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9日下午，一架从英国起飞的包机飞抵中国。
这次航班是专门运输1000头猪的包机。
这批猪来头可不小。它们是国内一家生猪养殖企业从英国引进的曾祖代种猪，以平均每头3万元计算，这批猪总价高达3000万元。此外，每头猪的航空运输成本还要1万元左右。
然而这只是我国种猪进口的冰山一角。资料显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猪肉消费国和生猪生产国，平均每年要吃掉7亿头猪。然而我们日常餐桌上的猪，90%都有引进品种的血统，2020年我国从国外引进种猪数量高达两万头。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在“猪芯片”——种猪繁育方面存在被卡脖子风险。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刘永好在一份提案中表示，我国自身的“猪芯片”存在育种体系不完善、技术滞后、疾病威胁严重等一系列困局，亟待破解。
中国养猪的历史长达数千年，为什么我们会在养猪这件事情上被卡脖子?
文 | 余源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新闻周刊”(ID：chinanewsweekly)，原文首发于2021年3月9日，原标题为《一年吃掉7亿头猪，养猪长达千年的中国怎么就被卡脖子了?》，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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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芯片”危机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猪肉消费国和生猪生产国，平均每年要吃掉7亿头猪，全世界一半的猪养在中国。
对于养猪从业者来说，种猪繁育是整个生猪养殖金字塔体系的顶端，若没有塔尖，下面都无从谈起，因此说是“猪芯片”毫不夸张。
然而，我们日常餐桌上的猪，90%都是引进品种的血统。
中国有数千年养猪史，本土猪是一代代繁殖而来的，为何到了现在，国内的种猪会依赖进口?
中国畜牧业协会副秘书长李景辉告诉记者，本土猪虽然味道不差，但有三个明显缺点。
一是因为“慢”，二是因为“耗”，三是因为“肥”。比如，美国的杜洛克猪、丹麦的长白猪、英国的大约克夏猪(以下简称杜长大)等进口品种6个月就能出栏，一般中国土猪喂一年才可以;土猪的“料肉比”还高，想要猪增重1公斤，土猪需要喂4-6公斤的饲料，而洋猪可以少到2-3斤;此外土猪的脂肪含量普遍较高，一般达60%左右，而洋猪只有40%。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国人对猪肉特别是瘦肉的需求量大幅增加，因此必须对本土品种进行改良。
然而种猪改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需要几代繁衍，投入高、见效慢”，李景辉表示，种猪繁育是10亿元资金起步的产业。“前期一次性投资就高达10亿元，包括设备、检测、场地等多项硬成本，这还不算完，之后每年还需要数亿元的育种费用。”据悉，2007年新希望集团开始筹建自己的育种体系，13年的时间里就投了30个亿。
刘永好在提案中表示，对需要长期投入的育种科技项目，近年来重视不足，一些企业为追求短平快效益，在育种、科研、设施建设等投入上也严重不足。
这就导致我国种猪市场基本成了洋猪的天下，市场上销售的仔猪90%属于洋猪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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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循环
仅仅是引进种猪而已，为何又会担心被“卡脖子”呢?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李景辉表示，如果光引种，没有核心种猪场，自己不做选育，就会陷入“引进-退化-再引进-再退化”的循环。
从生物学角度来说，进口猪好是好，但也得避免近亲交配，需要引入新鲜血液，以改良种群的遗传性状。同时，种猪一般在孕育了5-7胎之后，种猪就会退化，想长期培养很困难，需要不断对外引进新鲜血液，保持种猪的繁衍延续，这样一来，平均5-8年就需要一次代际更新。
此外，由于本土的育种体系不完善，进口的好的品种也无法得到很好的保种、繁育、改良，使得每次种猪进口都成为“一锤子买卖”，进一步加剧了对进口的依赖。
猪肉是国人餐桌上的“肉类之王”。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每人年猪肉消费量达32公斤，超过6成的肉类消费都是猪肉。如此巨大的消费量，一旦供应受限，就容易被扼住咽喉，后果不堪设想。
目前全世界种猪繁育技术主要被美国、加拿大、法国、丹麦等少数国家垄断，因此在这方面，我国面临和芯片类似的困局。
不仅如此，多年来的不断引种也使得我国商业化种猪的群体留下大量血缘不清的杂种，导致本土的一些地方良种混杂，甚至消失。
农业部曾经做过统计，中国“土猪”一共有90个地方品种，但横泾猪、虹桥猪等8个品种的猪已经灭绝，岔路黑猪等5个品种濒临灭绝，还有25个品种面临濒危，个别猪种的存栏量甚至比大熊猫还少。
刘永好表示，“洋芯片”没有本土化，“土芯片”又低效濒危，“杜长大”等曾曾祖代种猪长期依靠进口，直接影响了我国在非洲猪瘟冲击后产能恢复过程的质量、速度和效益，极大地制约了我国猪肉的供应及养猪产业的发展。
近两年，我国生猪行业正处于急剧变革阶段。行业在迎来百年不遇的“暴利时代”的同时，也面临着养殖成本的大幅度上涨，而等到潮水退去，市场竞争的本质还是要回归到成本竞争、技术竞争。
中国畜牧业协会猪业分会副主任石守定表示，在饲养成本提高、利润空间下降背景下，提高种猪的生产成绩是提高养猪效益的唯一出路。而养猪效益能否提升取决于种猪繁育和饲养成本，而前者占比更大。
3
翻身仗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的种猪繁育逐渐发展起来。到今天，中国种猪的自给率已达到94%的水平，基本可以实现独立育种。
截至2019年6月，我国已建成国家级地方猪遗传资源保种场55个、保护区7个、国家家畜基因库1个，各地也建设省级地方猪保种场(区、库)80余个，地方猪遗传资源保护能力和保护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虽然我国的种猪繁育种类和数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也不可否认，国内种猪的质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客观存在的。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王立贤就指出，我国的种猪育种还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育种体系不够完善;新技术的应用滞后;测定基础薄弱;育种投入少，持续性不强;疾病威胁严重;地方猪资源的开发利用不足等方面。
对此，刘永好提出三点建议：
首先，尽快出台“中国种猪”重大项目研发和推广后补助政策，以“企业先投、国家补助”原则鼓励种业企业积极投资发展种猪研发、基础设施、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攻关项目，在具备相关能力的情况下申报攻关育种项目，国家按照相关标准评估确认后给予补贴。
其次，对核心育种场、保种场提供非瘟防控用地支持，保障祖代种猪场的生物安全和运营能力。
最后，鼓励种业企业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引技”“引智”结合，奖励跨行业跨国攻关“猪芯片”的紧缺人才。
全国政协委员沈南鹏在今年两会的提案中建议，支持开发地方特色优质品种并申请地理标志产品，促进本土种源保护和良种选育。一方面建立濒危、地方品种育种保护区，另一方面设立专项，支持科研院所、种企、电商共建商业化育种中心，改良濒危、地方品种。
2020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又对“打好种业翻身仗”做出顶层设计。其中提出，要对育种基础性研究及重点项目给予长期稳定支持、加快实施育种重大科技项目、支持龙头企业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研究重大品种研发与推广后补助政策、促进育繁推一体化发展等。
对此，李景辉表示，从政策密集出台的程度看，国家这次是下了决心。随着企业为主、国家扶持的育种体系逐步建立，政策红利的逐步释放，相信这次有望赶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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