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是我们党成立90年来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也是新时期应对新挑战、夺取新胜利的根本要求。应对新挑战和新考验，就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真诚倾听人民的呼声，真实反映人民意愿，真情关心人民疾苦，真正代表人民利益。 如何倾听人民呼声？如何代表人民利益？党员领导干部只有真正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才能把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落到实处，才能密切新时期的干群关系。 近年来，各地相继推出了形式多样的干部下基层举措，本刊记者深入重庆、云南、湖北三省市就新时期干部下基层的活动进行了采访，就新时期干部下基层拜人民为师的创新性、制度化和可持续问题进行了调查。
资料图：湖北咸宁市桂花镇柏墩村木梓坳李家湾的李丰永（右二）对前来走访的干部伸起大拇指（4月19日摄）。新华社记者 郝同前摄 把根扎深 翻开报章，重庆的“三进三同”全面推进，湖北的“三万活动”进村入户，云南的“新农村指导员”实事实干……一时间，干部下基层热浪阵阵，扑面而来。 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这是我们须臾不可忘却的根本。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本本主义，这是我们须臾不可忽略的危险。如何去培固根本，抵御危险？如何把干部下基层的传统激活创新，把下基层的路子走得更加坚实更加宽广？ 日前在重庆采访，记者结识了一位亲历“三进三同”的市委干部。攀谈起这段实践，他的感受丰富真切，在偏远贫困的巫溪县，有“乐和家园”，有“文化民生”……话题如泉涌而来，还热心提供新闻线索，邀请记者深入采访。从他深深的关切牵挂中，我读出了一个“新巫溪人”的责任和情怀，也读出了重庆“三进三同”活动中蕴藏的一些深意和启示。 没有发展理念的转换，就难有深入基层的动力。毋庸讳言，这些年来，经济建设上去了，生活水平提升了，但是，不少地方的干群关系却疏远了，矛盾冲突却增多了。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的缘由是一些官员的发展理念出了问题：目中有数，胸中无人。在GDP第一的发展主义导向中，“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下去不下去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于是，我们在市场经济中更多地看到政府的创造、资本的创造，改革初期那种热气腾腾、风生水起的群众性创造很难再现。我们在官员交往中更多地看到“傍富商”成了时尚，当年那种访贫问苦“结穷亲”的情景不复多见。我们在区域发展中更多地看到做大城市的澎湃激情而少有复兴乡村的扎实功夫。一些干部下乡了，讲起话来也常常是一口的“洋腔洋调”，不会讲百姓的方言土语，不会拉百姓的生活家常。这样，如何摸得到群众的脉搏，贴得近群众的心窝，学得到群众的智慧？总以为自己有了“硕士”“博士”的文凭，有了“去过许多国家”的经历，对世情、国情可能知之甚丰，但是，对乡情、民情又吃透几分？有作家讲，在世风浮躁的当下，要学会用皮肤去感受生活。对官员言，更要学会用心灵去体验民生。群众中产生着日益丰富的新的需求和新的期待，需要我们去倾听、去满足，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发展进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需要我们去呵护、去开发。 重庆坚持“民生导向”的发展转型，对于“三进三同”是一个倒逼，也是一个动力。 没有执政伦理的建设，就难有深入基层的自觉。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政府利益意识的凸显，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正确处理日见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日见增多的利益冲突。无疑，在企业改制的进程中，在“中国制造”的崛起中，在工业化、城市化高速推进引发的征地拆迁冲突中，付出最大成本、承受最深阵痛的，是普通民众。一些地方与民争利、利益倾斜的政府作为，正悄悄地侵蚀着民生关怀的执政文化，疏离着亲密无间的干群关系。一些基层官员“雷人”语言层出不穷，竟成官场一大景观：“局长很不值钱是不是……你随便的一个群众就打我电话？”“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权力傲慢已到如此地步，何谈对百姓的鱼水之情和敬畏之心？ 德性重于才干，良知先于发展。“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还得从根上问起，扎根、深根，首先还是寻根。我们共产党人、各级干部的思想深处，永远不可颠倒：是人民推动着历史的前进，是人民创造着发展的奇迹，是人民哺育着我们的成长。永远不可忘却：只有在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中，才有生生不息的力量，才有蓬蓬勃勃的生机，才有无限光明的前景。脱离人民，我们就什么都不是；伤害人民，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每年都要多干几件实实在在的事，不断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这就叫‘积德’。”重庆市委领导提倡的“积德”观，就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执政伦理。 没有干部制度的跟进，就难有深入基层的长效。重庆市率先开展的“三进三同”活动，一开始就在“红头文件”的规范下进入常态化轨道：全市机关干部每年一周、新提任领导干部和新招录公务员在试用期内用一个月时间，参加“三进三同”。且每年定期回访一到两次。最为关键的是，市委将“三进三同”效果作为任用干部的考核指标。多年习惯的单一对上负责的工作思维开始转换，多年倡导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建设加快进程。什么叫政绩？什么叫优秀？下基层的干部解读得更为真切，体会得分外深刻。我们过去也讲充分尊重民意，也讲扩大公众参与，但是，群众不了解你，不相信你，不亲近你，何来真实的民意？何来有效的参与？当然，防范、化解脱离群众的危险的治本之道，还在于切实保障公民权利，推进社会治理变革，加快民主政治建设。只是，我们也应清醒认识，从现实出发，以政治动员的方式、干部制度的跟进，探索新型社会管理方法，推动机关干部走下高楼，接上地气，从与群众同甘共苦中触及灵魂、锤炼党性，去培育“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伦理，建设“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的政治文化，同是执政之要，也是当务之急。 人民群众是深厚的土地，共产党人就是生长的大树。把根留住，把根扎深，才能风摧不倒，雷也难轰。（苏北） |
亮点：新时期的创新之举
湖北：万名干部“进村赶考”
3月23日，鄂渝交界的巴东县城已是春意盎然，而海拔1200多米的茶店子镇阡山村仍是白雪皑皑。
在阡山村一个仅住着8户人家的“王家老屋”湾子，一位中年妇女穿着胶鞋，带着七八位干部一一叩开村民的家门。村民谭大成没想到这种天气还会有客来，听说来的女客竟然是县委书记李洪敏，不由得激动中带着些不安。
李洪敏倒是很随意，坐下来跟老谭聊起家里的困难。了解到谭大成父亲患病，妻子早逝，女儿还在读小学，日子比较清苦，尤其是缺少家的温情时，李洪敏说：“有条件的话找个伴儿，帮你撑起这个家，也给女儿找到母爱。看看有什么我能帮你的，你尽管说。”老谭听着眼睛湿润了。他没想到，女县委书记说的竟然跟自己亲妹妹说的一模一样。
从3月起，湖北省211家省直机关、大专院校、国企以及17个市州、92个县市的直属单位、企事业单位中派出的18317个工作组、75111名干部，加上乡镇参与干部，共计11万人，深入到全省26018个村、1062万个农户展开走访、座谈、调查，广泛宣传党的惠农政策，并结合基层实际、群众需要和部门职能兴办实事，帮助驻点村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促进农村发展。
“‘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活动’（以下简称‘三万活动’）突出四项重点：民情民意在一线掌握，党的政策在一线落实，干部作风在一线转变，科学发展在一线体现。”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农办主任刘田喜介绍说，与以往干部下基层不同，“三万活动”强调两个全覆盖，即工作组覆盖全省所有村，工作队员足迹覆盖全省所有农户。
在“三万活动”中，湖北省广泛推行松滋市的“六法”访农户经验，即“早晚走访农忙户、随机走访农闲户、发函走访空巢户、反复走访上访户、预约走访示范户、重点走访困难户”，建立工作台账，登记造册，逐户落实。针对偏远山区农户，工作组自带干粮，翻山越岭，也要户户访到。
湖北省委常委张昌尔说，他在大悟县玄坛村走访的体会就是，访民情既要“身入”，更要“心入”。玄坛村五组组长席明丽外出打工后返乡照顾孩子，白天说话并不多。晚上工作组与她全家围坐在一起谈心，吃住和劳动也在她家。席明丽逐渐解除了顾虑，把家里事、村里事、心里事都谈出来，还请工作组帮她出主意当参谋。
为了动真格，孝感市孝南区倡导干部在“三万活动”中做到“五去五换”：去茶杯换水壶、去西装换便装、去皮鞋换球鞋、去皮包换布包、去官帽换草帽。看到头戴草帽、脚穿球鞋的工作队员来到乡间田野，黄榨村支书黄伦宝感慨：刚开始以为城里的干部只是下来体验生活，没想到真驻下来了，真心要为百姓办实事。见到这样的干部，我们感觉没距离。
记者点评：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面对深刻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面对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需要正本清源，为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寻求强大思想动因。“三万活动”以制度化要求干部全面掌握群众所思、所困、所恶、所盼，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发展好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是动真格。
重庆：“三进三同”转变干部作风
说到下基层，在重庆有个关于“电视机说明书”的故事。
在永川区财政局办公室李杰的抽屉里，一直存放着一张从电视机说明书上撕下的旧纸片。上面留着一个孩子的笔迹：“亲爱的永川财政局叔叔阿姨们，谢谢你们给我的帮助，我一定会听你们的话，好好学习，好好做人。”落款是：永远感谢你们的刘小军。
永川区财政局在干部下基层的“三进三同”活动中，毫不含糊。已经50多岁的李杰带着几个新来的大学生来到朱沱镇福良村，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和老乡闲聊中，他听到了小军父子的故事。
小军的父亲刘大立受伤致残后，家中不但断了生活来源，还因为看病养伤欠下了许多债务。小军的母亲也丢下父子俩悄悄离开了。14岁的小军忍痛离开校园，帮别人掏下水道挣钱，照顾残疾的父亲。
李杰很快找到了父子俩的家。土房里空荡荡的，只有一张饭桌、两条板凳和一张破得快要散架的小床。小军面色蜡黄，手掌粗糙干裂，满是老茧，怎么都看不出来是个少年。很快，李杰给小军带去了新课本，送上了捐赠款，又捐赠了一台电视机。
李杰一次次跑学校，经过多次沟通，小军终于回到了同学中间。李杰的举动令小军大受感动。他开始非常努力地学习，因为“要对得起李叔叔”。期末考试，小军成绩大幅提升，竟然取得了全年级第3名的好成绩。为了要给李杰写一封感谢信，找遍了家里却没有一张可用的纸，小军又舍不得用新书本，于是就在新电视机说明书背面一字一句写下了这封特殊的感谢信。
为满足群众之热望，一套“倒逼”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联系服务群众的强力措施——“三进三同”，正在重庆火热推行。“三进三同”是指机关干部每年一周、新提任领导干部和新招录公务员在试用期内用一个月时间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带着“把群众当亲人”的热情和使命，两年之间，25万人次机关干部走进田间地头，握起农具干活，端起粗瓷碗饮水，群策群力帮农民解决出行、饮水、就业等民生难题。按照刚性规定，他们一律不准事先“踩点”；一律吃农家饭、睡农家床；每人每天按不低于25元的标准向农家交伙食费；干部和农户要“结穷亲”，穷亲不脱贫，帮扶不脱钩。
“让机关干部在基层实践中磨砺党性作风，向群众学习，从实践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从群众的需求中明确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和方向。这项活动将长期坚持下去。”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存根这样说。
记者点评： 古人云：“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现在只有“家门、校门、单位门”经历的“三门干部”为数不少，亟待下基层熟悉情况，了解群众之所需。只有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才能实现“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 重庆的“三进三同”活动正在进行，并且将长期坚持下去。此举值得称道。
云南：一村一名指导员，一乡一支工作队
2008年2月，杜文龙作为云南省第二批新农村工作指导员，被派到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燕门乡拖拉村担任新农村指导员。
近年来，云南省委针对农村基层力量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有放缓趋势、年轻干部亟待培养锻炼等新情况和问题，从全省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和中央驻滇单位选派干部，到全省建制村（农村社区）担任新农村建设指导员，以乡（镇）为单位组建新农村建设工作队，形成了“一村一名指导员、一乡一支工作队”的格局，强化服务“三农”能力建设，实现了服务乡村“三农”全覆盖。目前，已初步探索出一条以村为重点，以办实事好事为载体，以工作队和指导员为基础，以组织体系为保障的服务农村新模式。至今年，全省共下派五批近70000名干部驻村担任指导员，组建工作队1300多支。
“走村进户，看到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观念陈旧、发展缺乏动力、致富没招的现实状况，这让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力所能及地为村里办点实事。”杜文龙说。
和杜文龙的情况相似，近5年来，许多新农村指导员在各自派驻村，深入到田间地头，与老百姓促膝谈心。
广大指导员吃住在农村，工作在农村，与农民群众朝夕相处，了解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所思所盼所忧，积极争取上级部门、派出单位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千方百计为驻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多方面支持驻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截至2010年底，云南省前四批指导员共向2051.56万人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走访农户766.42万户，完成驻村摸底调查89887份，制定驻村工作计划61488份，帮助驻村制定和完善各项制度97226个。
特别是在2010年的抗旱救灾中，广大指导员积极投身抗旱救灾第一线，哪里灾情最严重，哪里就活跃着指导员的身影，哪里群众最需要，指导员就将援助之手伸向哪里，他们成为云南抗大旱保民生促春耕的一支重要力量。
记者点评：基层是实践的前沿，是思想创新、政策创新的源头，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机关干部只有熟悉基层，才能制定符合基层实际的政策；只有经过基层历练，才能具备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云南省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选派干部深入基层，和村民一道解决实际问题，并形成了“一村一名指导员、一乡一支工作队”的格局，这种以组织体系为保障的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模式给人以启迪。
成效：干部群众双受益的生动实践
各地开展的干部下基层活动形式多样，声势较大。然而，群众是否满意？参与干部自身能力及素质有无提升？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办实事，基层群众广受益
从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沿德维（德钦县至维西县）公路行驶约70 公里，在澜沧江东部半山腰有个静谧的藏族村庄，这就是燕门乡拖拉村。全村有15个村民小组、285户、1315人，村民中以藏族为主体。由于整个村庄处于高山区、二半山区，该村耕地面积少，农作物品种单一，农业产业发展滞后，加之山高坡陡，自然条件恶劣，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薄弱，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该村是燕门乡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广的村子。
杜文龙作为云南省第二批新农村工作指导员，被派到拖拉村担任指导员。在与村民的深入交流中，他了解到，拖拉村基础设施薄弱，不但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而且成为制约该村发展的瓶颈。必须首先从基础设施建设入手，尽力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杜文龙协同村两委班子，将解决交通闭塞问题作为建设新农村的突破点，经多方筹集资金建设，最终使20户以上的村寨都修通了简易公路，共新修通村公路14公里，并形成环绕全村的公路网，使该村群众彻底告别人背马驮的传统生产生活模式。
在云南，同杜文龙一样的广大新农村工作指导员俯下身子，深入村寨帮助农民增收致富，在争取项目资金、理清发展思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抓好农民培训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以指导农户加强田间管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为例，今年以来，仅德钦县的指导员就协助各乡镇推广种植葡萄605亩、核桃4685亩，组织劳动技能培训30场次，参训人数1790人次。“指导员不仅组织藏族群众学习核桃嫁接技术，还教大家用新的科技手段种植稻谷，为我们解决了许多困难、办了很多实事，群众都很满意。”德钦县霞若乡党委副书记次里品初说。
记者在重庆采访的时候也不时听到各种机关干部下到基层为老百姓干实事的例子。
合川区委组织部部长郭小忠住到最偏远的联珠村，帮助八旬老党员宋安富修房子、治病；荣昌县检察院检察长梁经顺来到偏僻的昌州村，为孤儿周星星筹资盖房，帮他重返校园；九龙坡区编办主任李登富和因病致贫的农民廖兴文“结穷亲”，一手为他修鱼塘、买鱼苗，授之以“渔”；交巡警女子特勤支队队员张菂西成为留守儿童孙立的“干妈”，主动挑起了送孙立奶奶看病的担子……
3月12日，湖北省委、省政府发出了《致全省农村乡亲们的一封信》。信中指出：“‘三万活动’要自始至终置于农村乡亲们的监督之下。有没有按要求走村入户？有没有耐心听取意见？有没有按纪律要求办事？这些都要请你们来评判，你们是干部下基层的主考官。”
湖北省阳新县太子镇71岁的老党员李朝业感慨：原来以为村里来了“观光队”，没想到这次做到了“三个真”——真住下来了、真心了解情况、真想为群众办实事。团风县村民徐再明主动把儿子准备结婚的新房、新床让给工作组的干部住。
“始步新五年，‘三万’驻我村。伏案伴夜蚊，促膝访民情。分明外来客，浑然一家人。耄耋抚银须，情怀老红军。”武汉市汉南区东荆街滩头村村民周明刚通过这首诗表达了对深入基层干部的充分肯定。
接地气，干部作风能力素质在提升
“4月13日，星期三，多云。在二组碰到了五保户李运要夫妇，老李今年68岁，腿有残疾，妻子63岁，智障，无子女。两位老人热情地把我们带到自家屋内，这是一间破旧的土坯房，往屋里一看，才对‘家徒四壁’这个词有了真正的认识。进门是一口灶，然后就是一个案板，案板后是一张木板床。家里惟一的电器就是一盏电灯。说到困难，老人说，去年两人共领取了1600元五保金、两壶油和100斤米，生活还算有保障。当天变天了，呼呼地刮着风，看着老人单薄的衣服，我没多想就脱下自己的外套，递给老人。老人赶紧说‘谢谢！谢谢！你们远道而来，莫着凉了’。我的泪水再也克制不住，一下流了出来。同行的同志见状连忙拉着我离开了。上了公路，我回头时，看到老人还站在村头望着我们渐行渐远的背影……”
这是湖北省政协民宗委办公室驻村干部卢嘉莉在自己的《民情日记》中的一段记录，此次驻村下访令她印象深刻，更感到肩头的责任重大。
机关干部带着热情来，带着感动去。随手翻阅重庆机关干部参加“三进三同”的心得体会和调研报告，“震撼”和“责任”出现的频率最高。黔江区委副书记张学锋写道：“看到‘穷亲戚’这么困难，感到一种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九龙坡区文广新局副局长唐力感动之余，把孩子带到“穷亲戚”家做客：“让下一代好好看一看、想一想，社会还需要什么。”
在重庆，干部下基层联系群众，产生了明显成效。“三进三同”中，干部经过在基层的调研，撰写了党性分析材料和调研报告17万份，许多调研报告都是如何发展经济、文化、体育事业的，都相当有针对性。
专家表示，下基层让住在高楼大厦的城里干部虔诚地站到了山村田野中，亲自体验到了泥土之辛、锄禾之苦、行路之难，他们在宣传党的惠农政策、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中收获感动；在突破干部与群众联系方式的官僚化、联系渠道的狭窄化、联系手段的唯物质化中转变了作风；在感同身受农业、农村、农民的现状与期盼中经受了锻炼。
湖北省农业厅驻恩施工作队员李红军说，大家不顾山高路远、道路难行，顶风冒雨、不辞辛苦地走访农户。有时到偏远的村落或农户家中走访，一出去就是一整天，晚上天黑才回来。“过去时常抱怨苦与累，看到农民的现状后，感到不是组织亏欠了我们，而是我们太亏欠农民了。”湖北省委老干局军转干部宋建春说，白天走访，晚上整理笔记，经常工作到深夜，但大家毫无怨言。
共青团宣恩县委工作组成员徐兆海说：“每晚拖着疲惫的身躯上床，腿是麻的，舌头是僵硬的，心却是暖的。一方面我们为群众办了实事，另一方面我们也从群众那里学到了真本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让我们受益匪浅。”秭归县委书记罗平烺还写下了《爱民十戒书》来告诫自己和全县干部要深入群众，爱护百姓。
湖北省民宗委工作组在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乐坪镇月山村一组村民徐林家驻点调研宣传党的政策时，徐林说：“党的政策好，种粮有补贴，农村日子好过了，感谢党和政府想着咱老百姓。”他当着驻村工作组的面，郑重地向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表示要听党的话、跟着党走，要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带领群众过上更加富裕的日子。看到徐林的入党申请书时，工作组一行感慨地说：“这是我们思想上的第二次入党啊！”
探索：以制度化保障长效机制
如何保持下基层活动的长效性，这是下基层各项活动开展后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各地正积极探索以制度化保障下基层活动的长效性。
百姓心声：希望干部常下来
“看到桌子上放着的两个苹果，我的眼睛不禁湿润了。瞬间，多日的艰辛、疲惫、隔阂烟消云散。”房东江大嫂送上的两个苹果，让刘秀娟感到终于打开了大嫂的心锁。
原来，小刘随湖北枣阳市中医院工作组住到了平林镇高冲村江正秀家。刚开始，江大嫂只是点头打招呼，并不热心说话。一次小刘准备帮江大嫂拌土做种植营养钵，被冷冷地说了句：“你们城里来的会干这个吗？”幸亏同来的老周年龄大懂得多，拿起地上的大粪瓢，赶紧埋头干起来。随后几天，刘秀娟就跟着江大嫂一起剥花生、翻香菇袋、采草药……江大嫂的话匣子终于打开了。她说，没想到城里来的干部还真做实事，“农把式”像个样。
时间过得很快，现在江大嫂最关心的就是小刘和她的同事还能待多久，最担心的就是她们走了以后怎么办。“现在都像一家人似的，有什么不懂的政策，技术上有什么不明白的，有个头疼脑热的，他们都能马上帮忙解决，他们走了可能就没这么方便了。”
湖北省南漳县李庙镇沙坪村支书贾德选说，当了32年的村支书，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认真的工作组，把我们当成亲戚走，虽然我们是穷亲戚，还是真心希望多来往，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些城里亲戚带来的好处。
建章立制确保下得去、待得久
如何建立下基层的长效机制，正成为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面前现实的问题。下基层的干部也希望政策能更加明确，这样他们也能更踏实。
下派总队长，构建县乡村三级工作体系，加强对新农村指导员的监督管理——从2010年起，云南省委决定在第四批新农村建设工作队中增设县（市、区）新农村建设工作队总队，总队长从厅级后备干部人员中选派，兼任县（市、区）委副书记、新农村建设工作队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
总队长履行“指导、教育、管理、协调、督促”五项职责，还要细化具体方案，实现对各乡镇的指导与督促检查、日常管理工作相结合；在进一步加强管理工作中，实现严格纪律、落实管理制度与关心指导员生活、改善工作条件相结合。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新农村建设指导员工作。
德钦县委副书记、总队长李志武说，这是巩固前期云南省新农村指导员工作，进一步探讨干部下基层制度化、长效化的创新之举。
云南省已构建起“县（市、区）新农村建设工作队总队长兼县委副书记、乡镇新农村建设工作队队长兼乡镇党委（政府）副职、驻村指导员”的新农村建设工作队体系，使指导员坚持驻村，能集中精力、专心致志服务“三农”。“通过这项制度的建立，我们想传递的信息就是新农村工作指导员这项制度将长期坚持下去。”省委组织部负责同志这样表示。
按照省委规定，“指导员驻村、派出单位包村”。派出指导员单位的主要领导是本部门新农村建设挂钩帮扶的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单位领导每年到指导员驻村调研不少于两次。许多派出单位主要领导亲自到驻村指导工作，与指导员一起搞调研、理思路、定项目，想方设法在资金、项目上给予扶持，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解除指导员的后顾之忧，为指导员提供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通过指导员这个纽带实现了单位与村委会的直接连接，指导员通过深入调查、贴近民生的思考，为所驻村制定了当年工作计划和五年帮扶规划，单位根据计划和规划，充分运用自身掌握的资源积极帮扶挂钩村，解决新农村建设中的棘手问题。
“有了单位做后盾，我们心里就踏实了。”李志武告诉记者。
以可持续为目标打造长效机制
7月25日8点，湖北省赤壁市卫生局局长王新焕来到玄素洞村走访农户，村民普遍反映村卫生室条件差，村民看病难。玄素洞村是由两个村合并而成，有2600多口人。王新焕在实地调查中发现，由于历史原因，该村的两个卫生室租用的是两间破旧农房，与国家对村卫生室“四室一房”的要求相去甚远，就医条件十分简陋。
王新焕与陆水湖办事处的干部一起在村里选址谋划建设新卫生室。最后决定把新卫生室定在九组路边的一块空地上，初步拟定建筑面积150平方米，砖混结构平房，全部按《湖北省村卫生室设置标准》设计施工。选好址，王新焕当着村民的面表态：“村里的新卫生室将在年内投入使用。”村民们喜出望外，争着请王新焕到自家吃午饭。
事后，王新焕在工作日志中写道：“部门服务周”既让干部沉到基层了解民情，又融洽了与群众的关系。
“部门服务周”是赤壁市巩固“三万活动”成果的规定动作。它规定市直机关单位每周不少于一次深入到驻村开展社情民意调查，结合群众需要和部门职能，为群众解民忧、办实事。
根据“三万活动”中提交上来的调查分析和专题报告，湖北省着手制订了《湖北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决定》，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建立群众工作的长效机制。
湖北省“三万活动”还对群众反映的意见和问题进行分类整理，目前已形成了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民主管理和社会稳定等7大类别26个项目，交由省直有关部门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这些都是下基层活动的继续。
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指出，“三万活动”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民情大调查，一次声势浩大的亲民大行动，一次史无前例的干部大练兵。湖北省要建立做好群众工作的长效机制，把深入群众、走访民情作为一项长期的、经常性的工作常抓不懈，持之以恒。决不能风风火火一阵子，活动结束后又回到老样子。湖北还将把“三万活动”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向城市社区、工矿企业、高等院校加以移植，促进全省群众工作向深度和广度拓展。（采写：李鹏翔 屈明光 浦超 王晓磊 策划：何晏 苏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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