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中文台2006年6月2日的《口述历史》节目，和2007年4月的《凤凰大视野：回顾合作医疗的衰败》，都介绍过覃祥官，和他首创的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想写点什么，一来是向这位大德表示敬意，二来是想籍此对取代了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公费医疗的所谓医疗改革（俗称医改）进行剖析批判。由于俗务缠身，加上固有的惰性，所以迟迟没能付诸实践。覃祥官的辞世，犹如当头棒喝，我终于意识到，再不有所行动，就会良心不安了！
一、
覃祥官是湖北长阳县人，1933年8月出生。家贫仅读3年私塾。1964年，所在乐园公社党委送他到中医进修班学习，翌年4月学成归来后，担任公社卫生所医生，切身感受到农民无钱治病的痛苦，好多人“小病拖大，大病拖垮”。于是覃祥官1966年辞去卫生所的“铁饭碗”，到杜家村大队卫生室担任拿工分的赤脚医生。当年看过小说或者电影《红雨》的朋友，一定会对赤脚医生这个名称感到非常亲切。
这一年8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乐园公社杜家村卫生室”在一栋普通的土家吊脚楼里挂牌了。从此，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村里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平提取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老痼疾病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需交5分钱挂号费，吃药就不再花钱了。同时，以 “三土”（土医、土药、土药房）、“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为特点，村卫生室和村民小组土药房都开辟药园，种植大量常见中草药。做到“有病早治、无病早防”，体现“出钱不多，治疗便利；小病不出队，大病不出社”的好处，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
杜家村大队首创合作医疗的消息不胫而走。乐园公社向县卫生局汇报后，迅速在全公社6个大队推广。
1968年，毛主席在看过有关乐园合作医疗的调查报告后，连声称赞。《人民日报》随即对此进行报道，并配发编者按说，“合作医疗制度是件新事物”，覃祥官是位“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不久，全国各地5万多位代表，先后来这里参观学习。乐园当时不通公路，人们下车后要步行40多公里。在崎岖的山道上，参观者络绎不绝。一年后，全国95％以上的农民都参加了合作医疗。
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在考察报告中说：“中国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范例”。
文革结束后，合作医疗曾被写进1978年3月5日由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第三章第五十条：“劳动者在年老、生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逐步发展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等事业，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
然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现了一场席卷全国农村的生产关系大倒退——把已经建立起来并已相当成熟的农村合作社拆散，将农田和生产资料瓜分一空，搞起了所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一伙为了证明他们当年反对合作化道路主张的正确性，不惜倒行逆施。中国农民在尝到了杀鸡取卵的短暂甜头之后，很快就陷入接连不断的困境中了！
因为分田单干，农业的机械化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倒退；农村的水利建设也因此被荒废；农村合作医疗也迅速萎缩，乐园公社集体的500亩药田也被分配到户，覃祥官精心饲养的5头梅花鹿被放跑了，20多只獐子也逃了。以湖北省为例，农村合作医疗1978年覆盖率达98.8%，1985年仅为4.6%。据统计，到1989年，实行合作医疗的行政村只占全国行政村总数的4.8%。
乡镇卫生院因为没有国家财政的支持也陷入困境。在覃祥官居住的村庄，出现了几年看不上病的老人。农民看病成为一个难题。在长阳县，更有40%的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即使二十多年后接受采访时，覃祥官回忆到此，仍禁不住潸然泪下。
覃祥官另一值得世人尊敬之处，是不忘农民本色，不贪恋权位。出访菲律宾归来后，他被任命为湖北省卫生厅副厅长。他上任后，把工资全部寄回家乡，继续拿工分。三个月后，他不顾挽留，毅然辞官还乡，坚持为乡亲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如今，这位“农民厅长”与世长辞了，他给社会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也给我们每个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他将被世人特别是中国农民所永远铭记。
二、
与农村合作医疗相对应，当时中国城镇实行的医疗体系是所谓的公费医疗。
以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在的北京空军大院为例，我们军人子弟（即家属）每人都需办理一张医疗证，半年1.80元，全年3.60元，这笔钱由自己承担。每次看病只需0.05元的挂号费，余下的一切诊治费、检查费、药费、手术费、住院费等都不用自掏腰包了！一般的小病，就在大院的空军门诊部诊治。大病则由门诊部转院到空军总医院诊治。门诊部为我们每个人建立病历档案。我76年和78年曾经因静脉曲张两次入住空军总医院手术治疗（76年那次还有幸领教了针刺麻醉，结果是以后绝对不敢尝试了）。出院结帐时，父母只需为我缴纳伙食费，记得是0.87元/天，伙食标准是每餐2菜1汤，和空军地勤人员的标准一样，反正比大院学生食堂的伙食强多了！
直到八十年代我读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时，依然享受类似的公费医疗。一般疾病在清华校医院诊治，顽疾大病等则由校医院开具三联单转到合同医院——北医三院（今日之北京医科大学，好像后来划归北大了），我们只需支付极少的挂号费，仅此而已。
所以，那时的城市居民虽然物质生活不够丰富，但是没人担心上不起学（小学学费每学期2.50元，中学每学期5.00元，大学免学费、住宿费且每月有5元的书报费，并根据家庭收入状况提供助学金），更没人担心看不起病、住不起医院，“小病拖大，大病拖垮”。显然，那是一个远比今日中国更加公平的、更有保障的社会。
先母1981年不幸患上结肠癌后，先后采取了手术切除，化疗，放疗等治疗，并经中医调理。其后，每年都到医院检查身体，有时还会到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著名医院做检查。这些费用，全部由单位承担。1993年，先母因股骨头疼痛不已，被确诊为癌转移——骨癌。曾先后到北京数家医院诊治、住院治疗，自此直到1995年5月先母辞世，开销不菲（包括我数次从广州等地为先母买药的高额费用）。所幸当时医改还未遍及到先母所在单位，否则我们一家别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了，就是我们做儿女的卖血卖肾，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啊！
三、
如今，这个一向把事关国计民生、百姓福祉的经济体制包括医疗体制当成玩具捏来揉去的政府，不得不承认，这场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把“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作为初衷，以市场化、政府逐步退出医疗事业为目标，最后演变到以纷纷出售公立医院为高潮的医改闹剧，“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于是最近又准备进行新的一轮医改，并正在向社会征集意见。
然而，正如我在《农村的出路在哪里？》一文中指出的那样：
『老子在《道德经》第六十章中谆谆告诫世人特别是执政者：“治大国，若烹小鲜。”即治理国家应遵从社会规律，不可朝令夕改、随心所欲，否则社稷不宁，百姓遭殃。
然而1949年建国以来，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的执政者是否遵循了先贤的教诲呢？如果说前30年耽误在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层出不穷的争斗、内耗上，那么改革开放之后这几十年则一次次栽在了经济基础、生产关系领域“摸着石头过河”式的胡乱试验上了！如果说物理、化学试验失败了可以重来，那么在经济基础、生产关系领域关系到全民族、全社会的“试验”（如人口政策、农村的集体经济瓦解、医改、教改、房改等等），一旦失败（有些要经过多年以后才能显现），后果不堪设想，而且很难回到起点重来了！』
潘多拉魔盒中的妖孽一经释放，世间顿时邪魔乱舞，乱象频生，再想恢复秩序谈何容易？
我们常说，制度决定态度；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坏。当人们对医改三十年来屡屡出现的医院见死不救，一切向钱看，医护人员向患者索取收受红包，医生为了多挣提成而增减检查项目、乱开药、开贵药等等恶劣行径深恶痛绝之时，不仅要问，这一切罪恶的源头究竟在哪里？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理论就是以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为前提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单位（企业和个体），无不以最大限度地赚取盈利为首要目标。吴敬琏等所谓的经济学家在竭力鼓吹和捍卫市场经济并否认剥削与市场经济的关联性时，他们恐怕连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都没弄清！当医疗机构被推向市场，财政不再予以扶持，医院必须和企业一样自筹经费、自谋生路、自负盈亏时，当医生需要像企业的业务员考核销售业绩一样考核处方金额、住院费、治疗检查费用时，上述罪恶的源头也就显而易见了！在这种体制下，要求医院不计较盈利得失，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本身就违背了医疗机构正在实践的市场经济法则。
说得难听些，医改就是逼良为娼。我们能责怪那些被迫卖淫为娼者吗？
这次始自美国华尔街的金融海啸，迅速冲击到欧洲的英法德比荷甚至冰岛、东欧，但是我们几乎没听说斯堪的纳维亚的那些国家，比如挪威、丹麦、瑞典和芬兰这些施行社会民主主义制度的高福利国家遭到了较大冲击。我二十多年前就极力推崇的第三条道路，即改良的社会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因为曾经被革命导师列宁批判为修正主义，因此被我们那些列宁的徒子徒孙们所不齿。我们甚至可以不争论姓社姓资，对弱势群体的剥削压榨可以甚于摩登时代的美国和圈地运动时的英国，可以放任基尼系数高达0.47，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但是每当社会上出现反思、研究社会民主主义的动向时，立刻就会遭到围剿。说白了，这依旧是慈禧太后“宁与外寇，不与家贼”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如今，社会主义已经名存实亡（尽管我们依然挂着有特色社会主义的羊头，卖着权贵资本主义的狗肉），资本主义正在应验马克思当年的预言——尽管它来得迟了些，而笑到最后的会不会是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呢？
四、
我们三十年医改，仿效的主要楷模是美国的医疗体系。而美国的医疗体系，就是在西方社会也因为问题成堆而广受诟病。
1993年5月，全国医政工作会议对医疗服务是否应市场化发生了严重争论。哈佛大学教授萧庆伦闻讯后从美国飞到中国，专程向卫生部部长陈敏章进谏：“中国千万不能走美国的路，美国医疗业的商业化太严重了，普通美国人苦不堪言。”
不久前，半岛电视台专门制作了一期专辑，深刻剖析美国医疗体系之问题。节目走访了很多没有医疗保险或者无能力参加医保的社会各界人士，听取他们的苦衷。
在《美股评论：六诺贝尔经济学家向新总统建言》一文中，保罗-克鲁格曼和其他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家几乎都专门提到了美国迫切需要解决医疗体系存在的严重问题。这再一次印证了我们所追随的美国式的医疗体系本身也是一塌糊涂。
我1996年——98年期间，因公常住阿曼。这个1973年独立，1975年开始第一个5年计划的国家，政体基本上属于君主立宪，经济上则为混合经济，私有经济发达的同时，国家牢牢掌握着石油天然气等经济命脉。财政上实行低税收、高福利。每个公民，从摇篮到坟墓，都能享受公费医疗的保护。类似于我小时候在空军大院时所享受的医疗福利，每个阿曼公民每年只需象征性地缴纳极少费用，就能办理医疗卡，然后凭卡看病治病，个人无需承担任何费用。
如果某阿曼公民的疾病在本国无法医治，确实需要到外国医治，那么该患者往返外国治疗的一切费用，全部由公费医疗承担。而且该患者还可指定一位亲朋陪同前往，费用也全部由公费医疗承担。
当我获悉这个曾经落后贫穷的小国，竟然在独立后二十多年里就创立了一套令外人羡慕不已的社会保障体系时，不禁感慨万千。我们也曾有过这样的幸福和骄傲。而这幸福和骄傲正在被蚕食。
生活在阿曼，你的平均收入未必比美国人高，你的住房、汽车未必比美国人豪华，但是你无需为医疗、教育、住房、失业担心。哪个社会更加和谐安定，谁的幸福指数更高？这还用分析研究吗？
五、
医改三十年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中国的教育经费占世界的1%，卫生经费占世界的2%。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指出：中国的国家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为全球倒数第一。（《法制晚报》2006.6.27）。
覃祥官首创的农村合作医疗在1976年WHO大会上受到了广泛好评，被WHO誉为发展中国家的楷模。三十年后，伴随着医疗市场化的改革，中国的卫生公平性却在世界191个国家中位列倒数第四，政府曾经提出的“到 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到2000年在多数地区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都未兑现。2005年，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被850万党政干部所占用（《社会科学报》2006.11.9）。从1991年至2000年，政府拨付的合作医疗经费全国农民分摊下来每人每年仅1分钱（《当代中国研究》2003.No.4）。据北大医学部2005年对河北的调查，农民从新型合作医疗中得到的报销额仅为大病花费的8%（《社会科学报》2006.2.2 ）。卫生部一位副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中西部地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院、死在家里的人估计有六到八成（《深圳商报》2005.7.30）。
对此现状，民众形象地归纳为：房改是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
六、
今天，当我缅怀“农民厅长”覃祥官的丰功伟绩、批判三十年医改之深重罪孽时，我想用北岛那句名言结束这篇文章：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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