成本大为降低;全球信息网络化使企业的跨国界协同式技术创新成为可能，例如各种技术外包等;而以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大型客机等为标志的全球交通网络的发展，也使得旅行和货物运输变得越发快捷安全和低成本……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
资本在全球的流动性加大和资本效率的提高是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而资本效率提高的主要受益者当然是资本所有者，也就是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资本的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6]但是，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技术扩张对资本的收缩效应已经越来越明显，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的利益并非总是一致的，二者利益的不一致性导致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近年来兴起了逆经济全球化浪潮。
如前文所述，科技因为资本的利润驱动而越来越发达，经济全球化导致工作机会的流失和工薪阶层主张劳工权益的基础不断被瓦解。[7]因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仅日益普遍应用生产自动化，而且服务业的工作越来越被机器“吞没”：一方面，产品价格因此日益低廉化;另一方面，生产力越高就意味着需要的工人越少。
产业空心化和贫富悬殊等问题日益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困境：绝大部分利润被资本所有者特别是跨国公司(新技术公司和金融集团等)拿走了，以股票为代表的资本财富是造成美国财富两极化背后的核心力量;越来越多的个人(特别是非技术工人)失去了稳定的工作机会或劳动收人过低，中产阶级规模趋于萎缩。例如，近四十年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特征一直是工资不平等加剧和绝大多数工人时薪增长缓慢。美联储研究发现，截至2016年的数据显示，美国最富有的前五分之一的人拥有该国88%的财富，这一比例自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在增长。与此同时，领取食品券的人数达到3900万人，比2008年激增40%，而同一时期美国总人口数仅增长了8%。[8]
20世纪80年代以来，消费经济已经是发达经济体国家的普遍特征。消费经济的核心是更多人就业并且有更多的收人去消费，但新科技革命带给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这种收缩力已经使得发达国家难以提供大量中高收人就业岗位，加上产品价格走低，甚至有谷歌等互联网公司搞起互联网免费发展模式，超前消费等已经透支了未来的消费能力，消费经济难以持续。其结果是，新技术革命给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消极作用正在彰显，以英国脱欧等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浪潮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世界多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个层面。
三、国家能力的分化
新技术革命本身并不是“中性”的，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资本利益和资本意志的不断膨胀，并且它已经遭到逆全球化浪潮的抗击。在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二者共同作用之下，一方面，技术进步和全球的市场化并没有自动缩小国家之间的差距，在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了发展机遇期的同时，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沦为脆弱国家甚至失败国家，同时发达经济体国家内部的各种矛盾呈激化之势;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事实上正在不断突破人类的既有认知和法律、伦理与社会规范体系，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下的人类社会越来越具有风险社会的共同特点，正在挑战世界各国社会治理能力。因此，国家能力的分化之势正日趋严重。
(一)“资本+新技术”驱动与国家间差距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不是纵向比较自己的进步速度与幅度，而是如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横向差距。历次技术革命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的影响显而易见，例如英国、美国等相继掌握世界领导权与其在技术革命中占据领导地位密不可分，因此新技术革命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间竞争的着力点。
在“资本+新技术”驱动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下，商品的生产成本和利润等方面的全球差异性在日益缩小。发展中国家凭借低成本和低价格的策略已经难以在国际市场占据优势;相反，如果不能在新技术革命方面有所作为，长期处于全球经济分工体系的价值链低端，就会在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处于劣势，陷人穷国越穷的被动地位。也就是说，谁拥有更高水平的科技，谁就拥有了主导经济全球化的权力;而这种主导地位，反过来又大大提高该国在新技术革命领域的竞争力。因此，只有在新技术革命中占据有利地位、可以利用技术标准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的国家，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全球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下，以发达国家间的技术转移、跨国公司间的技术转移、战略联盟间的技术转移、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等多种形式出现的国际技术转移大为增强，促进世界多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特别是世界居前列的跨国企业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越世界上大多数主权国家，它们的新技术开发与传播的意愿和能力日益增强。但是，这些企业购买或卖出高新技术产品会受到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不同类型的限制。因此，“资本+新技术”驱动的经济全球化直接或间接地迫使世界多国调整与改变其原有的技术创新政策。
大部分新技术革命都发生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了抢占全球市场有利地位和提升自己的竞争力等，这些发达国家不仅采取较为严格的高新技术出口管理，还对有可能产生挑战的竞争对手进行扼杀。例如，中国华为因其5G技术在通信领域领先美国公司而遭遇美国政府以安全为名的政治制裁，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办的会议以中国重视人工智能作为其国家安全挑战之一，这些案例凸显了新技术革命与国家间竞争的紧密关联。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国家也热衷于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价值链中低端的生产环节，形成供应零部件和原料的配套关系，然后向其购买外围设备，客观上有意无意间进行了所含技术的转移。
知识和技术全球转移产生的“外溢效应”，使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利用“后发优势”取得更大的竞争力。处于“追随地位”的部分发展中国家通过鼓励引进高新技术、关注购买核心技术装备、大量投人科技创新等多种方式实现了“弯道超车”例如，首届世界5G大会的组织者指出，在全球5G标准必要专利声明中，来自中国企业的占34%，居全球排行榜首位，中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5G专利申请聚集地之一。中国毕竟是个案，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停留于技术、资本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阶段，国际竞争环境日趋恶化。另外，部分发展中国家不具备应用新技术的各方面条件，例如不具备广泛应用电脑和网络的教育水平等。
上述问题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二十国集团”实现了世界体系从“中心”向“边缘”的巨大扩张，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仍然占据全球治理体系的强势地位，并且力图树立确保其核心利益的“新规”;另一方面，未被“二十国集团”所覆盖的其他“边缘”国家和地区进一步被“边缘化”，甚至呈现暴力失控局面。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导致的国家之间的差距在更复杂多元地持续扩大。[9]
(二)国家治理能力所面临的挑战和国家能力的分化
新技术革命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然而，生产自动化的程度越高，直接生产者也就越从属于机器;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压抑的程度越高。[10]劳动的异化必然带来人的异化，人就会逐渐丧失主体性而成为单向度的人。并且，新技术革命有可能形成大规模失业，也有可能和经济全球化共同将已经高度集中的财富更加集中，基于“资本一劳动”阶级鸿沟和“脑力一体力”的等级差异被彻底“固化”，其结果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趋于异化。[11]
“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被强势资本力量包装为优先于任何其他因素的法则，高科技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的利益联盟不仅得以把公司利润存放在离岸避税天堂以躲避国家的征税、躲避社会责任，而且逐渐实现了对这些新技术的寡头垄断，通过所拥有的统治着各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知识产权来轻松获得大量专利使用费，从而不断积累巨大财富。
各种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各个角落的通用技术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全社会对这些技术所带来的福利(如日常生活智能化)存在普遍性强烈需求。但是，这些技术产生了人类社会尚未预期甚至难以控制的各种风险：人工智能得到惊人发展，其计算能力远胜于人类;生物科技迅速膨胀，例如首例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大数据集聚，例如顶级网络平台遭遇意外事故或攻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等。为了实现资本增值与扩张，不少国家和地区利用各种新技术对自然资源进行的掠夺式开发带来了自然的异化，“把自然转化为商业、将其作为再生产生活基础……把生命的再生产、甚至人类生命的再生产进行工业化，把胎儿和器官商品化，把遗传基因甚至人类的基因工具化……”[12]
上述人的异化、自然的异化、阶级鸿沟的固化、灾难性事故的不可控化等，都给现有的各种制度、规范和伦理等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对世界各国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尽管大型新技术公司和跨国金融资本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新技术革命所产生的尖端技术和形成的核心平台对人类社会所具有的毁灭性能力，决定了其不应当被任何个人或私人资本所掌控，而应当由强大稳定的国家来维护。
传统国家治理往往采用事后追溯或事前设限，然而，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日新月异”使得事前设限难以实现，事后追溯更需要与大型新技术公司等超级行为体之间进行利益博弈。不仅如此，技术落后国家不仅越发被新技术革命中占据先导的国家所主导，还不得不服从在产业链中已经形成跨国垄断的大型新技术公司等超级行为体所制定的各种技术规则——国家能力的分化因此在不断加剧。
四、结语
“资本+新技术”驱动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已经将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卷人其中。资本的趋利本性决定了其对技术创新和技术使用的态度并非总是正面和积极的;新技术革命并非“中性”的，技术按自身逻辑规则进行扩张的本性决定了新技术革命对政治社会运行和经济全球化等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反作用力，例如技术扩张对资本的收缩效应正在彰显。
同时，新技术革命正在按照自身的规则模式扩张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不断突破人类的既有认知和法律、伦理与社会规范体系，产生人类社会无法预知的各种风险，客观上要求国家治理机制不断创新以规范和推动新技术革命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其结果是，新技术革命与经济全球化相互作用之下所产生的各种风险，不仅对世界各国治理能力提出了更大挑战，而且正在进一步推动国家能力的分化。
注释：
[1]Langdon Winner，The Whale and the Reactor：A Search for Limits in an Age of High Techn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p.41.
[2]吴致远：《有关技术中性论的三个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2013年第6期，第116-121页。
[3]盛国荣、陈凡：《论技术的政治化》，《中国技术哲学第十届年会论文集》，2004年。
[4]樊鹏：《利维坦遭遇独角兽：新技术的政治影响》，《文化纵横》2018年第4期，第134页。
[5]André Gorz，The Division of Labour-.The labour process and class-struggle in modern capitalism，Brighton：The Harvester Press，1978，p.165.
[6]樊纲：《国际经济新趋势：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全球的市场化》，《国际经济评论》2000年第6期，第11页。
[7]Josh Bivens & Heidi Shierholz，“What labor market changes have generated inequality and wages up pression?”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Report，Dec.2018.
[8]Federal Reserve Bulletin，“Changes in U.S.Family Finances from 2013 to 2016：Evidence from the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publications/2017-September-changes-in-us-family-finances-from-2013-to-2016.htm.
[9]魏南枝：《变动时代的失序与重构》，《金融博览》2016年第10期，第9-10页。
[10]郑忆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辩证视域论析》，《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3期，第57页。
[11]André Gorz，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 ：South End Press，1980，p.5.
[12]André Gorz，Capitalism，Socialism，Ecology，London and New York：Verso Press，1994，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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